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三：《杂嘴子》

1993年，我在电话里认识了马可·穆勒先生，没想到他会成为我创作生涯的一个贵人。他当时是欧洲六大电影节之一——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的组委会主席、选片人，也是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亚洲顾问，此前曾连任八届威尼斯电影节的组委会主席。平遥国际电影展由贾樟柯导演创办，马可·穆勒曾担任过艺术总监和首席顾问。

马可·穆勒找到我其实是费了些周折的。每年春季，他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为电影节选片，我的同学（第五代导演们）的部分代表作，就是在马可·穆勒的帮助下走向国际，并斩获大奖。他知道第五代导演中有最年轻的我，甚至知道我拍过《马蹄声碎》。由于没有便捷的联系方式，直到1993年春季，他再次到中国选片，才通过我的同学夏钢导演的介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礼堂里看到了《杂嘴子》。我当时忙于《家丑》的筹备，四处奔波，居无定所，直到有一天，我收到当时国家电影局的通知，说马可·穆勒担任组委会主席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向《杂嘴子》发出入围主竞赛单元的邀请，这真是喜从天降。但是不久，我们又接到上级领导决定中国电影退出那届洛迦诺电影节的通知。得到消息的当天，我在给好友的电话里泣不成声。对于商业上没有好成绩的年轻导演，获得奖项是事业为继的重要途径。然而真像是坐过山车似的，又过了不多的日子，我忽然接到马可·穆勒亲自打来的电话，告知《杂嘴子》已入围第50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马可·穆勒亲自为《杂嘴子》翻译了意大利文字幕，他很清楚这部电影在商业方面依然是不被看好的，就主动为影片在意大利找到了一家发行公司。当年，我三十一岁，马可·穆勒正值壮年。记得他用漂亮的中文说：“我父亲是罗马人，母亲是希腊人，我身上有两个民族的‘缺点’。”我从中听出马克·穆勒的幽默和自豪。

为了去威尼斯参赛，我和马可·穆勒多次通话联系。每当在约定的时间，拨通国际长途时，他总是让我挂掉电话，由他打过来，他知道我这个中国导演囊中羞涩。我到威尼斯之前，有业内长辈劝我放弃，说全世界每个电影人都知道威尼斯电影节的门槛有多高。劝我不要白费气力，空跑一回。我说：“不！砸锅卖铁我也要去。”扯了不足三百元人民币的料子和一些价值几十元的假首饰，朋友亲手为我缝制了旗袍，兜里装着一位台湾兄长赞助我的一千美元。我就这么着去了威尼斯。

1989年，在西安郊区舅舅家的土炕上，我生下了女儿。孩子满月后，我的全部财产还有七百元人民币，我把七百元钱的大部分和只有五十天大的女儿留给了舅舅，返回湖南寻找工作机会。近一年后，荷包里有了些养活女儿的钱，已是单身母亲的我返回到西安，女儿已能光着脚丫在村街不像样子地奔跑了。

