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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2023年第12期|哲贵:出走与归来
来源:《美文》2023年第12期 | 哲贵  2023年12月21日08:40

我对驿头村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程绍国,老家就在隔壁双溪村。他父亲是驿头村人。他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父亲是程颐的后代》。发表在《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双溪村我去过多次,原来属于双潮乡,2015年行政区域调整后,划入山福镇。去双溪村要路过驿头村,来来回回,都是车子飞奔而去,呼啸而回,没有在驿头村停留。但我知道驿头村是著名侨乡,程绍国以前常有应酬,说某某朋友从法国回来了,隔一天,又说某某亲戚从土耳其回来了。给我的感觉,他的亲戚朋友无穷无尽,遍布世界。驿头村三面环山。山是大鹏山,山上有金山寺,据说永嘉大师玄觉曾在那里参禅。一面沿江,江是瓯江,源自龙泉百山祖,蜿蜒八百里,汇入东海。瓯江是温州母亲河。

那是一场暴雨之后。我们一行人从温州市区出发,上温州北高速收费站(也可以从温州西上高速),走温丽高速,到桥头互通下高速,转入330省道,按照导航,开3.5公里大约7分钟后,可以看见一个牌楼,上面有两块烫金匾额,上面那块写的是:中非友谊门。下面那块只有两个字:驿头。牌楼左边的灰瓦白墙上有8个铁制大字:千年古驿理义之乡。牌楼过去有一座火车桥洞,桥洞似乎是一个时空隧道,一钻出短短桥洞,豁然开朗,仿佛进入另一个空间,似乎时间也不同了——驿头村到了。

村口有一个小花坛,有草坪、有冬青,还有两棵高高的银杏树。花坛设在分叉路口,往左,是往金山寺的彩虹路,往右一百多米,就到了驿头村村委会。村委会正对着一大片稻田和荷园,暴雨过后,水稻与荷叶显得格外翠绿与精神,和不远处整齐的白色村居连在一起。村居的墙壁上,绘有驿头村历史与风俗的壁画。

驿头村是“二程”后裔,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还有,驿头程氏,源自老二程颐,这一点,所有传说和文献记载基本一致。那么,谁是驿头程氏始迁祖?也就是说,程氏一脉,谁第一个落户驿头村?就我所见的资料,至少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出自程绍国《父亲是程颐的后代》,文中写道:据古碑考证,程颐曾孙程节在福州做官,秩满回京述职,途径白沙驿(即现在驿头村所在),其母刘氏卒。他见白沙驿风水甚好,即择地以葬,并留下一子守墓。这一子,便是驿头程氏的始迁祖。不过,程绍国没有在文章中说明,“这一子”的名字,给这种说法留下了疑点。第二种说法,我是在驿头村的资料中查到的。村书记程正吉和书记助理成思带我去正在修建的程·让平祖居,按照程正吉和村里资料的介绍,驿头村的始迁祖是程澥,他是程颐的四世孙,于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任温州儒学学正(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任满后,全家留在温州,成了驿头程氏始迁祖。第三种说法跟第二种比较接近,唯一不同的是,程澥秩满之后,留下第八子程统在温州安家。也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来算,程统才是驿头程氏始迁祖。

其实,细究谁是驿头程氏始迁祖,并无多少现实意义,不要说我们外人,即便是驿头村的程氏族人,是程节、程澥还是另有其人,都是一样的,只要他们姓程就行,只要他们是“二程”后人就行。只要这个前提成立,村口白墙上那句“千年古驿理义之乡”的标语就能成立,程氏族人的骄傲就有了具体资本和依靠。

其实,对于我来说,来到驿头村,来到程氏族人中间,我的命题并不是梳理和考证谁是真正的始迁祖,我更想了解的是,“二程”的学说,在驿头村的民风民俗之中,在这些程氏后人的言谈举止之间,特别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有哪种程度的保留、发扬和呈现?更重要的是,“二程”学说是否在驿头村焕发出新的生命?这才是我真正想了解的。

不得不说,在驿头村,见到成思是个意外。

成思是河北保定人,生于1994年。复旦大学环境工程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参加了浙江省选调生考试,成为温州市环保局的一名公务员。浙江省对选调生有规定,必须到基层“锻炼”两年,成思于2023年4月来到驿头村,成为驿头村书记程正吉的助理。

刚进村委会一楼大厅,成思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她将我带到右边的一个智能大屏幕,向我介绍驿头村的大数据建设。来驿头村之前,我是做过功课的,我知道,在浙江的乡村里,驿头村的人文历史极有特色,这是驿头村的底色。我也知道,驿头村另一个特色是大数据建设,包括健康5G云诊室,包括一站式瓯e办,包括驿头村首创的安身码、医护码、健康码三码合一的智能手表,从这个大屏幕上,可以随时检测到消防、治安、交通、空气、水质、土壤的实时监测数据。是的,驿头村不仅是人文历史悠久的乡村,也是浙江省首批未来乡村试点村。它的大数据建设,本是应有之意,我不奇怪。

引起我好奇的恰恰是成思,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北方女孩,她能习惯温州的水土和饮食吗?更具体一点,她能胜任这个村书记助理的工作吗?反过来说,驿头村和村委会的班子是怎么看待这个“空降”的小助理?

