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田中禾（1941年－2023年7月25日）原名张其华，当代著名作家，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人。历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第五、六届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出版有长诗《仙丹花》，长篇小说《匪首》《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等，中短篇小说集《月亮走我也走》《印象》《轰炸》《落叶溪》《田中禾小说自选集》《故园一棵树》，散文随笔集《在自己心中迷失》《同石斋札记》四卷本等。曾获第八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四届《上海文学》奖、《天津文学》奖、《莽原》文学奖、《奔流》文学奖、《山西文学》奖、《世界文学》征文奖及第一、二、三届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以英、日、阿拉伯语被译介到国外。

田中禾散文二题（节选）

田中禾

我与家乡的戏

吃罢饭来没啥事儿

三三两两哼曲子儿

小弦子一拉开了板

唱一个年方二八小佳人儿

……

秋冬之交，地里庄稼收割完毕，五谷都已入仓，乡下农民开始享受农闲季节的安乐时光。晚饭过后，牛屋里点起棉油灯。堂兄和我的几个侄子围聚在灯下。堂兄抱一把自制的弦子。长长的弦柄，两根丝弦，蛇皮扣成的弦鼓，马尾做成的弦弓。剧团里叫曲胡，乡下人叫大弦。这弦子的好处是没有音准把位，指头在弦上可以自由抹动，发出柔滑的声音。他自拉自唱，没有剧本，没有台词，可以随便编排，自由发挥，显露自己的才气。“老包放粮下陈州，回头嘱咐老母牛，多吃草来少吃料，今年不收黑黄豆……”最逗笑的是他把日本鬼子的话编成戏词：“八格雅鲁是混蛋，米稀米稀是吃饭……”

这样的戏，几乎每个村都有人会唱。

庙会或年节里，有人出钱请戏班子，我才能在舞台上看到曲子戏。南门大街有个绅士自称“曲子仪”，他拿了善事簿到各家商号去募捐，然后在南门大街搭台子，请戏班演出。南门大街人潮涌动，城里商铺都关了门。我很小，店里的伙计把我架在脖子上往人堆里挤。我远远看到戏台上花花绿绿模糊的人影，只记得攒动的人头，像发大水时河里漂浮的泡沫，至于戏台上唱什么戏，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我猜想台下拥挤的人也不一定能看出什么名堂。

我长大些的时候，县城有了戏园子。那儿从前是火神庙，离我家不算太远。串戏园，成了我童年最有趣的游乐。只要戏园有戏，我天天都去。白天演出，观众稀少，小孩子能给园子增添人气。把门的老头儿把我当成捧场的熟客，对我很好。他在横放的木头座位边给我找位置，嘱咐我，开演后不要乱跑。这个戏园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小戏迷。我在这儿看了小叶兰的越调、陈花娇的二簧（汉剧）。城里人钟爱这些有名角的戏班，他们演的剧目多是帝王将相，不像曲子戏只会演《大上吊》《杀子报》这些苦情戏。我看得很上瘾，回家对母亲讲剧情，引得店里伙计来看夜场。然而，他们究竟演了什么戏，如今我却记不起来了。这个戏园留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是两件事：一是二簧戏的“老缸”。正戏开场前，他穿一身官服，手拿扇子，上场口念两句道白，在戏台正中椅子里坐下。小锣半天敲一下，当——他随着小锣的声音念一句台词。正襟危坐，面对空空的园子。直到观众陆续进场，后台演员化好了装，他才站起来，唱四句戏，绕台走一圈，道白说：“今日天气晴好，待我出府走动走动啰——”老缸下场，锣鼓敲起来，乐器奏起来，正戏开演。我经常坐在我家的大椅子里装老缸。眼睛直视，一动不动。待母亲进屋，我站起来说：“今日天气晴好……”惹得母亲哈哈大笑。再一件是从宛西县城来的“靠山讴”。我记住了他的一句唱腔“卢俊义——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能记住这句唱腔，是因为这一连串“嗯啊”。假嗓、尖利、嘹亮，像公鸡打鸣儿，谁看了这戏，都会学几腔。现在人们叫它宛梆，号称天下独一味的剧种。前几年看了一场，“嗯啊”虽然保留了，却找不到火神庙戏园里那种亲切的韵味了。

