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推荐语

父亲晚年患了间歇性精神病，清醒之时，提出要回故乡阿尼卡。我和母亲决定陪同。小说以此展开一幅父辈生活的图谱，并从中追寻三十五年前阿尼卡到底发生过什么。作为主人公的“我”和读者一样，在似是而非的探秘中完成了回忆旅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教师子女的“我”，从小目睹父母的争吵、隐忍，且在懵懂中慢慢看到乡村的变化，看到时代对一个乡村的影响——那便是人人意欲离开故乡寻找外面世界，而如何回故乡也成了生命不一样的心结。在故事的推进中，阿尼卡人的过往与现今终于渐渐浮出水面。青山之隐，隐去的是父亲的心病，而这种生命的最后状态，显露的是人与欲望的纠缠，人与世界的对抗，更是人生期待的另一种救赎与和解。

青山隐

□ 包 倬

一

火 车

火车穿过隧道，天空滚过雷声。这是2013年5月8日夜，道路的前方有无数道闪电在等我。K145次列车，载我从夏城回洼乌。我父亲病了。母亲没在电话里告诉病情，只让我速回。她闪烁的语气让我预感不妙。

从落座那一刻，我便知道，睡觉是不可能的了。天黑之前，我和其他旅客排着十米长队，亦步亦趋朝车厢里挤。这场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瓦布，农民们往口袋里装土豆。我没有想到现在还有绿皮火车，更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人乘坐。车厢像是患了肠梗阻，每一个上了车的旅客在推前面的人的同时也在挡后面的人。每个人都牢骚满腹。我想起《圣经》里的话：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我不是任何教徒，但家里的书架上有一排宗教书籍，以备我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能够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穿蓝色制服的乘务员双手掐腰站在车厢尾部，冷眼旁观着乱象，连嘴都懒得动一下。空气混沌，脚臭味、泡面味和劣质香水味肆无忌惮飘荡。

我的座位居中。左右两边，一老一少，一男一女，都在低头玩手机。他们和手机，都不时发出诡异的笑声。我怀着某种良善的期望试探着向左右挪动身子，但坐两边的人不仅没让，反而朝我挤了过来。如此，我完全相信，如果我站起身，他们会毫不客气地将我的座位瓜分了。我的行李箱在头顶的货架上，挎包在怀里。包里装着水杯、钱包、钥匙、单反相机、笔记本、钢笔以及一本契诃夫小说集（第6卷）。座位之间的小桌子，早已被靠窗乘客的背包所霸占，乘务员并未加以干涉。想拿出书来读或者在笔记本上写点什么，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只能死死抱住挎包，像是怕它长翅膀飞了。

哐当——哐当，火车开动起来。车厢里亮着灯。夜色凝固在车窗玻璃后面，玻璃变成了镜子。我在镜中看自己，也看其他乘客。这场景像《雪国》的开篇。只是我的对面没有那个叫叶子的姑娘，我也不是岛村。哐当——哐当，车厢底部的轮子发出规律的节奏音，火车像一只奔跑的大闹钟。

此时，我应当回忆。回忆过去三十三年，和父亲相处的时光。顺便，也想想我的母亲和妹妹。至于我的妻子朱丽，我们的过去已被现在吞噬——我们不约而同地憧憬着，没有对方的未来。我们之所以没有快刀斩乱麻，完全是因为女儿帽帽。

三天前，我梦见父亲。他在爬一副用杀猪刀搭成的架子。他脚踩刀刃，黑色的血嘀嗒落下。我问他在干什么，他不语。那刀山高耸入云，他往上爬，血滴落在我头上。我抹了一把血雨，闻之，腥；尝之，酸。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越爬越小，最后看起来像只乌鸦。然后，他开始在刀刃上跳舞。每层架子由四把刀组成，呈十字状，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他跳得行云流水。这让我相信再大的舞台其实都不过是一个十字架而已。我在床边的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梦，但没给父母打电话。第二天，我那辆黑棺材似的桑塔纳在十字路口被人追了尾，我想，这应该就是那个怪梦的现实寓意了。我的车现在还在修理厂，否则我也不会乘坐这趟慢得让人想咆哮的火车。