我对此充满好奇。

驿头村很小,却又很大。

驿头村2019年由原来的岙底村、和平村和平山村合并而成,全名叫驿阳驿头村,户籍人口2281人。驿头村的小,还体现在土地面积上,只有4.5平方公里,大约60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里还包括村民住宅区、耕地和山林。这些都是“书面”上的数据。程正吉告诉我,村里实际常住人口大概只有一半。我问,多少人在国外?他回答我,大约三分之一吧。

在国外的三分之一人口中,程·让平肯定是“走得最远”的一个人。这里的“远”,指的不是路程,而是他的人生旅程,当然,也包括他在政治上取得的非凡成就。他创造了一段无法复制的政治传奇。

说起程·让平,当然要从他父亲说起。没有他父亲的传奇,就没有他的传奇。他父亲程志平原名程成康,小名三康,6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由姑妈抚养成人。20岁那年,他怀揣姑妈给的一点本钱,出门闯荡世界。出去之前,跟姑妈约定三年后归来。我们已经无法求证,当年三康离开驿头村时,是否有明确的计划?具体是以什么手段谋生?在国内待过哪些城市?后来如何到了语言不通的法国?又如何辗转到语言更加不通的非洲?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三康爽约了,三年之后,他没有回到驿头村。姑妈1947年去世,他没有回来。直到1985年,他于77岁去世,都没有再踏上故土一步。这中间,当然有距离的原因,从非洲的加蓬翁布埃,到亚洲的中国温州,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知要辗转多长时间和路程。当然,政治因素也不可否认,中国与加蓬虽然已经于1974年建立邦交关系,之间来往并不热络,像两颗各自运行的星球,按照各自的方向运行,民间更是缺少往来。所以,关于程志平的人生传奇,都是后来从各种渠道拼凑起来的。说他在非洲加蓬,得到了米耶内族酋长的赏识和酋长女儿的青睐。有小道消息说,酋长让女儿在程志平和他同乡洪松青中挑选,“公主”一眼相中了年轻体壮的程志平,后来,似乎是作为补偿,“公主”将自己的闺蜜介绍给洪松青。洪松青得的是“安慰奖”。他们两人同年结婚,同年生子。

洪松青和程志平是一生朋友,也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我看过一张程·让平中学时代和他母亲的合照,果然是出生高贵的“公主”,人到中年,依然眉清目秀,身材依然苗条。她的脸上,有微微的光,是慈祥、是恬淡、是平静,更是安怡。照片上的程·让平,还是一个愣头青,包着头巾,穿着米耶内族传统服饰。但这个愣头青的眼神已经露出锋芒,有一种平和中的锐利。

1965年,24岁的程·让平留学法国,就读于巴黎第一大学。五年之后,硕士毕业。他没有按照当时大多数人回国就业,而是选择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巴黎总部任职,一边攻读经济学博士。1984年,程·让平被任命为加蓬总统办公厅主任,这是一个转折,也是一次飞跃,更重要的是,因为程·让平的特殊身份,还有他的中非基因,以及感情,他对中国与加蓬两国高层来往,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程·让平真正让世人熟知,在中国,特别是在温州,是2004年,他当选第59届联合国大会轮值主席。中国民间认为,联合国秘书长是世界上最大的“官”,而秘书长是归轮值主席管的,所以,程·让平才是全世界最大的“官”。最自豪的,当然是驿头村的程氏族人,“他是三康的儿啊”。

平心而论,程·让平给驿头村带来了知名度,而且是巨大的知名度。至少我就是从他身上知道驿头村的,也是从他身上知道驿头程氏与“二程”的血脉关系。

我想,对于驿头村的人来讲,特别是对程氏族人来讲,他们的骄傲是可以想象的,自豪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骄傲和自豪是难以抑制的,有些晕眩,有些难以自持,却又异常清醒。

如果说,程志平是驿头村“走出去”的典型,那么,程建兵是“走出去”又“返回来”的典型。

程建兵生于1973年,他离开驿头村去土耳其时,已经28岁,属于“高龄”。我问程建兵,当时为什么选择去土耳其,而不是村里人更喜欢去的非洲和法国、意大利等地?程建兵说,正是因为村里去土耳其的人比较少,他猜测机会可能也会多一点。

现实并不像程建兵想象的那么美好,他也没能找到更多的机会,而是在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边上,一家温州人开的香港大酒楼“洗了三年碗”。三年之后,程建兵在距离香港大酒楼5公里远的尼新大厦开了一家300多平方米的东方料理,当起了老板。谁能想到呢?十年之后,程建兵将1200多平方米的老东家“吃”了下来。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他在伊斯坦布尔的欧斯曼被区独立大街购买了一幢11层楼的房子(后来加盖了一层),共6000多平方米。建成了土耳其最大的中餐饭店和酒店,名字叫北京饭店。他用了十年时间,从一无所有,做到了土耳其中餐“老大”。2015年当选土耳其中国商会常务会长。

