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1月17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座谈会”在浙江乌镇举行。获奖作家杨志军、乔叶、刘亮程、孙甘露、东西，评委代表刘建东、丛治辰，获奖作品出版单位代表韩敬群、毕胜分别发言，结合自身创作实践和工作实际，畅谈了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努力攀登文学高峰、推动新时代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心得体会。

人格的修炼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功

□杨志军

杨志军

今天我们来到桐乡乌镇，这里是茅盾先生的故乡。在一个伟大作家的出生地，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能让我们在新的层面上，从文学到思想、从感性到理性、从形式到内容，获得一种不可替代的升华。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底蕴，也有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的积淀，其中包括了对历史文化现象的洞照，对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对新时代文化现象的总结。它刷新了时代精神，绘染着生活色彩，鼓动着我们走向未来的脚步。它既有对文学走向高峰的希望，也有对写作者自身修为的要求。它还通过文化的经典范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实现一流作品和一流人格相结合的可能。茅盾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让我们向风慕义的作家。

早在1917年,茅盾先生就写道：“处世宜乐观，而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先事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这时候的茅盾先生参加工作才一年多，也就是刚刚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久。之后他就参加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和文学研究会的组织工作，对新文学运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感情，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运命作奋抗与呼吁。”这是茅盾先生参与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开始，这个开始非常重要，他已经具备了好文学和大作家所应该拥有的全部内容：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勇毅之思想，超凡之使命。从认知和思想的源头出发，此后的茅盾先生便有了反映大革命时代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有了“透视过现实的丑恶，而自己去认识人类伟大的将来”的《野蔷薇》，有了为中国的壮剧“留一印痕”的《虹》，有了知人论世的《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庐隐论》《冰心论》以及《读〈倪焕之〉》，有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里程碑《子夜》，有了“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意义”的《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清明前后》等。

茅盾先生作为一个典范式的中国现代作家，在人品、思想、才情、创作等方面所拥有的格局和所达到的境界，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要以这样的榜样为先导，朝着越来越清晰璀璨的远方，跋涉前行。

一个写作者的远方既是可以前瞻的地平线，也是可以后顾的历史深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里，有着无数先贤为中国古代文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说这是“五常”，也就是做人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北宋大儒张载又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句，说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那时候的作家都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信守之人，都是把“知行合一”当作家常便饭的践行者，精神理想和文如其人的风格不仅造就了文章的品位，也塑成了“人”的模样：有“大象无形”的学说，便有“老子化胡”的举动；有“香草美人”的比喻，便有汨罗自沉的壮逝；有性本爱丘山的表白，便有归园田居的行为；有“大江东去”的诗文，便有宠辱不惊的超脱；有“气造天地”的志向，便有自珍改良的佳话。更有李白、杜甫、稼轩、陆游、雪芹、鲁迅，文有华章，人有高品，真正是冰壶秋月，傲雪凌霜。

人格的修炼是一个写作者的基本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严格审视写作者的精神构造和道德体现，构成了一部从情爱到大爱、从好善到性善的精神发展史。纵观世界，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不因为宗仰道义而得到大众的追捧和时间的挽留。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要做一个“知行合一”的文化人，做一个有文德、有操守、有底线的写作者，做一个有社会担当、有使命意识、身体力行地践行道义、表现道义、挖掘人性真善美的作家，努力让自己的生命般配于文学这个高尚的称呼。

我的《雪山大地》，就是想通过现代青藏高原的变迁史，展示几代人越走越高远的历史脉络和越来越进步的生活内容，体现“人”的质量和海拔一样高峻的精神指标，把实现人的理想和做一个理想的人完美地统一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我挖掘得远远不够，而不够的地方却闪烁着更具魅惑的光亮，正是我继续攀登的目标。

写作者“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文学的时代性、人民性、创新性

□丛治辰

丛治辰

时至今日我依然非常怀念评奖的那些日子，大家在小组讨论中、在食堂里、在饭后散步的小路上，随时随地交换对作品的看法，充分表达自己对文学理想的坚持。那些严肃而真诚的时刻会令每一个文学从业者温暖和感动，那是文学的尊严所在。