我熟悉这趟列车，它的车次没有变过。它连接着蜀都和夏城，懒洋洋地行走在中国西南方的群山中，已经几十年。其中的一个小站，就是洼乌县。

十五年前，我从洼乌考入夏城上大学。每个寒暑假，都是坐K145回夏城。我和同车的学生打扑克、嗑瓜子、喝金江啤酒，十小时转瞬即逝。我们谈起未来，每个人都是雄鹰和雄狮。我们背诵“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还是——我们的”。

如今，我被人挤在中间，闻着车厢里的怪味，无所事事地盯着黑黢黢的窗外。每次闪电划过夜空，都会吓我一跳。车已进山，夏城被甩在身后不知多远。雷声紧随而至，轰隆隆开天辟地。闪电划过之时，我看到雨被风刮着扑向车窗，像一个漫无边际的拥抱。一列火车奔驰在夜晚的群山，飞禽走兽们会怎么看待这头巨大的怪兽？虎狼肯定没有了，但应该还有狐狸、兔子和穿山甲。其实不光是鸟兽，即使是人，在刚通火车时，都对这庞然大物有过各种猜测。故事一：某天，火车在中途小站停下，一位善良的老妇来到车头前，她扔下一捆青草，嘴里喃喃：吃吧，吃吧，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个子这么大，拉这么多人，肯定饿坏了。这个故事表达的不是愚昧，而是万物有灵。故事二：慢火车气喘如牛，年轻人爬上车，卸下电冰箱、洗衣机和电饭煲。可是，他们生活的地方还没有通电，他们自然也不认识这些电器。洗衣机用来装土豆，电饭煲用来盛猪食，至于电冰箱，用来给母鸡孵蛋倒也不错。讲故事的人每次都笑，并且总不忘在结尾处补充一句：那些年轻人，身手像豹子一样敏捷啊。

这条被称为西南大动脉的铁路，它的修筑时间长达十年，有数百人为修路牺牲。我去过那个烈士陵园，在铁路边一个灰尘弥漫的小镇边上，没人看守，推开锈迹斑斑的铁门，拾级而上，纪念碑挺立在十几棵桉树中间。石碑上刻着他们的籍贯，生卒年月。仅此。一个人的一生，就这么匆匆结束，像一块还来不及拉开的帷幕。由此，我又想起了父亲。

他仅仅是病了吗？如果是，倒也不算最糟。谁的父亲不生病？谁都是父亲，谁都是儿子。谁都要面对这一天。甚至谁都知道，死神会在前方等着我们。我们忙碌的一生，就是忙着死。

我父亲出生在阿尼卡。我没去过那地方。我对它的印象完全来自于父亲。无论是在瓦布还是洼乌，父亲喝醉时总会提及阿尼卡。他的讲述近乎喃喃自语。但说来说去，也无非就是那些人和事。

据说，那里生活着一群穷人。他们靠天吃饭。正月开始盼雨水，人和大地都张着嘴。顶着烈日播下的玉米种，有时候尚不待发芽就成了乌鸦的口粮。如果雨水来得早，庄稼像青春期的少年一天一个样，如果雨水来得迟，大人孩子就得扎紧脖子过日子。除了满身的力气，他们一无所有。男人挑三百斤担子，还能唱山歌挑逗路边的女子。奔跑一天，只为追逐一只受伤的麂子。他们是草木的兄弟，石头的亲戚。

活着的人不知道死去的祖先为何蒲公英般地坠落到那片土地。我们的家族在此地繁衍生息上百年，山岗上有坟茔七八座，山岗下有活人十二三。爷爷死了，奶奶死了。那片土地上，如今我们仅有伯伯一家亲戚。我不知道伯伯家现在有几口人，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总之，我没有见过父亲家族中的任何一个人。

