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81年，土地再次回到了百姓手里。年末，我父母带我从会东县境内一个叫沟口的村寨搬到了阿尼卡。阿尼卡地广人稀，海拔较低，有雷响田。我们暂住在爷爷的新家里。十五年前，我奶奶死于哮喘。我爷爷像一颗晃荡的螺丝钉，随着动荡的时代机器转了十年，终于落户阿尼卡。没有永远的故乡。这是我们家族一百年内的第三次搬迁。

低人一等的外来户，脸上挂着卑微的笑。谁家有婚丧嫁娶，忙种抢收，外来户总是第一个赶到。为的就是能在入籍大会上得到一张赞同票。1983年，像胡安·鲁尔福所写的那样，“我们终于分到了土地”，虽然是田边地角，但总算入籍成了当地人。但要想在阿尼卡盖几间房子，无疑比登天还难。

我的记忆始于厕所隔壁的牛圈。那是三岁时的某个夏日清晨。我在床上听见咚咚之声，像是谁在从墙壁里掏东西。可事实也差不多。我父亲脚踩牛粪，正在用钢钎往土墙上凿洞。他要开一个窗子，好让我们在今后能够看清并记住那些贫穷的日子。我母亲在挑土。她的表情愉悦，甚至是兴奋。她一遍遍从院外挑来潮土，倒在牛圈里。屋里的潮土越来越多，粪草的气味越来越弱。中午时分，窗子凿出来了，潮土全面铺开，牛圈变成了我们的新家。委屈的黄牛被拴在屋檐下，不时仰天长哞。它在我们屋外站了一个夏天，在那里吃草、拉屎、撒尿，造出一个露天牛圈。秋天，我爷爷说草枯了，牛的膘快跌了，将它卖给了一个来自云南的牛贩子。

那是一个充满味道的夏天。屋外，牛屎牛尿在发酵；隔壁是粪坑。所谓的窗子其实是个洞，既没窗框也无玻璃。窗台上放着盐缸和剩菜。剩饭在锅里。我母亲特别想要一个橱柜，但暂时还不能实现。“等木匠来吧。”父亲说，“他们说，冬天匠人都会来。”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像一个客人，一切都得听他们说。阿尼卡距离我们的上一个故乡几十公里，但似乎是另一个世界。口音不同，习惯不同，连农具都长得不太一样。我们的床靠墙，墙上糊着几张报纸，但没过多久就被我撕下来了。母亲的衣物放在床下的红木箱里，每当打开时就散发出一股樟脑味。如今算来，那时我母亲只有二十岁。可在我心里，她一直是母亲的样子，像今天的样子。只有在床上，她才是一个女人。下了床，她是长辫子的男人，甚至，比男人还能负重。

在我们的院子外面，是一个晒场。我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在那里度过。如果你在1983年经过我家门前，一定会看见一个流鼻涕的小孩，他钻进草堆、爬上草堆、躺在地上、坐在地上、玩随手抓到的任何一样东西：一条虫、一根木棍、一片树叶、一个石子……它们被我塞进嘴里，啃得兴致勃勃。晒场边站立着一棵大树。我们至今不知道这是什么树。因为四季常青，我们叫它万年青。它遮阳避雨，是我童年的巨伞。

某个黄昏，我外出帮人干活儿的父亲喝醉了。他走到万年青树下，看见我在玩泥巴，便在我身边坐下。即使坐着，他也在摇晃，他的屁股像是锥形的。没坚持几分钟，他轰然躺下，呼呼大睡。后来，我和母亲把他扶进屋里，他吐了一地。那是我第一次见父亲喝酒，也是最后一次。在我生活的凉山地区，酒风彪悍，酒名远扬，人们有无数个喝酒的理由。路上经常能遇见喝醉的人。可我父亲，那年六十五岁，自那以后再没有喝过一滴酒。

