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肖龙，蒙古族，内蒙古喀喇沁旗人，中国作协会员。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文史撰稿员、杂志编辑、公司经理等。1994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大家》《花城》《芳草》《草原》《南方文学》《作品》《鸭绿江》《湖南文学》《北方作家》《北方文学》《芒种》等多家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诗歌等200余万字。其中，小说《黑太阳》被中国外文局作为“中国文学精品书系”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中篇小说《蚁群》《寻常事件》《英雄》《榆树》《舞蹈》《青烟》《榆叶飘飘》《枸杞熟了》《铁锈》《最后的杀戮》《永恒的大山》《偶然事件》《开窗》《工伤》《北京柿子》《雕像》等，先后被《民族文学》《南方文学》《大家》《青年文学》《芳草》《鸭绿江》《草原》《骏马》等刊作为头题刊发。曾获百柳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小说奖、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敖德斯尔”文学创作奖和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等奖项，部分小说及诗歌入选《中国民族精品小说选》《内蒙古新世纪诗选》《内蒙古文学百年大系》等。2015年曾入鲁迅文学院学习。

 

想起那种罕见的失忆症像瘟疫一样在当地传播起来，并不偶然，事先是有预兆的，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罢了。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后，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几个小时候村里的玩伴和相近的亲友，聚在“四季牧歌”酒店给我接风。

提盅啜饮，醇香入肚，茶水的温度逐渐将大家多年未见的隔膜化解开来。聊家庭、聊工作、聊事业，言辞谙典，话语投机，往事便如雨后的春笋，在岁月的迷雾中渐渐显露出来……

1.“笛子”

“笛子”是我的外号。小时候村里人都这么叫我。外号是姓名之外的另一种称呼。他们管我叫“笛子”，大概是我的名字后面那个字的谐音。这也好，我不讨厌他们这么叫我。“笛子”是用南方竹子做的，通透、有音律、有气节，总比叫“榆木疙瘩”“闷葫芦”“腊猪头”“石磙子”强得多。

当时我也就四五岁或者五六岁的样子吧——具体年龄记不清了。因为那年村里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以至于我的记忆有些混乱，出现张冠李戴、含糊不清的事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堂叔阿尔斯带着女人回村子的事情我却记得非常清楚。这件事像不锈钢钉子深深铆在我的记忆里，多年一直闪亮着……那是个春天的傍晚，夕阳残照中，树影像蛇群一样自西向东穿过寂静的街道，翻过对面人家的篱笆，越过山墙，爬上屋脊。一大片笼罩着村子上空的圆形暮云下，燕子在烟囱冒出的焦煳味儿的炊烟中来来回回地穿梭着，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急迫的唧唧唧唧叫声像竹箩筛下的米糠，细碎而焦急。更奇怪的是，含苞多日的文冠果树花瞬间开放，使整条村街像落了层雪。

照理说，五六岁是人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可那天我却不怎么高兴，像霜打的茄子，蔫头耷脑。我紧缩着眉头，为我母亲没带我去参加赛罕的葬礼而郁闷着。赛罕是羊倌巴根的老婆，村子里第一个患失忆症的人。赛罕有肺气肿的老毛病。自打我记事时起，赛罕就端着肩膀一耸一耸地轰鸡。有鸡轰，没鸡也轰。赛罕冬天犯病时就到我家开的诊所找我父亲号脉，然后拿着我父亲在草纸上给她开的单子到药柜找我母亲抓药。我父亲是祖传的村医，诊室座椅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我祖父的头像。这个不苟言笑、凛然如铁的老头长年累月用严厉的目光盯视着我父亲，让我父亲如芒在背，使他在行医问诊时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懈怠。

曾经有一天，年味儿还在空气里留着尾巴。我父亲到外地出诊回来，棉袍肩胛处被从天而降的鞭炮碎屑烧了个窟窿。我父亲没当回事儿，把棉袍脱下来扔在炕上，在我母亲嘟嘟囔囔的埋怨声中，接盆水洗去脸上的疲倦。坐在椅子上嚼着草根歇息时，一阵困意向我父亲袭来。昏昏欲睡间，西山寺院主持永日布带个小喇嘛来送草药。俩人寒暄后，便不约而同地想到要杀一盘叫“沙塔尔”的象棋。于是俩人坐下来，把棋盘摆在炕桌上。一局未了，我父亲的杭盖（蒙古语，指蒙古象棋车）棋子在没被对方吃掉的情形下，莫名地消失了，随后诺颜（蒙古语，指蒙古象棋王）棋子又不翼而飞。我父亲怀疑对方施展手段。永日大师合掌念声佛，然后笑道：“冤枉冤枉，出家人不打诳语，岂能捣鬼！”……溘然醒来，方觉是梦，想永日大师已圆寂多年，怎么会进入梦中？正纳闷着，见赛罕弓着腰从大门口进来，走到我前些天堆在院中已被太阳晒得面目全非的雪人跟前，傻愣愣地站着不知是退是进。我母亲出去把赛罕扶进诊室。

“我想不起到您这里来干啥！”赛罕坐在小凳上说。

“来我这儿除了看病，还能干啥？”我母亲说。

“憋气病又犯了？”我父亲问。

“憋气病倒是没犯。只是近来脑子总是混浆浆，丢三落四的。”赛罕说，“大先生您给我扎古扎古（方言，诊治的意思）。”

