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极限、准备与灾异——关于《众生·迷宫》的题外话
这样的作家并不是病人,更确切地说,他是医生,他自己的医生,世界的医生。世界是所有症状的总和,而疾病与人混同起来。
——德勒兹
小说几乎吸收并凝聚了所有作家之力,却看似从此走上了穷途末路。
——布朗肖
一
严肃而恰当地谈论黄孝阳及其作品,是艰难的。作为一个拥有罕见的写作意志的小说家,他把任何一次写作当作一项写作学、精神现象学、谱系学和博物志的极限运动,对于小说的本体(或者按照他的说法:小说灵魂)充满了言说和实践的乐趣(欲望),试图在不断“挑衅”边界、界限的书写中,激发小说那似乎取之不尽的活力。
《众生·迷宫》是黄孝阳有关绝对、极限的又一次练习。延续了他在《众生·设计师》之中关于“当代小说”、“探索一种新的小说美学”1的宏伟构想,《众生·迷宫》同样是一部充满未来感的“野心”之作。“五十年后,我或许会被人谈论;又或许被彻底遗忘。”2正如黄孝阳提出“量子文学观”,力图用“最前沿的物理学研究所提供的各种前瞻性理论,为未来千年文学指引方向”3,《众生·迷宫》并不仅仅着眼于启发当下,黄孝阳早已经预设性地把它放置在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和布朗肖有关“未来之书”、“小说之光”的范畴中:“幻想精神”、不竭的探索,指引方向,或者显现可能。
此时,黄孝阳再次化身卡夫卡《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K,他手持一根多节的手杖(笔),自己委派自己去做一项“边界勘定”的工作,对于当代中国小说固有的秩序和边界而言,这一工作无疑是“开战”宣言,具有显著的越界性和挑衅性。而且,“在土地测量员的术语中,K代表kardo,这个名词来源于‘它把自己指向天空中的方位基点’。”4所以,才有“众生”的俯视性,才有“看见上帝”、“看见人子”和“星辰”的喜悦5,才可以“于万丈高空中审视这条苍茫的文字之河”6,才会经由“维度”之高目睹“让人情不自禁屏住呼吸的光影奇迹与宇宙意志”7,才能像卡夫卡所计划的那样:“反思人类与人类之上的、超越人类的事物之间的边界问题。”
对应于这样一种也许过于高蹈的“天空”的基点,关于《众生·迷宫》,黄孝阳有一套涉及“塔罗牌”、“123”乃至“太极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宫”等的神秘主义话语8,有意无意地在为读者的阅读设立“路标”,意图在于指引和限定。这是黄孝阳特有的写作策略和话语方式,在有关《人间世》《旅人书》《乱世》《众生·设计师》等作品的书写、讨论和引证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他非常专注、认真地分享着自己的写作意图、构想,以及读者、研究者的心得、体会9。阅读者如果过于重视这些“路标”,或者方向的指引,往往会被导向一种正确的“歧途”,或者错误的对话关系。
已有的、有限的针对黄孝阳及其作品的评论、批评构建的对话关系往往是社交性、敷衍性的,沿着黄孝阳的“路标”和指引进入既定的小说历史的范畴,在批评的仪式残余及主体虚荣心的残余之处所反复演练和形成的那种友好和默契,其价值和意义非常有限,甚至是对黄孝阳及其作品的一种特别的轻慢;阅读者一旦被卷入“极限”和那些可移动的边界,在获得辽阔和无限的同时,也会被无法接近的晦暗和漫无边际裹挟,要么在惯有的话语中“迎合”、扩展10,要么失语、放弃。因此,在与《众生·迷宫》及黄孝阳对话之前,必须越出“极限”,站在“天空”的基点之外,回到小说和写作者的肉身,以架构一种追问和质辩的关系。