讨论当然不会总是一团和气。我自己就和一些我极为尊敬的前辈和朋友多次发生争执，以至于最近还在反省当时会不会有些冒犯。但如果时光倒流，我想我们每个人依然会选择那样直接坦率的反复辩难，因为捍卫对文学的信仰正是茅奖评委的职责所在。习近平总书记说“真理越辩越明”，要“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那20余天的评奖工作真正落实了这样的批评精神。也正因经过了频繁激烈的争论，最终评委们达成共识，遴选出的这5部作品才尤显难能可贵。

达成共识当然并不容易，这一方面因为60多人的艺术观念、审美趣味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也因为四年来我们国家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确呈现出可喜态势，涌现了太多优秀作品，令人难以抉择。获奖作品当然实至名归，但在此之外的确还有不少出色的长篇小说，它们共同勾勒出了一个璀璨的新时代文学星空。

评奖总要有所选择，没有任何奖项可以容纳整个银河系，而理应凸显自己的文学趣味和立场。因此60多位评委纷纭的文学追求必须统一为一个共同的文学追求，那就是茅盾文学奖所坚持和彰显的文学追求。作为国家级文学奖项，这一文学追求相当程度上正是共和国文学理想，这一理想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其萌芽可以上溯到新文化运动，此后经百余年艰难探索，不断明确其方向、丰富其内涵、细腻其肌理。进入新时代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多次重要论述正是立足新的历史现实，对共和国文学理想最新、最科学、最系统的论述。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我们能够更深刻认识茅盾文学奖的文学追求。

依我浅薄的学习体会，这一文学追求至少包含三个方面：

其一是时代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书写隐秘战线革命者的斗争历史，杨志军《雪山大地》全景式展现西部多民族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东西《回响》则写出了当代社会复杂深幽的时代心理，无一不体现出反映时代、理解时代的强烈诉求。乔叶的《宝水》，在诸多正面书写新时代建设成就的文学作品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它将乡村振兴与个人成长结合，表现出个人理解世界、文学表达时代的探索勇气。

其二是人民性。“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杨志军写出《雪山大地》，与他几十年在青海生活对当地群众的熟悉密不可分；乔叶为写《宝水》，以高度自觉的态度“跑村”了解新农村建设面貌。而他们都是在普通人身上看到了值得被文学记录的时代光辉。

其三是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创新”，认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本届获奖作品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一个“新”字。《千里江山图》和《回响》先锋的笔调和对类型文学乃至于影视文学叙事手段的化用，是一种新；《宝水》对书写新时代的开拓性的方法探索，是一种新；《雪山大地》提供的汉藏干部群众的“新人”形象，也是一种新。而对刘亮程《本巴》那种异质性叙述方式的褒奖，更体现了茅盾文学奖对创新的重视。本届获奖作品无不是讲述中国故事、赓续中华文脉的杰作，《本巴》格外难得之处在于，它提醒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元一体的格局，以小说的方式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故乡是生长的文学

□乔 叶

乔 叶

我的老家在河南。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的河南，在“乡土中国”的“乡土”一词上带有命定的强大基因。“土气”浓郁的河南，既丰产粮食，也丰产文学。改革开放以来，诸多前辈都以极强的文学自觉笔耕不辍，中原乡村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不过，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乡村之子，很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想在文字上清洗掉的，恰恰就是这股子“土气”。如今人到中年，经过这么多年生活和文学的教育，我方才逐渐认识到这股子“土气”是一笔怎样的资源和财富。这“土气”，往小里说，是我的心性；往大里说，意味的是最根本的民族性。与认识同步的就是创作。我开始有意因循着前辈们的足迹，想要获得这“土气”的滋养，在接连几部乡村题材的创作之后，随着《宝水》的完成，我对这种“土气”的开掘和书写也抵达了力所能及的最深的根部。

