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年写作、文学新人的断想
一
1.秩序在收割一切，收割一切可能对秩序造成威胁的各种力量，青年、新人就是这样一种具备某种潜在威胁的虚构性力量，一种正在被秩序改造并重新命名的新的速朽。收割的前提是培育，是拔苗助长，是喷洒农药、清除“毒草”，是告诉你：快到“碗”里来。
2.对青年写作者和文学新人的滔滔不绝的赞美、期许，广泛持久的扶持、奖赏是制度的代际焦虑的产物，是当权者繁衍权力的某种古老形式，也是现代中国“青年崇拜”、青年想象的文化心理的现实投射，如今更是蔓延为成年人、老年人重要的恶俗文化行为之一。赞美青年，是无限正确的政治“鸡汤”；讴歌青春，是经久不衰的代际“春晚”，它们的共同目的是去锻造青年的皮囊如何与苍老、丑陋的灵魂完美融合。
3.文学权力与政治权力强烈的同构性，文学权力显著的区域性、机构性集中，导致青年写作、文学新人在被制度命名和生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源源不断的、难以抗拒的吸纳性、诱惑性、抑制性和同质性的挑战。当然，由于青年、新人在这一挑战中几无胜算的可能，因此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合作，是共谋，是争先恐后，是不择手段。
4.新的文学写作者与前辈写作者（尤其那些掌握更多权力的）及相关机构之间有着一种微妙而暧昧的依存关系，其中涉及权力的承传，涉及互相调情的必要性，涉及一场有关宫廷、庙堂的舞台剧中恰当的角色分配。年轻人“因接近权力而欣喜”，因掌握权力而迷狂，在此过程中，如何迎合、顺应，如何低眉顺眼以避免被视为异端，已经逐渐成为青年写作者基本的成人礼。如今，在权力和固有的秩序面前，他们已经迅速变成一群文学“乞食者”，或者是安静排队领救济的精神的“穷人”，或者是那些趾高气扬的文学大人物的“仆从”。
5.新世纪以来，文学“存在”越来越无法在精神那里得到充分而诚恳的认证，只能依赖于“事件”。此处的“事件”不是巴迪欧、伊格尔顿、齐泽克等理论家论证的哲学的、文学本质意义上的理想“事件”（如齐泽克认为的，生命的意义应当依赖于具有不可预知性的“事件”，它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一触即发、灵魂出窍的爱情），而是新闻性的、世俗性的、生产性的“事件”，是简单的、消极的——尽管我们据此证明文学的繁荣。比如写作、发表、出版、讨论、奖励，还有会议、论坛、活动、节日等等。青年写作者、文学新人（诸如所谓80后、90后、70后、韩寒、郭敬明、周小平、冯唐等）就是在“事件”中催生出来的，他们是无聊而热闹的文学“事件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他们在“事件”的漩涡中丢失自己、重塑自己、成为自己。
6.职业性成功已经成为青年写作者们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梦想，这导致文学写作与其他职业之间的区别被“残忍”地取消——尽管文学仍旧依赖某种虚构的“区隔”来标记自身贫乏的独特性。同时职业思维也让文学新人们在“出名要趁早”的金科玉律的蛊惑下，迅速堕入日复一日的生产性庸碌之中。各种同质性的、重复性的、交际性的人情稿、急就章、“投名状”被连夜加班加点地生产出来，与此相继伴生的传播、荣誉、奖励等，已经让很多文学新人迅速成名、迅速体会到职业成功的快乐，同时也迅速在这种快乐中衰老、衰朽。所谓创作、写作构筑的不是新的代际的充满生命活力和叛逆、革新精神的“界碑”，而成了领受或承继前一代际的话语权力和世俗利益的快捷通道。
7.“成功”赋予青年人荣耀、权力，也赋予他们某种老气横秋的、世故性的自大。这一自大在写作中体现为某种不加反省的惯性的、重复性的平庸（反正有人赞赏并随时准备予以褒奖），和以信口开河、话语膨胀（如各种断言、命名或自我标榜的热情）为表征的狂妄、自负乃至自恋；在文学交往中则呈现出某种仪式性、仪态化的模仿，模仿那些成功的前辈和大人物（文学大人物则模仿政治大人物、商业大人物）的腔调、姿态、神情，甚至某些不可告人的癖好。因此，在中国“成功”就基本上等于变大、变老，变得足够“大”、足够“老”，你才有可能“成功”。