我家门前有一棵桃树，是爷爷刚到阿尼卡时栽下的。桃三李四核十年，说的是果树从栽种到结果需要的时间。如此算来，那棵桃树的年龄和我差不多。阿尼卡的春天从那棵桃树开始。我看见花苞挤满枝头，伸手掐下几个，放进嘴里嚼，苦，吐掉，从此断了吃掉花苞的想法。某天它突然开花了，花瓣有我指头那么大。我又摘了花瓣放进嘴里嚼，苦，吐掉。后来花谢了，小小的桃子玉米粒那般大。我没有去摘，因为前两次的苦味仍在记忆里。我每天去看一遍毛桃，看着看着，它们就长到了我的小拳头那般大。母亲告诉我，“还不能吃，要等红呢。”于是我又等它们变红。某天，爷爷从外面回来，手里端着一个撮箕，里面装满又红又亮的桃子。他说：“大家都来吃，攒劲吃，今天吃了就没有了。”众人只听进去前半句话，吃着桃子纷纷夸赞桃树。殊不知那棵桃树，已经倒在爷爷的刀斧之下。他砍树的理由是，树越长越大，挡住了庄稼的阳光，影响了收成。我哭了起来，说我要吃桃子。而大人们却没有异议。刚得到土地的人们，对土地的爱惜胜过自己的身体，任何有损收成的事，都应该制止。

我们的土地离家十里。而外来户没有嫌弃偏远之地的理由。那是一片陡坡，四周长满芒草。每天清晨，父母带我下地干活儿。父亲背着生铁吊铁和土豆，肩扛农具；母亲背着我，牵着仅有的一头黄牛。我们看起来不像是要下地干活，而像是又要搬迁了。别人家的屋顶冒着炊烟，我们家的灶在山坡上。是的，为了方便做饭，我父亲在地边用三块石头搭了灶。除了灶，那里还有我父母漫山遍野找来的石桌子和石凳子。我们的午饭通常是煮土豆或烧土豆，就着青辣椒蘸盐吃。土豆、人和土地在那一刻的关系是：人种土地结土豆，吃了土豆又种地，这看似一场无用功，但换来的是活着。

万物因土地而生。我是万物之一。“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臧克家《三代》）。我那时当然不会知道，四十年前就有人为我写下了童年。我不光在土里洗澡，还学会了拔草。不是因为热爱劳动，而是除了拔草，我无事可干。拔草、拔豆苗，但拔不动玉米，因为夏天的玉米秆已经有我父母那么高了。如果一只蚂蚱从草丛里飞出，我会追着它直到消失不见。我从未捉住一只蚂蚱，它们太聪明了，不待我走近就振翅飞走。我至今仍不知道，蚂蚱凭什么感知那些靠近它们的危险的小手。

但地里的癞蛤蟆则不一样了。它们蹲在雨天的玉米地里，随时准备一声不吭地死在某个人的脚下。我不敢踩癞蛤蟆，只能学着它们的样子，鼓着腮帮，喘着粗气，和它们对视。我从来没有赢过癞蛤蟆，因为它们太懒了。

大人们或许不知道，在地里玩耍的小孩也很辛苦。所以，我每天中午都要睡上一觉。这是件麻烦事。在地上睡觉，一是担心潮气让人感冒，二是怕蛇。我们都听到过一个恐怖故事：有个小孩在地上睡觉，蛇从他的肛门里钻进去，死了。于是我父母想到了一个办法，用一副绣花背带把我挂在树上睡觉。长大后，读到《树上的男爵》，不禁会心一笑：我虽不是男爵，但上树的时间比柯希莫还要早。绣花背带是婴儿用品，出自我的外婆之手。那上面绣了某种并不具体的花，鲜艳欲滴。我在树上看不到正在干活的父母，只能听见锄头碰到地里石头叮当作响。父母不时喊我，喊一声，应一声，某一次喊不应，他们便知道，我睡着了。

