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菇
从阜平上空往下航拍，会发现在阜平形似圆掌的版图上，在太行山浑厚绵长的臂弯里，闪耀着一排排、一座座黑色玉枕般的大棚。这大棚散落在阜平的村庄、田野、山峦、沟壑里，有的呈点，有的呈片，像苍茫的青山怀抱着一粒粒乌黑发亮的“种子”。
这“种子”的内部，种植着香菇，并且有了自己的品牌名称——“老乡菇”——阜平老乡种的香菇，真是一语双关，妙哉。
走进任何一栋大棚，你都会被那满眼的白花花、满眼的花褐色所震撼。白花花的是 “菌棒”，它们一个个白枕头般躺在钢架上，钢架一层层往高处架，都超过了成年人的身高；花褐色的是香菇，它们顽皮地从菌棒上探出头来，一朵朵一团团一簇簇，个个都是“小可爱”，个个都是老乡眼中的“幸福菇”，老乡们能不喜欢它们吗？它们鼓起了阜平老乡们的“钱袋子”。
阜平有多少这样的大棚？4658栋！全县8000多万菌棒，每个菌棒纯获利两三块钱，一栋大棚能投放两三万菌棒，一个家庭承包两三个大棚的收入呢？这个数字对过去的阜平人，简直想都不敢想。他们不仅脱了贫，还在乡村振兴的大路上正大跨步前进。
阳光下的香菇大棚闪耀着粼粼黑光，它在将阜平老乡们的梦想发酵得更大更美丽。是的，这是乡村振兴的“种子”，是小康生活的“种子”，它孕育着阜平人民的幸福生活。
一
侯桂森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退休了反而到革命老区阜平开辟了人生的另一“战场”。
侯桂森1954年出生，退休前是廊坊职业技术学院食用菌专业的一名教授。挺直的身材，走路轻快如风，这是他常年奔波作业的结果；头发稀疏，露出亮堂的额头，彰示着他的学识和智慧；说话办事有条不紊，待人接物满面笑容，他是那种给人可靠和定力的人。的确，在阜平，菇农们都说，只要看到侯老师，就像吃了“定心丸”。
侯桂森一直搞生物技术，在食用菌行业摸爬滚打了30多年，他走到哪里，就把食用菌技术传播到哪里。他曾经指导过多个地方的蘑菇种植产业，但真正触动灵魂、让他甘愿奉献的地方是阜平县。
那是2013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过阜平后，阜平吹响了脱贫攻坚的号角，河北举全省之力帮扶阜平，每个村都来了扶贫工作队。阜平县天生桥镇红草河村来的是省金融办扶贫工作组，组长王留根在苦苦思索着红草河村脱贫的办法，蓦然，他想起侯桂森在易县指导农民种植香菇，心中一想，红草河村能不能种植香菇呢？
很快，侯桂森应邀前来。虽然早知道阜平是红色革命老区，是太行山深山区，是国家级贫困县，但到了这里，乡亲们的贫困程度还是让侯桂森震惊了，低矮的小平房，破旧的衣裳，灶台下端出的是土豆、玉米糊糊……乡亲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对致富的渴望……侯桂森被触动了，他要为阜平人民做些什么！
村民没钱建大棚，侯桂森就牵线引进了一家食用菌种植企业，由企业投资建成了8栋大棚。在他的动员下，几个村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承包了大棚。
侯桂森手把手地传授技术，等卖了香菇一算，天啊，村民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周边的大台乡大连地村、城南庄镇马兰村等几个村子，也效仿着种起来。侯桂森主动上门去做技术指导，这两个村的人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同时也积累了第一手数据。
2015年春天，当时的阜平县委书记郝国赤到大台乡调研，听说侯桂森正在大连地村做技术指导，就赶到村里，想要见一见这个被老乡们赞不绝口的“蘑菇教授”。
这注定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见面。侯桂森把这两年他在阜平县的实验数据，还有2009年以来在太行山区、在全国各地开发的一些情况，都跟郝国赤讲了。郝国赤越听越激动，他说：“老侯你就说吧，咱阜平能不能把食用菌当成产业在全县推广种植？”
