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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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一生中最冷酷的日子，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大唐的天空被阴霾越压越低了。除了呼啸的风雪，天地间的一切都是哑默的，整个世界仿佛冻僵了。一匹老马在冷硬的积雪里踉踉跄跄地走着，每走一步都要艰难地举起前蹄，把脚步抬高。马背上驮着一个模糊的身影，那是一个渐渐冻僵的生命，他正努力伸长僵直的脖颈，眺望远方逶迤的山峦和那条从长安延伸出来的驿道。天上的雪，地上的雪，白茫茫的，铺开了绵绵不绝的万古江山。他忽然想起了圣人的一句喟叹：“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

天地如同网罗，一个人，一匹马，又将走向何方？

一切还得从那斗柄回寅的日子说起。在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里供奉着一个神圣之物，相传是释迦牟尼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隔三十年才开放一次，供人瞻仰膜拜。唐宪宗李纯既沉迷于道家的长生之道，又信奉可以往生的佛法，到了佛骨开放之日，遂“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在唐朝对佛法顶礼膜拜的浓厚氛围中，唐宪宗迎佛骨其实并不唐突，何况天子亲迎佛骨入宫早有先例。唐突的是，当时官居刑部侍郎、颇为皇上所倚重的韩愈竟然不识时务，在一个最不适合的时间，上了一篇最不适合的《谏迎佛骨表》。若不是他横插一杠，从中搅局，这事也不一定会演变为一桩载入史册的大事。

要说呢，唐宪宗并非昏君，他登基后，把“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当作效法的楷模，一度开创了“元和中兴”之局面。但在取得了一些成就后，从唐宪宗到满朝文武都产生了盛世归来的错觉。当此时，韩愈可能是最清醒的一位大臣，他早已洞悉了这个帝国内部最缺少的东西，那就是儒家的正道，若这正道在佛老的挤对下急遽衰落，一个王朝势必急遽堕落。当一个王朝急转直下，每一个人都有失重的感觉。你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王朝正在急遽堕落，却不知如何才能阻挡其堕落。应该说，韩愈这个人的出现是非常及时的，他想要为这倾斜失重的人世间重新找回重心。

若用苏东坡的话说，韩愈一辈子干了两件大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无论传道、授业、解惑，还是立功、立德、立言，韩愈都是把“道”摆在第一位的。

所谓八代，自东汉建安之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六朝）和短命的隋朝，数百年来的战乱和分裂，把中国推进了一个“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的乱世。若要真正理解韩愈，先要理解他的《原道》，这个“道”是未经董仲舒等汉儒改造过的先秦儒家的原有之道。孟子曾总结从尧至周公以来的儒道传承规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从孟子到韩愈相隔一千多年，按照孟子的预言，应该又有兴起的王者和名世者。韩愈当然没有王者的野心，但他却有接续道统的宏愿，用王阳明的话说，那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此，他还发下宏愿：“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从“文起八代之衰”的角度看，先要透过韩愈的一段自况来分析：“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这就是说，他天性爱好文学，一直“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而当他从中悟道、明道之后又“奋发乎文章”。对于他，道，一开始就不是先入为主的，而是一种觉悟，他一方面“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一方面“修其辞以明其道”，这让他逐渐确立了“文以贯道”和“文道合一”的精神姿态。从某种意义上说，韩愈为中国散文确立了一种鲜明的立场，为信仰而写作。

长期以来，我对这个人有太多的误解，对“文以贯道”有太多的偏见。

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道，是狭义的，更是广义的。你可以不认同韩愈信奉的“道”，你也可以认可更广义的道，但道是所有的文章都必须承载的，如周敦颐所谓：“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如果徒有其文而无其“道”，哪怕再漂亮、再多的花样也是一辆空车。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说穿了就是将复兴儒学和改革文风相结合，试欲扫荡八代以来“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的靡丽文风，而他的力量就源自他信仰的“道”。当骈体文盛行于世，实乃千古文章的衰落。一个“衰”字，表达了唐宋古文家对骈文的贬斥。韩愈率先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尽管他打出的是复古的旗帜，但绝不是开历史的倒车，而是一场继往开来的文学革新运动和散文复兴运动。

诚然，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对佛老确实有太多的偏见，甚至是极端的偏执，但若要经世治国，那还真是不能把国家的命运交给这些四大皆空或消极避世的佛老来主宰，只有立足现实又积极进取的儒家才是人间正道。而当他信仰的“道”与朝政发生冲突时，你才发现他真正捍卫的是什么，这个人对信仰从来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这让他的捍卫往往会变成同皇帝和朝廷的抗争。就这样，一个王朝的命运，一个士人的命运，在令人迷醉的梵音和青烟袅袅的香火中直接相撞了，这其实是一场酝酿了数百年的风暴，突然集中在一个日子里，终于以一种激烈的方式爆发了。

这篇《谏迎佛骨表》，也是韩愈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其激烈排佛的态度与其在《原道》中对佛教的排斥如出一辙，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抨击，“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他质问，如此“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他疾呼，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对于这些愤激的辱佛之词，唐宪宗瞪瞪眼珠，忍了。

韩愈又指责“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群臣和御史大人们咬咬牙，也忍了。

但这厮千不该万不该说什么历朝信佛的皇帝皆“乱亡相继，运祚不长”，还说什么人主奉佛就会短寿。而上古先王未有佛法，却皆是长寿之君，“帝舜及禹，年皆百岁”，而至“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又如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这不是诅咒唐宪宗不得好死吗？