简单讲,《众生·迷宫》到底写了些什么,于我而言,并不重要(我甚至不觉得有重读的必要),就如同面对黄孝阳关于小说的那些滔滔不绝、“振振有词”的雄辩论述,它们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在文本实践中实现,也不重要。在德勒兹看来,“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这是一个行程,也就是说,一个穿越未来与过去的生命片段。”11而在黄孝阳孤绝的小说观念里:“小说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开始,一个人结束,甚至是一个人的阅读。”12一种有效的批评和对话,就是要呈现极端的“个人性”中风暴一样的“事件性”,即《众生·迷宫》的出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事件”13,作为一个极端的写作行为,它为什么出现,将把我们引向何种希望(困境)才是重要的。伊格尔顿告诉我们,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关注的是文学的这种“事件性”,“是作者的写作策略和读者的阅读策略,是文本、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戏剧性对话,是这种策略和背后的深层“语法”(grammar)。”14
遵循这种批评的路径,我只能把自己关于《众生·迷宫》的评说称之为一个溢出了文本边界的“题外话”。这部作品首先让我想到了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马尔蒂给予的评价是:“这是一本极其个性化、自恋的著作,是一个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考过程中列入现代性的某种主观的题外话,是一本孤独的书。”15《众生·迷宫》本就是中国当代小说的“题外话”,因此也就无可选择地成为一部孤独之书,黄孝阳在《众生·设计师》的“后记”中宣告:“人是孤独之子。孤独是人的一个精神器官”,“它让自我更清晰,让你更懂得与世界的沟通方式,对现实抱有更深的热情。”卡夫卡在写《城堡》、写那个自己给自己发放勘察边界的委任状的K的时候,也描述过类似的孤独。孤独来自一次“精神崩溃”,这一崩溃切断了卡夫卡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联系,促使他“内心所产生的狂野”陷溺于一场“追逐”——不停歇地追逐表象,向着与人性相反的方向。此时,孤独达到顶点,并且走向疯狂,游荡在迷路和歧途16。也许,黄孝阳在书写《众生·迷宫》的时候经历了同样的心路历程,尽管他对孤独自身的向度更乐观,但却无法掩饰文本所表现出的疯狂——对边界无节制的攻击。正如卡夫卡深知,远离了疯狂,也就远离了上升,黄孝阳为了上升至“天空中的方位基点”,为了“一种诗意的神学”,他必须选择疯狂,选择孤独:“当代小说最重要的职责将是启人深思,帮助人们在喧嚣中发现孤独,发现生命,在众多一闪即逝的脸庞上瞥见天堂。”17当然,他也很清楚孤独的“副作用”:“你很难不被别人视作怪物。”18
二
黄孝阳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不满经常是溢于言表的,为此他留下了太多新颖的、极端的观点、理论,同时笔耕不辍,试图用自己满怀诚意和野心的小说实践来启发当下,拓展更具当代意识和广阔视野的小说道路。这一过程类似德勒兹借普鲁斯特之口探讨的“写作的问题”:“正如普鲁斯特(Proust)所言,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门外语的语言。他令新的句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诞生。他将语言拽出惯常的路径,令它开始发狂。同时,写作的问题同看或听的问题密不可分:事实上,当语言中创生另一种语言时,整个语言都开始向‘不合句法’、‘不合语法’的极限倾斜,或者说同它自己的外在(dehors)展开了对话。”