我父亲从桌角的纸盒里摸段草根放在嘴里嚼着，开始给赛罕诊治。一套望闻问切程序下来，除了老症候外，没发现新的病症。我父亲想可能是她身体虚弱失眠导致的健忘，就在旧药方里加味安神的酸枣仁，并安慰赛罕说回去按时吃药，调养几日就好了。谁知赛罕吃药后健忘症状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由间断健忘发展到持续性失忆：圈羊时数着数着羊就忘了前面的数字；抓米喂鸡又顺手把米撒进猪圈里……那天做饭时忘了关灶门就去淘米，以致火从灶膛里漫延出来，点燃了堆在灶房里的柴火。当人们冲进浓烟四起的屋子里把赛罕拉出来时，她已经在烟熏火燎中没了气息……

照理说，赛罕的去世与我父亲没有多大关联。但身为医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因为医学知识的匮乏和不精而未能救死扶伤。我父亲陷入自责中，整天坐在我祖父的遗像前发呆，或默默地擦拭摆在书橱里祖传的医学典籍和手记。地上满是他嚼碎吐出来的草根渣，一片狼藉。我父亲心情不好，我母亲又不带我参加赛罕的葬礼，我只好溜出去，到村子里找小伙伴“跳兔子”玩。也就是那天，我们碰见了我堂叔阿尔斯和他带回的那个蒙面女人。

2.“跳兔子”

在村里人眼中无须太多理由，只要他们愿意就是道理。就像你无法追究他们为啥给我起个“跳兔子”的外号一样。这外号相当长一段时间取代了我的名字。甚至我娘在我不听话或惹她生气的时候也会咬牙切齿地骂我，活“跳兔子”、死“跳兔子”、烂“跳兔子”的。直到我小学毕业到乡里读初中，“跳兔子”这外号才逐渐被我的真实姓名覆盖。

对，“笛子”堂叔阿尔斯带着那个蒙面女人进村时的那个傍晚，我确实在场。

不知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娘，她是萨满。那时候人们信这个，十里八村的，谁家有红白喜事、聘闺女娶媳妇都来找我娘。那天我娘去主持赛罕的葬礼没带我去有她的道理：我娘认为人都是从前世转生而来的，未成年的孩子转世不久，灵气未脱，葬礼上容易看到不该看的东西，譬如亡灵啦，譬如地狱啦，譬如头上长角鼻孔喷气的阎王爷或鬼怪啦……我娘虽说不带着我，但也承诺葬礼结束后给我带剩下的饼干和炸果子回来。那是羊倌巴根给我娘的微薄报酬。饼干的酥脆和炸果子的香甜稀释了我的哭闹。我用衣袖擦干挂在眉毛上的泪水，到院子里瞎逛，找可玩的东西。一股酸腐的臭气从窗里冒出来，在院子里飘荡。我爹正在熟皮子。他边用木棍搅动着沤皮子的陶缸边瞅着我，唱道：“你个小、小臭孩，就知道玩、啊玩。出去捡牛、牛粪，也能烧、烧两天……”我爹不是戏迷，也并非票友，而是因为他严重的口吃只有用短调唱腔才能把一句话说得完整流畅。

我听惯了，只把我爹的话当耳旁风。

“笛子”去我家叫我时，我正在墙头上用火柴盒拦截攀墙而上的蚂蚁，想改变蚂蚁队伍的行进路线。我猫腰躲过我爹的视线，一蹽高蹿出去。我俩又叫上“二赖子”“憨头”。“胡啵啵”和“皇后”本来在街上的井池边玩跳绳来着，看我们热闹也凑过来。其实我们不想让她俩加入。你想一帮男子汉玩，让女人掺合算啥事？但她俩死皮赖脸在后面跟着，我们也没有办法。“二赖子”提议去他家门前玩，我们只好同意，我们怕他耍熊。“二赖子”一耍熊他妈奥扬嘎就会出现。我们到他家门前的石阶旁，拿树枝挖被牛粪困住的螳螂。他家是村里的养殖专业户，禽畜粪尿的腥臊把附近的文冠果树喂养得枝繁叶茂。树上突然响起的窸窣声吓我一跳，我顺嘴喊句：“鬼来了！”伙伴们撒腿就跑。当看见一只叼着鸟的黄鼠狼从树上跳下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我们反身追赶黄鼠狼。我跑得最快，黄鼠狼的臭屁扑在我脸上，熏得我头昏脑涨，蹲在地上咳嗽。就在这时，一台摩托车如抢食猪般哼哼着从村口冲过来，“嘎吱”一声在我身旁停下。

由于我蹲着，看摩托车就特别高。摩托车上驮着一男一女。女的整个头被红色纱巾包裹着，只露出两只眼睛；而男的把眼睛藏在墨镜里，只露出一张嘴巴。男的摘下墨镜，用手朝后捋捋头发说：“到家了！”坐在摩托车后面的女人没吭声，眼睛瞅着街两旁的文冠果树，瞅着脚下凸凹不平、汤汤水水的街面。比我们大半岁的“胡啵啵”眼尖，凑到“笛子”跟前捅捅他后背，趴在他耳根上低声说：“像是你堂叔阿尔斯！”

“笛子”咬着嘴唇，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男人看，可能是害羞，也可能是一时想不起堂叔是谁了。男人也扭回头看“笛子”。“南迪，你是南迪？南迪都长这么大啦！”男人说。男人回头对身后的蒙面女人说：“堂哥宝力德家的孩子。”女人收回目光，将遮住眼睑的红纱巾往下拉了拉。我看见女人细长的眼睛闪了一下，随后又弯成一张月牙。女人从包里掏出一把糖果递给“笛子”，随后又掏出一把糖果分给我和伙伴们。