最后，韩愈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而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龙有逆鳞，触之必怒！看看，听听，你一个人臣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一个天子还能容忍吗？好，你这厮既然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成全你吧，唐宪宗一怒之下，竟然要对韩愈处以极刑！那所谓的“道”或信仰，在皇权之下是如此不堪一击。

然则，匹夫之怒，亦如掀雷抉电。按说，一个年届天命的儒家士大夫，好不容易当上了“玉带悬金鱼”的高官，过上了悠游富贵的日子，实在不该如此唐突，如此冲动。但这个人每到关键时刻，总有那么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从骨子里，从胸腔里，喷薄而出，那是一股足以裹挟他一生的气势和力量。而此时，韩愈已经死到临头了，那苍老的身体就像一根被雷电劈过的树干，却依然挺得笔直，哪怕远隔千年，那棱角分明的面孔和白发萧瑟的头颅依然清晰可辨。他没有再为自己辩护，只等着引颈就戮。

这颗花白的脑袋最终没有被一刀砍掉，还能长在那倔强脖子上，先得感谢宰相裴度等人对皇上的极力劝谏。一位首辅大臣的劝谏，唐宪宗多少还是要听几句的。唐朝虽说是中央集权却并非皇帝绝对专权，一直沿袭皇帝与宰相共治天下的体制，皇权与相权可以相互掣肘，这也是韩愈能够保命的一个前提。而当时，满朝文武和皇亲国戚均认为皇上对韩愈加罪太重，为了保住天下少有的一颗脑袋，纷纷出手相救。而众人的意见几乎高度一致：一个人臣如此言语唐突，冒犯人主，实不应该。但反过来一想，一个人臣若不是怀着赤胆忠心，他又怎么会不顾性命这样做呢？——这也是苏东坡后来所说的“忠犯人主之怒”，韩愈只因忠诚，才触怒人主。若是将这样一个犯颜直谏的忠臣给杀掉了，往后群臣谁也不敢进谏了啊，他们请求圣明的皇上宽恕韩愈。在众人的劝解下，唐宪宗渐渐从震怒中冷静下来，最终允诺刀下留人，但他却对韩愈这厮余恨未消：“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都要短命，这不是诅咒吗？就凭这句话，我也绝不轻饶他！”

既然不能轻饶他，那就把他贬到蛮荒之地去吧，滚得越远越好，眼不见为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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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一个刑部侍郎直贬潮州刺史。

一个人走到这一步，绝非一时冲动。即便是一时冲动，也要用一生的时间来解释。

呜呼，“愈生三岁而孤”。一个三岁的孩子，记忆还处于一片空白，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韩父一生未任高官，李白晚年曾为之撰写了一篇《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赞赏他是一位 “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的大贤。可惜了，这样一位大贤一生都未得到朝廷重用，穷其一生也只是当上了一个掌管图书经籍和抄写事务秘书郎（从六品上）。而在韩愈未来对家世的追忆中，几未提及自己的母亲。那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她来到这世间，唯一的使命仿佛就是生下一个必将名垂青史的儿子，随即便如幻影一样消逝了。在古代，像韩愈这样生下来不久就父母双亡的孩子，往往被视为“天煞孤星，克父克母”，很有可能遭受厌弃而任其自生自灭，但韩愈幸运地得到了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悉心抚养。

自父亲病逝后一直随大哥大嫂生活，长兄韩会，比小弟韩愈年长整整三十岁，名为兄长，实同父执。韩愈六七岁时，韩会以“文学才望”为宰相元载擢为起居舍人（从六品上），韩愈随大哥入京，这四五年的京师生活也是他童年时度过的一段快乐而安宁的时光。韩会夫妇膝下没有子嗣，便将韩介之子过继为嗣，此子名老成，比韩愈小两岁，因在族中同辈排行十二，故称十二郎。从幼年到少年，韩愈一直和十二郎朝夕相伴，名为叔侄，亲如兄弟。这岁月静好的时光，未久又忽遭人生逆转。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四月，那个原本精通道术转而又崇尚佛法的宰相元载，因有人告发他“图谋不轨，引用贪猥”而被代宗皇帝赐死，韩会因受元载牵累，于两年后直贬韶州刺史。那年韩愈十一岁，“随伯兄会贬官岭表”，这是他第一次从京师远徙岭南，他一生颠沛流离的命运，由此开始。

天地如此苍茫浩渺，每一步却恍若走向穷途末路，而岭南就是历代贬官的末路，多少人从此一去不返。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一个不确定的时日，韩会于韶州任所猝然而逝，年仅四十三岁。这年韩愈十二岁，刚刚进入人生的第一个本命年，就遭遇了如此惨痛的命运。父母病逝时韩愈还没有记忆，而长兄之死却是他第一次目睹生命中最亲的亲人撒手人寰。他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大哥那只绝望挣扎的手，这只教他握笔的手，指点他认字的手，在他淘气时也打过他屁股的手，他下意识地想要抓住，却怎么也拽不回一条急速地滑向死亡的生命。这让一个少年深感命运的无常，也让他未来的一生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