秋天，玉米棒子从十里外的地里掰回来，填满了屋子。火塘边、床下、饭桌下，全都是。我的父母喜忧参半。我们急需一院房子，而不是一个由牛圈改造的单间。而眼下呢，我们只能再去求爷爷。我们挑灯夜战，撕下玉米棒子的外衣，露出金黄的颗粒，把它们编成蜈蚣辫，挂在屋檐下。接下来的日子饿不着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践行着那套节省粮食的方法：碗里的饭要扒干净，掉在桌上的食物要捡起来吃掉，饭后要少运动、家里来人如果到饭点了仍不离开要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

庄稼收完后，我父亲离开了家。问及，我妈说：“爸爸找副业去了。”经她再三解释，我听懂了，找副业就是外出赚钱。我见过几次毛票。如果将我们的生活分层次，从下往上数的次序是粮食、蔬菜、油盐、肉和金钱。钱在哪里？我想，它们应该是在山林或草丛里，像树叶或蘑菇，只等那些早起的人去拾起。我也想去找副业，但是山里有狼，某天我们亲眼见到一只灰狼叼走了爷爷养的猪崽。那狼像一只瘦狗，在人们的吼叫声中大大咧咧地叼着猪崽消失于山岗。我母亲吓坏了。她恨不能找根绳子将我拴起来，另一头系在自己腰上。

夜晚我们坐在火塘边。母亲纳鞋底。麻线穿过鞋底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喘息。那是一只非常小的鞋底，小到让我觉得它甚至经不住穿针引线。我们总得说点儿什么。可我年轻的母亲实在是涉世未深。她上过两年学，认识的汉字在劳作中像指间的沙子，早已漏光。一株生长在瘦地的苦荞，天可怜见，要长得聪明健康真不容易。她过早做了母亲，但她觉得这一切正常。她努力像一个母亲，开始了对我的教育。

“从前有个小孩，在他妈妈的饭里撒沙子，结果天突然暗下来，狂风暴雨，一道火闪（雷电）劈下来，把他烧死了。”

“如果你在夜晚听见有人叫你名字，可千万别答应。一应，你就回不来了。”

“金沙江里住着龙，每过一段时间它就要换地方住。为了不让人看见它的样子，它便让天上下大雨，并且架起彩虹。彩虹是龙的桥。”

……

我从小生活在恐怖故事里。但这并非母亲有意为之。她的世界里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们生活的阿尼卡，是个毫无来由的村寨。所有人都是外来户，无非是时间迟早而已。据最早搬来的老人讲，这里曾经是原始森林，豺狼虎豹横行，路边长满迷魂草。在这个世界里，人是最弱小的物种。所以，我们只能敬天地万物。一棵树，一块石头，一只鸟，一头麂子，都被赋予了超越人类的能力。而人是什么？世间万物的兄弟姐妹。

农历十月十六的夜晚，我被婴儿的哭啼声惊醒。月光从窗外斜照进来，将我们的床分成了明暗两半。明亮处，躺着一个红通通的婴儿，握拳蹬腿，不管不顾地哭；我的母亲坐在暗处，她像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小生命吓坏了，披头散发，尚未反应过来。我也哭了起来。

“这是你的弟弟啊，傻瓜。”母亲说。

她用一块布片擦那个脏兮兮的小孩。而我那晚对母亲讲出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告诉爸爸，你把床弄脏了。”母亲扑哧一声笑出来。父亲离家已数月，我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那时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成员的身体里有流浪的血液。

我此前甚至忽略了母亲的肚子。她从什么时候开始揣着一个弟弟？我并没有见到她的肚子大起来，或者有任何不便。我想起她放在红木箱底的小鞋子和小帽子，又想哭。但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我的弟弟来到这个世界，他取代我，占据了母亲温暖的怀抱。我在当天夜里被送到了外婆身边，揪着她干瘪的乳房，哭累了才睡去。无数个夜晚，弟弟在母亲的怀里哭，我在母亲的母亲怀里哭。最后，哄我们睡去的都是乳房。外婆说，吮吸瘪奶的人，长大后会说谎话。这话如神谕——长大后，我靠虚构故事为生。