战争中，火神庙戏园被废弃，剧团不见了踪影。

我进入小学时，学校东边的天爷庙盖起一座新戏园。这座戏园气派多了。它不再露天，有草缮的屋顶、木板钉成的排座，座位外面加了栏杆，站票可以站在栏杆外。

铁路边过来的戏班，使我的家乡县城第一次出现了梆子戏（现在叫豫剧）。调子新鲜好听，戏目多，文武戏都很好看，城里人乡下人都很喜欢。新戏园的夜场天天满座。乡下人喜欢买站票，省钱，能自由走动。累了，斜靠在栏杆上，胳膊担着横栏，比坐票还舒服。店里的伙计们喜欢去看下午场的“溜票戏”。戏园的规矩，每到一场戏的后半段，不再卖票（也没人再买），园门敞开，人们随便出入。这就是溜票戏。正是商店即将关门的时候，伙计们给掌柜说一声（有时候掌柜也跟着），把店门关了，到戏园来看溜票戏。这时，我也刚好放学。我像店里的伙计一样，放了学直奔戏园。这里成了我放学后的乐园。

新戏园轰动是因为新来了一个小生。他扮相俊秀、大方，嗓门洪亮、干净，文武戏都演得很精彩。他唱《张廷秀私访》连台戏，演了半个月。日场、夜场，场场爆满，站票也很难买，溜票戏都要拼命往里挤。我对这位“新小生”入迷。他那嘹亮的假嗓（现在的行话叫二本腔），利落的身段、招式，让我非常羡慕。我搬了凳子，在院子的影壁墙上写下几个大字——人民唱戏处。放了学，不去看戏的时候，我拿出心爱的木刀，在“人民唱戏处”唱、舞，学着新小生踢腿、玩花翎。

那时候，我完全想不到，这位新小生会成为我家的一员，与我家结下深厚情谊，成为我终生的亲人和好友。

有一天，梆剧团拉弦子的老蔡到我家来（他经常到我家店里买松香、滑石粉和一些剧团需要的东西），他坐在长凳上，嘴里噙着烟袋。母亲给他倒茶、拿烟。他不紧不慢地说：“老太太，我们团里最近来了一对年轻人。新小生的戏，你看了吗？”母亲说：“看了，看了，演得好。”“他们两口从外地过来，离家远，没亲没故，很孤单。老太太你人好，又喜欢看戏，新小生两口认到你膝下，他们一定会很高兴。你认个干女儿，他们也有亲戚走动走动。你看好不好？”母亲随口说：“好啊，好啊。”当时她并没认真。没想到第二天新小生两口就带着礼品上门来认亲。小两口非常恭敬、诚恳，备的礼也很重。他俩和母亲很投缘，一见面便亲热地叫“妈——”像闺女回娘家见到了亲娘。母亲也很喜欢他们。她拉着干女儿的手，把她带进堂屋，让店里伙计到外面馆子里叫菜，招待他们吃饭。她坐在堂屋大椅子里，接受小两口的跪拜。新小生的爱人叫小莲，我很高兴有了一位“莲姐”。新小生叫法印。母亲喜笑颜开，像待亲生女儿、女婿一样待他们。每天晚上演出结束，法印两口卸了装，就回家来。母亲等他们回来，给他们做夜宵。法印说：“妈，你不用费事。下两碗甜面片就行了。”母亲和面，擀面片，烧火，下面。看他们吃得很如意，母亲脸上浮出欣慰的笑容。甜面片，就是把手擀的面片下在锅里，不放油盐，不放青菜，什么调料也不放。法印这个爱好更像我家人。父亲生前喜欢吃甜面片，哥哥、姐姐也喜欢，我也喜欢。更得母亲看重的是法印的稳重、家常。在台上威风八面、生龙活虎，下了台却很腼腆。出于爱护嗓子的习惯，说话少、声音低，待人随和。不管是家人、伙计，还是邻居，他都满面带笑，礼貌相待。他这些举止很合我家家风，深得母亲赞赏。