19在写作的某一时刻,黄孝阳关于小说的意识到达一个令其再也无法满足现状的峰值,他开始反复地痛苦思索关于小说和语言的本体问题:小说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传统,是否已经耗尽自己,沦为“被遗忘的存在” 20?什么是当代小说?……无论是由此衍生的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的小说宏论,还是卷帙浩繁的小说文本实践,均呈现出罕见而偏执的向“不合时宜”的极限倾斜的努力。这些努力严格意义上是“反小说”的,它们溢出了传统小说观念和当代中国小说普泛的美学边界,凭借其极端性及显豁的“写作意志”而在当代小说模糊的创新期待中获得看似“不菲”的肯定,但这些肯定基本上毫无诚意,根本不足以对应黄孝阳为达到“极端时刻”所付出的努力和蕴蓄的“期望”。这一悖谬、失落或“幸福的转向”与巴塔耶描述的“性快感”、情色,有着某种奇妙的对应性:“对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强有力地吸引他的东西,就是生命的极端时刻:这个时刻,因其挥霍的本质,被定义为无意义。它是一个诱惑,一个不应发生的时刻;它是人身上固执的动物性,却被人性献给了物和理性的世界。于是,最为初心的真理,落入了一片可憎又难以接近的晦暗之中。”21这种“晦暗”最终揭示了黄孝阳努力与小说的历史和现状所进行的对话,不过是他与自己(主体)的身体进行疯狂的、极端的对话的某种折射,或小说构成了他的激情和身体的某种“假象”。因此,看起来对小说的现状和未来忧心忡忡的黄孝阳其实关心的并不是“小说”,他只不过是通过小说来关心自己——通过幻想小说、小说的“大计划”来实现;所以他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写作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小说”这一文体本身,黄孝阳也游离出小说家的主体范畴,开始向哲学家或诗人的维度倾斜。《众生·迷宫》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为黄孝阳又一次关于小说的“题外话”,或者再次作为黄孝阳思索“人生问题”、回应主体焦虑的注脚,如同晚年的罗兰·巴特:黄孝阳每一部新的小说都像是为写一部“真正的小说”精心做着“准备”……
“回家后,空荡荡的寓所;这是困难的时刻:下午(我会再谈到)。孤身,忧郁,→腌渍态;我用心努力地去思索。一种想法浮现了,某种好像是‘文学的’转换的事物——有两个老旧的字出现在心间:走进文学,走进写作;写作,就好像我从未写作过似的,除了写作什么也不要……”22,熟悉黄孝阳的人看到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名为《小说的准备》的课程讲义,难免产生一种奇异的联想,作为哲学家的罗兰·巴特与作为小说家的黄孝阳,在“人生的中途”相遇了:“来自命运的一个事件可能突然到来,标志、开始、切开、连续,悲哀地,戏剧性地,这个逐步形成的沙丘,决定着这个十分熟悉的风景之逆转,我已称之为‘人生的中途’:这应归之于悲哀”,“一种剧烈的丧痛可能构成这种‘个别性的顶峰’;标志着决定性的转折:丧痛成了我生活的中途……”,“我将必须选择我的最后生活,我的新生……我应当从此黑暗之地离开;是重复工作的耗损和悲痛把我带临此境。”
罗兰·巴特从但丁那里引申出的“人生的中途”和年龄无关,只关乎一种生存状态,那一刻,他对一切“重复的内容”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厌倦,他想到了西西弗斯:“使他丧失自己的不是其工作的虚荣心,而是其工作的重复性。”于是他感觉到“丧痛”,有了一种关于文学的“危险的感觉”:消费主义、反智主义,小说还有机会吗?“自普鲁斯特之后,似乎没有任何小说‘脱颖而出’,进入到宏伟小说(grand roman)、小说巨著的范畴。……今日小说还有可能么?还有正当性么?”
