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千万里追随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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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西安南行30里，长安县城东侧的少陵塬下，驻扎着总参某通信团的团部和团直属队。这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肩负着重任、曾被现任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誉为“养兵千日千日用”的团队，一个将她的兵士们像星星般撒遍了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和秦巴山地的险峰峻岭的团队。我慕名前来采访。一进营院，便看到了矗立在五颜六色的月季丛中的高大的标语牌：“用延安精神育人”。这让我想到了远在北方800里的那座名城里的辉煌的故事。当天下午，在团史馆里，我了解了这个团的过去和现在，同时做出了上陕北采访的决定。傍晚时，站在少陵塬上，该团刚刚升任他职尚未离任的政治委员杨克彤，指点着被包围在营区内的长安八大名寺之首的牛头寺，盛唐诗人杜甫居住了13年半，并在此写下了“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的故居，埋葬着杨虎城将军忠骨的陵园，对我讲述着他们如何利用陕西丰富的文化古迹对团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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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吉普载着我们一行4人，在八百里秦川的平坦大道上疾驰。上午10时许，吉普车拖着一路烟尘，驰进一个宁静的小村，村里驻扎着该团一个连部。我从很远的地方就嗅到了兵营的味道，那味道在黄土的陡壁上，在小村的菜市上，在乡民们的脸上。
小小的军营里垂柳成行，果树成片，营前营后开出了一片片平展的菜地，核桃树拖着丝线般的花穗，青青的菜苗在黄色的泥土中顽强地生长。该连的连长和指导员向我们介绍着80年代初迟浩田同志巡视他们连队的情景。他当时针对连队和哨所的艰苦情况，提出了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营院和哨所建成果园、菜园和花园的口号，号召官兵们在保证完成任务的前提下，用自己的手，改变自己的居住条件，美化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许多年来，这成为官兵们扎根山沟艰苦创业的无形力量。
饭罢，继续北上。车子穿过蒲城，进入白水县境，车窗外古老苍凉的风景扑面而来，那同样古老的黄土的独特气味震撼着我的灵魂。为了给前边的白水雷牙哨所的战士买点礼物，我们乘坐的吉普车停在白水县城中心的十字路口。我趁机与路边一位老人闲聊，问起雷牙哨所，老人说：知道，那两个娃，有名得很，连我们县委书记都去给他们送金匾哩！
白水雷牙哨所距县城据说有40公里，路况很差，折腾两个小时才赶到。隐藏在黄土沟壑中的哨所，只是两间孤零零的小屋，一圈黄土的院墙。两个衣帽整齐的战士肃立在黄土墙前迎候我们。小院中有一株粗大的核桃树，战士说是第一任哨长栽的，院内有两小块菜地，菜苗都枯萎着。那株核桃树的树干上，用毛笔写着3个大字：“中华哨”。院墙的边上，似乎还有几株杏树。
我们向两个战士赠了书，赠了礼物，然后坐在小板凳上闲说话儿。两个战士有点拘谨，鼻子上渗出了汗水。那个年龄大一点的是哨长张双喜，河北丰南县人，1991年底入伍，1992年便来到雷牙哨所。张双喜红脸膛，浓眉大眼，牙齿雪白，今年22岁。另一个兵叫宋杰，山东莱阳人，刚入伍的新兵，今年20岁，高鼻梁，大眼睛。我看了他的相册。他有一个哥哥，正在海南岛服役。
杨克彤对这个哨所很熟悉，趁他向战士询问线路的情况和有关技术问题时，我与杨永革干事参观了哨所的一切，从床铺到书桌，从厨房到蓄水池，一切都井井有条，宛若一个小家庭。这是一种特殊的兵的生活，一种表面上看来像小孩子“过家家”游戏，但实际上却严肃而又严酷的生活。我无法想象，这两个战士怎样在这荒凉的沟壑里度过他们的闲暇，怎样度过他们的生日，怎样度过他们的节日。
战士们告诉我，他们俩负责着30.86公里的线路，每星期两次巡线，两天一个来回。也就是说他们每周里要有4天徒步跋涉在黄土的沟壑里。除了特殊情况外，他们一般是一个去巡线，一个在家看家。我的眼前浮现着这样的情景：一个兵，张双喜或者宋杰，背着器械，背着水壶和干粮，或是冒着烈日，或是迎着风沙，或是踩着积雪，翻过一道道沟，爬过一条条梁。无边的寂静里，突然响起了苍凉的歌唱，那是老羊倌站在梁峁的顶巅，放开了他的喉咙：提起那个家来家不远，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二哥哥爱上了个三妹子，你是我的心上人……歌声如突然开始那样又突然停止，羊倌继续牧羊，士兵继续巡线，但那歌声却在沟沟壑壑里回响着，久久不消散，久久地感动着你的心，唤起你心底里深埋着的感情，唤起你歌唱的愿望，于是，仿佛为了回答梁峁上的老羊倌，也是为了你自己，你也亮开了歌喉……