从此以后，母亲就成为剧团和戏园的座上宾。她去看戏，有人替她安排座位，一般是在第三排正中。有人送茶水。天热时有人送扇子，半场时有人送热毛巾。散场时，有人招呼她离座、出戏园、回家。我这个小戏迷也受到特殊招待。我独自到戏园看戏，剧团打梆子的顺喜给我找一把椅子，让我坐在侧幕乐队后面。我可以看演员出场、入场，看乐队怎样随着演员的动作、唱腔变换曲子。坐在这里看到的景象和台下完全不同。演员在后台很随便，摘下口条（胡须），解开衣领，说说笑笑，相互开玩笑。夫妻俩吵架，一直吵到上场。乐队奏了过门，他在帘子背后唱一句，“有为王……”回头再骂一句，然后，挂上胡须，提整衣领，走出帘子，摆出捋须甩袖的招式，走着台步，接着唱“出京来呀——”俨然变成了威武的皇上。

莲姐的孩子出生时，戏园搬到了火神庙对过。这座新园子更气派，座位正规，设施齐全，还有舞台灯光。这里离我家很近。法印随剧团到外地演出，母亲去照料干女儿的月子，做晌饭，帮她给孩子换尿垫、洗屎布。孩子满月，莲姐抱孩子回娘家。母亲邀了亲朋好友和剧团上的朋友，为孩子摆满月宴。襁褓里的孩子很可爱，母亲为她取名小敏。

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新小生法印就是早已驰名铁路两侧和豫中、豫南一带的“小垫窝”刘法印，生角行里顶尖的角色。因为莲姐的家人反对他们结亲，两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唐河。我的家乡因为新小生的到来，迎来了地方戏曲的新时代。乡下人农闲时还会唱唱曲子戏，一帮喜欢汉剧的人还会哼哼二簧，但它们都成了民间剧种。豫剧占据县城舞台，成了长期驻扎在戏园的主人。政府对地方剧团整顿改革，豫剧团成了唯一的县剧团。随着刘法印被调去南阳，豫剧又成了南阳盆地最兴旺的剧种。

莲姐生了第二个孩子。因为不在身边，母亲无法去照料。母亲让店里的伙计担了担子去给莲姐送喜面。两个箩筐，一头装着母亲为孩子做的衣服、准备的垫片，还有给莲姐的衣料；一头装着挂面、红糖、米花。

第二年，母亲转让了生意，带我离开家乡，到省城与哥哥同住。我进入省城学校，与法印来往少了，家乡的戏也变得疏远。

有一天，法印与莲姐突然出现在我家。像以往一样，他以低沉的声调说：“妈，我到省里参加会演，明晚在大会堂演《黄鹤楼》。”他拿出两张戏票，“买不到好票，只买了两张偏座。妈和大哥来看看吧。”

那晚大哥有事儿，我很高兴陪母亲去看戏。翻看手里的报纸，头条显眼位置刊登着“河南省名老艺人座谈会在省会郑州隆重召开，豫剧流派调演在河南人民剧院演出”。那时才知道，原来刘法印是豫剧沙河调流派传人，他是参加座谈演出的沙河调唯一代表。回想起来，他在县城演《黄鹤楼》《提寇》《长坂坡》，让全城人痴迷。持续演了很多天，园子里天天爆满，站票也买不到。我对这几出戏印象深刻。它们展示了沙河调的魅力，展现了刘法印文武兼备，唱、念、做、打功夫出色。

那次相聚之后，我到外地读书，母亲常年住郑州，与法印一家的联系渐渐稀少。直到后来，我落泊回到故乡，母亲也回到县城。我下放到祖辈生活的小村，做了一名光荣的公社社员。有一次，大队抽派劳力到南阳去拉水泥线杆，我积极争取，得到批准。一辆大车，十几个人，边走边说笑，高兴时唱两腔。我给大家唱了一段“周公瑾在黄鹤楼上喜笑颜开……”三顺说：“这是刘法印《黄鹤楼》的段子啊！你唱得还真像。”我说：“那是我哥。他爱人是我干姐。”“真的吗？”“真的。”他的话勾起我对法印的牵挂，心里动起去看他的念头。“咱们在南阳能不能停一下？”拉车的人都想在南阳玩玩，大家决定在南阳放半天假，晚上集合，赶到水泥场，夜里装车往回走。

