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从两三岁记事起，到五岁半上初级小学，这两三年我基本上被大人们“放养”，到处瞎“lie”（随便玩耍）。如果“lie”得过了头，也会引起大人们注意，加以适当管束。

先是在家里想出各种玩法。无奈条件有限，一共三间草屋，角角落落很快翻遍，一览无余，也就没啥好玩的了。

“玩具”更谈不上。倒是有天晚上，梦见妈妈从走村串户的货郎担上买了两只嫩黄嫩黄的塑料小鸭，摆在床沿给我玩，然而早晨醒来，踪影全无！

嫩黄嫩黄的塑料小鸭子啊！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承认那只不过是一个梦。

在我们的幼年时代，哪个男孩不曾在饥饿的驱使下寻找过食物？我当然也不例外。妈妈的床头柜，奶奶的衣箱，但凡可能藏东西的所在，无论是否上锁，迟早总要撬开来彻底检查一遍。米缸里有没有捂着青柿子？床后小瓮中除夕做的“炒米糖”还剩多少？堂屋条几抽屉里有没有姑妈们孝敬奶奶的零食？这些小秘密，全家没有谁比我更清楚的了。

皖南农舍，主体木架子结构上随便铺几块隔板，便美其名曰“阁楼”。有几次趁大人们都出门去了，梯子又正好放在“阁楼”旁边，我就慢慢爬上去一探虚实，结果大失所望。除了一些老旧农具废弃的零件，就是厚厚一层积灰，呛鼻子，沾上身还很难掸干净。

大哥二哥的几本“小画书”也早已翻烂。勇敢的小英雄雨来眉毛有多浓？愤怒的小常宝鞋帮有多高？武功盖世的呼延赞钢鞭有几节？我都了然于胸。但翻来覆去就这几本，看到后来也有几分厌烦了——虽然百无聊赖之时，还得找出来翻一翻。

其实直到小学毕业，除了几本土纸印刷、几乎每页都能看到尚未降解的谷物外壳或稻草的教科书外，别说其他书籍，就连一张像样的纸片也难得一见。我小学好几年的作业本都是爸爸收集一些香烟盒子，展平之后，让妈妈用针线装订而成。

如今隔了五十多年回望，益发醒觉，如果单从“文化”的角度看，我生命的底色是何等荒凉啊。许多人可以随便拉出童年和少年时代看过的一长串书单，然而“书”对我最初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我的住处书满为患，一天到晚就是看书写书，但眼力精力体力早已令我不得不尽量减少这种脑力劳动了。每次看到写到腰酸背痛老眼昏花之际，总是不禁会想起我自己几乎跟书无缘的“人之初”。

按说我是有资格抱怨小时候“精神食粮”的匮乏的，但我不得不承认这匮乏感是长大之后才逐渐被强化起来的。回到当时，固然因为无书可看，因为没钱购买人民公社供销社玻璃橱柜里那些诱人的“小画书”，而常常落入些许的惆怅，但一转眼也就淡忘了。

胆子和脚力稍大一点之后，我就开始以自家为中心，逐渐向周边拓展活动半径。没有书，还可以从其他地方寻找乐趣。那些乐趣，却绝不是书本所能提供的。

2

先是跟邻居家差不多大的学龄前儿童们“lie”。

我天生路盲，上初级小学的前几天还在本村迷过路，如果“出远门”去“lie”，就必须跟邻居“学庆你”搭伴。他大我一岁，非常机灵，“鬼点子”特别多。但我们跑遍全村，也并没几个玩伴。左右不过“卫红你”“福运子”“陈专政”“大肚子”（不知生来得了啥病，大腹便便，却也并无大碍）这有数的几位。本村“鬼头”如“建国你”“小虎子”早已经上学，要等我们这群“小鬼”进了学校，方才归入他们麾下，由他们带着继续“lie”。在此之前，我们都是自己“lie”，跟“鬼头”们无关。