《宝水》截取了一个小山村的一年。作为一个文学乡村，这一年如一个横切面，意味着各种元素兼备：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植物学的……这也是信息、故事和情感高度浓缩的一年，是足够宽阔、丰富和深沉的一年。为了写这一年，我的素材准备时间用了七八年。主要的准备，就是“跑村”和“泡村”。“跑村”是去看尽量多的乡村样本，这决定着素材的广度；“泡村”则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近年的变化，这意味着素材的深度。“跑村”是横，“泡村”是纵。在“跑村”和“泡村”的纵横交织中，我鲜明地感知到，乡村正在发生着的巨变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是一个具备无限可能性的文学富矿。要在其中挖宝，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确实缺一不可。我个人的体悟还加上了一点听力——潜伏在村庄里，窃听人们藏在深处的微妙心事，才有可能和他们同频共振，一起悲喜。每次走进村庄，我都会让自己沉浸式倾听和记录，然后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遵从内心感受去表达。无数扑面而来的鲜活细节让我真切地意识到，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所构成的正是这个大时代。也就是说，宏阔的时代必须附丽在这些细节里，而这些细节又由无数平朴之人的微小之事构建，如同涓涓细流终成江河。

在今年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其中提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让我尤有感触。毋庸置疑，中国乡土文学有着极其绵长深厚的传统，身处这个传统中，在继承的同时如何发展，这是我在创作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文学是精神的故乡，故乡是生长的文学。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会波及每一个人。在时代的时势之变中如何关注新的现实，如何关注人们在时势之下的改变——比如中国乡村的新伦理建设和新生活建设，这一直是我所思考的。在《宝水》中，我把中国当下乡村人们的生活经验、生活意识与生活向往作为重要的表现内容。既然要写当下的乡村，我认为这些内容就应该是社会发展在文学创作中的必然呈现。比如因为城乡之间的频繁流动和边界变动，人们普遍拥有的是一种城乡混合叠加的复杂体验，《宝水》的人物和人物故事就比较集中地表达了这些体验。此外，对当下中国广泛存在的城乡关系，城乡关系中人们的心理、情感、道德等多种状态，城市化的背景下人和故乡的关系，以及在乡村变革中女性意识和女性命运的发展变化等，我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触及和书写。同时，我有意识地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如对民间故事、民间戏曲、民间工艺、民歌民谚、土语方言等这些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采撷和借鉴，也在故事风格、意象运用、古典意蕴等方面萃取和化用着本土文学传统的精华，尽力使之融入文本的内部肌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认识到，重拾传统之美、溯源民族经验、光大民族精神将会成为一条越来越宽阔的文学之路。

写作在向现实开掘的同时不应忽视向心灵的开掘

□东 西

东 西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恰逢巨变时代，中国从物质到精神都发生了变化。新人物不断涌现，新情节层出不穷，新事物屡见不鲜。如何在“新”字上做文章？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大胆探索，锐意进取，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首先，我在生活中寻找新灵感。《回响》创作之初，我只是想写一个情感故事，但怎样才能写出新意？“推理”是我找到的第一个突破口。之前我曾犹豫，生怕一旦用了“推理”就会写成类型小说，害怕被情节裹挟而忽略了思考，同时又担心小说的过度严肃会造成读者的流失。一边是惯性写作，一边是不擅长的陌生写作，纠结犹豫之后，最终我还是选择把惯性写作与推理小说打通，不仅要有推理的外壳还要有推理的实质。“心理”是我找到的第二个突破口。一直以来，我都在虚心地向现实学习，并深感现实远比我的想象丰富。写作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生活之上，但我又不得不承认：生活有多丰富，心灵就有多精彩。换言之，心灵是现实的镜像，所有的心理反应都是现实的“投射”，写作在向现实开掘的同时不应忽视向心灵的开掘。虽然以前我也曾进行过心理写作，但都是浅尝辄止。这一次，我把心理的探索与现实的探讨用同等篇幅呈现，即主人公冉咚咚在推理案件的同时推理爱情。

其次，我在生活中寻找新人物。冉咚咚就是我刻意塑造的一个新人物形象。她有知识有才华，因为敏锐、逻辑性强而成为刑侦高手。在与刑警们的交往中，我发现凡是优秀的刑警都属于敏感型人格，否则他们破不了案。而敏感型人格利于侦破案件，却未必利于夫妻间的信任。为了人物的性格统一，我不敢删除冉咚咚生活中的敏感部分，而这部分恰恰是难题，也是写作者最想留白的地方。我也曾想把这部分略过，可一旦略过，人物就不真实。如果能把这部分真实地呈现，是不是就能让读者在看到她的巨大压力时产生更多的尊重？她在侦破案件过程中既要克服案件的复杂，又要克服情感的困扰，还要克服自身的焦虑与抑郁。克服前两项容易，克服第三项也就是内心的困境则是难上之难。写了第三种困境，人物才变得立体起来。而写她的不停追问，也是为了写出她的完美型理想型人格。当她不但勘破别人也勘破自己之后，我看到了一颗美丽的心灵。因为只有相信爱情的人才会追问不止，只有渴望信任的人才会不断怀疑。