舅舅是20世纪50年代从老家大连到西安投奔我母亲的。当时，母亲完全有能力为舅舅在西安市的工厂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母亲却因为舅舅一家是农村户口，就把他们安排到郊区做了棉农。后来母亲工作调动到宁夏，舅舅一家则继续在西安务农。童年时，我偶尔去舅舅家过暑假，舅舅、舅妈也到宁夏小住过。父亲去世时，我只有九岁，母亲的身体和精神几近崩溃，舅舅家成了我们的大后方。虽然舅舅家是村里唯一的外来户，舅舅和舅妈却靠着吃苦耐劳与人为善，赢得了村民的尊重。村里的红白喜事总是舅舅、舅妈打头阵。舅舅去帮忙做菜、管账，舅妈为亡人净身、赶制寿衣。人民公社时期，舅舅做过大队支书、会计。改革开放后，舅舅带着表弟开了个小型的蜂窝煤厂，父子俩干得红红火火，成了村里的第一个万元户。表弟婚后不久，媳妇就怀孕了，表弟却死于车祸。舅舅、舅妈求媳妇生下孙子再做打算，媳妇娘家不答应……家务事总是一言难尽。我坐月子时，和舅舅、舅妈睡在一个炕上，夜里舅妈帮我照顾孩子，有时孩子会突然间莫明其妙地大哭，舅妈就会对着窗外喊表弟的名字说：“福林、福林……你走吧，不要惹娃……”说得我头皮发麻。除夕夜，舅舅会在院子里挂上灯笼，给回家的表弟引路。我能体会到舅舅舅妈悲苦到无泪的心情。表弟去世后，舅舅无心再办蜂窝煤厂，开始经营桃园，桃子熟了，女儿跟着舅舅去卖桃，不到两岁的她就会叫卖了。我女儿在麦草垛上打滚，在邻居家吃馍馍，睡着了邻居就把孩子抱回舅舅家。像所有父母、长辈一样，孩子刚会开口说话，大人总会以特有的方式和孩子交流，训练孩子的表达能力。每当我回到舅舅家，舅妈总会让女儿给我表演节目。舅妈表情丰富、语音诡异地启发道：“老鼠呢？”女儿指着屋顶说：“在那儿！”农村老鼠多，夜半会在屋顶窜奔，舅妈和女儿于是就有了这个保留节目。舅舅家养了一条名叫莎莎的大黄狗，女儿每天跟莎莎一起搭伙吃馍馍，自己吃几口，再递到莎莎嘴边，让莎莎吃，等莎莎吃过，女儿又接着吃。舅妈也管不了，任由女儿了。后来莎莎死了，舅妈和女儿又创作出了新节目。舅妈说：“莎莎呢？”女儿说：“埋了。”舅妈说：“埋在啥地方？”女儿说：“后院。”这两个节目反复上演，一老一少两个演员，总也演不厌。后来不免又有了一些新节目，女儿就这样完成了大连腔和陕西方言混搭的语言训练。有一次，村街上来了个收废铜烂铁的，女儿以为是卖零食的货郎，闹着要吃，舅舅直接从废铜烂铁中找出个小铁棍给了女儿。我惊诧到失色，舅舅却显得淡定：“让她吃一口，她就知道了。”女儿把小铁棍果真塞到嘴里吃，但立刻就吐出去扔了。就是这样零碎的一些往事记忆，在证明着我就是这样子过来的。

回想自己四十年来的创作经历，《杂嘴子》最为特殊。先要说到作家杨争光，时间是1991年，我怎么在西安电影制片厂认识了作家杨争光，具体细节已记不大清楚了，也许是看过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双旗镇刀客》之后吧。时间太久，一些本应记住的事情会显得模糊。杨争光是个极有感染力的人，时任西安电影制片厂专业编剧，他说他小时候村里人都叫他“杂嘴子”，就是说多嘴多舌的孩子。西安电影制片厂当年是中国文艺电影的旗帜，西影厂文学部那幢灰色的砖楼正对着招待所，那个在今天看来很寒伧，或许已经不存在的旧楼，当时却是藏龙卧虎，出出进进的不乏文学界、电影界名流。

我那时不满三十岁，和西影厂的同行、朋友们一起经历了许许多多高谈阔论的白天和夜晚，兴起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甚而至于按捺不住，引吭高歌。那可真是激情飞扬的一段日子。说到怎么起意动念写《杂嘴子》，我记不清了。可以确定的是，《杂嘴子》剧本创作之初，是我约杨争光写一个剧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是导演、编剧、作家都还没有契约意识，只要有了创作火花就写起来，至于稿酬、版权几乎是不被在乎的。杨争光很快就完成了初稿，我们努力争取西安电影制片厂投拍未果。我带着两岁多的女儿回到湖南，又向我的工作单位潇湘电影制片厂投稿，依然没被接受。杨争光决定先改成小说发表，他那时候已经是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作家，文学名刊《收获》常发他的小说。在全国只有十来家电影制片厂具备拍片资格的年代，一个电影剧本的投拍是非常不容易的，只见开花不见结果，任何一个创作者也是耗不起的，所以杨争光的要求完全合理。时过不久，杨争光的中篇小说《杂嘴子》发表了，拍电影的事反倒被搁置。

