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失去斗志了，关于一只啤酒瓶的盖子和我手里的一根筷子。它们之间没有产生杠杆的效应。援手和好牙来自邻桌，我有理由相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噗，啤酒瓶开启了，压力下的啤酒化作泡沫冲出，喷了我一脸。

一个助人为乐的小伙。一个用牙齿轻易掀开啤酒瓶盖子的人。

这间拥挤、肮脏的小餐馆，我第一次光顾，但也相当于第一百次光顾。你回忆一下，你生活的城市，离今天不太远、但也不太近的某个年代，是不是所有的小餐馆都这么肮脏、拥挤。店主从来不考虑怎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太强了，开啤酒瓶还要用到工具，太低估人民的能力了。油烟滚滚而来，酸菜鱼的咸酸味和龙虾十三香的香辣味滚滚而来。我们喝得意气风发。看看滚满一地的啤酒瓶盖子吧，看看我们手里兼开啤酒瓶的筷子吧，筷子头都撬得失去了原来的形状，如果你还有什么疑虑的话，再看看一张张桌子的边沿（不错，这涉及另一种开启啤酒瓶的技巧），又有几条边线还符合几何意义的直线标准。

当然了，我们还有一口口好牙。

他还站在我面前，冲着我微笑。

“上次碰面，是在金胖子小餐馆。”

“……”

“我们也是比邻而坐。”

“……”

“没事。我们这里，所谓的六朝古都，十朝古都，不就是这些人吗？”

他回到他的伙伴当中去了。

我确实想不起来了。不仅不记得什么金胖子，就连昨天和前天，我们一起喝啤酒的人当中，谁是王胖子和李胖子，我也不记得了。你回忆一下，你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不是豪杰出自草根，各路英雄风云际会，每天都有人拉你到小餐馆去。你只认识拉你去的那个人，也不是什么莫逆之交，但已经够了，你尽管坐上桌，用筷子撬你的啤酒瓶。隔天你也请客，拉上个什么人，结果来了一桌——很好呀，至少有人领你的情。这些昨天和今天一起喝啤酒的人，眨眼间星散不见，也许从此一辈子也不会再碰面——很好呀，喝过了就喝过了，豪杰就是喝完了酒挥挥手，谁也没说我请了你，你就得回我的情呀。

我想了想，开了两瓶啤酒，走到他桌旁。

我把一瓶啤酒递给他。

他看上去比我大点，二十五六岁（我二十三岁）。在我们简单交谈、喝完一瓶啤酒之间，我确认他是一头混入狼群的羊。狼是我们，一群习惯于在小餐馆里吼叫的食客，他是安静的羊。他的微笑、一口好牙、红唇，清洁的米黄色休闲西装，使人想到什么叫优雅。他的牙首先是白，其次才是坚固。他的红唇意味着全面的健康。一股浓烈的油烟扑来，足以把一屋子人熏黑的阵势，油烟散去，居然，他的牙依然白，休闲西装依然清洁。

记不清多少次了，我把一瓶啤酒递给一个临时属意的人，或别人把一瓶啤酒递给我，但我们从来没真正记住谁是谁。我们都一样，相仿的年龄、学历和想法，在小餐馆里相遇，充当食客也充当豪杰，所谓的交谈就是由食客一变而为豪杰。我遇到的人当中，还没一个从举止到谈吐都显得优雅的人。

关键是，他望着我的那双眼睛，明亮、友善，一点也不像敷衍我的样子。

我想我遇到贵人了。

我住城郊。这是我成年之后，经过N次搬迁，目前来说，比较中意的住所。这里离市区其实并不远，有片林子把都市的喧嚣挡住了。紫金山的一条山脊（山脊的尾巴），不经意地绕了一下，围住一片安谧。在我可见的视线里，白色圆弧顶紫金山天文台闪闪发亮，彗木相撞进入六十天倒计时，令人期待（彗木相撞发生在1994年7月17日，就是说，现在是该年的5月）。我早晨骑一辆二手货雅马哈到工厂上班，晚上回到这里，一天中感受到一动一静的不同生活氛围。嗯，一动一静。