一介贬官之死，对于一个王朝简直不值一提，但对于一个家庭却如天塌地陷一般。那是韩愈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穷荒海隅，夭阏百年。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而长兄抛下的一切，连同他自己的遗体，就全靠寡嫂郑氏一人来操持了。韩愈先是随郑氏护送亡兄的灵柩回河阳老家安葬。而在那个年代，要把一副沉重的灵柩从“穷荒海隅”的岭南运回三千里之外的故乡，那层峦叠嶂的南岭是怎么翻过来的？那山重水复的路又是怎么走过来的？韩愈后来是这样描述的：“水浮陆走，丹旐翩然。至诚感神，返葬中原。”

其时，由于藩镇叛将李希烈、朱泚相继作乱，韩愈一直随郑氏避居于江南宣州。在这偏安一隅的几年里，韩愈与十二郎在郑氏的抚养下，“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河阳韩氏，原本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官宦世家，韩愈在族中同辈中排行十八，人称韩十八，哪怕他是最小的一个，至少也有十八个同族兄弟。然而这却是一个短命家族，韩愈的父辈和兄弟辈皆天不假年，韩愈“上有三兄，皆不幸早逝”。在韩愈的少年时代，这个家族的子一辈只剩下韩愈一人，孙一辈只剩下十二郎一人。郑氏时而疼爱地抚摸着十二郎的脑袋，时而又指着小弟韩愈一脸悲戚地说：“韩氏两世，惟此而已！”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这是韩愈三十六岁的本命年。说来，韩愈这个本命年的开局非常好，这年，韩愈转任监察御史。然而乐极生悲，这年夏天，从宣州猝然传来侄子老成去世的噩耗，韩愈感到极为愕然而震惊，他一时间难以分辨，这是真的，还是在做梦呢？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哥哥有那么美好的品德，怎么反而早早地绝了后呢？十二郎啊，你那么纯正聪明，又怎么反而不能承受他的恩泽呢？这是他在《祭十二郎文》中对无常的命运发出的一连串追问：“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

韩愈尚未抚平十二郎早逝的伤痛，随后又陷入了更悲惨的命运。

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份，关中大地先旱后霜，京兆灾民饥不果腹。韩愈身为监察御史，为了弄清灾害的实情，便约了两位同僚一起去京兆乡村察看，只见荒野赤地饿殍遍地，沿途皆是逃荒的饥民。为了缴纳官府的租税，灾民们拆房卖地，卖儿卖女。“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的韩愈，随即便写下一篇为民请命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他请求朝廷把今年还没收上来的赋税减缓征收，等到来年蚕丝上市和收割麦子的时候再予补征，使得老百姓可以勉强活下去。

这篇奏状，是韩愈作为一个监察御史的职责之所在，而他提出的也是极为温和的措施，对灾民不是免征，而是缓征，如此既可让百姓喘一口气，又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可谓是下利于民，上不损国。而他万万没有想到，哪怕这样温和的措施也没有被朝廷采纳，他为无告的生民请命，为朝廷分忧，一腔赤诚却遭来了一场无妄之灾。这年十二月，韩愈坐贬岭南连州阳山令。

“阳山，天下之穷处也。”这是韩愈第二次远徙岭南，尽管为时只有一年半载，据说他也推出了不少惠民之政，当地百姓对他充满了感激，“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

这次贬谪潮州，已是韩愈第三次远赴岭南，而且是最远的一次，离长安倒也没有八千里之遥，但那时的潮州乃是遥不可及的蛮荒之州，对于一个士大夫，这已是仅次于死刑的重罚。一个年过天命的朝臣，人生仕途在朝夕间急转直下，又一次沦为一个王朝的逆行者。韩愈一生排佛，却笃信天命，这一切仿佛都是命定的，说来又是“性格即命运”的劫数。而他命中似乎与岭南有不解之缘，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远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一切早已没有悬念，他只是沿着命运的轨迹一路逆行。在没有地图的时代，每一条路都是心路。一个人走到这条路上，只因他早已认准了一条路，那就是他信仰的——道。

当他走到蓝田关口时，一个身影从风雪中追踪而来，恍惚间，他还以为是十二郎，难道是十二郎的灵魂追随而来了？猛地一看，却发现是十二郎的长子韩湘，这父子俩长得太像了，像神了。

韩湘不是赶来为叔公送行，而是要一路追随叔公远赴贬谪之地。韩愈抒写了一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位性情刚烈的士大夫，依然在为自己因忠获罪、非罪远谪而申辩，而悲愤，而一位想替朝廷祛除弊端的老臣，又岂能考虑衰朽之身还顾惜余生？蓦然回首，云横秦岭，回顾长安，却不知家在何处。

据韩愈《女挐圹铭》追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这是他的血泪控诉，他被押送出京不久，随后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挐子原本就在生病，又遭惊吓与风寒，惨死在商南层峰驿一带的驿道上，草草埋葬在路边的雪堆下。这是韩愈最疼爱的小女儿，那骨肉之情撕心裂肺。韩愈后作《祭女挐子文》为亡女悲叹：“天雪冰寒，伤汝羸肌。撼顿险阻，不得少息。不能饮食，又使渴饥。死于穷山，实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对于亡女，对于家人，他实在是有罪啊，这或许就是他的原罪。

而此时，死亡的阴影又一次袭来，他预感，那遥远的瘴江边将是他的生命尽头，他在诗中叮嘱韩湘为他料理后事：“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一个人臣，在以死抗争后又如此坦然赴死，这何尝不是在抒发其英雄之志？