最主要的“lie”法，是请“学庆你”的爷爷“讲古典”。

这老头很能模仿江湖说书艺人谈今论古（只缺一副快板和一面架子鼓），他的拿手好戏是“瓦岗寨”。老头脾气怪，有时会主动问我们：“要不要听瓦岗寨啊？”有时却又架子极大，任你如何央求，就是不肯，只顾笑呵呵抽旱烟，“吧嗒吧嗒”没个完。

他还特别怕两个人。一是“学庆你”的奶奶。这不奇怪，我们那里都是男怕女。二是“学庆你”他爸。这就怪了，我们那里总是儿子怕老子，“学庆你”爷爷却怕自己儿子。只要“学庆你”奶奶在旁边，或者担任公社副书记（不脱产）的“学庆你”爸一回家，老头就装模做样找个什么事忙乎着，再也不理睬我们了。

其次是轮流去各家玩。翻箱倒柜，看有什么好吃的、好“lie”的。但各家的情况大同小异。略微一翻就知道，都是“空空如也”。即便扩大范围，到这几位邻居的邻居家去翻，也不会有什么惊喜。

渐渐地，我们对各家各户“藏宝”的兴趣消磨殆尽，更多的时间还是去户外“lie”。

冬天，看大人们喝一口老酒，脱光下身，跳到荷叶完全枯萎的水塘“采藕”。正如大人们批评的那样，我们就像“树桩子”似的矗在那里，一动不动，一看就是大半天。

或者某户人家请了亲戚们“挑河泥”，我们也赶去看热闹。过年之前，生产队抽干一些水塘，竭泽而渔。春水沛降之前，这些水塘就一直干着。趁着农闲，各家各户可以从塘底取土，垫高宅基。这本来没什么好看的，但请来的亲戚通常都是外村的，听陌生人嘻嘻哈哈、说说笑笑，也挺有趣。尽管许多内容我们都似懂非懂。

或者约齐了，去田间地头“捡豆芽”。这是“小鬼”们能给家里所做的主要贡献。夏秋收获季节，总有零星的黄豆遗落在泥土里。在接种的冬小麦尚未破土之前，豆芽会这里一株那里一株冒出来。“小鬼”们目光如炬，隔三岔五就能将满地豆芽“捡”得一颗不剩。拿回家去，是一道不错的小菜呢。豆芽过不了几天还会再长出来，这样断断续续，差不多可以捡上一个冬天。

但妈妈不让我多去。太冷，不仅棉衣外罩破绽百出，棉絮也早已板结，根本不能御寒，每次去“小圩”的地里捡豆芽，回家都要感冒流鼻涕，严重的时候，必须包着头巾，整日躺在床上，不管“学庆你”如何在窗外呼唤，也不允许爬起来了。

春夏两季，则一天到晚跟在大人后面，在“大圩埂”爬上爬下不知多少遍，为的是看大人们忙乎各种农活。

我们那里说是长江边的“圩区”，但一般都用一条数十米高的“大圩埂”分出大圩和小圩。“小圩”紧靠长江，只有零星几户人家住在“小圩埂”比较宽阔的那一段。小圩主要是旱地，“大圩埂”以内的“大圩”则是大面积水田。绝大多数人家住在大圩，或者如我家，紧挨着“大圩埂”形成比较松散的自然村落，或者是“圩心里”（大圩稻田中央地带）若干历史更悠久的村落，其中有些依然是分散的自然村，有些则是人口稠密的江南小镇，两排住家一户挨着一户，中间有一条贯穿全镇的青石板街道。

我初中之前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小圩和大圩埂，大圩则仅限于紧邻本村（生产小队）的那些水田，很少去“圩心里”的那些村子和小镇。“圩心里”那些人家其实就在视野之内，却总是只能远望，不敢（也没有理由）走过去看看。它们就像我幼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画卷的远景。那里的人们怎样生活？很长时间里这对我都是个谜，直到上初中，学校就在“圩心里”一个小镇的隔壁，谜底才算揭晓：那里人们的生活原来跟我们一模一样。