父亲说，阿尼卡的汉意是：我要了这地方。那一定是个喝醉酒的祖先，面对莽莽群山发出的豪言壮语。那是父亲的故乡，而我没法把任何一个地方当故乡。

那么，洼乌呢？

它是个县城，是我十一岁以后的家。在园丁小区那套两居室的房子里，三角梅顺墙爬到窗台，伸手可摘。下水道不时堵塞，汩汩冒泡。母亲和妹妹巧慧睡大卧室，我占据着小卧室，父亲长期睡客厅沙发。他喜欢喝酒。酒瓶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即使关了灯，也伸手就能摸到。

喝酒。吵架。砸东西。这是他们的生活三部曲。最初，我和巧慧缩在角落里哭，后来，我们平静地看着他们。再后来，我们说，离婚吧，这样生活有啥意义？

意义？父亲红着眼看着我们，生活就是生活的意义。

他是语文老师，喜欢唐诗宋词。无论是醒还是醉，他都够张口吟出一些诗句。我们家有一个书架，上面摆着书籍和杂志。但书香掩盖不了酒气。我大学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跟他没有关系。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远走高飞。

我母亲是数学老师，她的暴脾气让人闻风丧胆。谁都知道，她无时无刻不在兜着豆子寻锅炒（吵）。甚至他们还知道，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父亲。她一生都想着离开丈夫，却从未如愿。那时他俩吵架，母亲总是哭着骂我和巧慧，说我们害了她。说早知如此，当初应该掐死我们。

这话让我想起在瓦布卫生院旁边的废弃瓦窑里，每年总有一段时间会出现死婴。那时我还没上学，跟着一群胆大的学生站在瓦窑顶上，看窑底的死孩子。他们有的拳头那么大，有的冬瓜那么大。特别是那些临产的孩子，他们赤条条，五官分明。每次我都很害怕，但每次都忍不住要去看。我不知道他们最后去了哪里。

“他们为啥不把你扔进瓦窑呢？”

那时我和妹妹吵架，这句话最有杀伤力。每次她都吓得发抖。如今，巧慧远嫁东北。我上火车前联系她，电话里传来麻将声，她让我先回去看看情况。

“从东北到西南，横跨整个中国，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如果身处东北的人是我，我也会这样说。我已有三年没有回家。自从离开洼乌，这个小城和我的父母，就像石头从我心里沉了下去，连涟漪也很少泛起。这并不奇怪。我从小就羡慕树上的鸟儿，它们孵化出来，长大后，便飞走了。甚至是那些小蜘蛛，它们学会织网后，便能自立更生。

可尽管如此，我始终是别人的儿子，别人的父亲。生命是个圆环，走着走着就重合了。

我迷迷糊糊度过了十小时。醒着，又像睡着，但脑海里从未停止过回忆。早上七点十分，前方到站，洼乌。天是什么时候亮的，我浑然不觉。这列火车从黑夜驶向了白天。仿佛白天和黑夜同时存在，只不过是由一列火车完成了交替。像所有列车到站时一样，人们骚动起来。像所有流浪者归来，我保持着内心的淡定，最后一个下了车。

医 院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虚构了55个城市。而现实中，至少在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都一个样。哪怕是我们与之共同成长的城市，长着长着，就泯然于众。无非就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声色犬马。个人记忆，灰飞烟灭。我们以为自己在活着，其实是在腐烂。当某天你突然发现，并不熟悉生活的城市，正如你不认识过去的自己。

父亲住在洼乌县第一人民医院。我乘出租车前往。候诊大厅里响着一种类似蜂巢的嗡嗡声，仿佛世人都在病中。搭电梯比乘火车还要挤，焦虑的人们随时准备化为一道闪电。我选择步行梯。这倒好，很安静。走道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落满灰尘的灭火器顺墙根摆放。我在过道的转角处上了一次厕所，小便。我的尿夜浑浊，想必是没有喝水的缘故。

我在三楼过道的椅子上看见了父母。母亲呆望着来往的人群，茫然、麻木、无助。父亲闭着眼睛，侧着脸贴在母亲的大腿上，像个孩子。我朝他们走去，母亲渐渐认出了我，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你回来啦？”