男人又戴上墨镜，踹了几下摩托车的脚镫，摩托车“咕嗤咕嗤”叫两声，没发动起来，抱窝鸡似的趴在地上不动弹。男人干脆让坐在后面的女人下来，他推着摩托车往前走。那天的场面我记得特别清楚：通红的夕阳晚照下，短粗敦实的男人推着摩托车在前面走，后面是细瘦高挑、头上裹着红色纱巾看不清眉目的女人。错开两米，齐刷刷地跟着我们一群交头接耳、嘁嘁喳喳的毛孩子。男人边走边和街上碰到的熟人大声打着招呼。人们回应着，眼睛总往跟在男人后面的女人身上瞭。每到这种时候，男人就停下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包带锡纸的香烟，慷慨地用指头弹出一支香烟递过去。“我老婆。”男人说。

怕别人没听清楚，男人又拍拍后面女人的肩膀，加大声音补充说：“我老婆——石榴。”

3.“二赖子”

“二赖子”是我。我知道村里人为啥绕过我真名给我起这么个外号。小时候我特别爱哭，常常抱着我妈的大腿耍赖，要糖果啦，要玩具啦，要用手一摁按钮就吱哇说话的游戏机啦啥的——不达目的就不罢休，不达目的就躺在地上打滚大声哭叫。哭闹并不是我的意愿，哭闹是一种手段，因为哭闹能促使我妈给我爸施加压力，这样就能行之有效地解决了我的诉求。你们还记得我小时候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吗？哈哈，不是你们忘记了，而是你们不好意思提。那句话是：“回家告诉我爸。”每当在村子里受到欺负，或是别人不能满足我的需求时，我就把这句话抬出来。那时候我不怀疑我爸在村子里的威望，我爸在村里是最有能耐的人。我爸是天，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直到一场“禽流感”使我家经营多年的养殖场濒临倒闭时，人们对他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后，我才意识到人们崇拜的向来不是人，而是附在人身上的职位和由职位获得的财富。一旦失去这些，你的社会价值就丧失殆尽，和普通人别无二致了！

看我，跑题了，不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接着说“笛子”堂叔阿尔斯带着石榴回来的事。

那天一行人鱼贯着在村街上走着。我们跟在“笛子”堂叔阿尔斯后面，像条尾巴。鸡跟过来，猪跟过来，狗跟过来，鹅脖子一抻一抻地跟过来，街两边屋檐下及窗玻璃里大人们的目光加入进来，使队伍不断壮大，不断拉长，一度到了浩浩荡荡的程度。因为“笛子”有和他堂叔阿尔斯这层亲属关系，走在队伍最前头是应该的。其间“憨头”想僭越，被我一把扯到后面，在他的屁股上踹了一脚。“憨头”没敢吭声，吐吐舌头，退到“笛子”身后去了。

“笛子”堂叔阿尔斯家住在村东的街角。门前的那棵上百年的柳树由于没人修理，枝杈夸张，像披头散发的疯婆子。过去老柳树上住着俩喜鹊，后来被老鸹占了。喜鹊不甘心，和老鸹干了几天架。最后老鸹使用阴招，朝喜鹊窝里拉了泡臭烘烘的屎把喜鹊熏跑了。于是乌鸦心安理得地住在喜鹊窝里。那天我看见树上掉下的老鸹屎在门前蓬散着，像一幅幅粉笔画。跟在“笛子”堂叔阿尔斯后面的石榴捂着鼻子，提着裙摆，像躲避地雷一样跷着脚躲避着地上的老鸹屎。“笛子”堂叔怕老鸹屎浇到摩托车上，把摩托车停在邻居金英贤家门前的空地上。回来时找不到钥匙，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把挂在门上锈迹斑斑的铁锁砸开。他想把砸坏的锁顺手扔进邻居门前的菜园里，瞭了眼身后的石榴，改变了主意，抬手放在身边的墙头上。随着一串“吱吱嘎嘎”的声响，木门打开了，满是荒草的院落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啊！”石榴惊叫一声。

“没啥大不了的！长时间不住的房子，都这样。”“笛子”堂叔说，“收拾收拾就好，收拾收拾会好的。”

“笛子”堂叔推着石榴走进院子，转过身来，抬起双手朝站在后面的我们做个轰麻雀撵兔子的动作，“散了散了，都散了吧，有啥好看的，到别处玩去！”双手一推，咣当一声把两扇木门关上。随后院里传出穿闩落锁的声音。

我们没那么听话。在背阴的墙角处躲藏一会儿，又从黑暗里溜出来，蹑手蹑脚地聚到“笛子”堂叔阿尔斯的门前。大门紧闭着，我们决定搭人梯攀上墙头去。谁甘愿当人梯呢？争执不下，只好用“石头、剪子、布”的游戏决定胜负。我们站成圆圈，喊“一、二、三”之后，把手齐刷刷伸出来，六个小伙伴五只铁锤一把剪子。输者又是被他爹哈米德用芝麻烧饼喂养得身高体胖的“憨头”。“憨头”嘴里嘟囔着：“咋又是我哇！”但还是走到墙根，塌下身子。最先爬上墙的是“跳兔子”，我们在下面等他传话，他却慌慌张张地出溜下来，瞪着眼睛说：“我看见一个大火球！”他伸着两只胳膊比画着。我们都不信，知道“跳兔子”向来一惊一乍，爱撒谎。我们干脆用砖头瓦块做垫脚，都爬上墙头去。院子里空荡荡的，刚刚复苏泛绿的荒草在台阶前摇摆着。“跳兔子”所说的火球，原来是夕阳映射在窗玻璃上的反照。我们正失望时，屋子里传出水杯落地的破碎声。随后“笛子”堂叔阿尔斯指头夹着香烟从屋里走出来。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用后背抵住门，甩甩另一只手捏着的打火机把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一口，吐出烟雾。抬头看见墙头上露出的一溜小脑袋瓜儿，立刻大声吼喝道：“瞅啥瞅，有啥好瞅的！”