在小圩旱地，“小鬼”们能做不少事，比如学大人的样子捡棉花，掰玉米，或者在大人挖松的花生或红薯地里捡花生红薯。如果你是初学乍练，自然免不了闹笑话。比如一开始我总以为“捡棉花”就应该是跟在妈妈后面，爬在一人多高的棉花树底下，捡拾掉在地上的棉花。一垄棉花捡到头，大人们收获了好几口袋，我却只捡到一小把。掰玉米也有诀窍，如果你不是先剥开玉米的包衣，再左手稳住玉米杆，右手以适当的劲道果断掰下，那你很可能吃力不讨好，容易将玉米秆弄断。

做这些活计，妈妈肯带着我，因为旱地比较安全，省得放在家里奶奶管不住，又去玩水了。我也喜欢去小圩玩。首先，站在大圩埂上，小圩里花色极为丰富的旱地作物尽收眼底，顿时让人感到心旷神怡。走下大圩埂，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麦浪就更不用说了，间种的芝麻开了花，黄豆结出饱满的豆荚，红薯和花生的藤蔓相互纠缠，无不令人喜爱。就是钻到棉花和玉米的下面，热得浑身是汗，也很开心，满眼五颜六色的庄稼实在可以在少年人心中激发无穷的欢喜。再说红薯和花生多半种在“小圩埂”旁边，甚至“小圩埂”外面的沙地上，等到收获红薯花生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浩浩荡荡默默东流的长江，以及长江对岸那些神秘的村庄呢。

我们乡下在1970—1980年代有一种风尚，就是每逢除夕，家家户户总会买一些年画贴在墙上。这些年画大多是描绘祖国壮丽河山的，虽然年画上的山形地貌跟我们小圩相差太大，但我相信全国人民喜爱自己家乡的心是相通的。村里的大人们整天早出晚归，去小圩的旱地里干活，也会享受像我那样的一份说不出的欢喜、也会觉得自己就是年画中的主人公吗？

我可从来也没有问过他们。

到了大圩水田，小孩子们就插不上手了。那里的农活劳动强度太大，也更讲究技术，比如插秧、割稻子，以及站在“河桶”边脱粒。

“河桶”，是用坚固的厚木板做成的四方形敞口大桶，两米见方，下面装两道木撬，可以在水田里到处滑行。“壮劳力”（有男有女）立在“河桶”四周，接过同样是“壮劳力”川流不息递来“一把抓”的“稻捆子”，用力拍打在“河桶”四沿内侧，打下来的稻粒就自动堆积在河桶里，隔一段时间就舀出来，装进麻袋，由一些壮劳力挑到“小队屋”前面的打谷场去晾晒。这些农活，“小鬼”们都插不上手。甚至你要下水田，也会被斥为“捣乱”。于是我们将各家的饭菜开水送到田边，交给大人之后，就只好去打谷场看机器脱粒。既然有一台机器日夜不停地“脱粒”，为何还要“打河桶”？大人们真怪。但自从专门负责给脱粒机“喂食”的“前进你”被机器卷去一只手，这种热闹也不许我们看了。

剩下的只能是在刚刚晒干的草垛上翻滚，钻进钻出，被干草芒子撩得浑身发痒。

如果谁家请了裁缝做衣服，请了木匠“打家具”，我们也在一旁呆看。这就不止一两天了，非要看到裁缝或木匠完工不可。

倘若谁家挖地基、造房子，那就肯定吃完饭丢了饭碗就跑，用奶奶的话说，“整天不归家”了。

看乡下各种匠人干活，可以欣赏其中极高的技术含量，绝对不同于普通“看热闹”。边看我会边猜想：匠人们为何走这一步？下一步该怎么走？会不会失手？裁缝会不会把布匹裁剪错了？木匠“解（锯开）木头”时，用“墨斗”拉线会不会不那么精准？泥瓦匠会不会把墙头砌歪？他们正在做的活计，是否就为了悄悄纠正上一步的错误？