再次，我在写作中研发新词。要写出心灵的丰富，少不了使用一点心理学知识。是的，就像每一次写作那样，我都全心全意地跟着人物走，在跟他们建立感情的同时渐渐与他们感同身受。当我彻底进入情节之后，一些新词包括以前没出现过的心理学名词不断出现，在小说里分析人物，竟然没有违和感。比如：心理远视症、简幻症、晨昏线伤感时刻、爱情的三个阶段（口香糖期、鸡尾酒期、飞行模式期）、疚爱等等，这些词由心而发，试图概括总结某些心理现象。

就像人有人格一样，写作者也有写作性格。部分心理学家认为三至七岁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以此类推，写作者初学写作的三至七年，也是写作性格形成的关键期。我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的，那时各种潮流奔涌而来，写作者勇于尝试新的写作方法，先锋小说应运而生。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喜欢阅读有难度作品，追求“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写作效果。三十多年来，虽然我的写作经历了变化，但那一抹底色即写作性格一直都在。之所以有这样一抹底色，除了与时代的剧变有关，也与人心的求新求变契合。

现实中，并不存在一部与每个人的内心要求完全吻合的作品。一个作家想写出一部人人满意的伟大的佳作，那是绝对的空想，而读者也别指望会有这么一部作品从天而降。那部所谓的人人满意的伟大的作品，需要众多的作家去共同完成，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丰富它。因此每个作家去完成他该完成的任务，这就是他为这个时代做出的写作贡献。如果说生活是写作素材的总量，那作家写出来的便是生活的部分量。我将继续努力，写好生活的部分量，争取从局部中写出整体，从单数中看出复数。

努力绘就新时代千里江山图

□毕 胜

毕 胜

千里江山，百年寻梦。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强大的精神力量。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时指出，“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上海文艺出版社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并充分认识到新时代文艺出版工作应以反映时代精神为使命，积极推出呈现家国情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礼赞民族精神的文艺原创精品。

文脉悠远，与古为新。上海文艺出版社一直以来坚持以打造传世精品、出版高质量文艺原创作品为目标，逐渐扩大上海文学出版在全国的影响力。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的出版，既是我们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的有力体现，也是我们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成功的出版实践。从王希孟的传世古画，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再到今天的璀璨灯火，我们见证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文学表达。

我们深刻体会到新时代文学事业“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为了推动新时代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中国作协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千里江山图》立项之初就被列入中国作协年度重点扶持项目，在创作、出版、研讨和推广等方方面面，中国作协都给予大力支持，指导、帮助我们打造出了这样一部具有新时代文学标杆意义的精品。近年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着力邀请重要作家书写重大题材，鼓励作家在主题叙事和艺术创新上不断寻求突破，力争推出一大批既心怀国家民族锦绣江山、又具备出色文学价值的原创出版物。

我们充分感受到新时代文学出版形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上海文艺出版社坚持融合出版的发展思路，努力建构多元化、多形态、立体式的文学原创推介和开发工作，推动图书以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破圈运营，取得更大传播范围和市场能效。目前，《千里江山图》纸书热销的同时，电影、电视剧、话剧、广播剧、评弹、有声书、电子书、红色剧本杀等多种版权全面开花。在“走出去”海外版权译介方面，《千里江山图》表现亮眼，已经达成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十几个语种的版权输出，意大利语等十多个语种也在洽谈中。今年10月发布的2023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项目中，《千里江山图》的多个语种版权都榜上有名。

我们共同参与到新时代文学和评论工作彼此激荡的美妙过程中。评论界、学术界对《千里江山图》高度关注，很多文艺评论家撰写了高质量的评论文章，很多学者也开启了研究工作，从多个不同角度解读和分析《千里江山图》的文学价值与时代意义，对于广大读者第一时间理解这部作品起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评论家和学者们的广泛参与，不仅为作家书写历史和新时代生活出谋划策，也为出版机构谋划、出版、传播此类重大题材图书开辟了新路。明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结集出版《〈千里江山图〉评论集》，进一步总结经验、转化资源、形成联动，为继续扩大《千里江山图》的文学影响再添动能。