黄孝阳与罗兰·巴特一样,甚至更严重地遭遇“人生的中途”——在我认识的作家里,我不知道有谁还像黄孝阳那样,把自己顽固而无奈地放置在那种孤独、忧郁、单调的“腌渍态”里。他所有对于文学的不满、狂想,都是对自己干瘪、无聊的日常生活的一次次报复;他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单调,在小说实践中就会有多么自我戏剧化。写作,或者明确说,小说写作,此时对于黄孝阳来说隶属于“写作的幻想式”(fantasmes):“此词具有欲望的力量,即相当于所谓的‘性幻想式’的用法。一个性幻想式=包含一个主体(我)和一个典型客体(身体的一个部分,一次活动,一个情境),二者的联合产生一种快乐→写作幻想式=产生着一个‘文学对象’的我;即写作此对象(在此,幻想式通常抹削了种种困难和性无能),或者几乎终止写作此对象的我。”对于这样一种“快乐”而言,或者一种“属于色情领域”的“冲动的实践”而言,写作的幻想式是小说还是诗歌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写作的主体选择了何种代码。对于黄孝阳的《众生·迷宫》而言,写作的幻想式使用的代码是小说,但不满足于一般的小说代码的黄孝阳在这部作品中植入了太多“幻想式的变体”,也即他重新编码了小说,使之不再属于原有的代码:幻想式的层次“完全改变了我们使用‘小说’这个词的方式(‘方法’)”。
此时,“今日是否有可能(历史地、文学地)写一部小说”这样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作为哲学家的罗兰·巴特和作为小说家、职业出版人的黄孝阳都很清楚:“小说要被卖出去是有一定困难的”,尽管有很多人仍旧再假装阅读小说、需要小说。不过,这并不等于小说写作是没有意义的,在小说写作的“幻想式”构想之中,写作意志依赖的不是小说的历史,或者小说的文体内涵,而是依赖于幻想的力量,一种不断寻求新生的欲望。所以,罗兰·巴特不需要真的去写一部小说,他只是从科学和技术的层面上研究小说如何制作、如何再次制作,“从制作准备到了解本质”:“幻想式的出发点不是小说(作为一般样式),而是千百部小说中的一两部”。马尔蒂认为,罗兰·巴特在“小说的准备”中“创造了一种概念小说,一种小说的模拟,一种模拟的形式,犹如在造型艺术中,一个概念艺术家创造的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个作品的概念”23。黄孝阳不同于罗兰·巴特的是,他不满足于幻想,他要把概念变为现实,而且那“千百部小说中的一两部”不仅仅是罗兰·巴特所提及的《追忆似水年华》、《战争与和平》,还要包括“黄孝阳的小说”。简而言之,《众生·迷宫》(也包括近些年他的大部分作品)是黄孝阳“某种重要的最终诉求手段”,为了把自己从日常生活的病态、疲倦中解救出来,他以极端的小说幻想把自己代入德勒兹所说的“谵妄”状态,以期在文学中达到一种“健康”:“文学的最终目标,就是在谵妄中引出对健康的创建或民族的创造,也就是说,一种生命的可能性。”24然而,倘若“谵妄”并不能引出“健康”,那它就只能是另一种写作和生理的“疾病”。然而,文学的命运,就这样在谵妄的两极之间上演,远离了疯狂,远离了疾病,也就远离了上升,远离了“快乐”。这是幻想式写作的悖论,也是黄孝阳与《众生·迷宫》的悖论。罗兰·巴特在晚年享受着这种悖论,他也许在如下的结论上与布朗肖实现了共识:文学的本质目的是让人失望。不幸的是,黄孝阳并不满足于悖论,他的写作意志迫使和引诱他去挑战这种悖论,逃离支配性的体系,“建立一个自称纯净的、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比如所谓“当代小说”。罗兰·巴特轻松而洒脱地认为:“小说是一种非傲慢的话语,它不使我手足无措;它是一种不会给我带来压力的话语;而且,它是使我想要达到不给他人带来压力的话语实践……”,而《众生·迷宫》相反,它给黄孝阳和读者带来了太多的“压力”,呈现出从来未有过的、罕见的“傲慢”。
然而,“你的傲慢的大厦不得不被拆除。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工作。”25
三
生活中的黄孝阳是极其谦卑的,谦卑到让人疑惑,让那些熟悉作为小说家的黄孝阳的人,隐隐地觉察到这种过度职业化、程式化的谦卑背后,似乎藏匿着冷冷的孤傲和拒斥。写小说、谈论小说时的黄孝阳完全是另一种形象,有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狂热和非理性,经常是自信而“傲慢”的,充满了指引、宣示、断言的热情和决绝,这种巨大的反差、裂痕有时难免让人“错愕”。
存在于他者的“错愕”里,这也许是黄孝阳的小说理想,也是小说的极限书写、幻想式书写的命定的境遇。由《众生·迷宫》推延出去,涵盖黄孝阳近些年所有的小说言论和重要创作,他所努力面对的都不是一般性的小说问题,而是本质、本源和新生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这除了让他更加“不幸”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结果。