她语气轻缓，介于疑问和肯定之间。我点点头。这时，父亲睁开了眼。他眼神木木的，像是眼珠蒙了一层翳子。以至于母亲不得不提醒他：儿子回来了。他的听力也不算灵敏，仿佛心和耳朵之间隔了千山万水。母亲动动腿，又摇摇父亲的脑袋，扶他坐了起来。他又看了我几秒，总算认出了我。

“你来啦？”

“嗯。”

他不再引唐诗宋词了。若是以前，他大概会说“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之类的。我闻见他嘴里有腐臭味。他想站起来，但手脚乏力，尝试了几次没成功，只好向我伸出手，我握住了他枯瘦的手。他从来都是个瘦小的人。瘦小的孩子，瘦小的年轻人，瘦小的中年人，瘦小的老人。别人的父亲中年时发福，老年时血压升高，他没有。他体内有着粉碎机般的消化系统，任何食物经过他的身体都是只入其味。如今，他变得更加瘦小，像一个裹在成年人衣服里的孩子。又黑又瘦，气若游丝，完全是一具久病之人的标本。

他换了个姿势，将自己的身子斜摊在椅背上，看上去像一件被人随意丢弃的衣服。我把母亲叫到了一旁。

“他这是咋啦？”

“疯了。”母亲说。

她怕我不信，又做了补充：“虽然医生的诊断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我敢肯定他的脑袋出了问题。”

此刻，我还不能确定母亲这话的真假，但我确定，自己的脑袋嗡地响了一声。待平复了一会儿，我才问起病因，母亲说肯定是因为父亲看见了那两条蛇。

“蛇？”

这时，候诊大厅的小广播里，有个女声在念我父亲的名字，电子屏上他的名字由绿色变成了红色。我们扶他进了诊室。

“哪里不舒服？”

“我心里害怕。”

“怕啥？”

“怕他们。”

“他们是谁？”

“很多人。”

“哪里有很多人？”

“现在没有，过一会儿就来了。”

医生抬起头，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和母亲，然后开了单子，让去抽血和做核磁共振。我想问点什么，可那医生已经按下了呼叫铃。他妈的，我在心里骂，病人排队几小时，换来的就是去某台机器上检查。难道这些医生，只是一台会读检查结果的机器？可同时，我也必须悲哀地承认，人一旦进了医院，就只能听这些机器人的。

我们去抽血。我替父亲挽起袖子，向冰冷的玻璃窗口伸出手。这手曾经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写漂亮的行书，这手也曾在我身上化成拳头和巴掌。当然了，这手还干过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如今，这手像一截腐朽的木柴上长了几只干瘪的虫草。针头戳破指尖的瞬间，他颤抖了一下。血，流进玻璃试管里。他突然从高脚凳上站起身。我条件反射般地去按他的肩膀，他顺势跪到了地上。血一直在流。母亲在忙着找纸或棉签。父亲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下叩头。人们投来诧异的目光。我去拉他，他像是生了根，随即发出痛彻心扉的哀告：

“菩萨啊，我向你告饶，放过我的儿子和女儿吧。”

来了两个保安。我们合力将父亲抬起。他的脚在空中乱蹬，嘴里的哀告变成了警告，“放我下来！你们这些恶魔！”恶魔们把他安顿在刚才坐过的椅子上，防止他再次站起来。但我们过度紧张了。经过刚才这一番闹腾，他整个人蔫了，闭着眼睛，只有偶尔眨动的眼睑证明他还活着。母亲手里拿着水杯，眼里含泪。

“就是这样的。”她说，“他疯起来就是这样的症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怕你们担心，一直没说。而且，他也不让我告诉你们。”

一个月前，父亲在公园里遇见两条扭在一起的蛇。他认为这不是偶然，而是某种预兆。他随手拾起一块砖头扔出去，刚好砸中蛇头。刚好，不偏不倚，就像那蛇头一直在等着他的砖头。

