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文学》2023年第9期｜覃冰：鞋
1
母亲有双大脚。冬天的鞋要买到四十三码，才能穿下一双稍厚的袜子。
她说，脚越大的人，离地越近。
年幼时我不明其意，但看母亲的脚板，又长又宽，两块跖骨对向凸出，踩在地上，倒真像两个扳手般将她和大地拧在了一起。
母亲走路极快，哪怕挑着担子在崎岖的山路上也能虎虎生风。而我打小懒于事、堕于行，但凡出门，每走几步就会闹着要坐下来休息一回。后来母亲便想了个法子，给我讲她和太姥姥的故事，吊着我的瘾头一路跟行。
太姥姥是个“抱小姐”。她从小缠足，一双三寸金莲，鲜少沾泥，即便偶尔拄着拐杖下地几步，也像只被烫脚的虾米，极为痛苦迟缓。太姥姥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像普通人那样能跑，能跳，能出门，而不是坐在门槛上望了一辈子的山，却一步都没走近过。
春天的山花、夏天的河流、秋天的稻田、冬天的霜雪，太姥姥全都没见过，她的四季就是后院里的那几株枇杷、葡萄、石榴和柿子，经年反复。
太姥姥一生没吃过农活的苦，却受够了裹脚的罪。为了避免悲剧重复上演，她坐在厅堂里，一根拐杖把地面杵出数个深坑，说若是谁再让家中子孙裹脚，现在就把她绑到牛身上，她宁愿去犁田，不想做废人。太姥姥的明理，让家中的女孩从外婆那辈起，相继逃过了被裹挟的一生。只可惜，解放了的双脚又被生活捆在原地。贫困犹如大地的须根，将所有人紧紧缠绕。
母亲出生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人都在温饱线上挣扎，更遑论我们这些山里人家。我的故乡在河池环江，那个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地方，摧残人们命运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艰难的生存条件。一个六口之家，三个孩子，两个大人，外加一个进出都要抱着的老人，母亲童年的苦难可想而知。
那时，外公是家里的天，上山下地全得依仗着他。没办法，太姥姥身边离不开人，必须要外婆贴身照顾着吃喝拉撒。母亲作为家中长女，从小就得帮着做家务和照看自己的两个弟弟。可即便如此，重男轻女的外公依旧认为这碗水迟早要泼出去，往里面多添一滴都是浪费。对她动辄骂，恼辄打。
村里人的俚语，有时粗鄙得难以用语言去解释，却总能精准地囊括进某些器官，让人羞愤欲死。
母亲不知道为此暗自哭了多少回。外婆性子软，看着孩子一身伤痕，能做的也只是流着泪给她抹药，不敢贸然去挑衅家中顶梁柱的权威。毕竟外公一撂挑子，这天就塌了。
太姥姥也跟着难过，攥紧母亲的手，反复地说：“儿啊，别哭，这不是你的错。”
可错的是谁呢？太姥姥也说不清。母亲只能自己寻找答案。
吹着山里的风，母亲把自己长成了草。外公打她骂她，她就弯腰，把身体俯到泥里去，等着下次再站起来。可她的一生就只能这样了吗？母亲充满了迷茫。直到有天她从在村里任教的老师口中听到了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母亲才终于找到了生长的方向，她要求知、想上学。
不料，比知识先来一步的是灾荒。那个时期，母亲的两个弟弟接连死去。一个饿死，一个为了填肚子把枇杷籽吞了下去，生生噎死。太姥姥哭瞎了双眼，外公受了极大刺激，纵使母亲也饿得只剩下个枯瘦的身体顶着一个巨大的脑袋，仍旧变本加厉地责难于她。一时间，乌云有如华盖，笼罩四野。
待到整个社会大环境有所好转，村中的学校在1967年再度响起书声，母亲早已过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渴望着知识，就像干涸的田，不分昼夜地渴望甘霖。为了听老师讲课，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劈柴烧水喂猪做饭，待到把一切都打理好之后，外公出门干活，她就悄悄到教室外蹲守。
