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记者到高原
1980年是铁道兵基层单位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要一年。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铁道兵部队提出以施工生产为中心。其实，铁道兵的基层单位除参战、抢险、救灾以外，任何时候都是以施工生产为中心，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没有人明目张胆地讲、公开大胆地说而已。
这一年开春以后，青藏铁路哈尔盖—格尔木段施工进入上碴整道阶段，铁道兵第一指挥部的通信工程营已开始在沿线进行通信信号施工，而关角隧道的病害整治也相继展开。根据铁道兵党委指示，全线必须于1982年底达到移交标准。
一
5月上旬，一位《解放军报》姓陈的记者来到青藏线采访。师首长非常重视，要求认真安排，热情接待。记者的采访从哈格段的起点开始，第一站是四十六团。四十六团负责哈尔盖至天棚段，基本上没有艰难险苦的控制性工程，不是铁十师的宣传重点。当记者到达我们四十七团后，不知什么原因，政治处领导一改由宣传股接待的惯例，安排由我们组织股派专人陪同。而我在股里面资历浅事情少，陪同记者的任务分派给我自然最合适。
记者要采访的主要内容是部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以施工生产为中心、确保哈格段按时移交的进展情况。
全团当时施工有三个重点：一是关角隧道病害整治；二是线路整修锁定；三是三营在乌兰新区的沙漠铁路维护。第一天的陪同任务由技术股的一位技术员和我负责。我们先来到负责自天棚车站到关角隧道进口线路锁定任务的四营和负责隧道进出口任务的一营、二营采访。记者看到沿线指战员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和技术人员精益求精的测量、整道态度，一路上赞不绝口。
关角隧道是整个青藏线的控制性咽喉工程。全长4010米，施工难度极大。通车当年就出现了整体道床膨胀变形——病害，在全军引起震动。记者要看的病害处理现场在隧道的正中间，来回一趟要4公里多，在近4千米高海拔缺氧的隧道内行走四五千米，对内地初到高原的人来说绝非易事。去隧道的途中，我有意介绍了隧道内的行走难度，意在请他在洞口看看行了，最好不要再到现场近距离察看。然而，陈记者到隧道进口处时，不由分说就要往洞内走，面对我们的劝解，他以坚决口吻说：“指战员们在这里挥舞洋镐、铁锹拼着生命施工，我空手走一趟有什么难事！”一句话让我等无言以对，心中升起无限的敬仰。
参观途中，我详细地向陈记者介绍了隧道病害产生的地质原因、对列车通行可能造成的危害和第一次病害处理的施工过程。两公里多一点，一个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隧道内如过风洞一样，冷风嗖嗖，寒气逼人，不时看到洞顶悬挂的冰柱，似刺向洞内的一根根钢钎。可当我们几个回到洞口时，每个人都解开了棉衣扣子，陈记者涨红的脸上还浸出了汗珠。
我们看过关角隧道病害情况，然后回二营营部吃午饭。途中，陈记者提出要找一个熟人，是他在长沙铁道兵学院认识的原二营教导员张更开。陪同的二营副教导员告诉他，此人去年已转业，转业前是四十七团副参谋长。
陈记者说：“老张这人不错，有水平，很耿直。”
“他吃亏就吃亏在太耿直上。”副教导员说。
二
张更开是山东文登人，1947年入伍。入伍前是县游击大队队员，军龄比铁道兵的历史还长。他是长沙铁道兵学院第一批学员，在当时是“思想红”、“觉悟高”而且有一定领导水平的那一类优秀干部。营里干部战士都很敬畏他。他的优点是正直，缺点是太正直。我们的刘居才副团长工作要求严格，脾气不好经常批评人，干部战士都怕他，张更开却不怕他。刘副团长到二营检查工作，对不满意的事情猛发脾气，他竟敢当面顶撞。张更开对战士特别爱护，对上级从不恭维奉承，不唯书，不唯上，而且还不媚上，曾让不少领导不舒服。1976年的特殊时期，他公开讲，不生产干什么，吃什么！不生产就要落后挨打、亡党亡国！并且公开说，邓小平的思想是正确的。他身为营政治教导员，白天组织部队施工，晚上在工地上值班，让营长组织学习、抓政治活动。