没有电影可拍的我无异于失业，好在单身母亲的孤独寂寞让我有更多时间胡思乱想。每当夜深人静，有关此前人生经历的种种，有关《杂嘴子》，总是不能让我安然入睡。在一个深夜，我鬼使神差地从床上爬起来，开始了剧本《杂嘴子》的修改，一发不可收拾。从童年开始在舅舅家的乡村生活、表弟的离世、女儿的出生，还有舅舅家那个村子的乡亲们，包括在宁夏西海固的岁月和着杨争光的《杂嘴子》，一股脑儿地涌现到我的字里行间，刚开始是繁乱无序的，渐渐变得清晰起来，灵动踊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仿佛在选择我，而不是我选择它们。直到那年除夕夜，新年的钟声敲响，整个城市鞭炮齐鸣，浓重的火药味从窗缝飘入，我泪流满面，浑身颤抖，依然无法止笔。这真是一次高峰体验。都说好作品应该是零度写作，“野渡无人舟自横”，一派萧然忘我才是。我做不到这境界，我倒海翻江，几近失控。或许这样的写作并不成熟，不能成为经验用以自勉分享。但平生有一回这样的体验是非常珍贵非常必要的。

截稿之后，我壮着胆子把剧本寄给了梁晓声先生。梁先生时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艺术副厂长，我期待着他身为优秀作家的判断；还有一个原因是《杂嘴子》可以归类为儿童片，投石问路也应该问到合适的门径。两个月后，我战战兢兢地给梁晓声先生打了电话，好消息让我喜出望外，他说剧本真好，很久没看到这么好的剧本了，他请我去北京接受中国儿童电影厂的正式组稿。我这才告诉杨争光，自己贸然改了剧本，并已得到儿童电影制片厂的接纳。他当然是高兴的，同意我与他共享编剧署名权。在剧本通过，决定投拍的同时，我把外景地定在宁夏西海固，那里有我父兄两代人的足迹，有比关中平原更具视觉冲击力的黄土高原，有从少年时期深刻影响了我精神内涵的整体氛围。到西海固拍电影在我算是蓄谋已久。

1992年，《杂嘴子》摄制组在西海固进行勘景工作。我冒失地闯到固原地委，向地委书记李国山请求支持。李书记提出要看剧本，没想到奉上剧本不久，他就看完了，只给了两个字的评价：“干净！”随后立即召开了有各县领导参加的协助《杂嘴子》拍摄的会议。会议精神很快得到贯彻，我们到当时的彭阳乡勘景时，乡党委书记亲自接待，摄制组十来个创作人员，分食着一大盆热乎乎的羊肉揪面片，少言寡语的乡党委书记站在一边看我们吃，那模样就是个再厚道不过的庄稼汉。对我们的创作人员来说好像不过是一顿便饭而已，只有我知道，相对于当时乡上的条件，已经是美餐了。选定隆德县作为主场景地后，我们发现了一处典型的西海固地貌山体，正适合搭建电影中的村小学，但是没有路可以让拍摄所需的车辆抵达。李国山书记批示免费修筑了14.7公里的简易公路。开拍那天，李书记亲自率队助阵。

1993年，《杂嘴子》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获奖后的晚宴上，评委会主席、澳大利亚导演彼得·威尔对我说：“你太坚强了，不能想象你能用七十多万元人民币拍出《杂嘴子》。”当陈凯歌导演翻译了他的话之后，我很想对他说，不是七十多万啊，不能用钱计算的。后来，我看了彼得·威尔导演的《死亡诗社》，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力主将“国会议长金奖”授予《杂嘴子》，为什么马可·穆勒要力挺这部影片，为什么在威尼斯放映《杂嘴子》之后，来自各国观众的掌声持久、热烈。因为爱、坚忍和悲悯联结着相互陌生的我们。“国会议长金奖”旨在表彰影片传达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这在我是一个持久的激励和追求。很多年后，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友告诉我，当年《杂嘴子》在电影学院放映时，同学们反应非常热烈，放映厅里大家跟着电影呼喊，观影后同学们还在重复影片中的对白。《杂嘴子》给我最重要的创作经验是：艺术创作要直抒胸臆，要舍得和敢于揭自己的伤疤。文学艺术中的优秀作品往往含有隐蔽的自传性。