课堂上，老师读一句，母亲就蹲在墙根下跟着念一句。那声音大到连老师都无法忽视，找上了门来。
老师说，母亲是他见过最好学的女孩，迫切地恳请外公松口，让她上学。外公一斧子劈在地上，说女孩读书没用，只要会做饭干活和生孩子就够了。
见外公态度强硬，老师也急，呛声道：“你不让她读书，以后生了孩子能数得清楚有几个吗？”
外公恼羞成怒，操起地上刚劈的柴追得老师抱头鼠窜。那老师是个聪明人，边勾着外公往各家里躲边嚷嚷，说外公欺负知识分子，看不起知识分子就是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有意见。
村里人呼啦啦全被老师喊了出来，外公顶着一个“大帽子”，骑虎难下，这才终于松口，让母亲跟着上了初中。
彼时恰逢小舅舅出生。为了读书，母亲在自己还是个孩子的年纪，背着另一个嗷嗷待哺的孩童，披星戴月地干活，见缝插针地学习，不仅恶补了小学的课程，还赶上了中学的进度。可母亲的聪慧与上进并不能打动外公，听闻母亲还想读高中进而考大学，外公的大戏又开场了，家里的东西每天随着他的叫骂乒乓作响。因为读高中就意味着要到县城里住校，既要花钱，家里又少了一个劳动力，这笔账就像他胸中那口怒气一样难平。
即便母亲什么都没说，太姥姥也没看到，但仅凭每天醒来枕边摸到的潮气，她也能算得出母亲又哭了多久。在外公刚扔完杯子的饭桌上，太姥姥摸索着，脱下腕上的玉镯，让外公拿去当掉，换成学费给孩子上学。其实那镯子成色并不好，却是这个贫困家庭里最昂贵的家传之物。外公噤了声，不敢收。母亲也不同意，她决定靠自己挣学费。
当时恰逢村里修水渠，母亲报了名到生产队挑沙。那时候村里修水渠，挑沙的都是些成年人，每人一担挑上百斤不等的沙石，从山里的石场到田头的工地，不停往返。忙活一整天纵使能挣满十个工分也才能抵算两三毛钱。可就是这一丁点的增补，宛如乌云里裂进来的曙光，让母亲看到了希望。
为了凑钱读书，母亲每天仅睡两三个小时，早早把家务做完就到生产队报到，从凌晨干到天黑，一趟趟地赶。有时候母亲在半夜里回到家，累得只想倒头就睡，却发现鞋子早已脱不下来，脚板上不断被磨出的血泡，早已将脚掌和鞋底整个黏到了一起。
就这样，母亲咬着牙，硬是靠着在生产队加班加点地挑沙，或是翻山越岭把村里的瓜果挑到县城卖，凑出了学费。她的双脚，也在肩上不断被压实的重量中，越长越大。
过去住校读书，除了学费还要按时往学校上交米粮，作为生活必需。给了米，外公就拒绝再给母亲任何费用，并勒令母亲每周都要回家帮忙干活。
长年的困苦早将母亲的性子磨得无比坚韧。没有生活费，她就靠着交给学校的粮食换米饭，然后每周回家炒一罐酸菜或是黄豆带去学校配饭。有时候天气热，带去的菜坏了，她就用开水泡白饭，饥一顿饱一顿地读完了高中。
县城到家乡那十数里的山路见证过母亲的汗水，那些长满了倒刺的荆棘，曾在母亲义无反顾的踩踏下呻吟，也曾为了母亲的徒劳无功而呐喊。
母亲的大学录取通知，被外公撕碎扔进了火塘。那时，太姥姥早已故去，家里再没人为母亲发声，即便学校有人轮番上门给外公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咬死了不同意。摆在母亲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嫁人生子，围着锅边灶台转；二是参加工作，投身社会大生产。
在读书这件事上，母亲说她很难原谅外公。甚至好几次，她走在这条山路的时候，都委屈得想要从山上跳下去。
母亲说这话时，我和她正坐在外婆家和县城必经的山坳处小憩。这座高达数十米的山，岭上怪石嶙峋，崖下杂草丛生。每次攀爬我都手脚并用，心中发怵。
“那后来呢……”我问得有些小心翼翼，因为母亲的神情过于悲伤，风一吹，就碎了一眼的光。
一切幸有太姥姥。在母亲被迫离家到别的乡镇工作那晚，外婆悄悄塞给了她两双鞋。那是两双自制的布鞋，蓝色的面，黑色的底，上面的针脚大部分歪歪扭扭，不甚美观，却十分结实。