这是农民盖的房，当然，农民盖房不只用来出租，还用它养猪。养就是了，你说这些吃饱了就睡的“二师兄”，跟我有什么相干？看看屋子里，前任的居住痕迹还在，居然还是1980年代的——我是指墙上的招贴，费翔、帕瓦罗蒂、普拉蒂尼、马特乌斯、古利特（它们布置得七歪八斜、恰到好处，事实就是一种审美的谋划）。入住的最初几晚，我满耳朵都是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闭眼都看到滚动的足球，看到普拉蒂尼他们几个。我猜前任也是个男孩，他的偶像清一色都是男人。我问房东大嫂，这位大嫂说：“哪里，是个女孩！眼睛可漂亮！”我一惊，不知道为什么一惊。当晚，我辗转反侧，睁眼闭眼之间，我都看到一双美丽的眼睛。

大嫂还跑到楼上，跟我说女孩的事，我没几句听到心里去。大意是，女孩跟父母关系紧张，高二时离家出走，租住在这里，给一家乡办厂打工。父母找她找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她时，发现她发型也变了，还抹了口红，气得一巴掌打过去，打得她嘴里吐出一口血来。随后女孩被她的父母生生地拖走了。

大嫂离开后，我像条狗似的，开始在屋子里走走停停，嗅嗅闻闻。怎么，比之于有些动物，人类的嗅觉可以退化到如此的程度吗？

我常常站在这间屋子里发呆。

陶文轩来的那天，我不是在屋子里发呆，而是有点神经，突然就唱起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他的出现令我有点猝不及防，也许因为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大概有一些不恰当的表现，笑得也不太自然。唉，人与人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听听他的名字，陶文轩，是不是给你足够的想象空间？他出身于怎样的家庭？父母双教授？抑或，咱们南京紫金山天文台里，观测即将发生的彗木相撞的天文学家？此外，你是不是认为，陶文轩这名字——至少我觉得——应该跟艺术什么的沾点边？但如果有一天，这名字出现在一本新出版的朦胧诗集的封面上，也不是不合适。

我们坐下来，开始交谈。朋友，下面先开口的是陶文轩，你别听错了啊。

“你不会看不起我吧？”

“……”

“我坐过牢。”

“……”

陶文轩说，他坐过牢。我像信仰一下子崩塌，愣住了，嗫嚅着，本来还想说几句“人生难免……”之类的话，可一见他探过来的目光，我又一愣。

他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像一下蓄满了什么，水汪汪的。

他说他捅人了。不过，没死。他说没死是由于弹簧刀进入人体软组织的部位，离动脉血管还有半厘米，如果没有这半厘米，他也不可能有和我认识的机会了。他叙述的重点在一些细节，在他整个服刑期间，狱头对他的欺凌和毒打。他解释说，牢里关押的犯人，虽然总体上都是坏人，但他们其实是有正义感的，尤其对某一类罪犯，达成了共识，非常接近我们公序良俗的社会中人们集中表达的那些。举例来说，一个猥琐的老头儿，如果居然是以强奸幼女罪入刑，那还不如在没上拷子之前，先以死谢罪的好，因为大牢里等候着他的，绝对是生不如死的日子。狱头笑笑，使一个眼色，犯人们一拥而上，先把这人的花白脑袋往马桶里按，按三十秒，是什么吃什么。之后，谁看他不顺眼，都可以踢他几脚，一直踢到他自动把睡的窝挪到马桶旁边，一夜听着犯人往马桶里哗哗地撒尿，没脾气。他说他遭到狱头的毒打，不是因为杀人，而是因为牙白。他不无遗憾，耸耸肩膀说，这也许涉及监狱中流行的另一种价值观，一个人和大多数人不一样，过于清洁，过于白（他的肌肤也白），至少不太像一个劳动者。