“笛子”堂叔阿尔斯猫腰从地上捡起块石头，装出要投掷的样子。吓得我们几个小伙伴从墙头跌下去，连滚带爬，丢盔卸甲，一下四散在村巷的黄昏里，没了踪影……

4.田苗壮

“苗——壮——”

“田——苗——壮——哎！”

我大（爹的俗称）喊。我大整天用这种声调叫魂似的喊我。他的喊声高亢而明亮，在暮色沉沉的田野里回荡着，吓跑了一只正在啃草的兔子，吓飞了两只在河湾水塘里游动的野鸭。我则装聋作哑，依然故我地坐在地上用一块石头磕打另一块石头。旁边堆着的一小堆一小堆石头块，个个龇牙咧嘴，个个身上都带着伤痕，个个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乖乖地等着我的处置——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收集到一只破了边沿的用榆树条编织的篮子里，移除出田地，然后集中倒到十几步远的河套边的卵石堆里。

我并非故意与我大对抗。我知道他喊我的名字没有实际目的，只是图个心里舒坦，就不知不觉地来这么一嗓子。我大拄着铁锹，把双手搭在锹把的顶端，下颚压在手背上，眼睛并没有瞅我，而是瞧着他脚下踩踏着的田地。田地很平坦，颜色分明。被铁锹挖过的地方呈黑褐色，滋滋地冒着生气；还没被铁锹挖到的地方则是灰白色，一片死硬的沉寂……这块靠着河套边的田地三个月前曾是村里哈米德家的菜地，由于哈米德忙于烧饼铺的生意抽不出时间照料，已经荒弃多年了。地里除了赖根草与打籽蒿，再就是石块和屎壳郎窝。这块地和我家玉米地邻界，我大看中了这块地，惦记好几年了，想把这块地弄过来种上庄稼。秋天割玉米时，我大心不在焉，老站在田埂朝对面望。

“瞅啥，有大姑娘还是小媳妇？”我娘说。

“比大姑娘小媳妇都好看哩！”我大说。

我娘抬头眯眼，除了哈米德家那块乱坟岗子似的破地外，啥也没看见。我大说：“要是把那块地弄过来跟咱的地连上种玉米，夏天雨勤，苗壮得喜人，绿油油一片，那得啥阵势啊！”

“做梦吧你！”我娘的嗓门高过喇叭，半里地能吓跑俩蚂蚱，“哈米德猴精的，能把地给你种？”

“不白给，咱承包。”我大说。

“嘁！”我娘撇撇嘴，“别看地撂荒了行，但要有人种，那可就金贵了。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我大把这件事记挂了整个腊月，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哈米德说。今年是我大的本命年。正月初一一大早，响成一锅粥的鞭炮声刚消停，我大就把我娘给他做的红布腰带扎在腰上，叫醒我。按习俗，这天小孩都要穿上新衣服，由大人带着在村里挨家挨户给长辈拜年，无论远近亲疏、年龄大小，只要辈分排在上面都要拜。虽然烧饼铺老板哈米德比我大小两岁，但我姑姥爷的舅舅是他家表叔，论起来辈分比我大高。我大带着我去哈米德家拜完年，我和“憨头”在他家院子里玩。我们把从炮屑堆里捡到的哑火鞭炮掰断，在窗台上摆成圆圈放“刺花”。两个大人坐在屋子里的炕上抽烟、喝茶、嗑瓜子说话，我大跟哈米德提起那块地的事，哈米德“啊哟”一声，用手指甲抠着衣服前襟上的面粉渍，脸上一副遇上挠头事的态样：“那可是块好地！要是雨水勤的话，产万八斤大白菜跟玩似的。”

“你瞅瞅。你瞅瞅。”我大说。

“多好的一块地啊。”哈米德说。

“就是呢，扔了可惜！”我大说。

“不是扔！我是舍不得。”哈米德说，“村里有多少人惦记着呢，想包我早就把它包出去了。”

“你出个价，我包。要钱和粮食都行。”我大说。

“孟和出一千三百斤麦子。”哈米德把指甲抠下的面粉块捏在手上，走出去放进鸡食盆，回来接着说，“我没给他。”

“嗨！”我大说，“孟和是泥瓦匠，侍弄庄稼他没我在行。把地包给不懂庄稼的人会给你种糟践喽。”

“我也这么寻思……”哈米德说。

“你看我给你一千五咋样？”我大瞅着哈米德的脸，随后又说，“再加一百斤！一千六百斤麦子总可以了吧？”

哈米德心里高兴，脸上却是一副吃亏赚便宜都不在乎的样子，勉强同意把地包给我大。我大像磕跟头捡了个元宝似的，乐得嘴都合不拢。从哈米德家出来，我大直接带我到河套边，围着那块地左步量右步量；站着瞅瞅，蹲着瞧瞧；用手拨开地表皮，捏撮新鲜泥土放进嘴里嚼嚼，然后朝被他冷落在河套边、孤单单地站在岗上让寒风冻得直打哆嗦的我扯开嗓子：

“香！”我大说。

“好地呀苗壮——”我大喊。

正月初八到谷神庙烧了香，我大就带着我们全家一头扎进从哈米德手里承包的那块荒地里，早出晚归。由于整天在地里干活，村里出了啥事我们一概不知，甚至一向精通农业气象的我大对天上一连多日出现的旱云也丝毫没有察觉……

5.“笛子”