太姥姥并不知道母亲想要读的高中和大学是什么，但是她能感受得到孩子想要离开大山的渴求。所以她打算为孩子做几双鞋，让孩子能走更远的路，去更多的地方。虽然很早就开始准备，可是因为瞎了眼，做得慢，只能摸索着一天缝一点。最后鞋没做完，太姥姥就走了，外婆便接了手，继续缝制她们共同的心愿。
“你们太姥姥是我这辈子最尊敬的人。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母亲把我抱在膝上，脱下我脚上的凉鞋，一点点拭净我踩到坑里的泥。
我只在外婆家的厅堂上见过太姥姥的画像，黑色的头巾，黑色的交领衣，看起来和村里寻常老人没什么两样。可母亲手上的热度，让我开始有点想她。
2
母亲继承了太姥姥和外婆的手艺，会纳鞋、织毛衣，以及制成衣。昔年家里人的新衣都是母亲买回纸样和布料自己缝制的。若是布料过于素净，母亲还会往上面绣些花草作为装点。唯有一项，母亲一直不会，那就是唱山歌。
唱山歌是山里人很重要的一项交流方式，消愁、解难乃至谈情，都能大派用场。只是在别人学歌、对歌的时候，母亲不是被家务缠身，就是在拼尽全力学习，根本扯不出别的闲情。
早年没少有人对此非议，说一个女孩家浪费那么多钱去读书，连句山歌都编不出来。母亲就笑眯眯的，露出两个小巧的梨涡，把目光又落回书里并不多话。
鞋子藏起了大脚，母亲藏起了心事。
时代对女性的轻视，母亲改变不了，她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
母亲性子要强，参加工作后肯吃苦、求上进，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样样不比队里的男儿差，没几年就升任了生产队的小队长。
以往那些喜欢高高在上指摘她的人，瞬间“神降凡尘”，每天夜里跑到家里找外公外婆对歌，转弯抹角地各吐心思。有的唱，你女生得好面容，好比桃花二月红，今把月老台上供，拉来玉女配金童；有的唱，你家有女吃皇粮，我家孩子地里黄，乡亲之间不帮忙，老了孤苦悔断肠……
外公的神色就随着这些人的唱念一会放光，一会黝黑。最后直接抚掌一拍，决意多方相看，帮母亲找个人家逼她成家。外婆急得寝食难安，当年她就是在务农时听说村里有人结婚，待她干完活回家想去吃席，才发现新娘竟是自己。
为此，外婆唏嘘了一生，更不愿孩子重步旧尘，几番托人给母亲带话，要她对自己的婚事上点心。但当时，没能读大学是母亲心中最大的遗憾，她依旧一有空闲就捧着书看，并到处收集别人不要的大学教材进行自学。直到有天，她在生产队的广播中听到了一个青年写的稿子。青年的文笔虽稍显稚嫩，却不掩才情。他把寒门求学的经历融在笔端，一下就引发了母亲的共情。
母亲不想受到外力干涉，并没有向家中明说自己的恋情，是外婆从母亲纳到一半的鞋底里看出了端倪。
在壮家人聚居的村寨，鞋子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用于男女青年定情。那双瘦长的男鞋，俨然不是外公的尺码。
发现女儿心思之后，外婆人生头一回决定反抗外公。经多番打听，外婆锁定了目标，用个布包装了些许干粮悄悄进了山。等花了几天时间回来后，一脸的愁苦。
母亲相中的青年是个遗腹子，老家在深山里，既无田地也无房产，仅有一寡母寄住在侄儿家，靠帮人做点零活拉扯他长大，就连他读完高中的费用都是全村人一点点凑出来的。母亲若是和他成家，不仅意味着要背上另一个家庭，更意味着要背上一笔不小的债务。
毫无意外，母亲的婚事遭到了外公的极力反对。因为纵是贫穷，亦有等级之分。
可山里的姑娘热烈坦诚，性子就跟花一样，开了就开了，不看时节。母亲怀揣着户口本，带着自己做好的鞋，甚至拉了一个证婚人，在一个雨打得瓦片噼啪作响的夜里，轰轰烈烈就去了，问对方愿不愿意娶她。
后来那个青年就成了我的父亲。
我与许多人一样不解。母亲长得好看，大眼睛，满月般的脸，年轻时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美人。可父亲骨瘦如柴，额头极大，两个颧骨高耸，活脱脱一个乡村葛优。母亲看中他什么？