“那天刚好是六月十三，”她说，“不迟不早，刚刚好。”

“六月十三咋了？”我问。

可她没接我的话，继续说着父亲的症状。

简而言之，自从打死了那两条蛇，父亲也像那死蛇，魂魄已飘远，只留肉身在人间。每次母亲叫他，他都如梦初醒。而比走神更可怕的是失眠。某天夜里，母亲起来上厕所，恍然觉得床前有只兔子在眨眼睛。她惊恐地开灯，发现那是我父亲在抽烟。母亲背脊发凉。她不知道在那些她睡得很沉的夜晚，父亲是否一直是睁眼度过。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一天比一天瘦了。

从此，他们的夜晚和白天一样，醒着，看着，安慰，鼓励，服药，全都无济于事。直到前几天，父亲一口气吃下三碗米饭，然后开始嚼筷子，母亲终于崩溃。她觉得，坐在面前的那个人已经不是自己的老伴儿。她说，如果你再不说实话，我就回阿比索去了。父亲也随之崩溃。他匍匐在我母亲胸前，讲述他打死蛇后做的梦。

让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崩溃的正是那个梦。此前他瞒着母亲，独自承受恐惧。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仍然相信现实非所见这么简单。他在孤独的恐惧中做了一个梦：家族里一个死去多年的老人告诉他，那两条蛇，代表着他的两个孩子。

他在讲述时浑身颤抖，盘得像条蛇，救命稻草似的抓住我母亲的手，泣不成声，“我害怕啊，我的心都已经拧成了麻绳。”

现在，父亲有气无力地坐在医院过道的椅子上。他的脑袋下枕着母亲的大腿，虚弱得连赶苍蝇的力气也没有。他一定听见我们在讲他的病情，但已经不做任何反抗。他的针眼已不再流血，但手背上沾满血迹。

“你好些了吗？”我轻声问。他微微睁开眼，整个人看上去单薄如纸。

“我们再去抽血，”我说，“听医生的话，把检查做完。”

他点点头，试着站起来，但双腿打颤。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这气若游丝的道歉让我欲哭无泪。他是我的父亲，这个现实像闪电一样无法更改。所以，道歉？算了吧。我是一个宿命论者，习惯把眼前的不如意归因于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三十三年来，我们每天都想着让对方低头，却没想到，他道歉的地方是在医院里。这让我明白，他老了，弱了。而只有强大才能生出宽容。算了吧，我告诉自己，并且用力搂住他，贴得更紧了些。

他真的乖乖做完了所有检查。

在等待检查结果的间隙，我给巧慧打电话。她在外面吃饭，电话里传来猜拳声。有人赢了，大笑。巧慧也跟着笑。

“哥，我这边太吵了。我等下给你打。”

她在我之前挂了电话。我只好改用微信给她留言。我告诉她，父亲的病情不乐观，让她安排好手上的事情，回洼乌一趟。她回复：再说吧。

再说。然后，再也不说。

再也不说的还有朱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正面交流。一个月前的某个早晨，我在镜子前刮胡子。朱丽挤进卫生间来，坐在马桶上方便。我回头看她时，她正打着哈欠。我说，朱丽，我们离婚吧。她说，你是认真的？我说，当然。她说，随便你。从那天开始，我们躺在一张床上，裹着属于自己的被子，再也感受不到彼此的存在。我多次想起卫生间里的对话，既无不甘，也不觉受辱。她连原因都没有问。她说，随便。云淡风轻。她甚至可能还有一丝窃喜。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我离开夏城时礼貌性地告诉过她：我回洼乌，父亲病了。她回复：知道了。