从秦岭到南岭，这是历代贬官和流人在苦难和蛮荒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一条路。

当韩愈翻越南岭，在大唐倾斜的天空下，岭南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他的苍苍白发和苍老脸庞，也把他苍老的记忆照亮了。往事总是在迷茫的时刻又一次袭来，那不是追忆，那是对自己的重新审视。四十年前，他第一次随兄嫂和侄子十二郎远徙韶州，如今兄嫂和十二郎皆已作古，唯有他还在一路沧桑、辗转飘零，又于沧桑中吟出一首《过始兴江口感怀》：“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止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

这一路上，韩愈走了三个多月，终于在当年三月二十五日抵达潮州。

潮州，唐代还属百越蛮荒之地，气候溽热，潮湿多雾，无处不是“蛮烟瘴雨”。当一个士大夫被放逐于这蛮荒之野，名为一州刺史，实乃一介戴罪的贬官，动辄得咎，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的，最好的策略就是明哲保身。但一个乞求皇上“哀而怜之”的韩愈，又从未在自己奉行的正道上后退一步。他既然早已做好了殉道的准备，对百姓的疾苦就决不会袖手旁观。当一个不幸的士大夫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对潮州却是千载难逢的大幸。如今潮州人一提到韩公当年在潮州的作为，一个个如数家珍，仿佛韩愈还是他们的父母官，仿佛他们就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无不对韩公感恩戴德，如沐春风。

这里，既不是他的人生起点，也不是他的人生终点，对于韩愈坎坷的一生，这里只是他一段短暂的人生插曲。他在这里仅仅待了八个月，却被后世铭记了一千年，那么韩愈究竟有何德何能，值得人们如此打心眼儿里尊崇？

这里就从一句诗说起吧：“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这四利，第一桩便是驱除鳄鱼，为民除害。而今在潮州韩江北堤筑有一座古鳄渡口，相传这就是韩愈当年的祭鳄台。韩江，古称员江，是广东除珠江之外的第二条大河，既是潮州儿女赖以为生的母亲河，也是一条鳄鱼作恶的河流，又称鳄溪或恶溪。韩愈上任之后，便探访民间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物产，民是以穷”。他又深入鳄鱼肆虐的地方观察，发现众多的鳄鱼在河汊水网和沼泽中繁殖栖息，一旦人畜走近就会被鳄鱼吞噬。这些鳄鱼力大皮糙，牙齿锋利，极为凶悍，多少年来，人们不知想出了多少方法，却一直难以制服，反而越来越多。这如何是好？韩愈苦思良久，他觉得鳄鱼也是有灵性的，先要晓之以理，对其予以劝告。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命人宰杀一猪一羊，摆上香案，设坛祭鳄。那天，潮州百姓倾城而出，祭鳄台下人山人海，只听刺史大人宣读《祭鳄鱼文》。韩愈限令鳄鱼在七天内必须迁徙到大海，否则严惩不贷：“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

这位从来不信佛的儒家士大夫，难道真的相信“鳄鱼有知”？然而，奇迹真的发生了，据《新唐书·韩愈传》：“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就在韩愈祭鳄的当天晚上，一场台风暴雨从大海上席卷而来，风雨交加，雷鸣电闪，数日之后，暴风雨又扬长而去，那鳄鱼随着向大海奔涌的水流西迁六十里，从此远离人间。这只能说是一个超自然的民间传说，却又载入了堂堂正史，或许，一半是传说，一半是历史吧。这其中既含有某些自然规律，也赋予了韩愈神话色彩，他仿佛不是一个刺史，而是一位呼风唤雨的天师。如今，在祭鳄台秋风亭还镌刻着一副亭联，不知是何人所撰，却揭示了一位贬官与一方水土交集的命运：“佛骨谪来，岭海因而增重；鳄鱼徙去，江河自此澄清。”

在驱除鳄鱼之后，韩愈又开始兴修水利，扶持农桑，推广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这是韩愈“八月为民兴四利”而做的第二件好事。潮州是一片依山濒海、水深火热的土地，既要面对来自南海的风暴，又要背对北边的山洪暴发，每到风雨高发的季节，往往是南北夹击，风高浪急。就在韩愈祭鳄不久，一场山洪汹涌而来，从城池到田园皆成泽国。韩愈不顾生命安危，骑着马在洪泛区一步一步蹚水勘察，并吩咐随从在沿途插上竹竿，标明堤线。随后，他才下令青壮年百姓按照竹竿的标示，抢修堤坝。由于提前勘测标明了堤线，不但很快就堵住了洪水，还为潮州筑起了一道永久的大堤——北堤。据陈珏《修堤策》载，潮州北堤“筑自唐韩文公”。为此，潮州百姓还在韩江边立了一座“功不在禹下”的大石碑，这句话本出自韩愈的文章，他认为治人的思想比治水还艰难，用此称赞孟子传播儒家思想的功绩不比大禹治水低，后人反过来引用他的话来赞颂他，让后世铭记韩公筑堤治水的千秋功绩。韩愈率百姓筑堤的北山，也因他插竹勘测而改名竹竿山。除了筑堤防洪，相传韩愈还在潮安县开凿了一条水渠——金沙溪，这清澈的渠水至今仍在滋润着两岸的田园。