“他有才华。”母亲说。
才华是什么，我并不知道。因为即便是父亲这个词，在我十三岁之前，都只是个模糊的概念。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父母早年工作时常变动，下队或是任教，都在遥远的乡下，没办法带着我。外婆家、叔公家、表姨家、姑姑家……我赶着趟住。谁家农事忙了，就把我送到另一家又住几个月。这样的情形一直到我上了小学，父母都调到县城，我才算是相对稳定了下来。
我稳定了，父亲却忙得没影了。他进了政府工作后，不是加班、培训、出差就是到各个乡镇轮换挂职，经常一去就是两三年，我们真正相处的时间并不多。
别人口中的父亲似乎很厉害，不仅一路升迁，还在政府工作期间读完了大学，成了两个家族里唯一的大学生，可在我眼里，他着实有些不着调。家里养了一头猪，父亲不卖整猪，拉着母亲吭哧吭哧杀了又拖到集市摆摊卖肉，说能挣更多，最后亏了个灰头土脸。他出差，说要买布回来给全家人都换身新衣服，我满心期待等了大半个月，等来了一块两米长的布。我和他出门，指着羊蹄甲树问他那叫什么，他一个生物系毕业的一本正经告诉我那叫屁股叶树，导致我到班上吹嘘后被取笑了半年。
可奇怪的是，每次我的成绩满分，或是作文得奖，亲戚朋友都说我是继承了父亲的才华。我一想反驳，母亲就假装摸我的头，顺势捂住我的嘴，笑着附和说，“对呀，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她以后能像她爸一样，读很多的书，成为一个有才华的大学生。”
上大学就能拥有才华吗？那母亲才应该是我们家里最有才华的那个呀……
母亲或许早已忘了，那年政府相关领导到家里来做工作的时候，我也在。对方坐下来没多久，就开诚布公地对母亲说，打算从我父母中调一个人到政府办上班，他们希望母亲去，虽然工作忙，但能提供机会送她去上大学，让她好好想想。
那一整夜，母亲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地端茶倒水，不是踢到桌脚就是打翻杯子，水流得满桌都是。我坐在墙角的桌子边写作业，偏过头来，就撞进她晦涩难解的双眸。
我见过村里人养的鹰。那本该在天空中翱翔的猛禽，被剪去飞羽，套上脚镣拴在院子里。它的不远处就是被篱笆隔着的鸡群。老鹰扑腾翅膀，无数次冲刺想要过去，却总被脚上的铁链牢牢牵制在咫尺之间。
后来，母亲选择了成为那只红着眼的鹰，把天空让给了父亲，把脚伸进了镣铐。
年幼的我并不理解这种选择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不喜欢读书，小学时还特别讨厌语文。我和母亲说语文课很无聊，没有到山上摘果水里摸鱼带劲，老师居然还要求我们每篇都要背诵。母亲也不恼，问我是觉得哪篇这么无趣，我随手翻开刚学完的那篇《鸬鹚》，和母亲诉说我的不满。
母亲一手搂着我，一手举着书，说学语文不能只靠背，要充分地发挥想象。她让我把课文里的场景放到我们的村子，假想我就是那个船上的渔人。母亲一句句地读，一句句地讲，那原本枯燥的文字突然就活了起来。在母亲的怀里，我看到了寂静山村里的炊烟在升起，看到了水面被破开时溅起的浪花，甚至看到了鸬鹚吐鱼时眼里的泪。
为了培养我们读书的兴趣，母亲教我们查字典，还把成语接龙当成平日里的游戏，让我们一群孩子比赛，赢的人当天可以不用洗碗。
我可太讨厌洗碗了。当时我们家开饭，桌上最少不下七人，除了姑姑的两个孩子长年跟我们住，每天还有堂伯、堂叔家的几个孩子会在放学后来开餐，一收拾，碗筷堆得像小山一样。两两相较，我选读书。
为了确保自己始终远离那些油腻腻的碗筷，我开始没事就捧着字典翻书看，连蒙带猜把家里所有的书读了个遍，倒真的读出了点趣味来。那时候，我最喜欢的是各种民间故事传奇和童话书，家里的看完了我就去邻居家借，邻居家的借完了，就去老师同学家借。