我从一条窄胡同里钻出来。天已经黑了，街上叽叽喳喳叫的麻雀都偃旗息鼓，进了窝。“瞎碰子”（一种昆虫）从文冠果树下来，成群结队朝着亮起灯光的人家扑过去，街边叮叮当当的撞击窗玻璃的声音不绝于耳。那时候，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认为天黑和“瞎碰子”有直接关系——黑色天幕是被“瞎碰子”扯下来的。我在街上朝家里走着，不时有“瞎碰子”迎面而来，躲闪不及被“瞎碰子”撞到，便会像被哪个淘气的家伙用弹弓射出的泥丸击中一样麻酥酥疼上一阵。突然感觉大腿腋子一阵凉，伸手一摸，才知道从我堂叔家墙上跌下来时不小心撑破了裤裆。我顿时羞臊得满脸通红，捂着腿裆四处撒目，好在天黑街上的行人稀少没人看见，不然要是在村子里传出闲话，不让人笑掉大牙才怪！我夹着腿，像电视里戏剧花旦一样挪着碎步向前走，这怪模样不但影响速度，还惹得和我熟识、一向对我摇尾巴讨好的街狗们龇牙咧嘴朝我狂吠。我不知道这时候赛罕的葬礼结束了没有。我想必须在我母亲回家之前赶回去换下衣服，不然要是被她看见，就算炕上的笤帚疙瘩不尥蹶子，一顿数落、一顿臭骂也是躲不过去的。

撒腿往回跑。

刚进院，就听见我母亲说话的声音。

我不敢进屋，顺着短墙的黑影，猫着腰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爬到窗下一棵杏树的树杈上等待着机会。

我母亲已经把饭做好，放在锅里等着我回来吃。现在她正在收拾屋子。我母亲爱干净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屋里尽管是土地，她也要每天掸遍清水，让屋子一尘不染；卧室尽管是粗糙的红躺柜，她也要用蘸了鸡油的抹布一遍遍地擦，让红躺柜鲜艳如新，光可鉴人。我母亲一天不在家，她就觉得屋子被我父亲搞得不成样子。其实屋子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乱，乱只是她心里的一种感觉。我父亲穿着半旧的带格子的灰色毛背心，坐在椅子上看书。那是一本厚厚的因年深日久而变得发黄的羊皮书，我父亲把羊皮书托在膝盖上，用放大镜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我父亲眉头紧蹙，心事重重，还在为赛罕的去世费着脑筋。我父亲隐约觉得赛罕的去世虽是意外，但这绝不是个案。他想世上的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所有该发生的并不是骤然发生，都有酝酿的过程，也就是前兆：骤雨之前先是狂风；雷鸣之前总有电闪……或许赛罕的遗忘就是某种传染病的征兆！想到这里，我父亲头上冒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感觉一种无形的东西正像黑云一样向他压来。他不敢再想下去……这几天我父亲找遍书橱和箱柜，翻看了所有珍藏的医药书籍，想从这些权威的古旧典籍中找到和赛罕类似的病症及治疗依据，但都是徒劳，他没有找到一条可供参考的资料。我父亲搁下放大镜，揉揉眼睛，伸手从桌角的纸盒里摸段草根放在嘴里——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每到行医遇到疑难病症时，我父亲就捏段草根放嘴里嚼一嚼。因为他觉得人和草是一脉相承的，草是土地的精神，也是人和土地唯一的通道和媒介。因此古今无论哪个民族的医疗种类，都是在遵从医学原理的基础上，把百草用到极致……这也是咀嚼甘之如饴、充满土腥味儿的草根会使他神清气朗、茅塞顿开的主要原因。

可是这些天，我父亲嚼了几纸盒草根，头脑依然一片混沌，没有把赛罕的病情理出任何头绪来。

我母亲用鸡毛掸子掸完柜橱，拿着笤帚和撮子，边打扫地上的草根残渣边和我父亲说着赛罕葬礼上的事情。

“人很多，但都是上岁数的人。”我母亲说，“真正戴孝帽的小辈没几个。连个指路的人都没有。”

“赛罕娘家亲戚呢？”我父亲说。

“都在城里打工，赶不回来！只有蝴蝶沟的亲戚派来一个叫索木木的小男孩，但太年轻啥也不懂。”我母亲说。

“死了死了，人死如灯灭，摸黑赶路的总是活着的人！”我父亲说完这句话，朝眼镜片上哈口气，用衣角擦擦再戴上，继续看书。我母亲突然想起什么事情，停下手里的笤帚。

“听说阿尔斯回来了。”我母亲说。

“阿尔斯？”我父亲脑子还在药典里没回过弯来。

“你那宝贝堂弟呀。”我母亲说。

“听谁说的？”我父亲放下羊皮书。

“街上人都传。”我母亲说，“还带回个女人。”

“哦，哦。”我父亲眨着眼睛。

“你说他这……还能……”我母亲摇摇头。

“别瞎说！”我父亲瞪眼瞅着我母亲。“士别三日，还刮目相看呢！我兄弟不缺胳膊不缺腿的，怎么就不能……”

我母亲知道说走了嘴，吐吐舌头说，“这不是在家说嘛，也没有旁人。”随后朝窗外瞅了眼，转移话题说，“南迪这孩子到哪野去了，这么晚还不回来！我去找找他，顺便到刘阿财家菜店割几斤肉准备着，没准明天阿尔斯带着那个女人来认亲呢。”我父亲说：“有必要，有必要。”我在窗下的杏树上听着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话。在我母亲找篮子的当儿，一阵困意向我袭来，杏树随着我的激灵晃动一下。我爸听见动静，以为是谁家的野猫爬上杏树，打开门廊灯，我骤然暴露在刺眼的灯光下。

6.“皇后”