找到法印的家，费了不少周折。在剧团门口，一位门卫毫不客气地说：“你找不到他们。”我谦恭地说：“我是他的亲戚，他家在哪儿住，您知道吗？”他头一摆：“不知道。”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又说，“他家在王府山附近。你到那儿去问问。”王府山周围聚集了许多市民杂院，大多是草缮的小门楼、碎砖砌的院墙，面目相似。小路曲曲弯弯，纵横交错，走一阵就会迷路。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刘法印家在哪儿。当我灰心丧气准备返回时，一个过路人问我：“你找刘法印家？”我说：“我是他的亲戚，从外地来。”他把我带到一个小路口，指着一座小院说：“那儿就是。”

大门开着，几个女孩在院里跳皮筋。我走进去，站在她们身边看了看，然后走到正在起劲跳的女孩面前：“你是小敏吧？”她诧异地抬起头，那张脸让我看到法印和莲姐的影子。我弯下腰，看着她的眼睛：“我是舅舅，唐河的舅舅。”小敏羞怯地垂下头。

“爸爸妈妈呢？”旁边的女孩抢先回答：“他们在黄石庵。”“什么时间回来？”小敏摇摇头。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糖给几个女孩分吃。刚才抢先回话的女孩是莲姐的二女儿淑玉（这名字也是母亲取的）。她一边剥水果糖，一边小声说：“他们在林场斗批改，不准回家。”我安慰她俩：“没事儿，过几天会开完，他们就回来了。”

那些天，母亲不断通过县剧团的人打听法印的消息。听说他们两口从“斗批改”班里解放出来，分配到工厂去劳动，母亲说：“你去看看他们吧。”

从唐河到南阳，班车票一元二角，我决定骑自行车去。早晨五点出发，中午在路边买碗茶，掏出兜子里的黑面馍当午饭。下午老早就到了南阳。找到法印家，小敏告诉我：“爸爸在木器厂，妈妈在机械厂。劳动期间，他们不能回家。”

我找到木器厂。门卫很热情，把我带到法印劳动的地方。他的任务是把库房里的方木搬运到车间里去加工。看起来，他和工人们相处得很好。我走进去的时候，他们正有说有笑，看法印在库房空地上翻跟斗。他的武功在这儿成了很受欢迎的技艺。

“我在这儿很好。工友们不让我干重活儿，对我很照顾。你莲姐在机械厂也很好，对咱妈说，别让她老人家挂念。”他满脸轻松。看得出，走出“斗批改”班，他的心情很好。

过了些日子，县剧团的人给母亲捎信，说法印回剧团了，重新登台，在剧院演出《艳阳天》。这消息让母亲很兴奋，她马上给我收拾行装，让我去南阳看法印演出。那时，我们全家刚刚被落实政策回到县城。母亲托人，给我太太找了一份代课的工作，每月有二十四元钱的收入。我则成了无业游民，不仅不能代课，打小工都没门儿。母亲让我去看戏，也有让我散心的意思。

听说我回到县城没活儿干，法印说：“你在我这儿住下吧。团里要我整理个人材料，你帮我整整。”莲姐替我收拾了床铺，我就在法印家西屋住下来。

法印在《艳阳天》里演肖老大，只有几句台词、两句唱腔。他对这两句戏很用心。“‘这是咱艰苦奋斗的功劳簿，这是毛主席带来的福。’这两句词，唱起来很别扭。”

我说：“这是姑苏韵，撮口呼，你没法行腔。”

“台下叫好，净是瞎叫。”

“你按你的沙河调走。下句加上‘啊’字，问题就解决了。”

从此以后，他把后面一句唱成“这是——毛主席带来的福啊——”那嘹亮、高亢的拖腔震动了剧场，全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对刘法印是个巨大鼓舞，让他认识到传统流派唱腔仍然深受观众喜爱。