8.文学不可避免的“大学化”（或学院化）是当前青年写作面临的一种特别的困局。无论美学的、创作的、批评的、研究的诸种话语，还是作家或成功作家的身份认证、作品评鉴，乃至文学场赖以存在的所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均是依赖大学的知识生产维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及其相关专业、相关话语，是构筑文学这一观念体系的根基，它掌握的庞大的文学权力及其与相关机构、制度的共谋，是当前文学创作出现大面积的同质化、板结化的重要的原因。因此，青年写作者、文学新人等新的代际主体，也不过是大学的、学院的产物，不管是青年作家还是青年批评家、研究者，无不如此，他们是大学的孩子，大学在生产他们、成就他们，也在扭曲和摧毁他们。认命吧，事实证明，这一现状无法更改，想当年竟然有人扬言：为了文学，取消大学中文系；或者写《中文系》这样的诗：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或者讥讽大学是一头得意洋洋的蠢猪（于坚）。当然，他们现在沉默了、明白了：没有大学，何来文学？没有大学，谈论文学都无法启齿；没有大学，作家都找不到“自我”。
9.中国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1980年代）充分敞开，并趋于基本“完成”，此后，文学观念无论如何创新，文学实践无论如何左冲右突，从根本上跳脱不出八十年代的主要的文学精神（亦或文学迷障）；此后，文学主体从主体时代进入遗产人时代，也即1980年代之后的文学代际的各种主体的唯一身份是：八十年代文学遗产继承人。引申钟鸣的说法（“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个深梦”）：八十年代，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个美丽又残酷的“深梦”。如今，经历过那场“深梦”且充分享用着相关的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作家们，依旧在文学的旧梦中不愿醒来（有的在假寐，有的压根就没睡着，深度睡眠的蠢货很少），“坚强而执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美好品质）地追求着文学梦：哦，文学，哦，艺术，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而作为遗产继承人的文学新人、青年写作者，深知这一旧梦的“梦境”之重要性，小心翼翼地、“别有用心”地与那些旧时代的作家们一起梦呓（遗）、一起游戏、一起推杯换盏。因此，新的代际主体倘要从精神的根砥标记出真正的“新”，就必须挣脱“八十年代”，从那个温暖又晦暗的深梦中醒来，并充分自省：一个真正严肃的时代必然不是文学时代，一切严肃的思考从文学出发都是南辕北辙的，甚至是错误的；或者更为直接、更为清醒的认识是：文学，并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太不重要。
10.在此，不得不承认，我们所使用的青年、新人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生理性概念，他们的多数书写几乎不涉及政治、道德、美学、形式和文学本质方面的任何特殊性、独特性。当前，最让人沮丧的是，文学新人之间缺少分野，缺少对立，缺少各种形态的冲突，缺少因审美偏执和立场差异导致的“大打出手”，这和前辈们曾经有过的某种革命氛围、野蛮风格大相径庭。就已经发生的矛盾和有限的冲突而言，涉及的基本是和话语权、利益有关的诸种晦暗不明的欲望，除此之外，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和睦的、友好的、礼尚往来的、秋毫不犯的、在微信朋友圈随时准备点赞的……
11.“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毛泽东）
“中国青年当正视自己的祖国。”（周小平）
“我们承受青年犹如承受一场重病。这恰恰造成了我们所抛入的时代——一次巨大的堕落和破碎的时代；这个时代通过一切弱者，也通过一切最强者来抗拒青年的精神。不确定性为这个时代所独有；没有什么立足于坚固的基础，也没有什么立足于自身坚定的信仰。人们为明天活着，因为后天已经是非常可疑的。”（尼采）
二
1.有关于青年写作的一切代际性话语已经普遍失效，但这并不能阻止各种媒介继续重复性地、不厌其烦地展示着对“新的”代际的文学可能性的某种源源不断的渴望：他们似乎患有一种职业性的青年焦虑症——“给我青年，给我更好的青年，否则……”
尼采说：“新的10年又能教导什么过去10年所不能教导的东西！”是啊，想来的确如此：有那样的、过去的10年、20年（或更多年），你还能指望新的10年有什么奇异的、令人雀跃的“事件”发生呢？