“那个为了作品,为了本源,而回应至尊之要求的人,又发生了什么?‘一个可怜的、虚弱的存在’,任凭一种‘不可思议的折磨’所支配。”26
《众生·迷宫》再次抵达黄孝阳写作理想的极致,开阔、宏大,却又难免陷溺于一种宗教式的、神学式的混乱。当年,莫言在评价黄孝阳的《人间世》时,所使用的“包罗万象”一词同样非常适合《众生·迷宫》,然而“包罗万象”却是小说的“结束”。螺蛳壳里做道场,黄孝阳太渴望接近他的幻想:伟大的小说,或者小说的概念化。但这不是一个能够实现这一幻想的时代,小说或者书写,已经“缺席”,已经变成一种“题外话”——无论它残存和嫁接了多少历史的遗痕、卑微的希望。由于艺术,包括小说已经不能作为任何本质性、本源性思考的起点,这就导致那些过度幻想小说写作的可能性的研究、谈论,变得缺乏必要的逻辑性和严肃性,甚至比重复性的小说写作更符合“陈词滥调”的断言。
詹姆斯·伍德认为:“小说在疑虑的阴影下移动,知道自己是个真实的谎言,知道自己随时可能不奏效。对小说的信仰,总是一种‘近似’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隐喻式的,只是形似真实的信仰。”27或者说,小说不能被当作真实的信仰来对待,这与理查德·罗蒂对小说的认识是一致的,小说区别与宗教、哲学等信仰体系的恰恰是其对“自我中心”的避免。“自我中心”是一种意愿,“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沉思所需的全部知识,完全能够了解一个被沉思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认为自己已具备了所有的信息,因此最能够作出正确的选择。” 28《众生·迷宫》将这种“自我中心”推向了极致,黄孝阳“谵妄”的写作意志把小说推向了“真正”的信仰:“有些时候,我会有一种幻觉,觉得自己看到了上帝”29,他始终认为:“好的小说家不仅要窥尽‘此处’种种足迹与嘈杂,更要懂得虚构之力,把火焰投向‘彼岸’——绝对精神、梵、上帝、涅槃等。”30然而,这种再信仰化的赋魅除了损伤小说,并不会带来黄孝阳所期待的信仰力量的降临,相反,只是更加凸显出“无信仰”的主体的困境:“无信仰的个体,为了赋予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以意义,将会发现自己被困在自我专注的强迫症、沮丧与焦虑之中——精神病(psychopathology)成为疾病的现代形式。事实上,‘精神—病’(psycho-pathology)这一术语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是灵魂的受难,而在现代用法中,以人格(personality)——实质上是自我(ego),取代了灵魂。”31
孤独对人的塑造和损伤,艺术对人的解放和囚禁,小说的在场与“缺席”,这就是黄孝阳的“自我关注”或自我对灵魂的取代,在《众生·迷宫》这部小说中形成的悖论。这座傲慢的大厦最后还是坍塌了,但《众生·迷宫》及黄孝阳所有关于小说极限的言论和书写,在这里的“坍塌”都不是毁灭,而是被引向了布朗肖所谓的“灾异”:“灾异才是法则,是最高法则抑或极限法则,是无法被编码的法则多出的部分:我们未被告知的命运到底是什么?灾异不会看我们,它是没有视觉的无限,它无法像失败那样或纯粹简单的损失那般被度量。”32所以对黄孝阳如下的劝诫是合理而无效的:
你不能这样写小说,你的写作意志已经摧毁了小说本身,你需要回到小说的“生活性”、小说的肉身……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黄孝阳的宿命,在内心深处他何尝不知道他的写作不过是“一团烟云或无用的激情”,但他还是要从“天空中的方位基点”出发,去冲击小说书写的极限。就如同托马斯·曼的描述,这些小说家坚持探寻小说表达方式的“新的可能性”,只要有需要,就会努力给予小说“最丰富最深刻的表述”,他们“非常严肃,严肃得令人落泪”,可是他们探寻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根本就不是。”
关于这一悖论,布朗肖的描述最为生动、最为准确,或者对于黄孝阳《众生·迷宫》之后的写作也更有启发性:
“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之一,要让作家事前就有一种羞耻感,要他良心不安,要他什么都还没做就感觉自己错。一旦他动手要写,就听到一个声音在那高兴地喊:‘好了,现在,你丢了。’——‘那我要停下来?’——‘不,停下来,你就丢了’。”33
以上就是我的关于黄孝阳的《众生·迷宫》的题外话——仅仅是“题外话”而已。
注释:
1黄孝阳:《众生》(后记),《钟山》2015年第3期。出版时改为《众生·设计师》,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2黄孝阳:《众生·迷宫》(后记),《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17年A卷。
3黄孝阳:《写给对小说灵魂有兴趣的人》,《艺术广角》,2011年第5期。
4[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
5《众生·迷宫》(后记),《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17年A卷。
6《写给对小说灵魂有兴趣的人》。
7黄孝阳:《小说的现代性——从斗战胜佛说起》,《太湖》2017年第2期。
8《众生·迷宫》(后记),《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17年A卷。
9在《众生·迷宫》(后记)里,黄孝阳就有意无意地列举了弋舟、李宏伟、程德培及一些读者对这部作品的肯定。《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17年A卷。
10比如黄孝阳所期待的:“若有必要,是不是可以用十倍的篇幅阐释它,不仅是评论与解析(如《微暗之火》)。”《这人眼所望处———关于一些文学问题》,《艺术广角》2014年第1期。
11[法]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12《写给对小说灵魂有兴趣的人》。
13这部作品在践行着黄孝阳所设定的“当代小说的任务”:“那些少有读者光临的小说深处,世间万有都在呈现出一种不确定性——而这是唯一能确定的事件。” 《这人眼所望处———关于一些文学问题》,《艺术广角》2014年第1期。
14但汉松:《把文学还给文学:伊格尔顿〈文学事件〉》,《天南》2012年第9期。
15[法]埃里克·马尔蒂:《罗兰巴特:写作的职业》,胡洪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16《裸体》,第64、65页。
17《这人眼所望处———关于一些文学问题》。
18《众生·设计师》(后记),《钟山》2015年第3期。
19[法]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前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0《写给对小说灵魂有兴趣的人》。
21[法]巴塔耶:《幸福、情色与文学》,《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
22[法]罗兰·巴特:《小说的准备》,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页。以下相关内容均引自《小说的准备》第13—35页。
23[法]埃里克·马尔蒂:《罗兰巴特:写作的职业》(中文版序),胡洪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24[法]德勒兹:《批评与临床》,刘云虹、曹丹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25[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笔记》,冯·赖特、海基·尼曼编,许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26[法]罗歇·拉波特:《今日的布朗肖》,白轻译,参见微信公众号“泼先生PULSASIR”,2017年8月12日。
27[英]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蒋怡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28[美]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29《众生·迷宫》(后记),《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17年A卷。
30黄孝阳:《一团烟云或无用的激情》,《青年作家》2009年第12期。
31[英]齐格蒙特·鲍曼:《寻找政治》,洪涛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2页。
32[法]莫里斯·布朗肖:《灾异的书写》,魏舒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3[法]莫里斯·布朗肖:《未来之书》,赵苓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