从此，那间由牛圈改造而成的屋里不时回荡着弟弟的哭声。“红碗——红碗”，我仿佛听见了那哭啼声的实质内容。他想在人世间有一个自己的饭碗。长大后，我很多次听婴儿哭，并且一次次坚信，人类的初啼是讨要吃的。

冬日的某个早晨。阳光刺破云层，寒霜凝结在草尖。我伸手去试探那被霜覆盖的草叶，它们像刀刃一般锋利。冷啊。我已经穿上了所有的衣服。晒场上没有人。我打量着周遭的世界，四面青山，缕缕炊烟。勤劳的人们上山了，懒汉还赖在床上。我需要打开耳朵，屏息宁神才能捕捉到阿尼卡的响动。叮咚叮咚——林里有人在砍树。哗——一棵树倒下，压断了旁边树的枝丫。叮当叮当——一个老人赶着一匹瘦马，走在山路上。锄头碰到了地里的石块，火花四溅。一阵风从村东刮过，到了村西渐渐散去。一只鹰盘旋在天空，草丛里的母鸡毫无察觉。在万年青树一侧，山路转弯处，有人声传来。越来越近。先是混沌，嗡嗡嗡，继而明晰，有人在笑。那是父亲的笑声。我朝他跑过去，在山路转弯处抱住了他的腿。多日不见，他还是穿着走时那身衣服，而且比之前更脏了。他抱起我，凑近我的脸时，嘴里有浓烈的烟草味。而当我看向站在父亲身边的陌生人时，惊声尖叫。那是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男人，胸前挂着一条蛇。那蛇在我的尖叫声中昂起头，看了看我，又将它的头伸进主人的上衣兜里，仿佛那里是个蛇窝。

“别怕，”父亲说，“这是憨蛇，不咬人的。”

那耍蛇人像是为了证明我父亲所言非虚，微笑着将蛇从脖子上取下，在手掌上绾了几圈，然后让蛇头从虎口处伸出，并捏住。他甚至想将蛇和右手揣进裤兜里，但那裤兜小了点儿。他想了想，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黑布袋，把蛇装进去，拉紧了袋口的细绳。

第二天下午，阿尼卡人都聚到了我家屋外的晒场上。他们自发给晒场中央留出八仙桌那么大的一块位置，然后从四面包围了那个耍蛇人。那条蛇挂在主人的脖子上，耷拉着头，像是死了或者睡着了。

“这不是一条死蛇，也不是一条塑料蛇，”我父亲说，“它只是睡着了。你们买票，它就醒过来啦。”

这大概是阿尼卡人第一次买票看表演。有人撇嘴，表示不信，但有人已经开始掏钱了。最后，也没等所有人都买票，表演就开始了。我骑在父亲的肩头。那耍蛇人开始有节奏地拍手。起初，观众以为是在唤醒蛇。渐渐地，他们意识到自己才是需要被唤醒的对象。我家门外的晒场上响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掌声。

那蛇醒过来，顺着主人的肩膀往上爬，爬上右脸，像翻一座小山似的越过头顶，从左脸下来。耍蛇人张着嘴，舌头颤动，喉咙里发出怪音。然后，我们看见蛇从他嘴里钻了进去。这时，轮到观众张大嘴，并且发出阵阵惊叫。那耍蛇人闭了眼，身子向后仰，与地面呈四十五度角，同时双手握拳，做出痛苦万分状。观众已经惊讶到不知所措。这时，我父亲将我举过头顶，然后轻轻放在地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那个看起来就要倒地的耍蛇人，伸手捉住蛇尾，试探着往后拽。就这样，蛇的身子从人嘴里一点点退出来，耍蛇人的身子也站直了。这个刚刚差点儿吞下一条蛇的家伙朝众人拱拱手，重新将蛇挂回了脖子上。

“还有什么绝活儿吗？”有人问。

“明晚再来吧。”我父亲说，“到时你们就知道了。”