当然，无效并不能阻止青年写作的疯狂滋长。于是，青年们便身处这样一种奇异的文学幻境：葱茏、茂密、过剩、腐败，充满着让人厌憎的奇特活力和扩张性，主体、文本、行为卷入一个巨大的漩涡，兴奋地、紧张地、不停歇地生产、传播、赞美、争论，然后，青年们不断收获“成功型失败”，疲倦而绝望地发现自己原地未动，甚至不可控地后退、后退。所退之处即是开端，继续奔跑、旋转、扭动……
“事物已经找到了摆脱令其感到厌倦的意义辩证法的途径：无限制扩张，增强潜力，超越自身而上升到极限。这是一种从此变成事物的固有结局和无谓理由的淫荡。”（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
青年人，为了文学，请继续“淫荡”！
2.“淫荡”是迷人的，制造着痉挛一样的晕眩感，把青年人从文学的鲜活带入诱人、拟真的时尚。看，那么多的青年写作者像明星一样，他们成功了，也学会了如何享受、呈现和表演这种成功。他们有很强烈的身份感和娴熟的仪式性，在出入各种高端文学场合，或者用文字和知识包裹自己虚弱、堕落的精神时，愈来愈得体、稳重、“迷人”。比如，他们知道开会的时候如何发言才能引人注意、采访的时候如何语出惊人才能实现更大的新闻性、给自己的书起一个怎样的名字才能吸引更多的粉丝、和读者交流的时候手放在哪里会显得更让人怜惜、怎样谈论文学才既高端又毫无意义……
是的，“这是重新开始的美学：时尚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从死亡中拉出轻浮，从常见中拉出现代性。它是一种绝望：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永远延续；与此相反，它也是一种快乐：它知道任何形式在死亡之后，都总有可能再次存在，因为时尚预先吞食了世界和真实：它是符号的所有死的劳动压在活的意义上的重量——而且这一切发生在令人惊叹的遗忘和不可思议的无知中。”（《象征交换与死亡》）所以，就如同我们在那些年轻的明星那里最好不要动用太多智慧和道德感一样，面对那些暴得大名的、时尚的青年写作者、文学新人，如果看到“常见的轻浮”、无来由的傲慢、触目惊心的浅薄，一点都不需要惊讶。因为在他们那里，文学就是一种蹩脚的时尚。
“时尚和追求交流的语言相反，它玩弄交流，把交流变成一种无信息的意指，一种无目的的赌注。由此产生了一种与美丑毫无关系的美学快乐。那么时尚是某种交流的节日或过度的重复吗？”为了回答波德里亚的这一追问，我兴奋地打开我的微信朋友圈，像逛沃尔玛或迪拜购物中心一样浏览了一遍“文学”，然后答曰：是，它不停歇地生产矫揉造作和陈词滥调，它是无能、无意义、无聊的永恒节日！
3.看，那位杰出的文学家又在高谈阔论，又在兜售他一箩筐、一箩筐的小聪明，拥趸们鼓起掌来，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热泪盈眶，兴奋地奔走相告：文学，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文学！
“文学的，太文学的，太他妈的文学了”，这就是我要说的“常见的轻浮”，由此衍生出更让人厌憎和绝望的“常见的正确性”。
青年人很自然地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了一整套80、90年代的美学、政治学遗产：正确地“写”文学和“谈论”文学。当然，“正确”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之间甚至是彼此对立的、冲突的、水火不容的，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正确”，这保证了那些娴熟使用这些“正确”的青年写作者们可以从容地、自信地在“文学”的领地衣冠楚楚、安身立命。
“正确”为什么是正确的，“正确”为什么可以大行其道、畅通无阻，因为“正确”安全。傲慢而褊狭的文学“正确性”，以廉价的姿态（英雄还是戏子？）、立场（摸一摸纸老虎的屁股）、言论（小声的“大喊大叫”），把自己放到正确的位置上，目的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谋求个体的安全和幸福。放眼望去，能够正确讨论文学的人都很“幸福”，也很“安全”。