韩愈在潮州做的第三件好事是赎放奴婢。唐代蓄奴之风盛行，这些奴婢大都是因极度贫困而出卖或抵债给富人。韩愈借鉴柳州刺史柳宗元的做法，采取了“计庸以偿，赎还奴婢”的政策，奴婢在主人家干活儿可用工钱抵债，一旦钱债相抵就要还奴婢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并规定以后不得蓄奴。韩愈后任袁州刺史，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解救了七百多名奴婢，让他们重新回到父母身边。有一个女奴因父母双亡，无人做主，韩愈便用自己的薪俸将她赎出，并收为义女。哪怕用现在的眼光看，韩愈确实是一个具有博爱之仁心和朴素民本思想的儒家士大夫，这样的德政既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又有效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

韩愈在潮州做的第四件好事是在这蛮荒之州播下了崇文好学的种子，被潮人奉为“吾潮导师”。在他来之前，由于州学早已荒废，一百多年潮州已无士人赴京考取功名，偌大的潮州几乎沦为了书香绝迹的文化荒漠。韩愈随即上《潮州请置乡校牒》，提出州县治理必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他着手重建州学，并捐赠了自己在潮州期间的全部薪俸“以给学生厨馔”。他还举荐当地儒士赵德主持州学，以督学风。这位赵德虽说名不见经传，也无科举功名，但韩愈在牒中对他颇为器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这也是韩愈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又一案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相传韩愈当年亲手栽植了两棵橡树，一直到如今犹在开枝散叶，谓之韩树或韩木。橡树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树木，耐干旱，耐高温，抗霜冻，在世人眼里是长寿、强壮、力量、荣耀和不屈不挠的象征，每年春夏之交便繁花绽放，那花朵红白相间，红若桃花，白如李花，仿佛集桃李于一身。这两棵韩树也像韩愈一样被逐渐神化，潮州士子“以花之繁稀卜科名盛衰”，每次赶考之前，必“祠吊先哲，木卜科名”，然后才踏上赶考之路。而他们的家人则把红丝绸系在橡树上，来表示对远行士子的祝福和期盼。到南宋时，潮州登科进士已达一百七十二名，随着大量读书人涌现，一个潮州就建有两座书院，这在天下州郡中是非常罕见的。据宋元时期潮州方志《三阳志》：“潮二书院，他郡所无，文风之盛，亦所不及也。”

这样一个文风昌盛的边远州郡，谁又敢说是蛮夷之地？早在北宋年间，参知政事陈尧佐就在诗中称赞“海滨邹鲁是潮阳”，而潮州也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海滨邹鲁”。若韩愈再世，他再也不会嗟叹自己“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了。而今，韩祠橡木早已成为潮州八景之一，这是韩愈留下的最美的人文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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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深秋，韩愈终于奉召回朝，却再也见不到唐宪宗了。此前，那位一心渴求长生不老的皇帝已暴崩于中和殿，据说是他服食金石之药后，一旦药性剧烈发作便殴打宫人、诛杀宦官，以致人人自危，最终为宦官所暗杀，谎称其服长生药而暴崩。唐宪宗在位十五年，享年仅四十三岁。他原本由宦官拥立为帝，只因贪生之心太甚，又在春秋鼎盛的岁月竟死于阉人之手，悲乎哉。

经过一场改朝换代的厮拼，唐穆宗李恒登基，改元长庆，拜韩愈为国子祭酒。

这是韩愈一生中四进国子监。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从三品上，即太学校长，此职多由宰相兼领。韩愈作为一代名师来做祭酒，师生们奔走相告：“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

韩愈上任之后，终于可以将他的教育理念和人才选拔标准付诸实施了，首先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组建起一支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一时间，经他举荐的学官就有十六七人。接下来，韩愈又开始贯彻他一以贯之的尊师重道的学风。自开唐以来，门阀遗风一直在国子监蔓延，从学官到学生多为簪缨世族子弟，皆以门第自豪而不以学术自重。当时，有一位名叫杨博的国子直讲精通礼学，却因出身寒微又其貌不扬，被那些出身高贵的学官看不起，连就餐时也不屑与其同桌。那些出身豪门的生徒也不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在他讲授时鼓噪干扰。而韩愈重教化却不僵化，为了纠正这种歪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韩愈故意当着众人大声吩咐，要厨房添菜备酒，他要陪一位大学者同餐共饮。众人都好奇地看着祭酒大人，他要请的大学者是谁呢？当韩愈把杨博请到自己的餐桌前，众人一下傻眼了，怎么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韩愈一边殷勤地为杨博把盏斟酒，一边欠身向他请教礼学上的问题。一位堂堂国子祭酒和一位品秩低下的学官同餐共饮，这在等级森严的唐朝简直是不可思议。而韩愈绝对不是故作姿态，这正是他在《师说》中倡导的“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师道观。那些学官和太学生眼看祭酒大人和杨直讲交杯换盏，谈经论道，在这强烈的反差中，很多人都开始下意识地反思，对这位杨直讲也刮目相看了。而只要你用心倾听，你就会发现这位直讲还真是通经明礼。有的人不知不觉就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慢慢向韩愈和杨博靠近，仿佛在倾听一场别开生面的礼学课。而韩愈借一方餐桌，一扫国子监由来已久的门阀遗风，从此国子监学风为之一变。

韩愈担任国子祭酒，其实是他最适合的位置，然而历史却仿佛要给这个儒家士大夫制造一些更惊险、更传奇的经历。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韩愈又转任兵部侍郎。一介文臣转任武职，这背后必有蹊跷。而苏东坡赞誉韩愈“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说的是韩愈晚年干出的两大猛事，一是他无惧皇威上《谏迎佛骨表》，二是他提着脑袋独闯虎穴安抚藩镇叛军。前一件韩愈已经经历了，后一件则是他接下来创造的传奇。