母亲也乐见我好学，除了老师的课业外，她还布置我每天写一篇作文。夜里我写作文的时候，她就坐在我的旁边看书、织毛衣或是补鞋。
母亲很爱惜自己的鞋子。水鞋破了就补胶皮，皮鞋掉底就用加强线缝，凉鞋脱胶用炭火烧一烧又粘回去。不像我，为了找收破烂的换糖吃，每天都想着要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鞋穿坏。
可恶的是，那些塑料凉鞋质量贼好，厚厚的一层胶底，即便是被扎穿了，也不影响穿着。后来我便想了一个法子，每天在走路的时候强行把鞋舌翻过去，刮着地面走，能多用力就多用力。两个月后，我如愿获得了一双新凉鞋和一大块麦芽糖。
就在我如法炮制，想要让第二双新凉鞋也非正常死亡时，母亲识穿了我的伎俩。
我的“精明”让母亲哭笑不得，她高高举起的手又轻轻落下，在我头上不轻不重地敲了两下，告诫我以后不能这样，穿鞋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脚，走更远的路。如果没有鞋，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去不了。
那时候母亲和我一样天真，以为穿了鞋能去任何地方。
3
这辈子我走过最远的路，是去父亲的老家。
我小学三年级的暑假，父亲决定带我去他出生的地方看看。那个叫木论的乡镇，纵使现在路修通了，从县城开车还需近两小时才能到，更别提当年山路崎岖有多难走了。那天我们早上从县城出发，一路换乘，从班车到三轮车又换搭了一回拖拉机，才在入夜后到达了木论镇。在姑姑家住了一晚后，第二天一早我们一行人又挑着担子、背着行李往深山老林里钻。
刚开始时母亲总是落后我们一截。她挑的担子有些沉，一头吊着装了几只鸡鸭的蛇皮袋，另一头是满筐的鱼肉米面等要带去送礼的东西。我不是没见过母亲挑更沉的东西，可那天她每走几步就要停一停，踮起脚尖在地上扭动。
她脚上的皮鞋是和父亲结婚的时候买的。由于鞋子贵，码子又有点小，平日里母亲都装在鞋盒里放在床底下，只有重要场合才拿出来穿上一回。
“妈——”我刚喊了一声，还没来得及多问一句，身旁奶奶飞快地就接了腔，“喊什么喊，你妈走这点路都拖拖拉拉，比不上我一个老人家，我看是不想去才故意这样吧。”
奶奶的一番话，让所有人都不由得停下了脚步，齐刷刷回过头去看着母亲。
“不是不是。”母亲涨红了脸，赶忙放下担子，脱下一只鞋在手上拍了拍，又飞快地穿上挑起担子，大步地跟上来说，“刚刚有颗沙子进到鞋里，现在没事了。走吧。”
之后母亲再没掉过队。纵使汗湿衣衫，连刘海都结成一绺绺黏在额上，她也全无异色。路上见我实在走不动了，母亲就和父亲交换，让父亲挑担，她背着行李，然后一边抱着我走，一边哄我说坚持一下，再走几步就到了。可那条从母亲脚下延伸出去的路，却像没有尽头似的，带着我们翻过一座座山又越过一道道岭。
足足走了大半天，我们才终于到了父亲出生的建立屯。
远远看去，山叠着山，云踩着云。苍青与乳白交织之中，一栋栋黑色的建筑高低错落从半山之上探出头来，颇为壮观的样子。我对这些建筑感到新奇，外婆的村子全是些晴天掉渣雨天流泥的矮土房，不像这种木头搭起的两层楼，看起来高大极了。
只是这愉悦并没能持续多久，到进堂伯家的第一刻，我就想走。
那些干栏式的建筑上面住人，下面养牲口，一股浓烈的臊臭味无时无刻不顺着木头的每一条缝隙冲上来，顶得人脑门发晕。
入了夜，让我更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整个村子一片漆黑。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别说县城，就连我外婆住的屯都通了电，可堂伯家别说电，连个带罩的煤油灯都没有，只有一盏小油灯在风中欲灭未灭地摇出憧憧鬼影。
食不知味地扒完了晚饭，我硬挺挺地躺在床上发呆。身旁堂姐和表姐的呼声此起彼伏，催得我内急。房间里没有恭桶，我摇醒了堂姐，她迷迷糊糊地让我到养牲口的位置就地解决。