“你们能唱支歌给我们听吗？”杨干事对两个战士说。
于是，歌声便在这里响起来：“为什么我们大路不走走小路，为什么我们不恋闹市钻山沟，为什么我们守着清贫谈富有，为什么我们远离欢乐不言愁，为什么我们抛洒青春不吝啬，豪饮孤独当美酒。哦为什么，哦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你不说出来，我也不开口，太阳疼爱我月亮抚摸我，还有一支钢枪沉默在肩头……”
白水雷牙哨所是该团十连的一个哨所，两个战士是白水县的“全体驻军同志们”，每年春节、元旦、八一，白水县的县委书记都带着一个庞大的慰问团前来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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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天黑前赶到十一连，我们依依不舍地与白水雷牙哨所的两个战士告了别。两个笔直地挺立在黄土墙边的战士连同他们守护着的哨所转眼便隐没在厚重的黄土里。从一本详尽的地图册上知道，这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黄龙县，总人口只有4万9千。街上，有几个患“柳拐腿”病的老人在艰难地行走着。十几年前，驻扎在黄龙山的部队里流传着这样的话：“进入黄龙山，喝了黄龙水，不患大骨节，便得柳拐腿。”迟浩田同志前来视察时，在十一连连部里挥毫题诗：“黄龙山不黄，绿水清流长。大骨节何惧，柳拐腿可防。”改革开放以来，黄龙山人民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已大大改变了这里的面貌，老百姓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提高，街上那几位步履艰难的老人，当是过去生活的见证吧？
绵亘在洛河与黄河之间的黄龙山林区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奇迹，这一片被重重叠叠的黄土的巨浪包围着的绿色显得格外的珍贵。
我们在隶属于十一连的崾山佥哨所小憩后，继续北上。路边的清清溪流汩汩流淌着，无名的巨大灌木披头散发地蹲在溪水旁，柔软的枝条上，缀满了被夕阳染红了的洁白花朵。初夏的黄龙山无疑是美丽的，但让我在这交通闭塞、水质恶劣、人烟稀少的黄龙山待一年呢？待5年待10年呢？
有一个名叫张风玺的胶东籍战士，在这黄龙山上待了16年，人送外号“老黄龙”。张风玺上了黄龙山，先当炊事员、给养员，后当司务长。他当给养员时，连队没有生活车，全连吃的用的，都靠他赶着一辆毛驴车到黄龙县城去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披星出戴月归。为了多拉一点，他不在驴车上坐；为了快回连队，他与毛驴一起拉车。1986年春节前，大雪封了山，连队面临着断炊的危险，“老黄龙”赶着驴车出了山。在一个险要的路口，一头野猪向他扑来，他一闪身，野猪滑下山崖摔死了。这一年的春节，他和战友们吃上了野猪肉。
张风玺的父亲得了癌症，到了晚期，生命垂危，老人弥留之际，想见儿子一面。家里一连拍了7封电报催他回去，可部队正在执行卫星发射的通讯保障任务，实在离不开。他含着眼泪拍回了“任务紧急，实在难回”的电报。在垂危中的父亲收到这封电报，说：“那，就不等了。”等张风玺完成任务赶回家时，父亲已去世35天了。
张风玺在黄龙山呆得太久了。领导几次要把他调出去，他都谢绝了。他对黄龙的眷恋，他对国防通信事业的热忱甚至感动了连队那条大黑狗。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连队吃开了盐水煮大米，这时，那条几天不见的黑狗把一只黄羊赶进了营院。黄羊口吐白沫倒地而死，黑狗也口吐白沫倒地而死。张风玺和他的战友们吃了黄羊，埋了黑狗，埋在一棵青木冈树下。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在通信团广为流传。
在夜幕初降时，我们抵达了十一连连部。半个月亮正从林梢上爬出来，四周静悄悄，营房前的小河流水闪烁着细碎的银光。夜色美好。
4
翌日清晨，我随杨克彤政委去看了连队几年前才舍弃了的窑洞，又去看了军校毕业自愿来黄龙工作的中尉张天经和他小巧的妻子，听说了她从县城来到连队时的窘迫和失望。还听说了几年前前任连长的妻子从胶东带着孩子来探亲过年，因大雪封山困在黄龙县城半个月最后哭着回胶东的故事，他妻子当时发誓说再也不来了，但第二年又来了。