说来，又是藩镇作乱惹的祸。早在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便任命田弘正为成德军节度使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成德军为河北三镇之一，据守镇州（今河北正定）。田弘正原为魏博军节度使，曾长期带兵与成德军交战，因此与镇州人结下了杀父杀兄之仇。这次上任，他已预感到了成德军发生兵变的风险，为防事端，他便从魏博军带了两千骁勇健壮之士护驾，并上表朝廷，一是请求将这两千兵马留在成德，二是请求朝廷赐给成德军将士一百万缗钱，以为安抚。但一百万缗钱却未按时送到，这让成德军将士愈加不满。还有一说，由于田弘正御下不严，生活奢侈，令成德军将士尤为怨恨。成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廷凑原本胡人，一直图谋不轨，只因田弘正有魏博军兵马护驾，一直未敢贸然行动。到了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由于朝廷一直没有批准田弘正的第一个请求，田弘正只得准许从魏博军带来的两千兵马撤回魏博。王廷凑一看田弘正大营空虚，随即集结牙兵作乱，将田弘正和他的幕僚、家属一共三百余口全部屠杀。随后，王廷凑自称节度留后，逼迫朝廷派来的监军上表奏请授节钺，要求朝廷正式任命他为成德军节度使。

皇皇大唐朝廷，又怎甘屈服于一个藩镇叛将的淫威。唐穆宗随即命田弘正之子田布为魏博军节度使，又从神策六军和各镇调遣十五万兵马，从三面进剿王廷凑叛军。那已是秋冬之交，讨伐兵马陷在风雪之中难以推进，转运粮草皆为王廷凑所截获，又加之各路兵马内部不和，王廷凑采用声东击西之策，仅以一万多兵马便将朝廷讨伐兵马各个击破。而唐穆宗一看官军屡遭挫败，只得屈服于一个藩镇叛将的兵威，授其节钺，正式任命其为成德节度使。

而当时，河北重镇深州被叛军重重包围，云梯冲车密集如云，守将牛元翼只能环城据守，危在旦夕。然而面对王廷凑这样一个藩镇叛将，你管也管不住，打又打不过，如何是好？谁能想到，唐穆宗竟然想出了一个方法，命兵部侍郎韩愈为宣慰使，前往镇州宣慰。这样的宣慰，几乎成为唐王朝与藩镇叛将打交道的惯例。早在三十八年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举兵反叛，朝廷就派太子太师颜真卿赴李希烈军中传达圣旨，满朝文武皆大惊失色，这等于把一位国老直接送上叛贼的刀俎。当颜真卿行至河南，河南尹郑叔也劝阻颜真卿千万不要去，颜真卿却说：“君命可避乎？”而颜真卿一去不返，因“凛然拒贼，终被缢杀”。而三十八年后，这样的使命或宿命又轮到了韩愈。

谁都知道，那些藩镇叛将何其跋扈与残暴，更何况是一夜屠杀田弘正一家三百口的王廷凑，此人又怎么会把一个手无寸铁的文臣放在眼里。韩愈即将出发时，朝臣们均认为韩愈此行凶多吉少，唯恐性命难保，时任宰相的元稹对唐穆宗叹息：“韩愈可惜！”

唐穆宗也感到有些后悔，旋即派快马追上了韩愈，叮嘱他到成德军边境后，先观察形势变化后再见机行事，若感觉危险就不一定要入城。韩愈自从华山历险后就胆小得有名，而他一生嗟病叹衰，死亡一直是笼罩他的心理阴影。然而每到关键时刻，他又一下就凸显出其大无畏的性格，而现在他既受君命，当视死如归：“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岂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之理！”

这是韩愈说出的一句千古誓言，他随即跨上马，头也不回地朝着镇州的方向疾驰而去，一路上冲风冒寒，风霜满面。当时，裴度正率军驻扎在承天行营，若韩愈未能说服叛军，那就只能发兵救援被围困在深州的军民。这将是淮西之战后的又一场血战。韩愈途经承天行营时，裴度既对他此次宣慰之行抱有一线希望，更为韩愈独闯虎穴捏了一把汗。韩愈则以一首《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抒发了他无所畏避的使命和一往无前的坦然：“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

当韩愈抵达镇州，历史如同再一次重演。王廷凑和他全副武装的甲兵，用三十八年前对付颜真卿的方法，来对付这个上怼皇帝、下祭鳄鱼的文人。尤其是韩愈力主削藩，更让这些藩镇叛将切齿痛恨。好，你不是挺厉害吗？那就先给你一个下马威！韩愈面对一片刀光剑影，却是一脸微笑，步履从容。进入馆驿，刚刚落座，那些手持刀斧的甲兵按照事先的布置，又一起拥上堂来围住韩愈。韩愈先将甲兵缓缓扫视一遍，又将目光投向王廷凑。他那老眼早已昏花，却看得一个杀人如麻的叛将有些慌乱。王廷凑佯作无奈地说：“变乱发生，都是将士们干的，实非我的本意啊！”