这个耍蛇人在阿尼卡待了五天。这五天，他表演了一场蛇入口，弹了一晚上弦子，剩下的时间，他没有绝活儿表演了，就在晒场上讲他见过的稀奇古怪的事。

“我1979年就离开家了。我所有的财产就是这把弦子和这条蛇。有这两样东西，我走遍天下都饿不着。我走过的地方，都记在心里。我会一直走下去，直到老死。

“你们见过两个脑袋的人吗？两个脑袋长得一模一样。两个脑袋使用同一副神经，一起哭，一起笑。说出的话，吃下的饭，拉出的屎，都是双份。而且是个女的。我让她跟我走，她同意了，但她父母不愿意。真遗憾啊，如果她在，今晚就没我什么事了。

“有一次我走进一片原始森林，走了整整七天。困了就睡在树上，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吃野果。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好，我在树上睡不着，听见山林里一阵响动，像风刮过。我仔细一看，好家伙啊，你们猜怎么着？我看到狐狸全部出动，聚在一块平地上。你们猜它们在干什么？它们在跳舞啊。真的，你们别不信。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见识少。领头的是一只白狐狸，比世间的很多女人还要漂亮。”

人群一阵哄笑。但那个络腮胡不以为意，他继续讲。他走出了原始森林，去了一个只有女人的村庄。马上就有人说，这故事是假的，是《西游记》。

“如果世间没有，那书里怎么会有？”

月光昏沉，但我似乎看到络腮胡在反驳时脸上闪过一道寒光。质疑者哑口无言。他继续讲，继续讲。但后面的故事我忘记了。

我话痨的毛病正是始于那时。搜肠刮肚、无话找话，起初，他们说我口齿伶俐，渐渐地嫌我烦。通常，我说得正起劲，被人一声断喝——闭嘴，耳朵都起茧啦。没有人知道，那些被扼杀在喉咙里的话语多么可怜。它们像一群欢快的小鸡，迎着朝阳和花香，排队出去找虫子，结果天空突然降下一只老鹰。话语四处溃逃处，留下面红耳赤的我。有时候，直接就哭出声来，有时候连哭泣也一同咽进肚里。但即便如此，还是没能治好我的话痨。只有我知道，自己话痨的毛病正是受耍蛇人的影响。

耍蛇人走后，我仍然会想起他在晒场上被人们围着的情景。我父亲也因为从他那里分到了一杯羹经常念他。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冬天，颇不平静，紧随耍蛇人来到阿尼卡的，是候鸟般的匠人。

某天，我听到村里传来声音——“补哦，补哦”。循声望去，山路上走来一个矮个子老头儿，头戴蓝帽子，脚穿露出脚指头的破胶鞋，背篼里装着一个灰扑扑的怪东西。我母亲将他请进屋，找出夏天时打坏的锅，倒扣在地上。那补锅匠的灰东西是风箱，呼哧呼哧拉着，火星四溅。黑色的铁块熔化成红色的浆，倒在旧铁锅的裂缝或破洞处，粗陋地打上补丁，使用时锅铲要避开那个疤痕。

骟匠敲着小锣，声音不大，但牛羊猪鸡闻风丧胆。孩子们追着骟匠跑，因为如果运气好，能混到一两只雄性动物的睾丸烧了吃。

篾匠来自金沙江对岸的高寒山区。据说那里距离终年堆积的皑皑白雪只有一步之遥。雪山下的村庄，只生长苦荞和蔓菁，还有无以计数的竹子。“我们那里，连十八岁的姑娘都会编织，”篾匠的眼里闪过一丝无奈，“如果谁家有好小伙儿，还望能牵线搭桥。”篾匠工价低，几乎仅能混饱肚子。为了尽量让肚子有着落，篾匠就拖延时间，一把筛子编三天。但如此一来，这篾匠就臭名远扬了。