每天中午，法印打二两散酒，买一包熟菜，我们俩边喝边聊，聊得兴起，他会站起来比画比画。他把从小进崇利桥科班学艺，不断挨师父打骂，九岁登台，因为个子小，被观众称为小垫窝，为了偷戏，蹲在漯河剧场的角落里，找民间艺人学艺，把杂技动作融入武打……种种挫折和细节讲给我听，使我弄清了沙河调的源流、剧目和唱腔特点。我帮他纠正唱词里的谬误，分析沙河调如何在兼容别的流派时不失自己特色。

我和法印成了忘年交、知心朋友。当我说要回家时，莲姐说：“你哥这么多年没有这几天说的话多。你走了，他和谁说话呀？”这时已近月底，我看见法印打借条，让小敏去剧团会计处预支工资。法印恢复工作以后工资很低，养活四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我在这儿，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看我执意要走，法印说：“再住几天吧。我已经跟张团长讲了你的情况，叫他把你留在团里做合同工。最近几天他打算找你谈谈。”他拿出一本手抄的《豫剧传统资料》，“这是乐队老荆从‘文革’要烧的书里拣出来的，已经失传。我跟他借过来，你看看，明天必须归还。”

我上街买了一本稿纸、一瓶蓝墨水，用了一夜工夫，把这本笔记抄下来。这个抄本至今仍然是我书柜里一份宝贵的秘籍。遗憾的是，天亮了，稿纸用完了，众多游场曲牌只能记下目录，没法抄下曲谱。

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见到张团长时我的底气更足。那时年轻气盛，求职心切。张团长问：“你到剧团来，能做什么？”我说：“我可以做编剧、导演，可以谱曲、搞音乐设计，也能到乐队做伴奏，搞舞美、画布景也行。如果台上临时缺角，我还可以上台顶一角。”过后张团长问法印：“你这个亲戚是不是神经病？我问他能干啥，他说他啥都会，剧团的活儿全拿。”法印说：“他说的是实话。我这个弟弟真的什么都拿得起。”张团长说：“那就让他先写个剧本让我看看吧。”那年头儿，剧本不能乱写。我到书店买一本连环画《雁翎队》，把它改编成九场豫剧。前两场谱了曲，标出板式，标示了锣鼓点。

张团长看了剧本，什么也没说。法印去催问，他回答：“合同工指标还没批下来。”从此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不久后，剧团恢复上演古装戏。刘法印在《逼上梁山》中饰演林冲，重回舞台主角位置。省里搞第二次豫剧名老艺术家流派会演，刘法印作为沙河调唯一代表参加演出。中国唱片社为他录制了唱片，河南电视台录制了《黄鹤楼》全场。他的沙河派介绍、艺术分析和相关材料，都是我为他整理的。

母亲去世的时候，法印两口从南阳回来守灵。在母亲遗体旁，法印默坐无语，泪流不止，依依不舍的样子让在场的人动容。

刘法印去世时，我已调到省城工作。收到电报，连夜赶回南阳，为他主持葬礼。又到相关部门去办理他的抚恤、丧葬费和各项手续。之后，写了两篇悼念文章，在报刊发表。法印去世后，莲姐和她的孩子们至今与我家保持着联系。偶尔相聚，席间，我为他们唱“周公瑾在黄鹤楼上……”莲姐笑着，抹着泪说：“你唱得还真像。”

是刘法印把我带入家乡戏的深处，不只让我了解了戏剧，还让我领略了艺术，领略了一个艺术家的人生和为人。尽管法印为后人留下的遗作很少，但他的艺术并未泯灭。近几年，戏剧爱好者不断在网上追索他的艺术足迹，播放他演出的视频。漯河市成立“豫剧沙河调研究会”，请我做艺术顾问。某剧团重排刘法印的代表作《黄鹤楼》，特意请我去观看指导。当他们重播刘法印演出的视频时，不由得连声感叹，那身段、做派、唱腔……让他们由衷钦佩。