话音刚落，众甲兵就像得到了暗示，呼的一下逼近韩愈，顷刻间剑拔弩张，如临大敌，那寒光闪烁的刀斧和腾腾杀气直逼到韩愈的脸上。韩愈却依然眼含笑意，安然而坐。他知道，一个在刀口上舔血的叛将，此时只是想要找一个杀人的借口，只要他说错一句话，或出现一点儿小差错，他就是颜太师一样的命运。而他还有使命在身，因而未像颜太师一样“凛然拒贼”，只是故作惊讶又理直气壮地问王廷凑：“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是啊，天子认为你王廷凑有将帅之才，已正式任命你为节度使，你这些行为怎么还同反贼一样呢？

王廷凑尚未回答，一个甲兵似乎早有准备，冲上来气冲冲地说：“先太师为国家抗击朱滔，血衣还在，我们成德军哪里对不起朝廷了，却诬我们是反贼？”

这个士兵所说的太师指王武俊，有人以为指颜真卿，那就是历史的误会了。王武俊早先也是一位藩镇将领，后率军归顺朝廷，授检校兵部尚书、成德军节度使，曾奉朝命浴血抗击藩镇叛将朱滔，死后册封太师，赐谥忠烈。韩愈也不知这个甲兵到底是什么来头，但他所说的确是成德军将士为朝廷平叛的一段历史，这甲兵或是以此证明成德军将士对朝廷的忠诚，而绝非反贼。韩愈随即巧妙地接过了这个话头：“幸亏你们还记得王太师啊。你们想想，自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这些叛将一个个落得了怎样的下场？他们如今还有子孙吗？子孙里面还有在做官的吗？”

这番话，是从反面说的，一下就击中了叛军的心理要害，他们反叛朝廷说穿了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谁又愿意落得像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一样被灭亡的下场？谁又愿意断子绝孙？谁都希望子孙后代加官晋爵啊。韩愈一看叛军暂时被镇住了，又从正面举例说：“田公率魏博六州归顺朝廷，官拜中书令，父子俩都当上了节度使，还有刘悟、李祐统领的也都是大镇，他们归顺朝廷后，子孙还是孩子就被朝廷授予官职，这些情况你们都听说过吗？”

这其实是韩愈给叛军指出的一条出路，而叛军也觉得入情入理，他们赶紧给自己的叛乱找借口：“这事也怪不得我们啊，那田弘正为人刻薄，让我们军心不安啊！”

韩愈再次巧妙地避开锋芒，他没有直接评论田弘正的为人，却退一步说：“你们既然已经杀害了田弘正和他一家人，朝廷也已经赦免了你们，那现在还有什么可闹的呢？”

这一番话，还真是把那些甲兵说得心服口服：“大人说得是！”

王廷凑一看这些亲信甲兵竟被韩愈几下就给说服了，生恐乱了军心，赶紧命甲兵退出。而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萧瑟、一身瘦骨的老者，还真非等闲之辈啊。又兴许韩愈的那一番话，也让他对反叛朝廷的后果有所敬畏和顾虑，谁不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呢？这让他改变了一意孤行、试欲与朝廷顽抗到底的态度，那骄横跋扈的气势也渐渐收敛了，他客气地向韩愈问道：“不知您此次来镇州，对我有何吩咐呢？”韩愈一看王廷凑的态度有所改变，便缓缓道出了此行的目的：“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你听这话，又说得何其机智，在朝廷掌管的神策六军中，像牛元翼这样的将领不在少数，但朝廷还是要顾全大局，不能随便放弃一个将领。而朝廷既已正式任命你为成德军节度使，你又何必死死围住牛元翼不放呢？

王廷凑一听，立马答应：“好，我马上放行！”

韩愈说：“果真如此，那就没事了。”

这次镇州宣慰之行，如同与虎谋皮，一个儒家士大夫仅凭一番口舌，就于刀光剑影中解除了深州之围，拯救了一城军民，从而避免了一场血战。这在当时和后世都令人难以置信。苏轼赞其“勇夺三军之帅”，我觉得，在这大无畏的勇气背后，其实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勇气，而是他在极端处境下所展现出来的智慧。他那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心理战术，堪称是谈判的一个经典案例。这是他一生创造的最后一个奇迹，也为他赢得了人生最后的辉煌。

4

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世称韩吏部。翌年六月，他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至此，韩愈已抵达了他一生仕途的顶峰，可他已经垂垂老矣，不是未老先衰，而是真的老了。他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又加之一生三赴岭南，一个生长于中原的士人，在溽热潮湿的气候中难免受到瘴气侵袭，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症，到了晚年越发严重。在韩愈人生的最后岁月，腿脚僵硬，寸步难行，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由于病痛折磨，他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八月以疾告假。当年十二月初二凌晨，韩愈在长安靖安坊家中溘然长逝，享年五十七岁。再过三年，就是他生命中的第五个本命年，六十花甲，一个轮回，然而他的人生永远也进入不了下一个轮回了。

尽管韩愈生前仅官至从三品，死后却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世称韩文公。

追溯韩愈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他扮演了太多的角色，直至晚年才跻身大臣之列，但他的雄心抱负却未能尽情施展，后世对此充满惋惜，北宋名相韩琦怅叹：“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谈者至今眦为谤。”