他掀开米黄色西装里面的衬衣，让我看，也让我想象，现如今雪也似的这身肌肤，曾经是怎样的青紫叠加、伤痕累累。

“今天……还有狱头？”

“事实上有。”

“是什么样的人？”

“孔武有力，有正义感。”

我一时无语。我们的交谈告一段落。也可以理解为，陶文轩留了点时间，让我可以消化他以上所说的全部事实。然后，他站起来，环视着我住的这间屋子，嗅了嗅。

我知道他嗅的是什么。楼下那班“二师兄”，虽然有吃饱了就睡的优点，可事实上，它们也无时无刻不制造着一种气味，向空气中扩散。此外，陶文轩是边环视边嗅的，当然屋子里不那么堂皇的内容也尽收眼底。我已初步拟定好几句说词，本房客过日子，一向有拖拉的作风，等过几天吧，屋子里该扔的扔，该置的置，彻底改变一下。

陶文轩沉吟着，开口了：

“都是朋友，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大忙帮不上，小忙还是帮得上的。”

“哪里的话……我嘛，就是不上心，什么事情都拖……”

“真的，大忙帮不上，支持个两千三千的，还是可以的。”

听听，两千三千算帮个小忙。那年月，我每月的工资是两百三百。

他望着我，右手已开始伸向米黄色休闲西装里边的口袋。

我一急，忙说：“别，你千万别……”

我说“别”的时候，一种不必要的目测却已开始，目测他休闲西装里边的口袋，左胸前鼓起的程度，是否和三千元的厚度相当。我觉得那里是平的，和右胸前一样平。

“用不着客气呀，真的……”

“别，别……”

我忘了说，从陶文轩进屋那一刻起，我就感到被他审视。他的微笑是真实的，审视是轻微的，但也是真实的。我感到陶文轩对我的审视相当成功，接近于完成。

他几次把手伸向口袋，我都说“别”。问题是，如果我胆子大一点，不说“别”，任由他那只慷慨的手往一点也不鼓起的西装口袋里掏，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我居然没让他掏。

他不掏了。

我落败了。

我在红星电子元件厂上班。厂门右首有家烟纸店，店主吴胖子仿佛跟我有缘，见到我总笑笑，我也对他笑笑。厂里有停放车辆的车棚，但我已习惯于把我的二手货雅马哈停放在他的店门前。从车棚取车每天都太拥挤了。

多数时候，他两手抱胸，身子靠在门框上望着马路上的行人，一副阅人无数的样子。

这天我到他店门前取车，他也是同样的姿势。不过这一次，他似乎想跟我聊几句。

“你认识陶文轩？”

我点点头。

“他跟你说没说那个？”

“什么？”

“他坐牢的事。”

我迟疑着，点了点头。

“呵呵。”吴胖子笑起来，“跟这个人说是捅人，跟那个人说是强奸，没一次相同，全是他虚构的。”

我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陶文轩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事，竟然是他虚构的？

“他虚构自己的犯罪经历，有什么目的？”我其实还很想问问，陶文轩是不是真的很有钱，但没问出口，因为怕引起误解。

“目的倒没有。”吴胖子看看我，像说一件很平常的事，“青菜萝卜，各有所爱，他爱这么说，也不算犯法，对吧？”

他转身进店，取了张纸片递给我。纸上有字。

大贵：今晚六点，莫愁路刘胖子小餐馆。

我不知道他俩怎么认识的、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怎么会提到我（例如，陶文轩知道我每天都在这里存车、取车，把吴胖子和他开的店，作为我和他的邮政代办使用），作为一篇小说，这是个欠缺，但似乎也不那么重要。