为了方便解手，每家每户在养牲口的上方都是用圆木搭的顶，又滑空隙又大。我摸着黑速战速决，刚提了裤子起来，一阵凉风吹来，我心一慌，脚一滑，就扑在了刚刚浇灌过的地方。
这鬼地方，我是待不下去了。第二天一早，趁着父母去帮堂伯务农的机会，我闹着表姐要她带我走，回镇上姑姑家。两个第一次到这里的孩子，胆特肥，一个敢说走，另一个就敢带。表姐说我们朝着太阳的方向走就对了，我就跟着去了，甚至没有和哪个大人告知一声。
我还记得，我们回到镇上的时候，夕阳斜垂在山边，又大又红，就像后来我被父母混合双打的屁股蛋一样。
奶奶为了这事大闹了一场。捶胸顿足哭喊着说因为她穷，没有房子，只能住在别人家。她辛辛苦苦生了个儿子，孙女却看不起她，连半天都待不下。
原本在父母赶回来确认我们安然无恙后，我就已经挨了一轮打，可看着父亲随着奶奶不依不饶的哭诉面色越来越沉，母亲的脸上青白交加，捞起我，脱下脚上的皮鞋又狠抽了我几回。
皮鞋的底硬，打在我的身上又辣又响。但我也是个牛脾气，越是挨打越是死犟。我咬着牙，任由母亲打我，一低头就看到了她踩在地上的那只脚。
袜子已经破了洞，随着破洞，深浅不一的血渍斑驳开来，显然因接连赶路被磨得不轻。
临来前的那晚，母亲珍而重之地把这双鞋子拿了出来，呵着气用鞋油擦了一遍又一遍。她穿着不合脚的鞋，是为了给父亲挣面子，最后却被我把里子全都丢了。
我突然就号了出来，哭得撕心裂肺。却不知道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母亲。
母亲怀我那年，恰逢国家人口政策调整，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而姐姐已经出生，我的存在就成了一道摆在全家面前的选择题。
奶奶迫切地想要添个孙子，完成传宗接代的光荣使命。于是她带着大腹便便的母亲到村里找神婆卜算，对方指着母亲的肚子，说怀的铁定是个男孩，连名字都当场帮着取好。奶奶这才千恩万谢地回家，要大家无论如何要把她的金孙保住。
后来，我在外婆家出生。奶奶掐着日子专程挑着一笼鸡从县城赶来看她的“孙子”，进了门听到是个女孩，担子都没放下，挑着鸡又走了。
母亲为此哭了许久，奶奶或许也是一腔愤懑。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各有各的辛酸。
我出生后没两年，随着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母亲再一次选择了为家庭付出，她去做了结扎手术。
那一刀，切开了母亲的身体，也切断了那条通往人心的路。奶奶气得当天就收拾了行李住到了亲戚家，外婆得知消息连夜从村子里赶来。天黑路陡，她在路上狠狠摔了一跤，母女二人在医院里见面，却没一个敢先哭出来。
出院后，母亲来不及修复家庭关系，甚至都顾不上悲伤，就被抽调到了计生组，下乡去动员计生对象上环或是结扎。这种“要命”的工作十分难开展，许多人为了生孩子白天连活都不干，躲到山里去，半夜三更才摸黑回家。所以当时下乡的干部，不仅白天要去帮干农活，避免田地丢荒，还要在夜里爬起来去农户家堵人。
母亲做过老师，劝起人来极有条理，“国家的政策都是为了大家好，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生这么多孩子有用吗？再说了，不一定非要生仔啊，生个女，只要你们能送她去读书学习，以后参加工作了，也能像我一样当干部。”
碰上哪户脾气好的，还能听她把话说完，碰到那些暴躁的，你刚开腔，对方就指着鼻子开骂了：“读了点书就想来骗我！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我不做！你有本事劝我，自己去做啊！”
后来，母亲把心一横，将女方带进屋，径直解开衣物，用术后的疤赤裸裸地震慑对方。
母亲就此“一战成名”。人人都说那个下来搞计生的女干部，嘴巴又来得人又狠。