我的外号源自一个梦。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拿村里人的话说就是“黄毛干瘦”的。所以又稀又少的头发就成了我的心病。每次看到谁长着一头浓黑茂密的头发就羡慕得不得了。我试了很多据说能使头发变黑的方法：醋泡黑豆啦，嚼黑芝麻啦，用姜汁擦头皮啦等等，但都屡试不灵。有次我去“跳兔子”家玩，正赶上他家里肃静。没有香客的时候“跳兔子”他娘塔拉看着是个正常人，烧火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跳兔子”他娘掰过我的脑袋用手摸了摸，说你头发啥毛病没有，就是缺营养，没有肥料咋能长出好庄稼呢！她告诉我一个偏方让我回家用：捡些麻雀屎化成水洗头。她还言之凿凿地说，用不了半月，保准会长出又黑又壮的头发来。收集麻雀屎并不难，墙根树下，凡是麻雀集聚的地方一划拉一大把。我如法炮制，可是用麻雀屎洗了一个月，头发不但没有变好（黄瞎瞎的像旱地棒子吐出的玉米缨子），还弄了一身麻雀屎味儿——这臭气腻在头皮上，咋洗也洗不掉，害得我走在街上别人都捏着鼻子躲得远远的。

我彻底失望了。

人一失望总想寻找寄托。梦境是寄托最好的土壤。我在电视剧《还珠格格》里看到皇后戴的凤冠是黄色的，和我的头发一个颜色，于是我在梦里就当了皇后。我把这戴着金冠的梦说给“胡啵啵”听，谁知这小蹄子嘴不牢靠，转身就把这话传扬出去了。

我有爹无妈。后来我阿爸续弦才有了现在的阿妈妮（朝鲜语，母亲的意思）高娃。你们肯定会想到那些诸如“棒打芦花”、“房梁藏肉”、“白雪公主”等后妈虐待养女的故事。但你们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我身体的羸弱和我的身世没有一毛钱关系！事实上，我阿妈妮不但没虐待我，而且疼爱我如同己出，冷了加衣，饿了添饭。可能是对我太过溺爱的缘故，给我打小养成挑食的习惯。

那天大伙都爬上墙。我个子最小，费劲巴力刚爬到墙头，还没看清楚什么，“笛子”和“跳兔子”他们就叽里咕噜从墙头上滚下来，撒腿就跑。我也稀里糊涂地裹在他们中间奔跑。其实我家就是“笛子”堂叔阿尔斯家的邻居，仅一墙之隔，我却跟着他们顺胡同从村东跑到村西，等都停下来，看看天色晚了，都散了回家吃饭时，只剩下我自己孤零零地往家走。

在街道的路口，我碰见地里干活收工从薄暮中走出来的田苗壮和他爹娘。田苗壮见了我就像在笼子里关久了，偶尔被放出来见了同类撒欢蹦高的小猫崽一样高兴。他把挎着的篮子递给他娘拿着，拉着我跑到街边废弃的磨坊里，坐在石头磨盘上说：“快说说，村子里有啥好玩的事？”我说：“‘二赖子’家的黑母牛下犊了，犊子竟然是花的。”田苗壮说：“哦，哦，再说——”我说：“‘憨头’家的烧饼铺换了门面，前厅装了玻璃。”田苗壮说：“哦，哦，再说——”我说：“‘笛子’堂叔阿尔斯回来了，还带个叫石榴的蒙面女人。”田苗壮说：“这个有意思，女人咋会蒙面呢？”我摇摇头说：“不知道。”作为跟我说的事对换，田苗壮也说两件事。一是他捡石头时尝了他大挖出的草根，竟然是甜的。二是他大说要把地种出牛奶来。

“瞎扯。”我说，“地只会长庄稼，咋会出牛奶？”

“我大说了，地就是卧着的牛，侍弄好就会淌出奶水来。”田苗壮瞪着眼睛，一副不容置疑的样子，“不信你瞧着！”

我们说着话，听见街上有女人的吆喝声穿透夜幕一波一波传过来。“金英姬！金——英——姬——哎！”我知道是我阿妈妮喊我回家吃饭，就答应一声，从石头磨盘上跳下来，撇下意犹未尽的田苗壮，撒腿朝家的方向跑去。

过去邻居家没人住的时候，夜里起夜望着那边空荡荡黑黢黢的院子有些害怕，有时尿撒了一半就提上裤子往屋里跑。现在“笛子”堂叔阿尔斯回来了，我感觉踏实多了。我阿爸是个扎匠，性格孤僻，仿佛话都对那些他给死人扎的纸人纸马说尽了，对活着的人只有沉默寡言，冷脸相对。这样也就把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偃旗息鼓，死气沉沉。“笛子”堂叔回来给我家带来了人气，打开了我家紧闭的大门，开始有人串门走动了。

第一个来我家的是“笛子”妈索布德。她说是来我家借箩筛，眼睛却往邻居院子里瞅。我阿妈妮知道她的用意，故意不往事情上说。第二天“笛子”妈来还箩筛时，终于憋不住了，悄悄地问我阿妈妮：“咋没有一点动静呢？”我阿妈妮说：“几天了，都这样静悄悄火不生烟不出的，也不见人影……”“笛子”妈说：“许不是……”我阿妈妮说：“不会吧……”。

第二个是村里治安员夏治国。夏治国不是来我家，是敲错了门。他和我阿妈妮寒暄几句就去了邻居家。“笛子”堂叔阿尔斯出来开门，我站在院子里清楚地听见他们说话。治安员夏治国当过兵，说话声音比“笛子”堂叔高出半个嗓子。

“连面也不露。没事吧？”夏治国说。

“能有啥事！太累了，想歇歇。”“笛子”堂叔说。

“既然回来了，就打起精神。拾掇拾掇这些破破烂烂，踏踏实实过日子，别总吊儿郎当的！”夏治国说。

“正合计着，准备弄呢……”“笛子”堂叔说。

7.“胡啵啵”