当然了，我没去喝那场啤酒。

我的生活有一点改变，少喝了不少啤酒，作息也趋于正常。日子过得波澜不惊。我真实的想法是，这世界太复杂了，许多人我都不了解，出于安全的考虑，我觉得我应该主动回避一些人。

不过有一个日子，我还是要把它记录下来。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1994年7月17日。我要说的其实是16日晚上的事，但似乎跟17日有点划不断的意思，因为人们说“今夜”，可没把零点之后的夜晚排除在外。“今夜，太阳系将有重大事件发生”，重大事件是从17日凌晨4:15开始。朋友，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了。

——彗木相撞。

当晚十点，离那个巨大撞击的时间还早，我先和陶文轩“撞”上了。

还在下班之前，我就作出一个决定，“今夜”是我的狂奔之夜。下班后，我在一个大排档灌下两瓶啤酒，就开始驾车在大街上飞奔。很久没有获得在大街上飞奔的快感了。天还没有黑透，大街上全是人，许多人都仰脸望着夜空，带点莫名地紧张和兴奋。我断定他们都挨不到那个时刻，过会儿就回家睡大觉了，但我会挨到。我真实的想法是，彗木相撞跟地球人彻底没有关系，但我就是想挨到那个时刻，就算我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我那辆二手货雅马哈，两个轮子呼呼生风，一个刹车，我人到了城南的夫子庙，一个刹车，我人到了城北的颐和路。我仿佛还到过大行宫，到过新街口，看见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一闪而过。之后，我渐渐失去方向，一个趔趄，我感到眼前有点荒凉，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次急停是因为车子熄火。我那辆车，麻烦事经常会有一点。我于是蹲下身，开始摆弄那辆二手货，却始终找不到问题的所在。就在这时，我发现昏暗中有人站着，仿佛在笑（我看不见，但感觉到他在笑），大概已经笑了许久。这人是我的朋友陶文轩。

陶文轩真的在笑，昏暗的夜色挡不住他那口白牙，他的白牙在笑。

有一刻，我们谁也不说话，陶文轩望着我笑，我瞪眼望着他笑。然后，我妥协了，荒野之地，车子不能搁这儿（有小偷），陶文轩说他住的地点并不远，那就把这辆瘸了的车，存在他那儿一夜好了。

然后，我推着车子，开始跟着他往他的住地走。

我大概是迷糊了，弄不清现在所处的位置。但越往前走，我越感到这里熟悉，道路高低不平，两边长着些芦苇，芦叶和芦花时不时拂到我的脸庞。我突然醒悟了，这不就是草场门外，我曾经租房生活过的地方吗！从三汊河到长江之间的这片冲积地带，当年长满芦苇，如今还长满芦苇，已经开发了若干年，还要开发若干年。在我的视线里，已经封顶或没有封顶的一幢幢建筑，黑影一样无声，像是假的，反而是三汊河堤岸下那些低矮的简易房，灯光明亮，比较有真实感（我们正向那片灯光走去）。我怀疑，陶文轩所谓的住处，就是我三年前曾经租住过的那些低矮简易房中的一间。

朋友，下面我要叙述的内容，会让你感到匪夷所思，因为不符合常理。有点魔幻，有点黑色幽默，但这都是我亲眼所见。我先告诉你，那些简易房的出现，是因为有需求。建筑工人很多，农民工很多，他们都需要栖息地。有些房子是本地农民盖的，他们在堤坝外边的荒滩上种菜、种粮和养殖（养猪、鸭子和大白鹅）。然后，小餐馆出现了，洗头房出现了，杂货店出现了，菜贩子的菜摊在堤岸上一字摆开，活鱼活虾也能买到（从长江捕捞的），很快形成一个集市。早晨和夜晚相当热闹。集市的参与者就是以上人群，我是其中之一，疑似还有我的后继者、现在走在我前面的陶文轩。