侯桂森肯定地说：“咱们这儿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耕作层浅，适合种香菇。出菇时间正好与南方香菇错开，市场前景错不了。”
一抹喜色从郝国赤的眉梢间展露出来，他“腾”一下站起来，一把握住侯桂森的手：“好，咱们阜平就发展食用菌产业，老侯，就由你担任技术专家！”
侯桂森也激动了：“郝书记您放心，咱们一定尽力把事情做好！”
“你来说说怎么干……”
……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两人越说越欢喜。分别时，两双大手再次紧紧相握。
县里忙碌起来了，侯桂森也忙碌起来了。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外出学习、制定规划、筹备成立专家组后，2015年9月28日，阜平召开全县食用菌产业发展誓师大会。从此，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开始长出“致富菇”……
二
万事开头难，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新生事物。香菇是何物？很多老百姓见都没见过。大多数老乡一听说种植香菇还得要技术，立即把头摇成了拨浪鼓：不行不行，俺们庄稼人文化程度低，鼓捣不了那玩意儿。
也难怪，前两年他们种过核桃、大枣，也养过牛、羊，规模没起来，很多人家都赔了钱。现在又出来一个“新花样”，他们打心眼里不接受。
乡亲们不愿意种，村干部、乡干部都着急。大会小会发明白纸，搞宣传，还动员大家去听课：你们听听就知道了，赚钱不赚钱，专家们都给论证过了。说也白说，还是没人去听。乡里一着急，放出狠招：你们去听课，一天给30块钱。看在这30块钱的份上，有人去了。去了没听一会儿，又回来了，说听不懂。不是不懂，是根本不愿意懂。
就连基层干部也在心里犯嘀咕，这么大范围推广，技术力量能跟得上吗？种出来的销路在哪里呀？蘑菇不比粮食，卖不掉又没法储存，还不烂掉了？咱今天是动员乡亲们种上了，后续麻烦不小呀，到时怎么给乡亲们交代？
还有所谓的“专家”“学者”也来质疑嘲讽：“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方，也能种出蘑菇来？
食用菌产业还没起步就遇上了重重阻力。侯桂森压力大，政府压力大，此时稍微有一方松劲儿，这事就“黄了”。这时就看出他们干事创业的魄力了，认准的事，再难也要干！
首先动员村干部、党员带头种植大棚蘑菇。建棚的钱，由银行提供贷款。很多人都在观望，还有人在等着看笑话。
史家寨乡下庄村的王卫青贷款10万元建了两栋大棚，这个粗手大脚的汉子像伺候婴儿一般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菌棒。这天一早，王卫青突然发现菌棒上长满了红色的霉点，还不是一根，是很多根。他脑子“嗡”一下，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香菇种坏了！
王卫青匆忙推了一辆小车，把发红的菌棒装上车，干什么？他要倒进沟里去，不能把别的菌棒也感染了！他的老父亲对着沟下那一堆小山似的菌棒，蹲在地上，锤头痛哭：“10万元贷款啊，可咋还啊……”
父子俩的哭声引来了乡亲们，有的摇头叹息，有的劝他们要想开点。
侯桂森闻声赶来，他下到沟底，捡起一根菌棒仔细看起来，他紧皱的眉头舒展开，走到王卫青跟前说：“这菌棒没事，不用扔。”
“你说的是真的？”
“菌棒感染的是红毛菌，学名叫链孢霉，你都捡回来按我的要求处理，不会有什么影响。”
王卫青半信半疑。侯桂森要走，他冲到车前拦住不让走。人越聚越多，乡干部们也来了，有人拿出手机录像。“都是他，都是他让种的，不能让他走。”人群中爆发出喊声，场面眼看失控。
这时，王卫青做出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举动，他“咕咚”跪在地上：“侯教授你别走，我只要保本就行呀……”
