贺年卡
新春佳节来临，不由想到贺年卡。
曾经有一个朋友，全家人外出旅游时，在家里最显眼的桌上留下一张纸条和50元钱，上写：梁上君子，知你光顾，想来也不易，这点小钱请笑纳，但请不要翻动室内其他东西。
朋友是一介文人，家中除了若干册书比较显眼，并无金银细软，要说并不是怕贼偷，而是怕贼进了门，把家里翻个底朝天，特别是那些书。贼会以为书里面藏有东西，如果一无所获，说不定还会撕书毁书。那朋友出门数次，因此数次都留一张纸条，好在并无人光顾，但他仍然每次照留不误。
相比之下我显然是有所疏忽。那些年我住在武汉东湖旁省文联的院子里，那里比起繁闹的市中心，像汉口的六渡桥，汉阳的琴台、武昌的司门口那些地方，要清静得多。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外与一位导演商讨电影《男人河》的拍摄，这部电影的改编来自我的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突然接到省文联办公室电话，说我家中被盗，不由大吃一惊！
急忙赶回家，门前已有警察在查看，门却是大敞着，门锁被撬开了。那门是木头门，锁本是嵌进去的，眼前被人掏空了，犹如老鼠啃过，屋里的景象让我顿时后悔，没像朋友那样写一张字条。书柜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床上堆满了从抽屉里倒出的书报杂志、钢笔圆珠笔、发卡卷笔刀等等。梁上君子从这堆杂物里精心挑走了我女儿的压岁钱和当月的伙食钱，另加装有没照完胶卷的傻瓜相机，一堆称得上首饰的真假项链。这位来访的“君子”收获不大，而且最要紧的是他在没有太多收获的情况下，没有恼羞成怒撕书。
翻乱的书报中，留下了一堆贺年卡。
我心里也就没有懊丧。据到家查看的警察说，这位梁上君子的手法很是“专业”，显然是精于此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然而道非盗也。于是我也写上一张字条，放在门前，唯愿来过我家的梁上君子，不管何许人也，赶快改行做点别的，光明正大。日后见了面，我不认得你，你却认得我，大家都是普通人，相逢一笑，岂不快哉！
那天我蹲在那儿，将贺年卡一张张捡起来，那是多年积攒下来的。收到的时候看一看便放在那里，日子长了，也就淡忘了，但这时一张张看去，却是有趣得很。
各式各样的贺年卡，带着朋友们百般祝福万分情意，让人眼花缭乱，简易的、折叠的，图案简单的，一打开就有音乐奏响的；有雪花飞舞，瀑布流泻，层层转动的，五光十色。女儿也凑过来跟我一起翻看，她们学校也兴写贺年卡，有好几年她和同学相互之间乐此不疲，买卡填卡送卡，也存有好些。
我给女儿说，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贺年卡，那时住的是平房大院，小孩子成群结队，平时自己邀伴上学、玩耍，用不着大人管。逢年过节大人们见了面问声好，说拜年拜年；小孩们则是将各自家中的吃食带出来，换着吃，香喷喷的玉米花红薯片儿，自家炒的花生瓜子，也算是贺年吧。离得远的亲戚朋友会有书信往来，8分钱的邮票，把新年的祝福都粘到里面了。
后来渐渐地，年过得精致起来，书信少了，都开始用贺年卡，可以在邮局购得现成的明信片，填写地址，在背面写上吉祥，也可在书店或报亭买更花式一些的。但每年收到的贺年卡，能让人记住的却不一定就是精美的。
记得1987年岁末，我在北京参加青创会，住在京丰宾馆。京城下了一场大雪，元旦前的夜晚，纷纷扬扬的雪花遮掩了房屋道路，从窗户望出去，天地一片空寥洁白。夜里11点多，突然有人轻轻敲门，并轻轻地说：“服务员。”我心想这么晚了会有什么事呢？打开门，却是一位身着洁白工作服的女服务员，满脸怡人的微笑，递上一张纸片。却是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片，恭正地写着两行钢笔字：“祝你新年快乐！四楼服务员”。
随后听她沿着走廊一一敲着房门，然后轻轻地说：“服务员，祝您新年快乐！”我拿着那张薄纸片，心里却有厚厚的感动。事后得知此举并非宾馆有意所为，如果那样，宾馆会印制一批哪怕是最简易的贺年卡，那只是四楼的几位年轻服务员，在新年将至的夜晚爱心闪动的灵感。然而，我很想让他们知道，这张普通的纸片会被人一直保存着，每每整理书信卡片，看见它，眼睛便会随之一热。
那年刚进12月，便开始收到贺年卡，第一张贺年卡来自北京的女作家杨菁，16开，颇厚，没打开时还以为是一本画册，打开来却是一份精美的贺年卡。封面是刺绣的，大朵的鲜花，试想绣线要织在麻布上，再贴上纸，不知要经过多少道工序。我与杨菁相识多年，她这人本真率性，平时不爱写信，但每逢年节总会有记挂，贺年卡也带着她的豪放。我想着也给她回寄一张，女儿说她会做，用彩笔勾勒了小兔小狗，说兔儿善良，而那年是狗年，正好。我跟她合作愉快，我帮她粘好内页，女儿写上了一句话：“每一个梦中，都有一些温暖。”我刮着女儿的鼻子，说你这是抄人家的吧。女儿正在上小学，说不在乎是不是抄的，而在于是不是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我想小孩子说的是真话。只要能表达出一份真诚祝福就好。
年年岁岁的，自从有了手机，新年祝福的方式也就更新换代，纸质的书信基本绝迹，贺年卡之类的也都少了。但仍然会收到一些难得的祝福，在这个信息化时代里倍显珍贵。年逾百岁的老作家马识途年轻时曾在湖北恩施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曾以当年的革命经历为素材写出长篇小说《清江壮歌》，马老怀着对那片土地的深情，时常给恩施一些相识的人送去祝福。我曾在恩施生活工作多年，自认识马老之后，也好几年收到老人以刚劲书法写的“福”字，特别是去年疫情未平之时，得到马老红纸上书写的大“福”，顿感一股暖流在胸中回荡，立刻添了精气神。
还有一张特别的贺年卡来自大洋彼岸的李政道先生，也是让人惊喜不已。我曾撰写了关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始末”的长篇报告文学《粲然》，其中写到了曾担任我国首部最大科学装置项目顾问的李政道。《粲然》一书出版之后，上海交大“李政道图书馆”寄给了李先生。岁末之时，图书馆的朋友寄来一张李政道先生亲自手绘的贺年卡，正面是一束清雅的玉兰花，并写有给我的祝福。而在2022年岁末之时，再次收到了李政道先生的贺年卡，上写：“祝新年胜旧，岁欢喜，人长安”。
又是一年春节将至，令人敬仰的马识途先生已过110岁寿辰，李政道先生也已度过97岁华诞，我也很想手绘一张贺年卡，敬赠给两位先生，表达我的祝福，亦祝所有的朋友：新年胜旧，岁欢喜，人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