作为一家拥有70余年历史的专业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完整的历史。“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实施，使得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发展有了更强有力的抓手。目前我们已有小白《无我》、田耳《纵浪》、马伯庸《大医》等多部兼具思想性和文学性的作品入选了“攀登计划”，其中《大医》已经出版。我们即将推出作家小白的长篇新作《无我》以及学者刘大先《新北川记》、作家吴越《星河一叶》等长篇非虚构作品。接下来的出版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布局重大现实题材创作、出版，努力绘就新时代千里江山图。

（作者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

文学永无止境

□刘建东

刘建东

有幸作为一名评委，参与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在评选的整个过程中，通过认真阅读每一位参评作家的作品，我时时被作家们满含深情、富有艺术探索精神的文学实践所感动。因为从他们的作品中，从他们创作的每一个故事中，我听到了时代列车快速奔跑的声音，看到了在新的文学进程中，辛勤劳作的作家们为新的时代描摹出的壮丽辉煌的动人画卷。从他们塑造的每一个人物身上，我看到了人民在创造历史、建设美好生活场景中动人的身影。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由衷地为他们的成绩感到高兴。

全体评委努力评出的这5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艺术气息和现实关注，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过去四年中国文学的成就，也预示着新时代的文学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并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5部获奖作品，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望历史、观照现实、关注人民精彩纷呈的生活、反映新时代的伟大变革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展现，充分体现了汉语写作的无穷魅力。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双凝视历史和时代的眼睛。跟随深邃而明亮的文学目光，我看到了《雪山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看到了《宝水》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山村里，温润而体贴的生活细流，如何汇入滔滔的时代洪流之中；看到了《本巴》中深刻的文化积淀，在纵横驰骋的艺术想象天地里，完成了对人类梦想的诗性表达；看到了《千里江山图》中细腻而传神的叙述方式，让孜孜以求的文学气质，在荡气回肠的革命故事中得到发扬和光大；看到了《回响》中所展现出的宏阔现实生活图景，以及时代变化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折射与回荡。

近期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站在这样一个历史新起点上，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感到文学的使命更艰巨、更光荣，要全面把握思想精髓，深刻感悟思想伟力，不断增强文化自信，自觉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近年来，中国作协一直在提倡把文学带入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跨界破圈，让文学在中国式现代化场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文学是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最敏锐的感知者，文学历来都是历史进步的积极参与者，它记录历史，涵养民族文化，也推动着历史和文化的发展。

像柳青、周立波那样，时刻保持谦虚的姿态，永远做人民的学生，把文学之根扎在人民生活当中，用心去衡量现实的重量，丈量生活的长度，在生活中铺开写作的稿纸，拿起沉甸甸的艺术之笔，写下人民的期盼、人民的愿景，是每一个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对于不断变化的世界深入思考的责任，是对于所处时代和现实认知的责任。“生在这样的一个伟大时代，作家艺术家既要像翱翔的鹰，又要像扎根土地的树”。作家们应该有这样的自觉，有这样的胸襟，把时代巨大的光影，投射到文学笔端，把人民丰沛的前行力量，凝结成鲜活而生动的文学形象。

就像《本巴》给我们带来的充满想象的时间游戏，《宝水》让我们有了身临其境的现实感一样，文学本来就是一段由幻想通向现实的旅程，它带给我们希望和憧憬，让我们懂得爱与温暖，懂得和解与宽容，懂得珍惜与把握，让我们能看清自己和世界的真相，让历史和现实更真切地回到属于我们和我们民族的记忆当中。

我想，文学永无止境，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奋斗精神，始终保持一种向上攀登的姿态，不断突破自我，到达新的高度。

（作者系河北作协副主席）

我在这些伟大的说唱传统中，学会讲大地上的故事

□刘亮程

刘亮程

《本巴》是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十多年前，我曾在江格尔史诗传承地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做旅游文化，在那片被史诗赞颂过的草原上，一次次地倾听当地的江格尔齐说唱史诗。尽管我听不懂半句，但却听得入迷，那古老神奇的声音，将远山、辽阔草原、无垠星空和祖先连接在一起。当时我并没想到会写一部跟江格尔有关的小说，我只是给当地做江格尔文化工程，把文章写在大地上。