家乡的戏，证明了艺术的力量，引导我在艺术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我与家乡的河

天上星还在明亮地闪烁，通向码头的长长的街筒黑乌乌一片，商号的门廊里点着灯笼，人影幢幢，连说话声也像唧唧哝哝的梦呓。石砌的埠头湿漉漉地伸到河下，通向一个幽冥的世界。河上晨雾弥漫，茫茫一片。灯笼、人影、船桅、呼喊的号子声、沿埠头抬上来的笨重的货物，这一切构成一个浑厚神秘的画面。

不知什么时候，天忽然亮了。码头上的一切好像突然从一团乌云里钻出来，清晰、明艳地出现在早晨的阳光下。于是，我看见清亮的唐河，蜿蜒着，从天的一头，绕进绿色的丛莽中。我看见密密的桅杆像树林一样高高插在天幕上。拱着舱篷的大船，头挨头浮漾在码头下，船底涌溅起泡沫。我看见窄窄的木板桥上，乡下人担着担子、牵着小孩，三三两两从河西走过来。

《花儿与少年》中这段文字是我对河的最初记忆。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早晨醒来找不到妈妈，我知道妈妈到西河码头去买货了。我既孤单又倔强，沿着长街走过黎明前的黑暗，走到货栈林立的码头上，在纷乱的人影中找到妈妈，悄悄拉着她的手。那时，我惊奇地看到家乡的河在夜色朦胧和太阳初升时的美丽、幽远、神秘和壮观。这情景成为我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家乡的记忆。

此后我时常跟在母亲身后到西河码头转悠。母亲与货栈的老板们挑选货物、讨价还价的时候，我站在高高的河岸上。这条令人留恋、让人向往的河，在我脚下平静、安详地流淌，粼粼清波在阳光下时而变幻出色彩绮丽的飘带，时而推出一层层耀眼的银浪。对岸绿森森的林木把河水映衬得宽阔、辽远。河面上的船张着风帆，轻盈地在波浪间漂行，悠然自得，像飞翔的小鸟。眺望着河水流去的地方，我盼望有一天乘上这轻巧的船儿，随着河水漂向远方，看看河的那一头儿是个怎样的世界。

没想到这个坐船、游河的愿望很快实现了。三月三，是祖师爷的生日，母亲、婶婶和邻居好友相约，备齐香、表、供奉，挎上香包，雇一只船，到叟刘村去赶祖师庙会。几家孩子乘兴跟随大人赶庙会。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快乐的特殊节日。

去时，船顺流而下。撑船的艄公只用掌稳舵，船身就会平稳行进。回来时是逆水，他挥舞一根粗大的竹竿，沿船舷从船头走向船尾，把船篙提出水面，再回到船头，插入水中，一步一步走回来。那雄健有力的步伐、身体向河面倾斜的姿势，像在表演一种古老的舞蹈，使我既崇拜又羡慕。船在他脚下平稳前行，船头卷起波浪，激起哗哗的水声。船舷外微波涟漪，河面仿佛被碾碎的镜子。那时候，母亲大声提醒：“别往船尾看，往后看会晕。”

放眼望去，春天的河岸阳光明媚，绿意盎然。辽阔的田野在远处旋转，苇丛、树影、村庄缓缓地迎面而来，在不知不觉间飘向船尾，退向远方，变成一抹黑色的影子。母亲、婶婶和她们的女友在船上快活地说笑，拿男女之间的趣事互开玩笑。人生第一次坐船的记忆淹没了祖师庙会的印象，似乎有烧香、拜神、看戏、吃水煎包。唯一记得的是庙会周围的赌桌。一个人起劲地把色子盒摇得哗哗响，下注的人紧张地看着庄家手里的盒子。在孩子眼里，这种黑红宝、押色点的简单赌博没多大意思，更像是成年人疯狂的游戏。

回到县城才明白，赶祖师庙会只是走了很短一段航程。无论向前看还是向后看，都无法看到河的尽头。家乡的河其实很长。据说它发源于方城县的某座山，上游的源潭、社店都是繁忙的码头，生意兴隆，街市繁华。经过唐河县城，走襄阳、樊城，与白河交汇，流入汉水，进入长江，通向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这条河与我家的生意紧密相连，西河码头关系到全城人的吃穿。母亲的身影经常在码头进出。她天不明就要披上披风、围上围巾，冒着风寒，到河边等待新到的货船卸货。在儿时的印象里，这条河就是母亲的河。它使每一天生动、丰富，给城里人的生活带来生机，给我家带来希望和温暖。