我现在为陶文轩摘帽，把他头上的“疑似”二字去掉。陶文轩就租住在这里。朋友，魔幻和黑色幽默（也可以说是一个神秘事件），你会看到的，但别问我为什么。

我的朋友陶文轩，领我进屋之后，没一句客套话，就一屁股坐在一张椅子上，不动了。余下来的时间里，他只做一件事，就是望着我笑。无论我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他仿佛也看到我想到了什么），他只是笑。他的笑是观赏性的，观赏我，从进屋子那一刻起，就具有观赏的价值。有一种击打的行为（击打什么，你很快就看到），也在他的观赏之中，击打的力度之大，持续的时间之长，就算过了午夜零点，也只能算“今夜”。

下面我只说我了，不再提陶文轩，你就当陶文轩一直笑，边笑边观赏我好了。

他房间里的情景，和我三年前房间里的情景一无二致。我说主要的方面。我在我睡的床铺的顶棚上，倒贴了一幅好莱坞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半身像（巨幅，比我人还大），他床铺的顶棚上也同样。我在房间里悬挂了一个练习拳击的沙袋，他房间里也有一个沙袋，位置也相同。还有两样与拳击有关的装备，等会儿你也会看到。我怀疑陶文轩租的房，和我三年前租的房是同一间，沙袋和玛丽莲·梦露是我的遗留物。但事实上并不是。三年前我搬离时（我大概在那间房子里住了半年），有一对准备开饮食店的小夫妻已实施承租，一辆小货车就停在堤坝上，除了把他们的一应物品从车上搬下来之外，也带走原租住者遗弃的各种杂物，客观地说就是垃圾。我亲眼看见他们把沙袋里的沙倒在堤坝下，然后用那只编织袋，装进体量较小的垃圾，扔在货车上（应当也包括我练习拳击的另两件装备，因为我已确定放弃这项运动）。为了弄清楚这两间房是不是同一间，我还跑到外面去察看，从这边跑到那边，又从那边跑到这边。不，不是的。我住的那间房，餐饮店还开着，堤岸上有一棵倾斜的乌桕树，而这边没有。那边那棵乌桕树还在。

这时我人还立在外边。

我似乎已解开心中的疑团，确认我租住过的房子在那边，遗弃物已彻底消失，这边屋子里相同的物件和它们的位置，只是凑巧相同而已。但我却依然心有不甘。刚才我看到陶文轩屋子里那只沙袋，仿佛眼熟得很，沙袋大小、编织物的条纹和颜色也很眼熟。当然，相同的编织物是厂家批量生产的，我不能说一样的物品，我的消失了，别人的就是我的。不过我想起来了，我还有更确凿、更微妙的细节可以核实。

我的沙袋上有一块补丁。

我那只沙袋，当然是我制作的，编织袋是我从一个垃圾箱拣的，黄沙是我从一个建筑工地灌的，为了灌那点黄沙，还差点和一个看工地的老头儿干起来（这是另一件事，我将在稍后叙述）。沙袋上有我亲手留下的印记。

这只沙袋，在我击打它的某一天，出现了一个洞眼，沙往外流。我用一块布把洞眼缝上了。布是一块黑布，是我一条旧裤子上的一部分，我用弹簧刀割的。缝这块布的针和线，是隔壁一位大妈提供的，大妈说她只有白线，我说没有关系。为了缝这块补丁，我还憋出一头汗来，针还戳到手指，冒出一颗血珠。我这样想，如果陶文轩那只沙袋上没有这块补丁，我悬着的心就彻底放下了，我将很快离开他的屋子，打车回我的租住地。

我冲进屋子，检查陶文轩的沙袋。沙袋静默无声，悬垂不动，我把沙袋旋转过来，背面一块黑色补丁赫然在目，是用白线缝上去的。

我像触电似的跳了一下，发出吼叫：

“我的天蓝色拳击手套呢？”