我在新疆多民族共居的环境中生活。我先父是传统中国文人，会中医，能吹拉弹唱；我后父是民间说书人，他不识字，但会讲故事。他是村里的马车夫，早年常赶马车去县城、省城，他把远路上听来的故事说给我们。那些夜晚，我听着后父讲《三国演义》《杨家将》，感到遥远时间里的天一片片地亮了。那是文学对我最早的照亮。多年后当我写作《本巴》时，脑海里响起的是草原上史诗艺人的说唱和我后父说书的声音。我在新疆听到震撼人心的十二木卡姆演唱、阿肯弹唱等，我在这些伟大的说唱传统中，学会讲大地上的故事。我想在这些古老神奇的说唱之外，说出自己的声音。在史诗言说的尽头，找到自己无边无际的想象，在语言的地老天荒中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字。

《本巴》是向江格尔史诗致敬之书，它同时也致敬这块土地上各民族优秀的文学经典。我热爱江格尔、玛纳斯、福乐智慧等犹如热爱《诗经》、唐宋诗词，它们同属于中华优秀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经典。这些从中国土地上原生的中国故事中，有我熟悉的山川河流土地的名字，有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有人类共有的情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家园。

《本巴》中人人活在25岁的游牧草原，也是我自小熟悉的家园。我在农耕和游牧两种环境中长大，一年四季，游牧民的羊群从我们村边地头经过。我熟悉游牧生活犹如熟悉种地。我知道被羊吃掉的一口草多久能长出来。《本巴》中的谋士能在“二十年前虫子走过的路上，得知你要来的消息”，因为大地上虫子的路连接着人的路，虫子的目光连接着人的目光，虫子看见的世界也是我们人的世界，虫子口中的那一丝呼吸，也是我们人类的呼吸。从《一个人的村庄》到《本巴》，我一直在写大地上人与万物共居的家园。这个家园里的每个生命，都在我的文字中有尊严且灵光闪闪地活着。

十多年前，我离开乌鲁木齐入驻菜籽沟村，耕读养老。我在乡村出生长大，在城市生活二十年，又回到村里。我想在一棵树下慢慢变老，在这个村庄的虫鸣鸡叫狗吠中迎来每一天，目睹土地上的春种秋收，人和万物的生老病死及生生不息。我的散文和小说，都在写一个万物同在的世界。那也是我曾经生活其中的家园，房前屋后有树，树上有鸟，树下有鸡鸭鹅和各种虫子，我只是它们中的一个，我的生活被万物看见，我也看见它们。

记得刚入驻菜籽沟时，面对这个几乎全是老人的半空穴村庄，我提出了“用文学艺术的力量，加入到这个村庄的万物生长”。十年过去，这个村庄确实因文学艺术而改变，我也在这个村庄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两部长篇小说《捎话》与《本巴》。

我在这个村庄的传统文化中，也在时间岁月和田园自然中。我在这里感受到山乡变迁，也感知到时间季节。每年春播后，我都去田野跟农民聊天，询问作物出苗情况。秋收时下到地里查看农作物收成及售卖价格，我的心情跟这个秋天里盈亏收欠的农民是一样的。我不一定去写这些，但我获得了这个秋天大地上人的喜怒哀乐，无论我写什么，我的情感与大地上的人民心心相印，血肉相连。

我在菜籽沟村的十年，就是对面山坡的麦子青了十次，我们家白杨树落了十次叶子。每一年的光景都被我看见，每一束阳光的照耀都被我感知。这个被我认作家乡的小村庄，我知道它的土地连接着整个大地，从这里刮过的每一场风，都刮向遥远世界又刮回来，它的夜空中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看见的所有星辰，它的每一朵花，都朝着远方开放自己，它的一声鸟鸣里有所有生命的叫声，它的孩子过着人类孩子的童年，它的某一个人老了，是整个人类在老，它的一只虫子的死亡连接着大地上万千生命的死亡，它的一个黄昏终结了全世界的白天，它的天亮了，就是全世界的天亮了。