狠，在我们地方代表着厉害的意思。但就是这种厉害戳痛了奶奶的心。她本就觉得父亲这脉在母亲手里断了根，现在竟还成了值得夸赞之处，对我们的不喜不假辞色。每天到了饭点，见我们回来了，奶奶就端着个小板凳下楼，坐在空荡荡的大院里，活像个被赶出家门的孤苦老人。
母亲觉得亏欠了奶奶，家里有什么好的都要先给奶奶准备着。那些年，我极少有新衣，基本都是姐姐穿短了要我穿，我穿短了补一截继续穿。冬天里我一双球鞋，脏得发黑，全靠粉笔涂白。可每年母亲都要为奶奶做两三身新衣，缝几双新布鞋，但奶奶从来不穿。每次她接过来象征性地摸摸，要么说布料不透气，要么说针脚太密了硌脚，然后锁进箱子里，天天穿着自己的旧衣破鞋在大院里晃。
每每父亲老家来人，对方客气寒暄，问奶奶过得好不好，她就抚着额长吁短叹，反复摸着自己身上的补丁，或是轮换着将脚伸出来，用那豁开的鞋子代替自己表态。她什么都没有说，却又什么都说尽了。
思想落后的奶奶，在某些方面有着超前的“进步”。我不止一次听她偷偷和父亲唠叨，再找一个，生个仔。父亲极为孝顺，平日母亲与奶奶有摩擦，他总温声软语劝母亲忍让，但有时被奶奶念得恼火他也会大声回嘴几句，转头看到我，又只能尴尬地降低音量，让她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些。当时我不知道再找一个是什么意思，等我明白过来，父母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
那时的我，对奶奶谈不上讨厌或是憎恨，只是难以理解。我和姐姐的出生，神奇地扭转了外公的偏见，当我们眼珠子般疼爱。特别是在父亲把奶奶接到县城和我们一起住后，外公外婆为了避嫌，一年都甚少来看我们几回，偶尔来，都是送东西，进了门时常连坐都不坐又赶着回去，就怕待长了会引发奶奶的无端臆测。可奶奶对我们依旧如故。她看我们的眼神，就像村里人看到牛身上的蚂蟥，不仅要打下来，还得再踩上几脚。
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家庭的变故，我开始慢慢地理解了奶奶。奶奶是个二房，丈夫刚去世，村里就把房子和田地收了回去，她一无所有，除了腹中的孩子。终其一生，奶奶未曾改嫁，她把所有希望都系在了儿子身上，跟着儿子搬到县城，又来到首府，却始终觉得自己像叶浮萍，在无根飘零。
初一那年，我到南宁随父亲生活，奶奶也来了。房子在七楼，没有电梯，奶奶爬不动，又因语言不通既看不懂电视，又无法与邻居交流，每天能做的事就是坐在阳台上看着方块那么点大的天空发呆。
除夕的晚上，父亲与他新家的成员在客厅里谈笑风生，我闷声在房间写作业。一阵拖沓声中，奶奶趿着拖鞋佝偻着背从我身边经过，一个人坐在阳台的冷风中，抱着腿，缩成小小的一团，一动不动。像小时候我常见的那样。
我看着她，突然就感受到了那种寄人篱下的孤独。我们都一样，没有家了。
4
是我主动选择离开母亲的。
自父母的婚姻产生裂隙开始，我每次看到母亲，都像在看一本残酷童话。她偏执得像灰姑娘的姐姐，宁肯跺掉脚指头、切掉脚后跟，也要将脚塞进那只鞋。
在我上五年级时，父亲彻底地离开了这个家，原本温柔娴静的母亲也跟着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暴躁易怒又脆弱不堪的她。
白天母亲在单位正常工作，一回到家就情绪失控。有时我晚归或是起夜，家里一片漆黑，落针可闻。以为没有人，一开灯，母亲独坐在客厅一角，眼神涣散状若木鸡。喊她，她要么置若罔闻，要么就猛地掉下泪来，捂着脸哭得椎心泣血。还有时，我拿着作业给她检查，她看着我，突然就动了怒，扔下东西夺门而出，把门摔得震天响。我很难过，我的这张脸，长得太像父亲……
那两三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夜里不敢入睡。生怕那扇大门关上就不会打开，母亲再也不会回来。
县城里的大河，成了横亘在母亲面前的生死线。她无数次地站在临界点上，又被残存的理智给拖回来。