当然，最吸引小孩子的还是裁缝手里的衣服、木匠手里的家具、一大群泥瓦匠（包括少数木匠）手里的房屋怎样从无到有，一步步被打造、被建构出来。

这个过程实在迷人。

如今住在城里，到处是建筑工地，各式各样的高楼拔地而起，工程技术之复杂远远不是乡下造房子、做衣服、打家具可比，但我为何就一点没兴趣观看了呢？就连自己偶尔装修房子，也懒得每天去监工，情愿全权委托监理公司，只在最后验收阶段把一把关。为什么？仅仅因为年岁渐长吗？但为何幼年时代养成的另外一些兴趣至今还保持着，却唯独丧失了观看各种建造活动的兴趣？

3

小孩子们在一起玩得久了，难免“犯猴”，做出一些出格的事。

不得不承认，“学庆你”比我更“猴”，在我们被鬼头“建国你”“小虎子”等收编之前，许多“犯猴”的点子都是“学庆你”首先想到的。

有一次我们路过“卫红你”家门口，看见“卫红你”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有四个轮子的木头小推车上玩，“学庆你”突发奇想，二话不说，推起小车就跑。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听见“卫红你”奶奶从屋子里冲出来，在我们后面大声叫唤：“你们要把我孙儿推到哪里去？”我不敢转身看后面，只能跟着“学庆你”瞎跑。

后面追赶吼叫的人越多，“学庆你”跑得越快。转过一户人家，看见大片甘蔗林，他就一溜烟推车钻了进去。我别无选择，只能紧随其后。

这甘蔗林真大，我们钻进最稠密处，追兵就看不到了。“卫红你”小弟大概觉得被人这么推着很有趣，一点也不哭闹，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偶尔还咧嘴微笑。但外面可就沸反盈天了，不仅“卫红你”全家出动，还叫来我和“学庆你”的父母。他们一个劲地叫我和“学庆你”的名字，要求我们赶紧从躲藏之地出来，把小孩子还给“卫红你”家。

我倒很想立马就出去，但“学庆你”警告我稍安勿躁，说这时候出去，肯定被打死。过了一会儿，追兵远去，“学庆你”果断决定我们悄悄走出甘蔗林，从村后一条小路绕回“卫红你”家，悄悄地连人带车放回原处，然后大吼一声（算是通知他们领回小孩），再拔腿狂奔，一直奔到村头孤零零的“大肚子”家，躲到天黑，才各自回家。

这次“绑架事件”结局如何，已经记不清了。我和“学庆你”被各自的父母“剥打一顿”（“卫红你”奶奶口头禅），肯定免不了。只记得我有一阵子都不好意思走过“卫红你”家门口了，尽量绕道而行。但我也感到委屈，整件事由“学庆你”主导，我只是稀里糊涂做了从犯而已。

但几天之后捉弄“大肚子”，却完全是我出的点子。

“大肚子”总是习惯吃过晚饭，等天黑了才洗澡。我和“学庆你”好几次劝“大肚子”早点洗澡，这样可以天黑之前出来玩。但他很固执，就是不肯。我和“学庆你”经常等他洗澡等得心焦，于是决定教训教训他。

我的办法是，先跟“学庆你”各自准备一捧草木灰，躲在“大肚子”家柴火堆后面。等他摆好澡盆，兑好热水，进屋拿衣服的一段时间空隙，赶紧将草木灰倾倒在澡盆里，再躲在柴火堆后面静观其变。

只见“大肚子”把干净衣服放在澡盆旁边的小椅子上，脱得精光，坐上澡盆沿口，非常惬意地用毛巾搅拌澡盆里的热水，然后轮流搓洗前胸后背。但他很快便觉出异样，用手仔细一摸，突然大叫起来：“啊——”