一个作家，会逐渐地活成他的生活之地，活成一场风，活成这个地方的白天黑夜，活成漫天繁星中每夜都睁开眼睛注视着地上的一颗星星，活成一群蚂蚁中的一只，活成一只鸟，在天上打量我们地上的生活，活成一棵沧桑老树，它皲裂的树皮上有我们的老态，新发枝叶上有我们的青春，活成一粒被风刮到天空、孤独地睁开眼睛的尘埃，活成一个地方的厚土，埋葬祖先又生长草木庄稼。他将一个地方的古老历史活成自己鲜活的心灵往事，把一个地方书写成世界，把家乡故事，讲成中国故事，讲到世界上去。

与时代同频共振，文学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

□孙甘露

孙甘露

很荣幸与大家在这一特殊的时刻、在茅盾先生的故乡桐乡相聚，共同探讨有关文学的议题。新时代的文化繁荣发展和蓬勃进步，为广大作家提供了丰沃的创作土地，我们理应深存感念。

今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提出。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对新时代文艺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们为何而写？若要放到宏观的层面来谈，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和生存、发展的重要力量。知古鉴今，继往开来。当我们满怀深情地在脚下这片大地上踽踽独行时，历史洪流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瞬间，那些艰难的非常时刻，那些藏于百年历史间关于这个世界的消息，或许都已慢慢浮现。

在每一次我们关于文学的再实践、再创造之时，新的时代思想、社会理念、人文精神会融合进来，世界呈现出新的视角与侧面，就如同风通过树叶被赋形。这些或许都该被视作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创作，只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扎根在人民的生活，我们的文学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的书写，归根到底是要打通人民之间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与美学经验，从而真正践行“明体达用，体用贯通”。

文化连接心灵，艺术沟通世界。当我开始写作时，我才慢慢地认识到，写什么，是因为我感到有什么在逐渐离我们远去，小说是我们挽留什么的努力。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中西古今思潮汇聚，那些风云际会的时代传说，那些风华绝代的人物事迹，以及那些画面斑驳的历史影像，作为秘密战线斗争故事的背景，唤起人探寻、遐想和虚构的无限热情。

就《千里江山图》这本小说的写作准备和写作过程而言，我如初学者一般，放下闪烁其词、省略、虚写，重新用上最大的敬意，尝试接触一个全新的小说领域，从头至尾将其视为一次全新的学习过程。不敢妄言对历史进行激活、重述、重塑，小说视角所及的图像，关于梦境的神游或者重大革命历史的探究，关乎理想，关乎青春，也关乎着短暂而精彩的生命。

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时常想到荷马，想到他的返乡之路和史诗，想到叶芝的那句话：悲剧正是开始于荷马，而荷马就是一个瞎子。时常也会想到布莱希特，他对情境和陌生化的思考。也会想到戏剧《哥本哈根》，想到历史上那些隐秘的时刻，人们怎样置身于几乎无法克服的黑暗之中。时常也会想到莎翁，那种认为讲述别人的故事才能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图的方法。间或会想到萨特，他笔下的戏剧，关于禁闭和思想对立的争论。想到卡尔维诺，他的一部关于年轻的游击队员被囚禁的小说。有时也想到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那逆流而上的灼烈的旅程。想到那些烈士如何看待百年以后有人尝试在上海的街道上重塑他们的身姿。想到无数艰难的时刻，比一部小说的写作更加艰难的时时刻刻。

也正是在准备这部小说的日子里，获得一个契机，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历史，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传统，重新认识外国文学的影响，重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

一次机密的行动，也是一次返乡之旅，一次对未来的展望之行。这部小说涉及了上海、南京、广州三个城市，通过小说的叙事旅程回溯时代的风貌，通过街巷、饮食、视觉和味觉唤起乡愁和城市的记忆，唤起对家国命运最深切的痛楚，对大变革时代的拥抱和体悟。旗帜飘扬，时钟嘀嗒，一切都迫在眉睫，普通的年轻战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危险的旅程。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已经逐渐远去，那些隐姓埋名的烈士，那些以假名出生入死的烈士已经长眠地下。缅怀他们，记述他们的事迹，使其传之久远，其旨意正是内在于文明的结构之中。江山千里，绵延不息，它们最终都会创造出光芒万丈的奇迹，被永久留在无名的信笺之上，存放在每一位后来者的心间。而我也在忐忑与感念中，将这封小说之信重新进行了投递。