我无意评价父母的婚姻。我只是不愿意看见那样的母亲，明明能够奔向更好的地方，她却选择钻进牛角尖里赤足搏杀，连带着身边的人跟着一起，一步一步，鲜血淋漓。
离家的那天，我没有多话，母亲也没有回头。两个倔强的人就这样各奔一方。
车窗外，我曾经无比熟悉的景物随着大山不断向后退去，再后来，山也不见了，滚滚而来的是各式的房子、车子，以及迷雾般的前程。
母亲的担心，我知道。父亲重组了家庭，她怕我从此有苦难言。可我的心思，母亲不知道。
十三岁的我，唯一能想到帮助母亲的办法就是离开她。我觉得距离或能让母亲摆脱自缚，看看别的地方，或是看看我。
原本，母亲的软弱让我一度厌恶眼泪，可到达南宁的那天晚上，我还是没忍住，悄悄哭了很久。在母亲为我收拾的行李里我看到了一双新球鞋。白色的面，红色的边，是当时县城里最新最贵的款式。一双几块钱的鞋，对于一个月工资仅有三四十元钱的母亲而言是笔不小的开支，所以无论我曾经有多羡慕同龄人脚上的同款，母亲都没舍得买。最后，它还是到了我的手里，成为送别的礼物。
这双鞋开启了我和母亲从此聚少离多的生活。在打电话不方便的年代，母亲每月都要给我写一封长信，近十页的信笺，反复强调的不过是让我注意身体，好好学习或是认真工作。从她琐碎的记叙中，我能看出原本偏差的轨迹在一点点扭转，母亲开始重拾理想，埋头苦读，她想成为我的榜样，而我，也想成为她的骄傲。
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征求了母亲的意见。原本我想学法律，母亲建议我填新闻。她说记者是无冕之王，新闻工作者是她十分尊崇的行业之一。我有点犹豫，当记者要写东西，我能行吗？母亲扑哧笑出声来，说：“你怎么不能写呢？你忘了，以前你不爱读书，天天旷课，一天到晚地写检讨，还没一篇是重复的。” 我臊红了脸，也跟着笑。当年确实如是，老师说每次看到我写的检讨都感觉我已经彻底悔过、重获新生，结果一转头，我又翘课了。
幸好，我没有放弃，母亲也没有。从中南民族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我几经辗转从武汉又回到了广西，一脚踏进新闻行业，一干就干到了现在。虽未读尽万卷书，尚还有万里路可行。而母亲也通过自学考试，考取了大学文凭，并在我读大学的期间，找到了新的幸福。我们在不一样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努力寻找着与世界、与自己和解的办法。
这两年，母亲报名了老年大学的山歌班，我回家时常见她伏案写歌词，写着写着，冷不丁就笑了出来，然后急匆匆地拿起手机，一边穿鞋一边对电话那头的老姐妹说，“我刚想到个好玩的歌，现在就去找你对歌！”
我喜欢这样的母亲，甩开大脚，奔向新生。所以，我时常给她买鞋，夏天的、冬天的，运动款、母女款，一双双往家里寄。
每次母亲都会劝我，她的鞋已经穿不完了，不用买，要我把钱存起来。
我笑眯眯地转移话题，“不是说穿了好的鞋子就能去更远的地方吗，你想去哪？我报销。”
母亲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说她想去西安，去敦煌，去都江堰。还说她看了一辈子的山，像九寨沟那样的地方她就不想去了，她更想去新疆或是内蒙古看大草原。
说话间，母亲脸上的梨涡一直不消。虽然晚了一点，但母亲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天苍苍和野茫茫。
【覃冰，毛南族，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民族文学》《广西文学》等刊，有作品被《散文海外版》等选刊转载，出版长篇小说《如果谎颜是真》。曾获第六届广西网络文学大赛二等奖、《广西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新人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