我在医院里想起朱丽，这让自己心惊。我很久不曾想起她，这真见鬼。而更见鬼的是，我在微信上问她：你和帽帽怎样，还好吗？这条信息，像是发向了外太空。

生而为人

日本诗人寺内寿太郎说，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我也想向人说抱歉。我才三十三岁，已经疲惫不堪。生活完全不是我以为的那样。一些东西在一夜之间毁灭了，比如理想，比如爱情。我听见它们一个个像易碎品那般从神坛上摔下来，声音晶莹剔透。过去的十年，我头戴虚拟的光环，过得清贫而满足。我相信自己在做着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每个人都有成为神的愿望，哪怕只是一瞬间。而同样只是一瞬间，一切就不一样了。尽管早有过预言，我仍然不信：报纸会在一夜之间一落千丈。我曾以为，记者是我这一生的终极目标。而现在，他妈的，手机囚禁了所有人的灵魂。没有人读的报纸，连擦屁股都嫌粗糙，大概只能用来擦玻璃。可我们这些曾经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者怎么办？大厦将倾，纷飞四散。总有一天，即使我不走，也会被赶走。我在上火车前打电话给副总编请假，他意味深长地说，“好好回去陪老人吧，工作嘛，干不干都没关系的。”

至于婚姻，你只有结婚了才知道。就像你要尝一道汤的咸淡，最可靠的方法是用舌头，而不是用心或眼睛。用心是以为，用眼睛是旁观。就像婚后我躺在朱丽身边，死活无法记起当初为何要拼尽全力去爱。真正的过去，是忘记了当时的心境。

我拿着父亲的检查结果去找医生。那医生看了半天，然后告诉我，他没啥问题。

“各项指标都正常，”他说，“我建议你们送他去三院。”

“你不是说他没问题吗？”

“正因为没问题，所以才要去三院。”

三院是精神病院。我的脑袋里轰鸣又开始了。我记忆里的三院，是几栋隐藏在梧桐树后面的白房子，路边长满了荒草。有时候我们骑车经过，风里会送来阵阵惨叫。

父亲在母亲怀里睡着了。我和母亲目光交织时，我轻轻摇了摇头。这医院和火车站一样，充斥着混沌的噪音和来往的人群。我跟着人群搭电梯，上到七楼，又下到一楼。外面正在下雨。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前来看病。从大门口到停车场的路堵了，车辆排着长队，雨刮器奋力工作。我寻不到一处可以抽烟的地方。

我又回到三楼。父亲仍在睡觉。一个长期失眠的人，在医院里睡着了。不知是医生还是儿子令他心安。我站在他们身边，手里握着检查结果，明显感觉脑袋里有一架风车在转动。

三十岁以后，我不可避免地想到疾病和死亡。同辈，前辈，每年总有患病或死亡的消息传来。原本以为，这一次次的预习，已能让我坦然面对。但当噩运降临到自己或至亲身上，还是难免乱了阵脚。原来，我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健康平安之上。如果无风无浪，再过十年，我可以换一套大一些的房子，或者换掉那辆已经开了十年的二手桑塔纳。换句话说，我无法为噩运买单。

我父亲醒来时并没有坐起身。他像个乖巧的孩子，睡醒时不哭不闹，只睁眼打量着眼前的世界。某一个瞬间，我看向他时，他的嘴角挤出一丝诡笑。

“我们走吧，”我说，“医生说你的身体指标正常，我们换个地方检查。”

他没问我们要去哪里，起身的时候很自觉地向我和母亲伸出双手。我们架着他下楼，他的脑袋靠在我的肩上。

“你和朱丽还好吧？”他冷不丁地这么问了一句。我嗯了一声。

“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对她，”他说。我又嗯了一声。

出租车在雨中候客，雨刮器和挡风玻璃摩擦出刺耳的嘎吱声。我拉开车门先坐进去，伸手去拉父亲时突然被他甩开了。他厉声问：你们要带我去哪里？你们是不是也想害我？司机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母亲从后面推他，他反抗得越发激烈。

“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快来救我！！”他猛地挣脱，转身跑开。他奔跑在雨里，一点也不虚弱，就像他真的召来了玉帝和王母。我和母亲冒雨追出去，沿着住院楼围追堵截了一圈半，终于抓住了他。刚才那辆出租车已经走了，而排在后面的司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