我和“学庆你”在柴火堆后面看得真切，不敢弄出任何声响，怕被“大肚子”发现，只好憋着一口气悄悄溜走，一路上差点没笑岔气。

之前我们也并非没有捉弄过“大肚子”，比如夏天趁他在凉床上睡着，就用一根小木棍偷偷替换他手中的蒲扇，然后看他怎样迷迷糊糊拿木棍当扇子，使劲击打自己的脸。但这种小计谋，比起“让他用草木灰洗澡”，自然不算什么。

我因此颇为得意了好一阵子。

4

“学庆你”他们几个并不总有时间陪我玩，有时我不得不一个人去冒险。

主要还是“lie水”（玩水）。我们那里毕竟是江南农村，虽然不像长江下游苏南农村那样动辄大河大湖，但小河（尤其大小“水塘”）星罗棋布，屋前屋后，村头地尾，随处可见。一到夏天，对于还没有学会游泳的小孩来说，没有比水塘更具诱惑力的了。但大人们最担心的也正是这些水塘，竭力防范。然而他们要起早摸黑下地干活，给孩子们“管管水”的责任，自然就落在失去劳动力的老头老太们身上。

偶尔去乡下走走看看的城里人会以为，“老头老太”聚在一起晒太阳，拉家常，是乡村亘古不变的一景。但至少在我小时候，如此一景只有在农闲时（比如年前年后的太阳底下）才能看到。老头老太失去劳动力，并不等于百事不管，“吃现成饭”，有许多辅助性劳动等着他们呢。

比如“看场”。生产队打谷场和各家屋前屋后平地上晒着稻谷、玉米、黄豆之类，只要天气好，就需要老头老太们终日照看着。

中青年主妇们随时要下田地干活，没时间去自留地“兴”菜园（“兴”有种植栽培之意），也顾不上每天择小菜，拿回家做整理、清洗之类的粗加工。自留地里的活计，甚至许多人家洗衣做饭的家务，也都由老头老太们包了，因此他们即使有责任“经管”小孩，也常常百密一疏，鞭长莫及。一不留神，“小鬼”们就逃之夭夭，不晓得去哪口水塘“lie水”了。不出事还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在中青年夫妇和老头老太之间，就会发生激烈争吵。

我爷爷过世得早，从我记事到上小学之前，负责对我“管管水”的只有奶奶。奶奶先前还负责洗衣做饭，后来实在体力不支了，妈妈就从生产队请假，做半天工，半天回家操持家务。奶奶这才有更多时间照看我。

奶奶是小脚，走不快，也走不稳，又有痰疾，终日“咳咳哆哆”。她对我“管管水”，多半只能借助言语。如果我在家玩，她就在我前后左右不停地转悠，说下一大篇告诫的话。如果我跑得不见踪影，她就屋前屋后大声呼唤，让全村人都晓得我又去“lie水”了。

其实有时也很冤枉，因为我并不总是“lie水”，而是有许多正经事要做。

“大圩埂”外面的小圩里有不少川流不息的小水沟，我断定里面多少有几条鱼，便从家里偷偷扛出铁锹和大脸盆，在水沟的某个适当位置筑起一道水坝，然后顶着烈日，忍着饥饿，花上大半天时间，硬是用脸盆将坝内的水舀干。

等到沟底污泥终于露出水面的时候，还真有几条黄鳝，几尾鲫鱼，在污泥里活蹦乱跳。然而当我浑身泥浆，向奶奶献上这些战利品时，她非但不表扬，反而说我又去“lie水”了！我能不委屈、能不感到冤枉吗？

尤其令我难堪的是，每当爸爸妈妈（还有大哥、二哥和四姐）收工回家，奶奶总要向他们告状，诉说我这一整天的劣迹。因此每当暮色四合，也是我最苦恼之时。我真希望奶奶突然忘记一切，将我的所作所为一笔勾销！