太阳升起，我们与十一连告别。连长和指导员拉住我和杨干事，悄悄地说：“能给迟浩田将军带个信吗？我们遵照着他的指示，已经改变了黄龙山营区的模样，请迟将军再来黄龙山视察。”车拐到瓦子街，高耸的纪念碑彪炳着为国捐躯的烈士，记录着那次著名的战役，鼓舞激励着红军的传人。
正午时分，我们到了距南泥湾还有20公里的付家湾。云岩河在这里甩了一下尾巴，造出一大片肥沃的滩地。滩地上，付家湾油矿的数百架抽油机正在虔诚地向大地磕头，索取着石油。在一口油井旁，有一个被几棵高大的白杨树笼罩着的小院，这小院是该团八连的一个哨所。哨所里有3个战士。哨长严西军，湖南衡阳人，21岁。赵金广，河北易县人，20岁。吴玉祥，四川江津人，19岁。我们进了哨所，忙忙碌碌一起做饭，除了问问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外，我没有多问他们别的。看着他们带着稚气的淳朴的脸，听着他们浓重的乡音，我油然想起了几十年前那个在安塞县的山林里为中共中央烧木炭的人，因为他的死，毛泽东做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能与这篇演讲稿所产生的持久深远的影响相比。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张思德却在山里烧木炭并为此而死，没有大马金刀，没有壮怀激烈，但毛泽东却说他的死“比泰山还重”，因为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在和平的年代里，并不是人人都能去拦惊马，斗歹徒，成英雄，做报告，更多的人要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工作，如站岗，如巡线，如喂猪，如做饭，如这付家湾哨所的3个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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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岭梁上，车停下。这里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落在这儿的水，一半流进渭河汇入黄河，一半汇进汉水注入长江。我们一脚踩着北方一脚踩着南方，这里是一个让人张开喉咙“啊———”的地方。我们“啊”了。群山响应，我心中情绪澎湃。因为地势，小人物也能产生大感情。
秦岭南麓，较之北麓要平缓一些，但山路还是很险要。车盘旋而下，潮湿的空气里充满树的味道。山上的植被有了明显变化，油松和紫红皮肤的桦树和绿得特别的杉树拥拥挤挤地混生着，裸露的岩石上长满青苔，泉水在林壑间叮叮咚咚地响着。突然一帘雪瀑悬挂在路边的断崖上。突然千簇万簇血红的杜鹃花烂漫了整整一面山坡。我恍然觉得吉普车像一只鬼鬼祟祟的野兽，凭着灵敏的嗅觉，在山林中寻寻觅觅。几辆满载着粗大圆木的大卡车把我从幻觉中惊醒。车几乎是跳跃着越过一段布满横七竖八腐烂树干的路。把一面被人们杀伐得触目惊心的荒凉山坡扔在后边，车轮辗压着被山泉浸湿的绿色的“路”，我们到达了二连的九号哨所。
哨长胡继敏，他的妻子刘洋，他们的女儿和跑了110公里山路前来迎候我们的二连李连长和一营陈教导员把我们迎进了哨所的小院。今日是这个周围40公里没有人烟、离连部110公里的深山哨所的盛大节日，那个4岁的女孩兴奋得满院子跑，一边跑一边吃着我们塞给她的鱼肠、鸡腿。曾经当过连队炊事班长的胡继敏为我们蒸了一锅白馒头，他的妻子刘洋在灶旁为我们烧水。
这是一个“夫妻哨”，是通信部队创造的一种特殊服役形式。该团夫妻哨多半是条件艰苦的哨所，组成形式与九号哨所一样：一个志愿兵丈夫，带着妻子和一个孩子。妻子协助丈夫完成维护线路的各项任务，每月可得部队发给的数十元津贴。我想，在这些夫妻哨所里担任哨长的志愿兵们，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更不容易的是他们的妻子和孩子。
九号哨所这个光荣的小女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便随着母亲来到了这深山老林。这个“小老兵”的童年是共和国的孩子里边最奇特的童年。这里没有电，自然没有电视机；这里山高，收音机收不到任何台。这里是黑熊深夜进门来的地方，所以哨所修成了一座炮楼形状。这“小老兵”感受到的是春夏秋冬四时变幻的山林，神秘的音响，丰富的味道，无穷的色彩，鸟、兽、虫们在四季里的嚎叫和鸣唱。那成群的蝴蝶翩飞于溪流上的情景，那雷电在林表上划破天幕的情景，那惊雷和洪水在山谷奔涌翻滚的声音，那雪漫群山时没有生火的“炮楼”上的奇寒，那四季的潮湿，那些肥硕的蚊蝇叮人时的怪痛，那断炊后盐水煮面条的苦涩，那爸爸冒雨翻越“狗爬梁”去维修线路的深夜里，妈妈独坐在昏黄的灯光里凄美的脸……哦，这个被我忘记了名字的4岁女孩！你从山东来，从河南来，从温暖和繁华里来，你将来会到哪里去？无论你到了哪里，这一段童年的经历里，都能剖出珍珠，都能淘出黄金，当然，还有对大自然的，对人类感情的独特理解。