“你再这样，我们不管你了！”我用力抓住他的手，朝他吼。这吼声把他吓回了现实世界，他低下了头，呜咽着，又变回了弱不经风的样子。

跟医院相比，精神病院要冷清得多。出租车从梧桐树中间的路上开过，雨水淋湿了蝉的鸣叫和乌鸦的翅膀。大铁门敞开，作出迎接之势。门卫室里空无一人。篮球场上几只麻雀在追逐。我们扶着父亲朝前走，想寻找一个可以问询的人。突然，头顶上传来一声怪叫，像人，像兽，也像鸟。我打了个寒颤，回头看到父亲柔弱的目光。

“上来耍！”

又一个声音传来，这次我们听清楚，也看清楚了。头顶的窗户后面，站满了人。那些呆滞的目光，早已将我们看在眼里。他们穿着宽松的青白条纹衣裤，有人在笑，有人在招手。

这里的诊室和一院不同。父亲被医生带进去后，铁栅栏门隔开了我们。我和母亲抓住铁栅栏，像两个犯人。

姓名？尹青山。年龄？嗯。出生年月？我属羊。今天是几月几日？呜呜。你哪里不舒服？我害怕。怕啥？那些声音。啥声音？钟声、锣鼓声、木鱼声、念经声。这些声音怎么会害怕呢？他们要来害我。谁要来害你？他们用斧头砍我脑袋，用镰刀割我脖子。

外面天晴了。雨水清洗了天空，阳光像刚出鞘的利剑斜插在医生和我父亲头上。医生站起身，送他出来。经历了这一场拷问，他浑身颤抖。然后，医生让我进去。他建议我们先住院观察。我问医生是否能确定我父亲的脑袋出了问题。

“是的。”医生说，“他会狂躁，还有可能会伤人，或者伤自己。所以，他需要住进来。”

“跟那些人住在一起？”我想起窗户后面的目光，不寒而栗，“家属能陪着吗？”

“不能陪，也不需要陪，”医生说。

我必须得接受这个事实。我父亲疯了。我的眼前浮现出父亲穿着病号服，站在窗户后面等待新病友的样子。他那么老了，在一堆身强力壮的精神病人中间，会像一只苍老的鹅。

“我们可以在家里治疗吗？”我又问，“家人天天陪着他，按时服药。”

“这个，你们自己选择。我只是建议。”

没跟任何人商量，我做了决定：带父亲回家。医生开的药是：氨黄必利片、氯氮平片、艾司西酞普兰片。我知道，吃了这些药，我的父亲就会是一个靠药物来镇定的人。没有药物能驱散人内心的恐惧，只能让意识麻木。他会在药物的作用下变得安静，其实就是呆滞。那些药物比他心里的恐惧更加恐怖。

我们坐车回园丁小区，一路沉默。他坐在我身边，头靠在我肩上，艰难眨动的眼皮像两只濒死的飞蛾。车窗外的街道那么陌生，就像我的记忆出了错。

我家搬到县城的时间是1991年夏天。人们都在疯狂购买电视机，目的是为了看武侠电视剧。我们的黑白电视在乡下还能凑合，但到了县城就像我们一样灰头土脸。所以，我家也有了第一台彩电。我的整个中学时代都生活在这里。六年。这个只有四栋房子的院子里，住的全是就职于县城各学校的老师。

三个退休教师在院里打陀螺。鞭子声震天响。三个碗口粗的陀螺在水泥地上稳稳地转动，看起来像是静止。我们架着迷迷糊糊的父亲上楼时，有老人停下手中的鞭子问病情。我母亲勉强挤出一丝笑，说没事没事，过几天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啦。

钥匙伸进锁孔，八哥叫了起来：阿尼卡，阿尼卡。这叫声伴随着我们开门，关门，换鞋。母亲扶父亲去沙发上坐，可他突然一下子跪到了地上，不住地叩头。之前的经验告诉我们，拉他不起。于是我们只能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他叩够了头，抬眼看我，满脸杀气。

“跪下。”他朝我咆哮，“你给我跪下，磕头！他们要害你！”