两只拳击手套一前一后飞到我手中。天蓝色的。

“我的护牙呢？”——天晓得，三年前我在体育用品商店选购这副拳击手套时，还顺带买了一副护牙，就像我真的要上拳击台似的。

护牙很快飞到我手中。

我的全部装备到齐了，完璧归赵，物归原主。我长舒一口气，别无牵记，唯有忠实于我曾经的选择，回到我二十岁的人生起点。击打。击打。击打。我的独立人生是从一副拳击手套和一只沙袋开始的。

我二十岁上还没有彗木相撞这件事，所以我现在脑子里也没有彗木相撞这件事。彗木相撞所造成的冲击，相当于十亿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是我三年以后听说的。

朋友，你看到了，看到了我的沙袋，看到我在击打。赤膊，戴拳击手套和护牙，左一拳右一拳，击打这只由我亲手制作、像有深仇大恨的沙袋。

这是个发力的夜晚，我不知道我的击打持续了多久，一共击打了多少次，直到我大汗淋漓，筋疲力尽，脑子里一片空白，赤膊，上衣拎在手里，摇摇晃晃地走出屋子。

我离开时没有向陶文轩告别。

吴胖子的脖子扭转过来，望着走近二手货雅马哈的我。我已跨上车，准备发动了，但感到他仿佛有话要说，就也把脖子扭转过去，望着靠在门框上的他。

吴胖子永远是吴胖子，脸上永远带点悠闲，阅人无数的样子。

“你不去看看陶文轩？”

“陶文轩怎么了？”

“他进去了。”

“犯……什么事？”

“不知道。”他望着我，目光温和，并无讥讽之意，“你们是朋友呀。”

是的，我和陶文轩怎么也算个朋友。上次我去取那辆瘸了的车，他还请我吃了顿北京烤鸭和扬州小笼包，我去修车子，他也一直陪着我。我回忆，陶文轩的微笑是真实的，对我的审视是轻微的，当然也是真实的。

“知道了。”

我说着，发动了车子。

朋友，在我去探视陶文轩之前，我得先说一个老头儿，我和他的那点冲突。

这个老头儿，安徽口音，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高举一支手电，像李玉和高举红灯那样把我罩住，而我却看不见他的脸。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试图和他沟通，就这点事，让他放我一马，但老头儿却指我是“贼”，扬言要把我扭送到派出所去。直到我耍了点横，事情才算解决。

我先不说我怎么耍横，我仍说这个看守工地的老头儿。

他有股子倔劲，简直不可通融；立马一变，又像换了个人，成了和蔼的长者，遇事好商量的贤者。他执拗的时候，具有最高的权威，最大的执行力，工地的财物一点不能丢失。他和气的时候，像一个慈爱的爷爷，我是他顽皮的孙子。这两者之间的反差极大，原因还是因为我耍横。

我向他亮了刀子。

这个夜晚，对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金子很值钱，但我今晚不需要金子。黄沙是普通的建筑材料，不怎么值钱，但我需要它。我制定的计划不可动摇，今晚就必须得到执行。房子也租了，拳击手套也买了，就差一个沙袋。然后，我遇上了这个执拗的老头儿。

一个糟老头儿，他要把我扭送到派出所去。

“老东西，你敢挨近我，我就捅了你！”

我这话是吓他的，因为我出门没带刀子。但老头儿上前来了，我下意识地一按口袋，硬硬的，仿佛有个物件，摸出来一看，真的是一把刀子。啪，刀刃弹出，寒光闪闪。老头儿愣住了，退后一步，忽然熄了手电。

我也愣住了。我出门时可没想到要带弹簧刀，它怎么会在我口袋里的？

这把弹簧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它，不知道为什么老爱玩它。“啪”，刀刃弹出；“啪”，刀刃缩回。抛一下，接住；再抛一下，再接住。买它之后，除了把玩它，我不记得派过什么用场，用弹簧刀割一块黑布，把黑布缝到有洞眼的沙袋上，是我制成沙袋之后的事。

