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同彬代表作
“阿巴”在慷慨赴死之前通过与各种人物的对话，达成了自身乃至多年前的地震与这个世界的和解，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死者、生者的痛苦、不安得到的了安抚，那些宗教、历史、文化、传统、现代性等层面所可能产生的所有冲突、对抗、对立、断裂都实现了圆满的弥合。然而“阿巴”，这样一个完美的、圆满的符号化人格的“殉难”，并不能呼唤或构筑出当前我们关于灵魂、信仰和死亡的最真诚的心声和最有力量的回应，只能招魂出那个我们无比熟悉的“普遍的答案”。【详细】
（原载于《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6期）
布朗肖说：“如果你倾听‘时代’，你将听到它用细小的声音对你说，不要以它的名义说话，而是以它的名义让你闭嘴。”20或者借用另一位“同时代”的青年诗人的话：“我不屑于为任何一个时代代言，如果我不能说出每一个时代。”21倘若我们不能用真诚的“直言”说出我们的“同时代”，那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也就失去了继续言说它的权利。而那些敢于触及真理和危险的“直言者”，其所冒险揭示的那种黯淡及“特殊黑暗”的“同时代性”，其实已经不再是大多数陷溺其中的“同时代”，相反，成了某种表达异见、呈现精神异端的“异时代性”。【详细】
（原载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严肃而恰当地谈论黄孝阳及其作品，是艰难的。作为一个拥有罕见的写作意志的小说家，他把任何一次写作当作一项写作学、精神现象学、谱系学和博物志的极限运动，对于小说的本体（或者按照他的说法：小说灵魂）充满了言说和实践的乐趣（欲望），试图在不断“挑衅”边界、界限的书写中，激发小说那似乎取之不尽的活力。《众生·迷宫》是黄孝阳有关绝对、极限的又一次练习。延续了他在《众生·设计师》之中关于“当代小说”、“探索一种新的小说美学”1的宏伟构想，《众生·迷宫》同样是一部充满未来感的“野心”之作。“五十年后，我或许会被人谈论；又或许被彻底遗忘。”【详细】
（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
当前文坛盛行的“青年焦虑症”惯于操弄两种彼此矛盾的话语，一种是急切地表达对青年们的渴望、期许，竭尽全力扶持和赞赏青年们的写作，几乎到了忘乎所以、“饥不择食”的程度；另一种则经常习惯性地板起长者、权威的严肃面孔，或忧心忡忡、或“得意洋洋”地批评青年们的写作是虚弱的、同质化的，必须用更多元、更个性化的文学实践去避免同质化、对抗同质化云云。其实，青年写作是否同质化并不重要，当所谓全球化给整个社会给当代文明、文化带来普遍性的同质化、同一性、单一性的焦虑的时候，青年写作表现出相应的倾向或局限，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详细】
（原载于2017年07月19日《文艺报》）
韩东的文学形象总让我想起本雅明在论述普鲁斯特的一段话1，只不过鉴于两者文学语境和写作形态的巨大差异，这段话需要做某种必要的改写：“我们时代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注定要降生在不可能性的心脏。它既坐落在一切危险的中心，也处于一个无关痛痒的位置。这标志着那些花费了毕生心血的作品乃是一个时代的断后之作。韩东的形象是文学与生活之间无可抗拒地扩大的鸿沟的具有典范性的一流面相。这是文学为什么仍旧要严肃地关注和思考这个形象的理由。”当然，这不是对韩东文学成就的“盖棺定论”，也不是盛行的对所谓“文学杰出贡献者”的廉价褒奖，它仅仅是一种描述，用以凸显韩东的创作及其文学行为的时代嵌入性和相应的复杂性。【详细】
（原载于《文艺争鸣》2016年第11期）
1.秩序在收割一切，收割一切可能对秩序造成威胁的各种力量，青年、新人就是这样一种具备某种潜在威胁的虚构性力量，一种正在被秩序改造并重新命名的新的速朽。收割的前提是培育，是拔苗助长，是喷洒农药、清除“毒草”，是告诉你：快到“碗”里来。2.对青年写作者和文学新人的滔滔不绝的赞美、期许，广泛持久的扶持、奖赏是制度的代际焦虑的产物，是当权者繁衍权力的某种古老形式，也是现代中国“青年崇拜”、青年想象的文化心理的现实投射，如今更是蔓延为成年人、老年人重要的恶俗文化行为之一。赞美青年，是无限正确的政治“鸡汤”；讴歌青春，是经久不衰的代际“春晚”，它们的共同目的是去锻造青年的皮囊如何与苍老、丑陋的灵魂完美融合。【详细】
（原载于《青年作家》2016年第8期、《大家》2017年第3期）
敌意真的不错。本来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沦落为一个和自己职业背道而驰的虚无主义者，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但由此兑换的敌意让我觉得我还活着，或者说，我还不至于病死。敌意让我保留了适度的愤怒，以及由这种愤怒激发的反抗的意志；而懂得反抗让我勉强对得起“青年”二字，让我知道失败和哭泣未必是一桩丑闻。我经常做勇士或煽动家的梦，在梦里我反复引用海德格尔评价尼采的话：“虚无主义”眼下毋宁就意味着：一种摆脱以往价值的解放，即一种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解放。我站在广场的高台上振臂高呼，呼喊我的同龄人组建尼采召唤的“青年之国”：“如果世界被从这些成年和老年那里拯救出来，肯定是对世界更好的拯救！”开战！向一切老于世故的僵尸们开战！【详细】
（原载于《南方文坛》2013年第4期）
关于自我的神话？从《午夜之门》（也包括《时间的玫瑰》、《失败之书》、《青灯》和《蓝房子》等）我看到的是一个诗人自我的消散，消散在世俗生活里、历史里和各种各样的国际版图的文学事件里。琐碎的、絮叨的“见闻杂记”罗列出一个漂泊的诗人绝对的漂泊生活，一个本应在流浪中被抛掷的“日常的自我”并没有在北岛的散文中消隐，而是经常显得极其庞大。无论是苏珊•桑塔格所认可的诗人散文的“使命感”、“激情”还是“特别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在北岛散文的整体风格里都并不显著，它们作为某种可贵的品格会在某些篇什中闪现，但仅是吉光片羽，这里面有“挽歌”，有“回顾”，但却既不悲壮也不坚硬，甚至连忧伤也显得那么无力、犹疑。【详细】
（原载于《北京青年报》2009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