我不怕“他们”害我，但我害怕这咆哮声像炸弹一样让父亲灰飞烟灭。我依了他，陪他跪在冰冷的客厅里。母亲坐在沙发上抹眼泪。八哥一直在叫，阿尼卡，阿尼卡。又过了一会儿，他说他们原谅我们了，让我起来。见他情绪平稳了，母亲倒水让他吃药。吃了药，母亲让他去卧室睡觉，他也没有抗议。

他一直睡到天黑。在这期间，我回到曾经属于我的卧室里，关上门，抽了一包烟。发黄的老墙上，还贴着同样发黄的明星贴画。他们是“四大天王”和小虎队，以及关之琳和温碧霞。我抄在墙上的诗还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时我念高三，受我的语文老师影响，爱上了诗歌。那时，我做梦都想离开父母，离开洼乌。那时我发誓如果有天结婚了，一定要找个我爱的女人，幸福地生活。那时我的语文老师是众多女教师明里暗里仰慕的对象，他在五年后自杀于情感纠葛。

晚饭时，父亲情况正常。他提议喝点酒，母亲便从柜子里找出了一瓶他学生送的五粮液。我端着杯子，随即便感觉世界也变成了玻璃的。地板、墙壁、手机、锅碗瓢盆、嘴巴、眼睛……都是玻璃做的，需要小心翼翼。我们象征性地碰了杯。母亲为我们夹菜，仿佛那菜也是玻璃做的，需要轻拿轻放细嚼慢咽。我们轻声说话，甚至看向彼此的目光也是轻的。但是，我们又隐约担心，过分的安静，是否也会激起他的反应？

我说：“爸，我已经请假了。我陪你一段时间。你的问题不严重，慢慢就会好起来。”

“我的病自己明白，你不用安慰我。”他说，“如果你真想尽孝，那就明天陪我回阿尼卡吧。”

挂在窗前的八哥听了这话，拍着翅膀叫起来：“阿尼卡，阿尼卡。”

而我们全都陷入了沉默。旧时钟在发黄的墙上无声划动。电视机调至静音，一场歌舞变成了哑剧。可总得有人打破这沉默。

“你真的想回阿尼卡吗？”我小声问父亲。

“三十五年了，我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说。

我心里一怔。换而言之，在我出生前两年，他就计划着回阿尼卡。人心像一口深井，而他的井里装满一个回乡计划。洼乌县幅员三千平方公里，从东到西的直线距离一百五十公里。而对于我父亲来说，这片土地就是一个大磨盘，在故乡以外的地方兜兜转转，耗尽一生。

“回去看看也好，”我说，“爷爷奶奶过世时你都没有回去。”

“我回去了，只是没有走到阿尼卡。”他说。

我的爷爷和奶奶分别逝于1990年冬天和1994春天。这两个消息都是以口信的形式传到我父亲那里的。爷爷过世时，我们还在瓦布。但奶奶过世时我家已经搬到了洼乌县城。两次的情况一样：我父亲听到消息转身就跑。两次的结果也一样：他半夜又回来了。1994年春天的那个夜晚，父亲推开门，带着满脚泥泞和满脸伤痕回来。半夜，我听到客厅里传出父亲的呜咽声，“我真的没这个勇气啊。”

我不明所以，便在脑海里想象父亲在夜里奔跑。树木、村庄、河流在身后退去，但迎接他的还是树木、村庄和河流。月影朦胧，前路如霜，群山黯淡。他经过村庄时，狗狂吠起来。松涛阵阵。一个背离故乡的人，奔跑起来难免误入丛林深处，或者被杂草和荆棘绊住脚。他的伤，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吧。

“这些年，你为啥从来不回阿尼卡？”我问他。

他沉默不语，目光紧盯着窗外。那里，一株爬到窗前的三角梅正在凋谢。母亲开始收行李，装满一个箱子就推到客厅里来，总共有三箱。我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一副要搬家的样子。

“八哥也带走吧。”

她自己做了决定。我和父亲一起望向窗外，夜幕正在降临。

……

（全文详见《江南》2023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