大人的态度也有不同。大哥就比较欣赏我抓鱼，只是说以后不要一个人抓鱼，要跟“学庆你”一道，并且要知道水深水浅，而且在大太阳底下不能不戴草帽。但二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附和奶奶。他还给我加了一个新罪名——“吃干饭的”。父母显然默许二哥对我的批评，有时甚至在全家吃午饭时，勒令我一个人立在门口饿肚子。

听到堂屋里碗筷声此起彼伏，我所有的怒火都集中在二哥一人身上了。看见门口晒着他一双布鞋，就拎起来放在门前水塘，狠狠地浸泡一番，水淋淋地丢回原处，然后气冲冲地站在大门口，宣布这一壮举！奇怪的是大家并无怎样的反应，只有二哥跑出来，看了我一眼之后，就将那双布鞋挂到我够不着的树丫叉上，又返身进屋，继续吃饭去了。

我简直怒不可遏，决定干一件大事。这时候我家唯一的那头肥猪“呼哧呼哧”踅了过来。我灵机一动，打开厨房边上新辟的菜园的柴门，把猪赶了进去，立即就看见它大口大口咀嚼起香莴笋、卷心菜、大白菜来了。它吃得那么欢，令我不免有些害怕，只好再次立到大门口，报告菜园里发生的悲剧，并且老老实实招认：这都是我干的！谁叫你们不给我饭吃！

出来的还是二哥。他急忙将猪赶出菜园，关好柴门，然后定睛看着我气鼓鼓的样子。看着看着，他居然“扑哧”笑了起来：“好了好了，快进去吃饭吧！”

二哥的表情有些古怪。他是觉得对我的惩罚已达到目的，不宜再让我饿肚子了，还是觉得单纯的惩罚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刺激我进行更加严重的破坏？反正打那以后，二哥再也不骂我“吃干饭的”了。至于我自己，似乎也觉得赌气搞破坏有些过分。

5

但我对奶奶仍有意见，因为她居然告状告到姑妈们那里去了。

奶奶有四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四个姑妈，都嫁在附近不远的地方。我没见过乡下还有比我姑妈们更孝顺的女儿。一年四季，未必“逢年过节”，她们不知要跑我们家多少回，而且每次来我家，都不会空着手，随身的篮子里，总有一些时新的土产，比如煮熟了的花生、菱角、玉米和鲜藕，或者从公社供销社买来的桃酥、饼干、果脯、“鸡蛋馓子”（萨其玛）。她们名义上是看奶奶，其实也是看我，为的是对我说：“三宝，要听奶奶话啊！”姑妈们对我都非常好，孝敬奶奶的东西，总有一份指明赏给我。但我有时也不免怀疑，她们可能并非真心喜欢我，只是希望我对奶奶好一点，听奶奶话。

小孩听话天经地义，但说多了也令人厌烦。我之所以喜欢跟奶奶玩各种恶作剧，除了天性不够纯良，客观上或许也是父母和哥哥们的训斥、姑妈们的叮嘱起了反作用。

奶奶经常抱怨我“一天到晚神头鬼脸”，就是说我整天没个正经，变着法子瞎玩。“神头鬼脸”一词对我很有刺痛感。好，你说我“神头鬼脸”，我就偏要“神头鬼脸”给你看看！

本来去水塘玩水，奶奶不会知道，但我回家时故意将头发弄得透湿，这样她一眼就看出来了。“好啊，又去玩水！”我就“神头鬼脸”地“哈哈哈”，似乎获得了什么额外的满足。

在大太阳底下捉蜻蜓，也是奶奶不允许的。好几次屏气敛声，差点快要捏住蜻蜓尾巴了，被奶奶一声顿喝，前功尽弃。我只好去“学庆你”家小菜园抓蜻蜓，抓到之后，故意汗流满面地跑在奶奶面前，“神头鬼脸”地“哈哈哈”，似乎又获得了什么额外的满足。