“盛宴”在“炮楼”下的小院里摆开，大家围着一张矮脚圆桌而坐，碰响了手中的瓶、碗。那个小女孩用油手拍着小肚子，用道地的河南话说她吃饱了。阳光强烈，蝉声和山溪中的蛙鸣加重了山林的寂寞。哨所养的两箱蜜蜂，嗡嗡嘤嘤，有的爬进蜂箱，有的爬出蜂箱。
在吃饭时，我问了这个哨所的前任哨长付德茂烈士的一些情况。
付德茂，河北大城人，1978年3月入伍。入伍9年，一直在哨所工作。因为成绩突出，他立过一次三等功，受过多次嘉奖。1987年夏，山洪冲断了电缆，雷电击坏了机盘。他带着一个新战士，冒着雷雨和冰雹，爬上人迹罕至的“狗爬梁”去抢修线路，排除故障。两个人整整忙了一天，滴水没进，粒米没吃。线路修通，已是傍晚，他们回撤，因山洪暴发，道路断绝，只能攀绳过河。付德茂攀绳探路，游至离岸仅有两米时，竟松了手，被洪水冲走，牺牲了。那个新兵哭着对人说：“我们哨长其实是累死的，他连抓住绳子的力气都没有了。”这天，恰是付德茂27岁的生日。这天，也是付德茂的女儿满7个月。付德茂是遗腹子，7岁时母亲去世，他的姐姐将他抚养长大，付牺牲后，被追记二等功，副总参谋长徐惠兹同志称赞他是“通信部队无私奉献的光辉典范”。
与九号哨所告别时，那个4岁的“小老兵”在她妈妈的怀抱里，对着我们高高地举起了她脏脏的小手，高喊着，用道地的河南腔调：“伯伯，再见……”我的心像被小猫的爪子挠了一下，鼻子一阵发酸。我想到了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著名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结尾：
“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时重要的是能及时转过脸去。这时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她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样滚动着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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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夜里，在汤坪的二连招待所里，我久久难以入睡。一轮巨大的银色圆月，从陡峭的山峰后爬上来，清冷的光辉洒遍营区。从营区内穿过的子午河水，发出响亮的喧哗，河中的凉气弥漫上来，形成一道乳白雾幔。河边的机房里，信号灯闪烁着，窗上映出值班员的身影。在这静谧的月夜，在这万家安睡的时刻，被喻为“国防神经”的千万里通信线路上，有我们多少战友在辛勤劳动着。我寄情于明月，向你们传达我的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真诚的敬意。
回到团部，再次参观团史馆，我才惶恐地知道，一个星期的奔波，行程千里，我仅仅看了这个团的6个哨所和4个连部，还有50多个哨所，有的条件比我看过的还要艰苦。它们在大巴山的高峰上，在商洛山的峡谷里，在神农架的密林中，在汉江的支汊上，在黄河的拐弯处，在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上……有的哨所，要攀爬40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有的哨所，要划着小船才能进去，有的哨所，似乎伸手便可触摸天上的星辰……正是这些生活、战斗甚至牺牲在寂寞与艰苦环境中的战友，用他们的脚、手、智慧，保障着线路的畅通。
在即将返京的前一天，我与这个团的王团长、赵政委、李副团长、姜副政委、政治处李主任分别进行了交谈，这些从哨所“熬”上来的团首长都有点执拗地向我强调：他们这个团之所以能在如此艰苦的条件、如此分散的驻防情况下，几十年如一日，保持了团队的战斗力，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就在于他们时刻没忘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他们在努力培育着全团指战员对延安的亲近感情，延安的过去的故事和现在的成绩，从他们嘴里说出来，都带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色彩。
在即将离开前几个小时，我在团政治处李主任陪同下看了这个团的文艺工作队巡回到陕南镇巴地区为连队、哨所和当地老百姓演出的录相带。那里是川陕老区，军民关系亲密如鱼水，所有的演出都变成了军民同台演出。有一位80多岁的姓陈的老红军，穿着红军时代的军装，戴着八角红星帽，在台上高唱一曲《延水谣》，一群年轻的战士簇拥着他，为他伴唱。
（此文刊于1994年7月7日《解放军报》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