侯桂森把他拉起来，说：“你放心，你听我的肯定赔不了。”
“那万一呢？”
“万一赔了，全算我的。”
“当真？”
“当真！”
乡干部也说：“你就听侯教授的，先把菌棒拉回去好好照管，有政府给你做后盾，怕什么。”
果真，在侯桂森的技术指导下，王卫青的香菇当年不但没赔，还赚了3万多元。
侯桂森说：“在这件事上，如果让老百姓不信服，一次就完了。”
但同时，这件事也给了他触动，农民们真的是赚起赔不起，怎么才能保证他们稳赚不赔呢？
思来想去，他想到了保险，对，找保险公司。经过多次商讨，保险公司专门针对食用菌产业开发了新险种——“成本损失险”：一根菌棒的成本是4元，菇农如果亏本，保险公司要按本钱赔付。保险费由政府给补贴一部分，菇农自己拿一部分。这下农民放心了，有保险兜底，尽管放心干。这一险种还获得了2015年“全国农业保险创新奖”。
第二年，大家都争抢种香菇。村里大棚不够种，又动员村干部、党员把大棚退出来让给其他人种。
阜平的食用菌达到了年产值9亿多元，群众收益3.5亿元……
大家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每个人脸上都乐开了花。
三
侯桂森更忙了。从阜平回廊坊的家有270多公里、3个多小时的车程，往往他前脚刚到家，后脚阜平有事了又得赶回去。老伴心疼他，都60多岁的人了，这样下去身体哪吃得消？可他根本歇不住，只有他在现场才心安。
他这个专家组组长，下面带着八九名从省内外请来的专家、教授，别人想不到的事他要想到，白天在大棚里指导，晚上几个人在一起开会，把所有的问题汇总，再集体研判、解决。
为了更精准指导，每个村和核心园区还安排了技术员。技术员也是从外地请来的，具有多年种植经验。技术员把记录的数据汇总给专家，专家及时预判问题，提早给出解决方案。
北果园园区的技术员张林，是从承德平泉请来的。他靠经验指导，凭眼看手摸也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可侯桂森对他的要求是，必须要靠监测数据说话。说了多次他就是不认同。说急了，他说：“侯教授你甭给我说，咱俩一人弄一个棚，比比谁的收入多。”
侯桂森也不恼，笑着说：“我给你指导这个，不是来踢你场子来了，是给你助力来了。我们不能靠感觉办事，要凭数字说话。你要弄个本，弄支笔，把每家每户大棚里的数据都记录下来。”
张林咬着嘴唇不吭声。
侯桂森又要求他：“我们有二氧化碳测试仪，你要用仪器监测，还有我让你用秤称，养菌时三斤半的重量，不能靠手掂量，你称了吗？”
张林如实承认：“没有。”
侯桂森知道他不服，不服也得说。他来一次说一次，张林不好意思了。他再来时，就见张林腰里挂着杆小秤，拿着本和笔在菌棒间称重和记录。侯桂森笑了，张林也笑了：“我不称不知道，一称还真是，差不少呢，侯教授你行，还得听你的。”
技术员对侯桂森服气，菇农对他更服气。他一来就围着他，听他讲香菇知识，过去办培训班没人来，现在都争着抢着去培训呢。
慢慢的，菇农也成了技术员，知道什么时候疏蕾，一个面长几朵菇最好，也知道了一等菇要五成熟就采摘。人累了要睡觉，蘑菇不睡觉，如果人懒第二天再摘，膜一拉开就卖不出好价钱了。要人等菇，不能菇等人。采摘时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得雇人帮着采，两宿三天就能赚好几万元。
侯桂森事无巨细都要操心，他太累了，身体出现了状况：整宿睡不着觉，还伴有剧烈腹痛。他忍着疼痛还在工作着，直到晕倒在大棚里。
多发性胆结石，胆红素超标40多倍，需要立即做手术！他住进了北京的医院，手术刚做完，当时的县长、如今的县委书记刘靖就派人去看望他了：
“老侯呀，你可得抓紧好起来，老乡们可都离不开你呢。”
“放心，咱阜平的事儿我都记挂着呢。”
这是实话，他的脑子里在运转着食用菌产业的推广。想啊想，他再也躺不住了，病号服一脱直奔阜平。
阜平县党委和政府也在谋划着产业富民这个“大盘子”呢，在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下，独树一帜的食用菌产业“阜平模式”形成了——
推广“政府+企业+金融+科技+基地+农户”的“六位一体”；