他大概是想试探我，重新打亮手电。我感到他人离我远了点。

我向他亮出刀子。

“你这孩子，就为这点黄沙，要动刀子？”

“你敢挨近我，我就敢动刀子！”

“可你看都没看清楚，就在那里扒拉，你看看你扒拉的是啥。”

“我扒拉的是啥？”

“碎粒子白石！”老头儿说，“这是铺路用的，汽车进出铺一条道，不然轮胎上全是泥！”

我一愣。是的，我刚才还怀疑，这黄沙的颗粒怎么这么粗？原来不是黄沙。

“我说你这孩子，到工地顺点东西（他用了个‘顺’字），也不知道白天踩个点，慌里慌张就扒上了（他认为‘顺’东西要先踩个点）。其实，一口袋黄沙，值几个钱？我们看工地的人能吓唬就吓唬一下，吓唬不住就让人家顺点。工地的黄沙是私人承包商承包的，前天有个妇女家里急用，要点黄沙，承包商直接让她拿。私人承包商在乎这点小事？”

我把弹簧刀收起，装进口袋。

“黄沙在那边，你跟我走！”

从这时起，老头儿变了，变得和蔼，手电一直照着我，直到我装好黄沙，提上车子，口袋一歪，他还帮我扶了一下。

他的和蔼和狡黠，都真实无疑。我觉得他本来就是这么个人，只是由于守夜人的临时身份，我横插一杠子，弄得他有点顾此失彼。

江苏省第一监狱（俗称老虎桥监狱）位于南京老虎桥三十二号。我抵达那里的时间是在探监日的下午三时。街道办事处出具的证明材料上，我和陶文轩的关系为：朋友。

探视犯人在探视室进行。室内有固定桌椅，隔着一道特殊透明玻璃墙，探视者和犯人用通话器交谈。墙上有醒目的警示标语：你的通话将全部受到监听和录音。我被告知，交谈应注意文明用语，交谈的内容应有利于犯人的改造。

一位民警带我到探视室。门开了，我看见陶文轩已先期等候在玻璃墙的那边。

“来了？”

“来了……”

“我知道你会来的。”

“……”

就算是用通话器通话，我也能看到陶文轩气色不错，红唇，白牙，脸上一如既往带点微笑，如果不是身上穿的那身囚服，几乎跟我之前看到的他没任何区别。玻璃墙的两边，设施均等，空间大小一样，我在这边探视他，也相当于他在那边探视我。

“你好像有点紧张？”

“我……”

这是我第一次到监狱。刚才，民警带我穿过一条走廊时，走廊上有行走的犯人；对面两位狱警走来，我看见犯人都自觉地侧身、低头，我也自觉地侧身、低头。我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因为我不是犯人，而是一名探监者。领我走的民警也奇怪地看了看我。

“这里不错的。”陶文轩开始说起这座著名监狱的方方面面，从监狱方面对犯人的有效管理，到犯人们自觉地接受改造，争创优秀，争取减刑。劳动之余，安排多种活动，具有专长的犯人纷纷涌现。前官员（谈改造的心得），前律师（普法讲座），前流行歌手（登台演唱，一展歌喉），前作家（优美的散文，刊登在监狱内部小报上），各显其才，精彩纷呈。牢房里的生活，提到军事化管理，倡导精神文明、语言文明，杜绝脏乱差。临了，他像想起什么，又加了一句：

“没有狱头。”

我松弛下来，渐渐地不那么紧张了。

【作者简介：唐炳良，江苏武进人。小说曾获首届、二届青春文学奖，《雨花》文学奖，《广州文艺》文学奖，获庄重文文学奖等。多篇散文被《读者》《作家文摘》《散文选刊》等报刊转载，散文《胡杨》入选湘教版小学第十二册语文教材。著有小说集《父亲的行状》，散文集《华丽缘》《苦茶居闲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