相关补记：

一、《杂嘴子》有七个儿童演员，主演李磊当时才九岁。女主角由我的师姐曹翠芬饰演。开拍前，我们让曹翠芬大姐带着七个孩子住到老乡家，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主演李磊是陕西西乡县人，父母是在县城工作的干部，与其他农家孩子相比，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他又是独生子。有一次，曹翠芬大姐悄悄跟我说，李磊想吃一碗细挂面。当时没有满足孩子，因为要努力让他进入角色，也是因为剧组生活条件有限，要照顾就须都照顾，不能只照顾一个孩子。那时候，孩子来拍片，是不准家长陪伴的。九岁的孩子远离父母，在拍片中只是想吃一碗细挂面，都没能满足他。这许多年来都是我心里难以释然的一个事儿。

二、《杂嘴子》拍摄完后，我去固原地委跟李国山书记告别。我特意买了一套精装本《三十六计》连环画，作为礼物送给他。连环画是很有品质的白描勾线，我猜想只有这样的礼物李书记才会收下。果真他欣然接纳。后来，李书记调回国家民委，我很想去探望他，但最终没去添麻烦。如今他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在我心里这是一位慈祥的有担当有魄力的长者。一件事可以记一生情，我对李国山书记就是这样的。

三、1993年，马可·穆勒终于看到《马蹄声碎》。在他的推荐下，《马蹄声碎》入选第11届意大利都灵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使这部电影在中国公映五年后走向世界。此后，我们延续了三十年的友情。直到2018年《红花绿叶》完成，马可·穆勒在北京观看了影片，立即决定向由他出任艺术总监的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推荐该片，《红花绿叶》也不负他青眼推荐，在平遥获得了观众票选奖。五年后，在马可·穆勒关注下，《带彩球的帐篷》再次入围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首映单元。三十年来，马可·穆勒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每到中国必定要想办法找到我。他跟我说：“你应该回意大利，回意大利治疗。”他的中文不可能有语病，他说“回意大利”，并没说“到意大利”。一个“回”字暖彻人心。

四、1993年，在威尼斯电影节，我认识了马可·穆勒的前妻杜阿梅女士（中文名）。马可·穆勒和杜阿梅虽然离异，却始终保持深厚的感情，他们活跃在世界影坛，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电影节出任策展人、评委、选片人。他们是电影教育家、理论家、评论家，用一生最好的年华致力于推动一代代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走向世界。杜阿梅女士最后参与的电影作品是《带彩球的帐篷》，她在临终前，完成了影片的英文对白字幕翻译。有评论道：“……杜阿梅的辞世，意味着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的终结。”杜阿梅在电影界的影响如是。2018年，我在北京和远在巴黎的杜阿梅大姐通话，她说：“苗苗，你好好的，到巴黎就住我家。”她一定了解我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她完全理解我们中国人对另一个人说“你好好的……”意味着什么。在杜阿梅带病完成《带彩球的帐篷》英文翻译过程中，我是有机会和她通话、视频的，但是我没有，我宁可记忆中永远存留散发着迷人魅力的她。马可·穆勒和杜阿梅这样的人，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高贵。杜阿梅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带彩球的帐篷》这部美好的电影。”如果这算是杜阿梅留给我的遗言的话，那么这样的遗言让我痛彻心扉。

五、2022年除夕，我的胞弟刘桐渤辞世，享年五十九岁。弟弟在北大获得硕士学位后，去美国留学五年，此后回国工作。他是我的同修，更是诤友。在他看来，我不算个知识分子，我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缺陷。我并不否认，也乐得向他讨教。弟弟的脑袋里装着许多知识，我每每遇到新的电影创作题材都会和他讨论，他几乎可以轻松面对我的所有提问，向我推荐参考书目，甚至一些非常专业的历史背景、具体教据，他都了解得很准确很翔实，真是信手拈来，让我佩服。弟弟不喜欢电脑，戏言电脑是少数聪明人让大多数人变成傻瓜的发明。弟弟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杂嘴子》入围威尼斯的报道，《杂嘴子》获奖后，弟弟在通话中说：“我猜到你会得这个奖。”后来，弟弟非常郑重地对我说：“什么是人文精神？真正的人文精神是身体力行。”这应该是弟弟含蓄地提醒我，在他看来，我还不够宽厚无私，还不具备更彻底的牺牲奉献精神。……弟弟再也不能到我的摄制组探班了，他留给我的课题我要用余生来完成。

【作者简介：刘苗苗，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马蹄声碎》获第十一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特别展映；《杂嘴子》获第五十届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首届大学生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家丑》获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红花绿叶》获第三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中小成本故事片奖”、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年度十佳国产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