夏日午后，人潮退去，热闹的集市冷落下来。午饭让人慵懒，牌坊街各家商铺只留一人看店。伙计们脱下号服，脖子里扎一条毛巾，成群结队、互相呼喊，打闹着说笑着走向河边。脱下衣服，赤条条站在岸上。撒泡尿抹一下肚脐，拍着光溜溜的屁股，大声喊叫着跃进河里，游水、扎猛、打水仗，尽情嬉闹。这是牌坊街店铺的伙计和孩子们每年夏天能够享受的最惬意的避暑休闲时光。我和哥哥跟在伙计群里，肩上搭着毛巾，穿过西关、北阁，一路唱着、叫着、蹦跳着。除了撒尿，牌坊街的孩子们还会在河岸上选择一处斜坡，泼上水，用脚反复打磨，做成滑梯。从高处坐上滑梯，在泥水中滑过河坡，咝——嘭！跌落水中的一刻，身下溅起高高的浪花，孩子们爆出一片欢呼。

洗澡的人群一般都去北泉。在唐河高高的岸上，有两处从城里流出的地下水。尽管守着一条河，城里人仍然把这两处泉水看得很珍贵。上千年历史的古老县城，井水全都带着咸味。靠近码头的南泉流出的却是甜水，被城里人看作是上天送来的圣水，商家富户以饮用南泉水为骄傲。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依附于南泉的水贩成为县城人不可或缺的人。他们每天从这里接了泉水，肩挑、驴驮、车拉，送到用水户的家里。我家一直用老阎头的水。他脖子上围着垫肩，扁担担着两只大木桶，从河坡里上上下下，扁担颤颤悠悠，桶里的南泉水溅荡在牌坊街的大街小巷。南泉像圣地一样被修建得规整美观，砖石砌就的泉壁上伸出一个石雕龙头，泉水从龙口流出，基座围在堰池里。相比之下，北泉就显得荒芜原始。它从城基下渗出，流过杂草、野树丛生的坡岸，像一条小溪，曲曲折折流进河里。北泉流出的水甜不甜我不知道，它受到的冷落却显而易见。这里处于县城上游，离码头较远，游人稀少，没有货栈、商行，河边长着茂密的苇丛，很适合人们脱光衣服嬉戏、撒野。夏天的午后，北泉附近的河面人头攒动，肉虫似的身体一直挤到河心，点点滴滴游过对岸。

在河里，我享受了童年的快乐，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时刻。有一天，我们正在河里起劲打闹，突然有人大声喊：“快上岸！快跑！老苍龙过来了。”河里的人纷纷扭头四望，我向北一看，暴雨果真来了。它像天上掉下的老苍龙的尾巴，灰蒙蒙地遮天蔽日，挟着风声、雨声、水声，快速掠过河面，向我们扑来。刚刚还风平浪静的河水突然竖立起来，卷起几尺高的浪头，从上游凶猛地往下奔涌。我逃上岸，抱起自己的衣服，水浪已经涌到眼前，淹没了刚刚玩耍的地方，也淹没了滑梯。暴雨挟着河水，河水乘着狂风，沸腾一般向岸上激荡。我们顾不上穿衣，撒腿向高处跑。直到跑进北阁，才敢站下喘一口气，接着赤裸着身子在大雨中狼狈地走过大街。

老苍龙过来，淹没沙滩，漫过北泉。如果泊在岸边的船挨得太近，锚绳不够结实，它们会在暴涨的水流中互相碰撞，碰坏船身，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然而，在牌坊街老人们的传说里，老苍龙并不可怕，风雨过后，阳光重现，涨出河槽的水会很快回落，退回河床，河面上清波微澜，重又恢复温柔、恬静的样子。可怕的是白帐雨。不响雷，不闪电，哗哗哗哗，下个不停。人们在深夜听着雨声，不敢点灯，不敢放心睡觉，脸挨脸悄声说，西河要发大水了。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