木匠地位最高。甫一进村，就争相有人请。张家打桌子，李家打床，赵家还有待嫁的姑娘，早已望穿秋水。我母亲想要一个衣柜，隔三岔五跑去木匠那里，一是打听他啥时才有空，二是看他的手艺。终于轮到我家时，时间已是深冬。那木匠一边干活儿一边念叨着家里的妻儿，搞得我们不得不尽力把伙食弄得好一点儿。其实，所谓的好伙食，不过就是菜里多放一点儿油，辣椒面多一点儿，三天让他喝二两白酒。白酒装在透明塑料壶里，到了喝酒之日，桌上自然会多出一只玻璃酒杯。他喝酒下口很猛，像喝水一般。喝完杯中酒，又一次次拿起空杯，吸出吱吱声，那样子像是他的杯中有两只老鼠在打架。但我父母装作看不见这个动作。白酒壶在床下，主人不动，客人也不好意思动。木匠的习惯是，喝了酒就唱各地的民间小调。我们坐在火塘边，听他唱起那些哀伤的、欢乐的歌谣，顿时觉得，这世界大了起来。

某天早上外婆起床，吱嘎开门，惊呼一声：老天爷，又下雪了，快起来看雪。世界一片白茫茫。那是我在人间遇见的第二场雪。大地一夜之间铺上白雪，这让我再度惊恐。外婆遇到某些惊讶之事便直呼老天爷。于是，我真的觉得天是个老大爷。这老大爷家里应有尽有，有风雨雷电，还有祸福悲喜。雪是老天爷在昨夜送给人间的一个礼物。我坚信不疑。

木匠做好了衣柜，只等雪化后去镇上买来油漆上色。在闲下来的时间，他用边角废料给我做了一只木马。木马的肚子呈半圆形，骑上去，虽不能前进，但会前后晃动。为了感谢他，我父亲让他喝了半斤白酒。

冬天的阿尼卡，人们并没有闲下来。小麦、豌豆、胡豆，这些被叫作小春的庄稼，深秋种下后，一切看天意。如果天气足够暖和，小春有发芽和生长的机会，那我们来年就能吃上馒头和豌豆凉粉。如果霜雪来得早，那些刚刚破土的嫩苗被霜冻后，蔫蔫的，像我被父母责骂后的样子。又过了一段时间，那嫩苗糊了，被风吹散，乌鸦和喜鹊从天而降，刨食那些死不瞑目的种子。而那些没有种植小春的土地，需要犁过来，晾晒一个冬天，来年耙细，才有好的收成。

那时我家没有耕牛。一头单犁独耙的耕牛要三四百元。我父亲去有牛之家干活儿，两天人力换一天牛力。尽管如此，我父母还是满心欢喜。这对他们来说，完全就是额外的馈赠。他们边干活儿边回忆我们的上一个故乡沟口，并以此证明迁徙是件多么英明的事。我从他们嘴里了解到了沟口的冬天：人们无所事事，蜷缩在墙角晒太阳；寒风顺地而来，空旷的土地呜呜哭。“水冷草枯啊，”我父亲说，“有力也没处使。”

像是为了证明父亲此言非虚。没过多久，就有人从沟口来到了阿尼卡。这是一对父子，我们在沟口时的邻居，他们披着羊毛擀制的披毡，脸蛋黑里透红，言语极尽谦卑，像是我父母逃离了那个苦寒之地，从糠箩跳进了米箩。他们到来，我父母自然是高兴的。离开沟口的这几年，他们已经攒下了太多的话要讲。旧邻讲沟口的生老病死，以及毫无指望的生活，语气低缓，意在博取同情；我父母则争相讲着阿尼卡的好，土地多，人烟稀，海拔低，或许能够出产甘蔗（事实证明不能）。旧邻频频点头，并顺势讲出了此行的目的——想来阿尼卡找点儿过年钱。这可让我父母犯了难，两人对望一眼，瞬间没了先前的底气。

“我们今天没从大路上来，”那个父亲悄声说，“我们是从山林里来的。”

“山林里站着的，哪里是树，分明就是钱啊。”那个年轻人激动得脸色通红，忍不住道出了更大的秘密，“我们的锯子已经藏在山里了。”

我父母又对望一眼，让我去找外婆玩。

那时应该是当月中旬。我起身走出院外，看见一轮大月亮。如果将天空倒挂过来，就是一个蓝色大海，如果这样，月亮就会变成一个漂浮在海上的金盆子。夜风吹来，松涛阵阵，像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赶来。