有一天下午，营长正在组织全营政治学习，他走进会场突然宣布：六连起立！立即回去带上工具到工地支援上大夜班的同志……这种“大逆不道”，与当时中央对着干的行为，很快引起师党委的重视。上级部门本打算要给他组织处理，但念及他是老资格，平时工作政绩突出，就在全师给予通报批评。他本该提拔重用，却只能原地不动。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人建议他找师党委平反恢复名誉，他说，师党委也没有怎么亏待他。所以，他任营教导员四五年，没有再被提拔。那时的张更开由于爱人患精神分裂症，需要照顾，最后被调到团里任副参谋长。他转业时，当年在地方工作的老部下已掌有实权，在征求他的意见时，张更开只讲了一个条件：到最艰苦、条件最差的乡里当一个正职。据说当时他回文登县一个山区乡当了公社革委会主任。
记者问其子女情况，副教导员介绍了一个很遗憾的细节：由于部队常年流动，经常搬家，张更开的两个子女都没能接受应有的教育。大儿子十几岁了，戴块手表，只知道“好看”却看不懂时间。陈记者听后觉得不可思议，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沉默中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三
下午我们去一营，这是记者在青藏线上采访的重点之一，遗憾的是营主要领导刚调整，副职领导虽然自始至终参加了隧道施工，却不善表达。指战员们战天斗地、不畏艰苦、可歌可泣的壮举没有说出个一二三来，也没有讲出几个具体事例，可以让记者记住的故事一个也没有。陈记者听说我是从三连调出来的，他便提出要到三连看看。我当然求之不得。三连培养了我，三连的干部战士支持过我，让记者去采访，能把他们的事迹报道一下，也算是对战友们的一种回报吧！
三连原指导员钟传兴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语言表达能力很强，此时已提拔调出。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连里没有作准备，汇报的情况也没能引起记者的兴趣，我在一边干着急却无能为力。我发现那天陈记者的采访本上基本没有记什么东西。
通过陈记者下午的采访，我从中认识到了“说”和“讲”的重要。一个人，尤其一个领导干部，必须要有实干精神，这是立身之基，成功之本。但是，如果只会干不会说、不会讲，那就只能是干多少是多少，干成什么是什么的实干型干部。工作成果的客观存在可以影响人、启发人。如果能把事情、把工作干好又能善于总结、善于表达、善于抓住要害讲出道理、讲成经验，就可以使你干的结果由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使自己实干的过程、劳动的成果具有文化的价值、精神的意义，使它能够从更大范围影响社会，鼓舞他人，成为精神财富。这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示范带动效应。从这个层面上说，评价一个干部“埋头苦干”、“不善张扬”，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标准，我们全身心投入的生产与创造，同时也应该善于生产经验的总结和宣传，注重抓典型，树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四
第二天去三营采访。我们团的三营原来在天峻车站至关角隧道进口的路段施工。其中的十二连协助一营参与隧道施工，驻在我们连的南隔壁，任务完成后于1977年8月全部搬至乌兰希里沟车站以西的沙漠里施工。这里由于是第一项任务完成后重新分配的任务，平时被称为“新区”。
三营施工的新区位于乌兰县希里沟车站以西70公里的沙漠上，西距德令哈也正好是70公里左右。它的东面是五○团施工地段的柯柯盐湖，西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三营营部坐落在铁路线以南三面环山的一个山坳里。黄褐色的沙砾山没有一棵草，一年四季刮风不止，山体表面被狂风剥蚀得像堆起来的豆腐渣。沙漠上稀稀疏疏地生长着几丛骆驼草，低洼地带可以看见几株枸杞树或叫不上名字的灌木丛。这里除沙多风多就是蚊子多。战士们戏称的“品种蚊子”，与小苍蝇差不多，在身上咬一口就有可能化脓成疮。因此，部队为每个战士配发有蚊帐和防蚊帽，如果到厕所蹲便，必须带上可以扇风赶蚊的报纸之类，不然光屁股被咬一口，可能得挠痒一周。
三营的任务是负责自己新修的18公里线路和五○团移交的近10公里铁路的防风固沙、线路锁定。部队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清理铁路沿线的积沙，确保铁路畅通。
由于路途远时间紧，当天只能去看一个采访点。营领导陪我们到了距营部约有十来公里的十一连单独执行清沙任务的一个班驻地。