将“统一建棚、统一采购原辅材料、统一引进并制备菌种、统一生产菌棒、统一技术指导服务、统一产品回收销售，以农户为单元独立经营管理”的“六统一分”作为运营模式。
简单地说，就是农民只管把蘑菇种好，别的事什么也不用操心，就等着数钱吧。
做人民的公仆，在阜平得到了最好诠释。
四
在食用菌核心园区里，石建利正在大棚里忙碌着，他承包了3个大棚。他刚给菌棒疏完蕾，留下一朵朵刚探出头来的小蘑菇。
石建利1974年生人，是东下关乡龙王庙村人。他个头不高，剃着光头，满口的牙齿掉了一多半，装的是镶着银片子的假牙，这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说起自己的经历，石建利喉头滚动一下：“过去真是一言难尽。”
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在外漂泊打工的辛苦。他有两个儿子，大的今年23岁，已经工作，小的12岁，正上小学五年级。爱人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父母也因病相继去世。家里只有4间小平房，灰暗的生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生在这样一个“穷窝子”里，石建利要扛起生活的重担只有外出打工。
石建利只上到初中毕业，又没有技术，在哪里干都是小工。他当过建筑工、清洗工、搬运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北京、山西、陕西、内蒙古、浙江……他从一个地方干到另一个地方，还作为劳务输出跟着人到沙特阿拉伯去打过工。
一次他发高烧40℃，一个人躺在工棚里，嘴上被烧出了燎泡。工友们都干活去了，他连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他舍不得花钱去医院，就那样硬扛着。他想家，想父母妻儿，忍不住躲在被子里呜呜痛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他被累出一身病，长期营养不良，还不到40岁他满口的牙齿就脱落了一多半。没有钱装好一点的牙齿，只装了最便宜的假牙。
听说县里在发展食用菌产业，很多人靠种香菇发家致富了，石建利决定：回家种香菇去！
那是2016年，石建利终于结束了半生漂泊，回到家门口工作了，他在食用菌核心园区里承包了3栋大棚。
说起香菇，石建利脸上绽出了笑容，他指着大棚说：“香菇一个栽培周期8个月左右，有五六个月时间都是采摘期，每天采摘每天都见钱，这是最高兴的时候。更高兴的是侯教授他们创新科技，把栽培周期缩短到5个月了，一年可以栽两季，俺们更高兴了。”
石建利的大棚每年的收入，再加上把土地流转给大棚的钱，加上妻子在园区打工的钱，比他在外挣得多得多。守着家门口，不用风吹日晒，回家还能吃上热乎饭，还能看着儿子承欢膝下，这在过去简直是不敢想的事情。
更让他不敢想的是，村里还建起了回迁房，一人25平方米，他家四口人分了100平方米的房子。房子是三楼，采光好，村里集体供暖，做饭用上了天然气。以前他在城市里盖房子，总是想，啥时俺也能住上这样的楼房就好了，没想到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他的家有着光亮的地板、干净的墙壁，大彩电、大冰箱一应俱全。
石建利笑起来，脸上放着光彩，他的“穷窝子”变成了“幸福居”。
像石建利这样过去在外打工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也都像石建利一样回乡创业，建设美丽家园。
从走出去到走回来，这一段长长的历程呀，记录着老区人民产业富民的伟大创举。
阜平富了，阜平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一朵朵小小的香菇，彰显着党带领人民从乡村脱贫到乡村振兴的光辉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