此后的几个夜晚，月亮一点点将自己埋进天空，最后变成了一根黄香蕉。想到香蕉，我又想到了耍蛇人。正是他给我吃的香蕉。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再见。

那对来自沟口的父子有点奇怪。他们白天用披毡裹了身子，睡在我家火塘边，到了下午的某个时刻，一骨碌爬起来，不洗脸，不说话，哈欠连天，只等天黑。我父亲的情形也差不多，萎靡不振，沉默不语。那间由牛圈改成的屋子像个大瓮，只有我弟弟哭泣时能够泛起回响。他们的样子让我想起山林里的猫头鹰。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月。天气越来越冷，似乎另一场雪就要到来。“要过年了啊，”外婆说，“过完年，你就四岁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啥是过年，但凭空觉得那应该是个好玩的日子。

“要过年了哦，”我学着外婆的样子对母亲说，“过完年，我就四岁了。”

我看了看屋里，发现我父亲和沟口邻居都不见了。我问母亲，她说他们去江边了。金沙江流淌在距离阿尼卡几十公里外的两山之间，江边人种甘蔗，养蚕，那里是阿尼卡心中的天堂。姑娘们嫁到江边，就能长年吃上大米饭。

“他们去江边干啥？”

“小孩子家别多嘴多舌。”

我只能闭嘴。惹恼了母亲，她会动手的。我独自去到晒场上，站在那里能看到金沙江的上空。那时我太小了，还无法想象那个世界。但我相信，某天会有个人沿着山那边的红土路走来，从一个黑色小点变成高大的父亲。

这一天并不遥远，仅仅是两天以后。

当我父亲穿着一身新衣服，背着一个大麻袋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昏黄的太阳正一步步跌向夜的黑窟窿。我们在一天的最后一缕阳光中看见麻袋里的东西：衣服、鞋子、鞭炮、对联、红糖、花生、麦乳精……它们被掏出来，摆放在晒场上，围观的人全都瞪大了眼。爷爷的棉袄、外婆的湖绉帕子、母亲的衣服裤子白网鞋、我和弟弟从头换到脚再加两只玩具小青蛙、舅舅的整条香烟、小姨的雪花糕……一眨眼工夫，这些东西便到了它们的主人手上。接下来是迫不及待的试穿试用场景，变魔术一般，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你哪里来的钱啊？”我问父亲。

此言一出，欢乐的场面渐渐变味了。就像我们近距离看某样东西，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劲了。我爷爷的脸前一秒还咧嘴笑着，当我突然问出这话，他慢慢收起笑意并把目光投向我父亲。所以在我看来，那一瞬间的爷爷像是蜡做的，被火烤了，脸上的笑容稀了。

我的脚步比母亲的巴掌晚一秒，她拍到了我的屁股上。不疼。我内心窃喜，比蚊子叮到还轻。而骂声却听得清楚：“你再多话把你舌头割了。”我伸了伸舌头，并且想象一下没有舌头的生活。没有舌头就不能说话吗？那阿尼卡的哑巴明明有舌头呀。看来，大人们的话也不一定都对。

确实如此。我母亲前一秒还在愤怒，后一秒就将东西搬进屋。大人们的脸上再次露出欣喜之色，我很高兴他们这么快就忘了我的无心之问。“要过年了，不高兴的事情别说。”爷爷以长者姿态一锤定音，让欢乐的气氛名正言顺地延续下去。

“过了年，我就四岁了。”

我又想起外婆的话，但绞尽脑汁也无法想象四岁会是什么样的日子。出生并不意味着内心明亮，记事才是。像是行走在一个隧道里，我在三岁那年走到洞口，看见了世界。那个世界叫阿尼卡。

包倬，1980年生于四川凉山，彝族。发表有长篇小说《青山隐》，出版有小说集《沉默》《十寻》《路边的西西弗斯》《风吹白云飘》等。曾获《长江文艺》双年奖、云南文学奖。现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