那天“皇后”来找我玩。我打开门，她站在我家台阶上，我抬头一瞅，哎哟妈呀！惊得我差点没掉了下巴。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见她身上穿着整洁的旧衣服，没了麻雀屎的臭味儿，浑身香喷喷的，一股用香皂洗澡的味道。过去蓬乱的头发现在梳成小辫，盘在脑袋上，衣领以上露着白白的脖颈。最惹眼的是头上戴的那副黑绒布上镶着金灿灿颗粒的大蝴蝶结，不但把她干枯稀疏的黄发映衬得鲜亮柔顺了，还把脸衬托得红彤彤的。

“皇后”背着手站着。我前前后后绕着圈打量她。

“相亲去？”我说。

“屁！”她说。

“谁给你捯饬的？”我说。

“你猜。”她说。

我想肯定不会是她高娃妈。她高娃妈牛高马大，粗胳膊壮腿，长得像个男人似的。干地里活一个顶俩，但从来不会女人该会的活计，手指头捏不住一根针，连鞋样也要求烧饼铺的老板娘艾玛尼去铰。你说连自己都收拾不地道的妈，还有心去收拾女儿吗？更不可能是她阿爸金英贤，那个老古板，别看他把纸人扎得活灵活现，熨熨帖帖，有鼻子有眼的，但我敢保证，回家他肯定连皮筋都不会给女儿扎。我敲着脑袋，开动脑筋，但咋着也猜不出是谁把她打扮得这么漂亮。我说我猜不出，她不告诉我。我想起她最怕胳肢（骚痒），就把手朝她伸过去。还没等我的手碰到她胳肢窝，她就笑得蹲在台阶上,举手求饶。

“说不说！”我说。

“我说，我说……”她喘着气。

“谁？”我说。

“那，那个女人。”她说。

“哪个女人？”我把她拉起来。

“就是，就是‘笛子’堂叔带回的那个叫石榴的女人。”她说。

我再次差点没惊掉下巴——话说到这里我得唠叨两句。你们都知道，我这人没别的毛病，就爱唠叨，要不村里人咋管我叫“胡啵啵”呢。“胡啵啵”是一种益鸟，我见过，挺漂亮的，长着像啄木鸟一样的尖喙。春天就在刚冒绿叶的树林里无休止地“啵啵啵啵”叫，还“梆梆梆梆”地敲干木头。那是它在跟树木说话。人也需要说话，要不然我们长张嘴干吗呢？老天在我们脑袋上安张嘴不光用来吃饭，更主要是说话。不说话是石头。不对，石头也会说话呢，你没听过春天种地时轧垄沟的石头磙子在毛驴屁股后“吱扭吱扭”的叫吗？人不说话就会出事情，像我爹，过去整天闷着头不说话，烟不出火不进的，只知道用瓦刀抹泥修砖，要不就沉迷喝酒，让酒精在肚子里把话淹死。等我那耐不住寂寞的娘跟着唱皮影戏的男人走后，我爹才知道后悔，整天瞅着我娘的照片流泪，发誓挣了钱把我娘找回来好好过日子……

“皇后”那天特别高兴，话多得像小河流水哗啦啦淌。她跟我说了怎样一大早听见邻居院子有响动，怎样好奇地趴在墙豁口上看着摘了面纱的石榴在窗前洗漱，怎样当石榴提肩举木梳，她那一头黑发瀑布似的从后背披散下来时她羡慕得脱口发出惊叫；石榴听见后，怎样指使正拿着铁锹在院子铲杂草的“笛子”堂叔把她从墙豁抱过去，放到地上；石榴怎样朝怯生生咬着小拇指甲的她招手，让她走过去给她梳洗打扮……这些话如同天方夜谭，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同时也眼馋得不行。

我怂恿“皇后”也带我去“笛子”堂叔阿尔斯家碰碰运气。

“皇后”拉着我向“笛子”堂叔家跑。那天是个响晴天，顺耳边擦过的小风带着一股文冠果花的香味儿。我老远看见“笛子”堂叔阿尔斯家门前的那棵老柳树添了新叶，老鸹窝被“笛子”堂叔掀了，归来的喜鹊正在另一根枝杈上衔柴搭窝。不时传来喜鹊“喳喳”的叫声。院门大开着，院子里杂草已经清除干净，显得既平坦又整洁。我们放慢速度，压着脚走进院子。石榴身上穿着干活时才穿的宽松衣服，正站在地上指挥在偏厦顶上修补漏洞的男人。“笛子”堂叔阿尔斯衣服带着泥点子，脸上洋溢着笑，干劲十足的样子。两个人边干活边开着我们小孩听不懂的玩笑。

“这窟窿太大，得硬家伙才能填满。”“笛子”堂叔说。

“用泥巴堵上你那张臭嘴！”石榴说。

“臭还有人抱着啃呢。”“笛子”堂叔说。

“只当啃猪头呗！”石榴说。

两人嘻嘻哈哈笑着。笑也不挡干活。石榴用铁锹在和好的泥堆上铲满泥巴，双臂用力向上一送，带着木柄的铁锹便像拖着长尾巴的山鸡一样平行着向偏厦屋顶飞去，“笛子”堂叔阿尔斯稍一侧身，用双手接住锹把，再一转身，便准确无误地将铁锹上的泥巴填进铺了茅草的漏洞里。石榴接住“笛子”堂叔从偏厦顶上抛下的空铁锹，刚想接着铲泥，回头看见我们，把铁锹插在泥堆上跟我们打招呼，从窗台的笸箩里捧些炒熟的向日葵子分给我们嗑。没等我们说话，石榴就明白了我们的来意。