去菜园摘小菜，奶奶非要我也跟着去。菜园固然有趣，但绝不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那么好玩。家家户户所种蔬菜差不多，去了一两回，就兴味索然了，何况没有“学庆你”他们陪伴。但我必须跟着奶奶去菜园，否则大人们收工回家，这又成了一项罪状。我心有不甘，就又想出恶作剧。那天奶奶将枯干的几棵老芥菜挖出来，背回家当柴烧。当她将老芥菜背到厨房门口卸下，拍拍衣服准备进屋时，我忽然大叫：“奶奶，你背上有个大大大大的毛毛虫！”

姐姐不久前刚被毛毛虫害得全身瘙痒，皮肤都抓破了，因此奶奶这一惊可不小，急得原地转了好几圈，拼命拍打上衣，直到见我“神头鬼脸”地窃笑，这才醒悟过来。但她只横了我一眼，顾不上跟我计较，因为做饭的时间到了。

上述恶作剧无伤大雅，但另外有两件事，就特别恶劣了。

现在已经记不确切，我们那里究竟何时通上有线广播。总之几乎一夜之间，家家户户堂屋的立柱上都装了一个碗状小喇叭。每天除了“新闻和报纸摘要”，还有其他不少节目。小喇叭下面有拉线开关，但一般不会有人使用，因为播放时间只有固定的一两个小时。每当小喇叭响起，我都会竖起耳朵仔细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尽管大多数内容并不能懂，但那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语调实在值得欣赏。多谢小喇叭，我后来去城里读高中，一开口就能撇开乡音土语，像模像样地说“普通话”，就是长期收听有线广播的成果。我甚至认为自己的语文能力（尤其“语感”）的培养，小喇叭的功劳，或许也要超过小学和初中课堂上的“语文教学活动”。

然而奶奶特别害怕小喇叭。明明是“新闻和报纸摘要”，她偏说是通知开“批斗会”。不管怎样解释，都说服不了她。她甚至会悄悄拉下开关的绳子，让小喇叭变成小哑巴，以图耳根清净。我当然不乐意，就跟她较上劲。只要她拉下开关，我必然再拉上。为了吓唬她，我还故意趁她立在小喇叭下面时，冷不丁突然拉开开关，让“新闻和报纸摘要”排山倒海倾泻而下。这种小计谋每次都能把奶奶吓得脸色煞白。后来我才知道，她害怕小喇叭是因为“成分高”。有几次针对他们那一类人的“批斗会”，直至后来的“摘帽大会”，确实都是通过小喇叭发出通知的。

还有一次，我陪奶奶坐在堂屋门口的条凳上低头摘菜。时间长了，都需要站起来直一直腰，然后再坐下去继续摘菜。我跟着奶奶站起来时，突然心生一计，偷偷用脚将条凳往后推开好几步，然后双腿暗暗用力，慢慢悬空“坐”下（类似蹲马步）。奶奶毫无防备，放心大胆，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我没想到她居然那么容易上当，顿时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了，也不敢再“神头鬼脸”，赶忙将她搀扶起来。奶奶并未察觉是我使坏，她大概以为自己站起来时，不小心挪动了凳子吧。

我当时没勇气承认，过后也无从说起。但五十多年前突然打开小喇叭、偷偷挪动条凳那两幕，始终历历如在眼前。

都说本村的鬼头“小虎子”是“搅屎棍”，他也确实教给我许多鬼点子，但我那时根本还不认识“小虎子”，怎么会无师自通，想出那些恶作剧来的呢？

每念及此，我都倍感沮丧。原来自己生命的底色中，不仅有似寒灰之荒凉，也竟有如茵陈之苦毒。

奶奶在我读大学二年级时去世了，享年八十三，在乡下也算高寿。再后来，孝敬奶奶的我的父母和四位姑妈，也都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愿上帝永安他们的灵魂，也原谅我的过犯吧。

郜元宝，1966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说话的精神》《惘然集》《汉语别史》《时文琐谈》《小说说小》《不如忘破绽》等专著和论文随笔杂集。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