编辑与作家，一路相伴同行

□韩敬群

韩敬群

作为一名一线的文学编辑，能够连续两届置身于茅盾文学奖颁奖的盛典现场，第一时间见证五位优秀作家写作生涯的高光时刻，分享他们作为创作的漫漫长路上的旅人得到一处可以短暂休憩之地的欣喜，一方面是与有荣焉，另一方面也深深感觉到了文学的荣光给我们职业生涯赋予的不同寻常的意义。

有时我会思考，是什么力量驱动这5位作家作为同时代作家的优秀代表登上茅奖的殿堂？我想答案就写在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的谆谆教诲中，写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之中：那就是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呼共吸，是作家创作好作品的不二法门。人民是创作的客体，也是创作的主体。“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人民更是创作成果的知音与传播者。人民的生活是滋养作家创作的“宝水”。乔叶写过一篇创作谈《“跑村”与“泡村”》，“跑村”是面上的广度，“泡村”是点上的深度。就是这样不辞辛劳的“跑”与“泡”成就了《宝水》这部书写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这一时代宏大主题的出色作品。

好的写作需要向生活的深处更深地进入。这样的工作乔叶在《宝水》中做得非常缜密细致。比如作品中写孟胡子搞乡建，先是指出新农村建设中常见的弊端：腾云驾雾，涂脂抹粉。而孟胡子的工作准备充分，思虑周详，措施精准。比如，对选择山区还是平原地区做尝试，耐心地等待可以长久合作的基层领导，清醒地明白乡建必须分成三年带建、三年帮建，还有三年观察的阶段。所有这些看似琐末的地方，考验的正是作家与生活贴近的功夫。有一位退休的地方宣传部长，他这么评价《宝水》：“小说对乡土伦理、人情世故的描摹，活灵活现；对方言俗语的运用出神入化。以文学的方式写出当代乡村的复杂性、多重性，平淡自然，生机勃发，是一部引人入胜、不忍释卷的好作品。”这样的来自“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评价让人感动、令人信服。

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们一直主张编辑与作家应该是同行共进、共同成长的关系。在一次发布会上，徐则臣曾经说我是《北上》创作过程中的引领者。我知道这是他的厚道谦虚，我肯定不是“引领者”，而是一个“同行者”，我更愿意把自己比作《北上》中那艘从杭州开到通州的船上的一名船员。我们和作家就是这样同行共进、同船共渡的关系。我与乔叶和《宝水》也是这样的关系。乔叶创作《宝水》，至少用了六七年时间。写作过程中，大的思路变动了三四次，易稿足有十来回。这个过程，我始终是陪伴者、见证者。我现在还能找出2017年7月25日与乔叶的通信，那个时候，我好像已经预知了作品未来的走向和它美好的结局。

读了两遍，的确是越发强烈地感觉这会是一个好东西。我能想象你的写作状态。是与村庄人物与事件贴心贴肺、声气相通之后的熟稔与从容。我见过当代写作太多的浮皮潦草、浮光掠影，看到你这样的带着自己情感浓烈投射的细致精确的描写自是惊喜。

重要的是，我能感觉得到，这里面会有很多你对中国当下农村现状、对它的来路与去路的思考。……相信如果是像你现在那样，真正地扎下去，深潜进去，做足功夫，你会有自己饱满扎实的收获与呈现。

小说名现在好像是叫《好水村纪事》？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把控不力，可能会写成一部纪实意味比较浓的小说。这当然也没什么不好，在西方，这样的门类，其实还有像《夜幕下的大军》这样的杰作。不过，咱们不是有更高远的想法嘛。所以，希望小说下面的故事开展，会有更饱满的细节和情节安排，有人物之间的冲突。在故事的开展中，还要立起人物，想来，孟老师应该是一个中心人物，此外，张大英也是可做文章的。因为只是一个开头，相信下面你自有安排。

下面的故事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在这个荣耀的时刻，我想到海明威的话：“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巧的是，我前些天读到了乔叶在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文学世界行”活动上的发言：“写作就是从孤独的心出发，走向一个辽阔的世界。”“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苏轼《初秋寄子由》）祝愿我们各位获奖作家以及各地优秀作家都能不忘宿昔之心，走向更加辽阔的世界。在这个孤寂而漫长的途路上，会有我们文学编辑，一路相伴同行。

（作者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