“为了生存，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真相的最小化——在一种包容的、贵族化的条件下。”（齐泽克《自由的深渊》）文学“正确”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你只要不断地划定疆域，把自己稳固地限定在文学的内部、文学所谓的本体里面（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做一个抽象的“文学人”），你就会收获这种正确、幸福、安全。但我们同样清楚，这样的限定是一种毫无责任感的逃逸。就像福柯和罗伯特·波罗（Robert Bono）讨论法国社会保障系统时，他们关心的不是“安全”的安全性，而是“安全的危险”。所以我想提醒青年人（包括我自己）的是，当追求文学正确、实现个体安全和幸福成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变得毋庸置疑的时候，等待我们的将是源源不断的、更多的错误、不幸和危险。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错误、不幸和危险并非全部来自文学，甚至和文学无关，但，这还重要吗？当我们在构筑着文学的“正确”时，实际上是在通过文学豢养自己最“卑微的恶”，这种恶将借助主体的漂移，与那些更多的、更本质的恶沆瀣一气、缠绵交媾，成为“强大的恶”奴颜婢膝的仆人。所以让人悲伤的是，文学培育不出大善，甚至培育不出像样的“恶人”，也参与不了本质的、让人迷醉惊悚的“恶”。与此相应，文学培育的只是最“卑微的善”，用以粉饰和遮掩自己的无能。
青年人必须像远离那些和蔼可亲的前辈一样，远离他们给予你的“正确”。异端的、乖张的、错误的、荒唐可笑的、无法接受的、不合法的……都要比“正确”正确一点点。
问题是，你敢吗？反正，我不敢。
4.那什么是我敢的呢？也许告诫或“指引”青年写作者、文学新人如何写作是恰当的、有意义的，才是我敢的，因为这些告诫和“指引” 都那么正确。
比如，对于青年人来说，我认为在当前的时代语境惟有两种写作方式是不能放弃的——因为这与“反抗”的天赋权利有关：直言性写作和“字里行间的写作”（writing between the lines）
直言性写作事关“勇气”。“使用直言的人，即直言者，是一个说出他心里所想的一切的人：他不隐藏什么，而是通过话语向他人完全敞开心扉。在直言中，言说者应该将他的全部想法完整且准确地讲给听众，这样，听众就能够确切地理解言说者在想什么。……并且他会避免使用任何有可能遮盖其思想的修辞。……直言者是通过尽可能地展示他实际相信的东西来对他人的心灵产生作用。”“如果直言者的真诚需要一种‘证明’的话，那便是他的勇气了。一个言说者讲述危险的东西——不同于大多数人相信的——这个事实就是他乃一个直言者的有力证明。”（福柯《何谓直言》）
“字里行间的写作”源于世俗的“迫害”：“迫害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写作技巧，从而产生出一种独特的著述类型：只要涉及至关重要的问题，真理就毫无例外地透过字里行间呈现出来。这种著述不是写给所有读者的，其针对范围仅限于值得信赖的聪明读者。它具有私下交流的全部优点，同时免于私下交流最大的弊端：在私下交流中，惟有作者的熟人才能读到它。它又具有公共交流的全部优点，同时免于公共交流最大的弊端：作者有可能被处以极刑。通过自己的著作对少数人说话，同时又对绝大多数读者三缄其口，这真是一个奇迹。”（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艺术》）
当然，这两种写作方式的实践都将面临诸多障碍和困难，甚至不出意外地遭遇“不正确”、“不安全”、“不幸福”的逼问和考验，但即便如此，它们仍旧比日复一日地生产那些“正确”而毫无用处（或者只有世俗的功利）的垃圾或掺杂了太多调味剂的各类鸡汤要有价值得多。
5.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鲁迅）
“黑色的夜，幽闭恐怖的兵营，/鼓胀的虱子。”（曼德尔施塔姆）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朵渔）
“80后，怎么办？（杨庆祥）”
“人们要顶住过去的巨大的并且越来越大的负担：过去压迫着他，使他佝偻着身子，过去使他步履艰难，是一种他看起来有朝一日能够否弃的不可见的、模糊的负荷，而且他在与自己的同类打交道时也极乐意否弃这种负荷，以便唤起他们的嫉妒。”（尼采）
“这个标准不高，这个标准很低。”（罗玉凤）
（原载于《青年作家》2016年第8期、《大家》2017年第3期，部分被《新华文摘》2017年第14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