然而，在那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政治旋涡中，一个“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的儒家士大夫又是否真的适合担任一国首辅呢？这还真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其实，一个人无论地位高低，只要能够像韩愈那样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就一生无悔矣。尽管他一生蹭蹬蹉跎，几起几落，却从不坠青云之志。这个志，就是一个儒家士大夫信仰的“道”。他既是“道”的信徒，又何尝不是一个“道”的囚徒，他穷其一生都在一个“道”字里挣扎，如其门生皇甫湜《韩文公墓铭》所云：“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韩愈一生仕途坎坷，南北辗转，但凡他走过的地方，他的灵魂仿佛就在那里留了下来，化作一座座经世不灭的文化地标，一个坚守信仰的士大夫，把自己也变成了信仰的化身。无论他走过多少地方，又仿佛命定与潮州的缘分最深，他最深刻的足迹仿佛一直留在潮州。尽管他在此只待了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只是历代贬潮官员中来去匆匆的一个，却是潮州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个。一个罪臣，一介贬官，在这里赢得一千多年的崇敬，直至永远。

潮州人对韩愈最直接的纪念是“江山为之改姓”，如赵朴初先生诗云：“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他们把一条鳄溪或恶溪改名为韩江，把一座韩愈经常登临的笔架山改称韩山。每个人来到潮州，都会拜谒韩文公祠。这是一座典型的儒家祠堂，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韩愈祠宇，背靠韩山，面临韩江，一个不朽的灵魂，就是这江山之间千载绵延的文脉，一如韩文公祠的一副对联：“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

大殿正座，端坐着韩文公的塑像。他活着时，一直不停地演绎着与自己对应的角色。他死后，被塑造成了一个卫道士，一个文以贯道的士大夫。而在一千多年的沧桑岁月中，一个残缺的偶像历经反反复复的修复，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愿望的尺寸在重新塑造他，或许他早已面目全非。

这个人一生以辟佛为己任，又因谤佛被贬潮州，这在佛法看来乃是因果报应——现世报，但韩愈到潮州后却成了一位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活菩萨，若把因果报应加在韩愈头上实在不得人心，故而佛家便编造出一段在大颠和尚的度化之下，韩愈最终信奉佛法的禅门公案。这倒也不是绝对的虚构，韩愈与那位“颇聪明，识道理”的大颠和尚在潮州确有交往，两人时常也在一起坐而论道，但各有其道。韩愈离开潮州时，还留衣赠别大颠和尚。但对这一段交往韩愈生前便做了自辩，他从未转而崇信佛教。临终时，他还郑重叮嘱家人，丧葬要按儒家礼仪举行，“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这是一个儒家士大夫对信仰至死不渝的捍卫。然而，“韩愈归心”却被视为佛门映像、禅宗度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大颠和尚当年修行的灵山寺内也端坐着韩愈的塑像，山口还有韩愈告别大颠和尚的留衣亭，而寺内的一副对联，则是“韩愈归心”的昭示：“北斗泰山，百世宗师终向佛；扬眉瞬目，一言玄妙悟真禅。”

对于韩愈这样一个世代尊崇的儒家士大夫，道家自然也不甘寂寞，他们将韩愈的侄孙韩湘演绎为传说中的八仙之一——韩湘子。韩湘是由韩愈抚养成人的，虽是侄孙却情同父子，在韩愈的教化下追求儒道功名，一生未尝学仙，并于长庆三年（公元823年）进士及第，后官至大理丞。而道家不但将他塑造成了八仙之一，在错乱的时空中还编造出了韩湘子用十二次神力，终于将韩愈这位冥顽不化的儒家士大夫度化成仙的神话。其中还有一个神奇的情节：韩湘子曾于初冬季节令牡丹开花数色，花片上清晰地显示出韩愈后来书写的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而韩愈当时还懵然不知，这就是神灵对他未来命运的揭示。果不其然，韩愈随后被贬潮州，途中行至蓝关遇雪，韩湘正好冒雪而来，那“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神示便如此逼真地应验了。

从佛法的度化到道家的神话，一个儒家士大夫也被塑造成了一个集儒释道于一身的人物，兴许，这才是后世更喜欢的一个韩文公：“公知去国仙难挽，民喜来潮佛有灵。”

而在潮州百姓心目中，韩文公不只是一位文昌之神，几乎是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全能之神。每年九月九日，潮州百姓都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据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所记：“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随着韩愈的不断神化，竟然还具备了送子观音的功能，“潮妇求子必于文公庙，庙祀处处有之，有求无不应者”，不过，这倒也不违背儒家的教旨，儒教原本极为重视血脉传承和香火延续。

这样一个人，或一尊偶像，他的存在，还有他信仰的“道”，如同魔障，从年轻时就一直纠缠着我，困扰着我，折磨着我，这是我一直难以解开的症结，又让我一直对他肃然起敬又敬而远之，多少年来我从未看清他。当我走向花甲之年，越来越想解开这个魔障或症结。我心里十分清楚，一切皆已是既定的历史，但我还是带着一头雾水，想要探寻一个遥远前世的秘密。我几乎沿着这个人的足迹走了一遍，当我走到潮州，忽然觉得这是我走得离他最近的一次。我还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端详一个远隔千载岁月的古人。面对他，我没有仰望，而是凝视，在我与他对视的一瞬间，忽然发现，那眼神又豁地焕发出奇异的光亮。那一刻，我竟有一种心心相印之感，感觉自己终于看清了他。

这个人在这世间活了五十七年，我用了五十七年的时间仿佛才真正看清他。

但我依然怀疑，真的看清了吗？

陈启文，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大宋国士》、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全传》《海祭》《中华水塔》《为什么是深圳》《中国饭碗》《血脉》等30余部，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新闻奖、中国好书、徐迟报告文学奖、老舍散文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全国纪录片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