这个班在这里驻扎已有两年。在路基北面的小山坡下扎了一顶帐篷，帐篷前面用土坯砌一个约有两平方米的平房用于做饭、存放施工工具。全班8个人还养1头猪，猪瘦得像条疯狗，被记者概括为“8个人9条生命”。走进住人的帐篷，迎门处挂一个破旧吉他。陈记者掀开班长的蚊帐，床头放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本铁道兵政治部编印的《连队政治教育资料》和两张《铁道兵报》。他看了报纸的日期，发现已是上个月的“产品”。记者起身摸了一下靠门柱的火墙，有点温度也并不烫手。陪同的同志介绍，沙漠里夏秋季节是一天有四季，晚上很冷，炉子还要烧起来，白天主要是烧点水洗脸洗手。
不多时，班长回来了，是个江苏兵，吉他就是他的。小伙子很健谈，见了记者也不怯生，像数家珍一样介绍他们这“8个人9条生命”的美满生活。
这8位同志具体负责前后近3公里的线路清沙养护任务。8个人轮流做饭。沙漠上没有淡水，周围几个小湖里的水全是咸的。营里的水罐车每三天送一次水，水车来时就把门前的“斗车”放满，一年中多数时间斗车里的水晚上会上冻结冰。为了多存点水，就从开汽车的战友那里借一个喷灯，水车来之前，用喷灯将斗车外面烘烤一遍，把冰块倒出来用报纸盖上，再把斗车里放满水。吃水时，用大锤砸一块冰，放在锅里融化。当地藏民吃水极其困难，确实弄不到水时也会找上门要块冰。施工班即使自己用水紧张一点，也没有让找上门的牧民空手过。战士们的衣服一个月轮着到乌兰县城或德令哈找水洗一次。营里很关心照顾他们，每个月派车拉他们到德令哈洗一次澡，两个月去看一次电影。8个人的业余生活就靠这个把吉他。在他的指导下，全班同志或多或少都能弹几下，最差的也可以弹《东方红》《铁道兵之歌》。每隔三五天，连里可以捎过来一两份《铁道兵》报。吃的东西主要靠连里送，去德令哈顺便买点调料之类，连里给报销。连里有时吃菜也很紧张，他们班就更紧张，有时十来天没吃过肉，三天全部煮黄豆炒黄豆吃，甚至有时连续一星期吃压缩菜、海带皮。有青菜的时候每顿只能炒一个菜，数量也非常有限，所以靠吃剩饭生存的小猪常常没“饭”吃，有时饿得直叫唤。猪的叫唤声是这里除风声、吉他声之外的第三种声音。多一种声音多一份快乐，猪的叫声也成了大家的乐趣……
我听着这些以前曾经听到过的生活故事，心里仍感到有趣。当我扭头看陈记者时，发现他一边在采访本上急急忙忙地写着，脸上的泪水竟流到了腮上。
看到这个情景，我心想，这样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不应该让记者太伤感，应该换换气氛。趁班长说话缺氧换气的喘息时间，我说：
“你给北京来的记者同志弹一曲吧！”
班长不由分说取下吉他，笑着说：“我是乱弹，请首长多指教。”
第一首弹的是《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这唯一的娱乐工具，班长一定没少练。他手指娴熟，弹音准确，我觉得他的水平不亚于《铁道游击队》影片中《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演奏水平。我看记者的泪水已止住，对班长说：“再弹一曲吧！”
第二曲弹的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可能闻音生情，我听着听着来了情绪，眼泪不由地掉了下来，思想似进入痴迷状态……
缥幻之中，陈记者的声音把我的意识拉回现实：铁道兵真正是毛主席的好战士，舍小家，为大家，以沙漠戈壁为家。你们战天斗地，以苦为荣，沐雨栉风，无怨无悔！辛苦啦！同志们！这时，他已泣不成声……
晌午了，陈记者执意要在这里和战士们一起吃午饭。营里陪同的同志觉得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招待北京贵客的，费不少口舌才说动陈记者回营部吃饭。要上车时，记者发现铁路以南约200米的地方像是一个湖，问：
“这是个什么湖？”
“咸水湖。”
“叫什么名字？”
“柴达木盆地内这种咸水湖很多，没有名字。”
记者若有所思：“啊，无名湖……”
从铁路沿线看无名湖，湖面上稀稀落落分布有几株不太茂密的芦苇，没有其它水草，也没有飞鸟，只有蓝色的粼光闪烁着，像一个等待救援的落难者。
五
北京记者来柴达木，来到营队，营首长按最高规格接待——四菜一汤。菜上齐后陈记者好像没有吃饭的兴趣，脸色一沉说：
“咱今天中午只吃一个菜，其他三个菜找个盆子装上让司机送到那个班上去！”
