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郭兰英获得了“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她也对我说：“真高兴！”

三十多年前，兰英决定放弃北京的一切职务及工作，迁居广州，到那里创办一所艺术学校。在南方住惯了，她偶尔来北京，我们总要见上一面，平日就通过电话互致问候。前段时间，国家决定为兰英录制口述专辑，未料她嗓子哑，说不了话。我笑她是不是唱歌唱累了，她说“当然不是”；她委托我来介绍她的一切，毕竟我们从1948年就认识了。

记得那是1994年，兰英在北京举办从艺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由于我身在美国，不能参加，便发表了一篇长文《一代歌手郭兰英》。后来，每当有记者采访她，她都让记者找我了解情况。的确，我是最了解她的老相识。

至于兰英的经历，大部分是她亲口对我说的，一部分是从她母亲那里听到的，也有一些是当年在华北联合大学第一文工团与兰英一块工作的老乡乔羽告诉我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长达七十五年的岁月铺陈。

最近，兰英忽然来北京办事，我和妻子到北京国际饭店看她。她的嗓子哑得厉害，很难听到她说话的声音了。老友相见，真是一言难尽，不知今后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吗？这次，我才弄清楚原来她比我小——我是1930年1月出生的，她是1930年12月出生的；我属蛇，她属马，今年都是九十四岁。过去，我一直认为她比我大，许是她名气太大的缘故。

1948年底，北平即将和平解放，当时我正在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上学，华北联合大学第一文工团到我校大礼堂演出月余，宣传解放区的政策，团员有王昆、李波、郭兰英、苏民等人。他们排演的节目短小生动，记得有《王大娘赶集》《四季花篮》《一场虚惊》等，最后以大合唱收尾。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我觉得这样的演出形式很新鲜，十分喜爱。

他们的演唱，与我校音乐系师生以及电影明星的演唱大不相同。令我印象最深的，当属开场的秧歌剧《王大娘赶集》，兰英在剧中饰演王大娘的女儿王池。她刚一出场，那声唱、那个形象，简直是太抓人、太漂亮了。当时没有扩音设备，全凭真功夫，真的把台下的观众给看傻了。

1949年4月，兰英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了在匈牙利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与友谊联欢节，并以一首《妇女自由歌》获奖。此后，凭借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以及歌曲《我的祖国》《绣金匾》《人说山西好风光》《翻身道情》《麦浪滚滚》《南泥湾》《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郭兰英的名字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出于对音乐的偏爱，我有幸遇到兰英这位杰出人才，对她的选择，有自己的认知和理解——一位“正当红”的晋剧名角，因为看了一场《白毛女》，感动得泪流满面，五脏俱裂，便毅然决定放弃一切，拉着她那裹小脚的母亲，冒着枪林弹雨，投奔周巍峙领导的文工团。从大字不认一个、乐谱不识一篇，到为新中国的歌剧事业闯出一条阳关大道，兰英创下世所罕有的壮举，而这也是我佩服、崇敬她的根本原因所在。

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我当然要画她。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公演歌剧《白毛女》，我特地画了一幅兰英饰演喜儿的油画，还设计了《白毛女》节目单的封面。近二十年后，我又创作了一幅木刻版画《一代歌手》。

1964年，当时我刚从农村文化工作队回京，并不知“三周”（周总理、周扬、周巍峙）正在组织“大歌舞”演出。兰英带我到人民大会堂，从西门进去，也不告诉我演什么，只递给我一张票，说：“快去看吧。”然后她就离开了。原来是“大歌舞”的总彩排——真把我给看傻了，尤其是她演的《南泥湾》一幕，特别精彩；与十几年前唱《南泥湾》明显不同，过去是一个小姑娘的抒情，而今带有沧桑感，这令我感慨不已。

后来她演出时，我经常看她化妆，前台的乐队已奏响乐曲，她才不慌不忙地上台开唱。而我就站在侧幕或乐池旁，要不就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或第九排的导演席观看。一年，她的独唱音乐会在民族宫剧院举行，我有其他安排未能到场；后来，她又在人民剧院演出两场，却一票难求，她竟给我送来六张票。就这样，保姆抱着小儿子海郎、领着女儿杨阳，妻子和我照顾着老妈，大家一饱耳福，真可谓“特级优待”。

至于1981年她在天桥剧场的告别演出，是我联络美术界的同仁一起参与的。江丰、吴作人、刘开渠、朱丹、李苦禅、黄胄、黄永玉、萧淑芳、刘继卣、刘勃舒、范曾等二十多位艺术家的书法与画，全部由中央美术学院的崔师傅装裱成立轴，由此可见美术界对兰英的支持。那年头没有鲜花可送，对这批画作，时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的乔羽也不知如何布置，急忙派车把我从家中接去。这好办——放下前排的吊杆，并排挂好书画后，把吊杆藏起来；待中场休息，将吊杆徐徐放下，再开启两侧的灯光。正式演出时，当吊杆徐徐放下，观众都惊讶地往台前跑，惊叹声一片！

那天，我陪着江丰看演出，趁中场休息到贵宾室坐了坐。兰英过来向大家致谢，江丰对她说：“为什么要告别啊，倒也应该倒在舞台上。”1982年在重庆召开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创作教学座谈会时，江丰因病住院，我去医院陪了他一天。散步时，他谈起在解放区的见闻，说“郭兰英扭秧歌比谁都好看”。说着，他也扭了几下。回北京后不久，江丰真在开会发言时倒下了，那年他才七十二岁。

兰英是一位极聪明的艺术家，且不说她对自己专业的精通（记台词、乐谱，别人要用一个月，她只用一个星期），我没想到她的书法写得很大气，她画兰蕙也很熟练。她生活简朴不吃荤，顿顿离不开大葱、蒜和醋；演出时不喝水，中场休息顶多吃个西红柿。平日里，她也不涂脂抹粉。

她的故事讲不完，不妨再说说十年前她到黄永玉的万荷堂做客的故事：

黄永玉不止一次夸兰英，说她应该认真研究、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否则就太可惜了。兰英也佩服黄永玉，有时候电视上播放黄永玉的采访，她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快看。

既然如此，趁着她来北京，我和妻子、女儿便陪她去万荷堂。递给她一杯咖啡，她说没有喝咖啡的习惯；走进黄永玉的大画室，她东看西看，还说这张画好看，那张画不好看，幸亏黄永玉耳背没听见。我让兰英说话小点声，她后来就走出画室了。事后我才想起，黄永玉早已准备好笔墨纸砚，此时一句话，他肯定又画又写送给兰英，可当时我只顾着陪她了。

天色渐晚，该吃饭了，黄永玉备下两桌湖南风味的鱼和肉。兰英入席，我坐在她对面，黄永玉坐主位。兰英看看桌上的菜，说：“哎呀，我一样也不能吃。”她要了一碗米饭，将桌上的一小碟鲜辣椒和醋拌的小菜倒在米饭上拌着吃起来。黄永玉看傻了，呆坐在那里不动碗筷，一再说下次准备素食。兰英吃完这碗米饭，又要了一碗，将另外那桌的一小碟鲜辣椒倒在米饭上拌着吃起来。反正我是大吃一顿，饭后待了没一会儿，我们就告辞了。

多遗憾，本该是又画又写又送人的场面，却未“入戏”。究竟是怎么了？事后，我也问过兰英，她只笑了笑。

在我心里，兰英是中国文艺界的一朵奇葩，她能获得国家的最高荣誉，称得上实至名归。我祝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