“咋样，金英姬的头发这么梳好看吧？”石榴说。

“皇后”咬着小拇指甲点点头。

“好看！”我赶紧说。

石榴把我叫到跟前，手搭着我的肩膀，歪着头左右端详一会儿，说：“你的脸盘比金英姬圆，留这种短发就不搭衬了。应该在后面梳条马尾辫，头发养长了，再用紫色绸布或蓝色头绳宽松地拢一下，那效果就出来了……”

8.“憨头”

自打把河套边那块地包给田苗壮家后，我爸和我妈就像是做成了一桩大买卖，高兴了老长时间。我家连着吃了两顿饺子。饺子馅是肉丸的，让我吃得满嘴流油，弄脏了衣服我妈也没训我。出了正月，小北风刮得树杈子来回晃悠。大雁还没嘎嘎叫着往北飞的时候，我爸就从县城里请来了施工队。那些戴着白帽子的人把我家土坯垒的门面拆了，换成瞅着瓦亮瓦亮带着玻璃的塑钢门窗。现在正盘算着把门前的土地铲平坦，铺上地砖，摆几张桌子，把售卖早点的生意做起来。

吃完早饭，我推着从旧木桶上卸下来的铁箍准备出去玩。正在后屋和面的我妈把我叫住，给我翻过压进后脖颈的衣服领子，捏下粘在我脸蛋上的芝麻粒和烧饼渣。我妈对我说：“以后别痴痴呆呆的，跟你爸学精明点。等咱家的生意做大了，我们都老了，这个家产就是你的，你还要当老板呢！”

“我不长大！我不当老板！”我哭唧唧地说。

“为啥不想长大？”我妈说。

“长大娶媳妇。媳妇欺负我。”我说。

“为啥不想当老板？”我妈说。

“老板，老板……”我撇着嘴，一副要哭的样子，抽着气认真想着，接着说，“老板，老板净泡妞儿……”

我妈气得哭笑不得。她愣怔半天，摇摇头，嘴里嘟囔着说了句：“摊上这么个憨儿子可咋好！”

我知道村里人都管我叫“憨头”，其实就是说我傻的意思。当初我听村里人说“这个‘憨头’，心眼都让他爸哈米德长了！”的话时，心里还纳闷呢：“心眼”是啥呢？是痦子是脓疮，想往谁身上长就往谁身上长？是桃子是鸭梨，谁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村里人拐弯抹角说我缺心眼呢！“缺心眼”就是傻蛋的意思。我不爱听这话。我跟你们说，其实我脑袋灵光着呢，一点不比“笛子”“跳兔子”“二赖子”他们差！我三岁起就能数一到十个数，再从十数回一。我还能猜谜。有次我们在废弃的磨坊里玩，我们都仰面躺在石头磨盘上，顺屋顶露出的窟窿，看天上的鸟和一会儿变成猫一会儿变成狗、一会儿又变成叼着烟袋抽烟老头的云彩。“二赖子”冷不丁想起个问题，说：“考考你们啊。谁答对谁好汉，谁答错谁坏蛋。”我们都憋着气听。“二赖子”说：“你们说人的鼻孔为啥朝下而不朝上长呢？”“笛子”“跳兔子”“胡啵啵”“皇后”他们都没话了，挠着后脑勺咋着也想不出来。我抹下鼻涕，顺口就回答上了：“那还用问？鼻孔朝上长的话夏天不灌雨哇！”大伙想还真是，都心服口服，对我刮目相看了。

我推着铁箍在街上跑。铁箍哗啦哗啦响。铁箍不傻。铁箍碰见小石头就跳过去，碰见大石头就倒在地上耍熊。我把铁箍扶起来，说半天小话铁箍才肯往前走。我看见“胡啵啵”和“皇后”在废弃的磨坊前踢毽子。她们身体一耸一耸的，毽子在她们鞋尖上下飞着。我看见一只花里胡哨的蝴蝶围着她们飞。我想起夏天蝴蝶就围着开花的大头菜上下飞。我不喜欢蝴蝶。蝴蝶净往大头菜里生虫子。我叫铁箍停下来。

我瞅着她们。

“你们脑袋生虫子吗？”我说。

“你脑袋才生虫子呢！”“胡啵啵”说。

“你脑袋生绿豆虫！”“皇后”说。

她们不拿我的话当回事儿，认为我在开玩笑，继续玩她们的。我对天起誓，谁跟她们开玩笑谁是小狗！我是认真的。我看见她们停下来和我说话的时候，蝴蝶就趴下来不动了。蝴蝶不动的时候就是下虫子的时候。她们想加我进去玩。我不愿意跟她们玩。我不跟脑袋生虫子的人玩。我推着铁箍离开她们。我想着她们脑袋生虫子——人会生虫子，马会生虫子，鸡鸭会生虫子，石头会生虫子，街道会生虫子，房子会生虫子，云彩会生虫子，所有我知道的一切一切都会生虫子……我蹲在地上哭起来。

哭着哭着，我又乐了。

我看见“笛子”推着自行车从刘阿财家的菜店走出来。自行车高过“笛子”的头，他扬着胳膊抓着车把。自行车的车筐里装着的两瓶白酒一瓶醋一条香烟，咣咣啷啷干架。我跑过去和“笛子”打招呼。我说：“笛子笛子，咱们去河湾捉泥鳅啊。”“笛子”说：“不去，我家来客人了。”我说：“我去你家玩行吗？”“笛子”想了想说：“行是行。可不能推那破铁箍啊，太吵人。”我就在街上找个干涸的水沟把铁箍埋起来，用秫秸画了个圈，跟着“笛子”去他家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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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