尴尬局面出现了，我立即起身解释：“上午班长介绍的情况是个别时候，是特例。平时，营连对他们的生活都很重视，以后我们会进一步采取措施，争取让这些同志的生活不断改善，水平不断提高。今天你到基层很辛苦，营领导也是一片心意……”
陈记者可能觉得再坚持也不好收场，说：“退两个菜，下午给他们送去，算是我犒劳他们，四个菜都由我掏钱！”缓和了就好。我说：“行，吃过饭再说。”
记者坐下后，营领导说：“我前几天休假带回来的酒还有半瓶，要不要喝几杯？”
“我平时不喝酒，既然是你自己的酒，今天我要借你的酒给你们敬一杯，拜托你们一件事！”记者说。
我马上意识到大记者要作指示了，立即起身掏出包里的笔记本准备记录。
营领导拿出半瓶绿豆大曲酒给每人斟上一杯。记者端起酒杯，转身将酒恭恭敬敬向地下洒了约有少半杯，说：“这一杯酒先敬给为青藏铁路建设牺牲的同志。”然后用剩下的半杯酒给我们几个碰了一下，说：“两层意思，一是你们辛苦了，受苦了，我感谢你们；二是拜托你们多关心关心那些战士。”说着他再次泪如雨下。我最见不得别人掉泪，自己的眼泪也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
记者就是记者，很有水平。他看营领导不会花言巧语，挺实在，而且也可能觉得大家都不容易，平稳了一下情绪后，说：“我不会喝酒，今天已破例了，你们喝吧，我吃饭。”
说完，他开始吃饭，可是，一口饭没有咽下去又吐了出来。
“这饭里有沙子！”
营领导不好意思地说：“是细沙子。沙漠上风沙大，用麻袋装大米容易混进这种细沙，这里缺水，淘得简单没法淘干净。”
“这怎么吃？”记者不理解。
“不要嚼就咽。”营领导教方法了。
记者又吃一口饭，用筷子夹点菜没有咀嚼随饭咽了。可能是不习惯，把他噎了一下，憋得眼睛睁大。趁他有兴致，我把刚才退到一边的两个菜又轻轻地端上来。
“在这里没有菜就没法儿吃饭！”
陈记者仰脸看我一下，可能是刚吃到嘴里的饭没有咽下去，他闭着嘴像在找下咽米饭的角度或感觉，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记者每吃一口米饭的仔细劲儿似在慢慢数着牙齿的咀嚼数量，一下一下，一口一口，一直没有再怎么说话。那一小碗米饭他至少吃了有十几分钟，当营领导热情的再次为他添饭时，不知道他吃饱没有，只是有点夸张地说：“好了，好了，真好吃呀！”
我理解大记者的心思，他是在有意减轻营领导的思想压力。待我们几个吃完饭，记者饶有深意地说：“这里的生活丰富多彩，可惜没有作家，城市的生活单调无味，却聚集了那么多的作家、记者。真是不公平啊！”
很有水平的大记者说出的“不公平”显然与他前两句话构不成因果关系。当时，以致到事后很长时间，我始终没有明白他这个“不公平”的真实所指。
六
修建青藏铁路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壮举，高原铁道兵精神感天地惊鬼神，然而，直到第一期工程交付国家使用后的十几年间，在报刊、媒体上很少有宣传、很少有报道、很少有描写这一世界奇迹性工程的作品出现。为国家修铁路，为部队做贡献，流血流汗，吃苦受罪是尽一份责任，说穿了也是一个人的命运，哪一个铁道兵指战员也没有想到什么公平不公平。
据说陈记者回京后在中央级报刊上发表了一篇不知是散文或是报告文学的《无名湖畔》，记述了他此行的感受。
若干年以后才得知，那位军报记者叫陈远谋。
陈远谋是四川泸州人。西南战役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的1950年1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编入铁道工程兵5师政治部，从此开启了他的新闻宣传生涯。陈远谋先后任铁道兵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干事、新闻科长，新华社驻铁道兵正团职记者（兼人民日报社记者），铁道兵报社副社长，并被聘为解放军报特约记者，主任编辑。因当时的身份悬殊没有敢贸然问这位大记者的身份。但柴达木一行，使我对这位为党的新闻宣传事业、为反映铁道兵指战员“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风餐露宿、沐雨栉风”的英雄业绩和伟大精神而不畏酷暑严寒、不怕高山险阻，深入戈壁沙漠、深入施工一线的采访新闻记者的执着精神和崇高风范而深深感动。为写《青海长云》，在网上买到前辈的《昨日铁道兵》《铁道兵不了情》两本大作，披阅拜读，几次涕泪。前辈身上所散发展现出的铁道兵精神霞光万丈，崇高无比，将激励我辈学无止境，终生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