到土耳其第二年,程建兵就将老婆孩子接出去“一起打拼”了。我想,这大概是程建兵能够快速成功的原因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没有后顾之忧,也没有“退路”。必须一往无前。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程建兵大约会将北京饭店越开越大,越开越多,他可能就在土耳其“落地生根”,像程志平一样,在土耳其“开枝散叶”,成为另一段传奇。2019年新冠疫情突然而至,其时,他已经将餐饮触须延伸到国内,在北京、河南等地开了好几家名为星海会的火锅连锁店。疫情打乱了他“内外双修”的计划。更为致命的是,伊斯坦布尔是个旅游城市,因为疫情,他的北京饭店生意直线下降,国内的火锅店生意同样遭到致命打击。到目前为止,他只留下河南郑州一家火锅店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鹿城区和山福镇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回乡参加新农村建设。刚好程建兵也有这个想法,不久后,他成立了驿头驿阳文旅有限公司,结合他在土耳其经营中餐馆的经验,打造融合中土特色“侨文化”的田园综合体。

驿头村是东西走向,属于长条形。程建兵的家在东边,村尾,圣旨亭路1-3号。再上去就是大鹏山了。他以自家为原点,办起了田园综合体第一期——程家大院农家乐。驿头村副主任程向群告诉我,现在要预订程家大院的民宿,三个月内都没有房间了。程向群家也开民宿,成思在驿头村的住处,就是他家民宿的三楼。他对民宿是了解的。

毫无疑问,驿头村是独特的,也是美丽的。

不可否认,驿头村的美,有很大一部分,是历史原因,这里是程氏先人找到的桃花源。只是,程颐估计不会想到,程澥应该也很难料到,千年之后,他们的子孙晚辈,会从东海之滨的驿头村出发,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并且,落地生根,繁衍生息。我们现在只能想象,在程志平的后半生里,有多少次面朝东方,在心里默念驿头村的名字。这个时候,程志平已经不再是程志平了,而是演化成《桃花源记》中的“渔人”。他已经找不到进入桃花源的“入口”,已经迷失在去程之中,也可能没有勇气和力气寻找回程。不能返回故里,应该是他心中一个无法释怀的遗憾。我想,何止是程志平,何止是驿头村,这人世间,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人终生无法再返回故里。好在有程·让平,他替父亲完成了这个心愿,他找到了返乡之路,找到了桃花源的“入口”,多次因公因私返回故里。除了程·让平,我还想到了程建兵,返乡这条路,他比程·让平走得更坚决,更决绝,他“出走”,又“返回”,然后,准备“重新出发”。我问过程建兵,是什么吸引他,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他这么做。程建兵实话实说,除了对故乡感情,最重要的还有,他在家乡看到了机会,一个比外面世界更多更大的机会。

当然,有些问题无法回避,程建兵做的是“田园综合体”,首先碰到的是土地资源问题,而土地问题又是现在农村最具体、最细微、最敏感又最复杂的问题。其实,遇到问题的不只是程建兵,我想,应该还有程·让平,据说,他参加加蓬总统选举失败之后,离开了加蓬。但这只是传说,从来没有人站出来解释、证实或辩说。还有程正吉,没有当书记之前,也不常住村里,他在城内有两家企业,一家是混凝土,一家是外贸。因为当这个村书记,他将两家企业交给儿子管理,算是退居“二线”了。内行人知道,混凝土企业,是要跟三教九流打交道的,没有两把“刷子”的人,办不了。名义上,他已经将企业交给儿子打理,真正遇到问题,还得他这个“老将”出马。我到驿头第二天,正和他在村委会聊天,突然接了一个电话,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一辆工程车,跑到永嘉界,被交警扣住了。要罚款,要扣分。我相信他两个企业都做得不错,成思曾经悄悄告诉我,村口花坛及周边共有六棵银杏树,就是他出钱买的。当了村书记之后,他花在村里的钱接近一百万。我想,如果两个企业做得不好的话,他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当然,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来讲,一百万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对于一个地方建设,一百万算不上什么大钱。更主要的是,村书记的职责不是捐钱,而是带领大家办事,让驿头村更上一个台阶。我觉得,这大概才是程正吉面临的问题。作为村里的“一把手”,当然,也是家里的“一把手”,他两头都要做好。而现实情况是,村里没有资源,没有集体经济,摆在他面前的,确实是一座桃花源,但他的议程是,这不是一座遗世独立的桃花源,而是一座开放的、包容的、快速发展的桃花源,他如何带领大家,继承好千年的传承,如何提炼和推广理义之学,更主要的是,开辟出别开生面的新征程。同样,这也是程向群和其他村委会成员的议程。还有成思,她说自己已经在温州买房了,坚定做一个新温州人,我猜想,她的议程不只是融入驿头村或者温州的问题,而是,她如何将最新的知识和概念引进来,让温州,特别是驿头村的旧与新发生化学反应,催生出新的可能,她是桥梁,是催化剂,是未来,更代表新的可能。

哲贵,1973年生,浙江温州人。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江南》杂志副主编。已出版小说《金属心》《信河街传奇》《仙境》《化蝶》《我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非虚构作品《金乡》等。曾获郁达夫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汪曾祺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