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子

从2007年开始到2017年，仅仅十年间，宁夏平罗县境内一个叫庙庙湖的地方，由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生态旅游景点。2017年，庙庙湖获批建设国家级沙漠公园，被国家农林局评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旅游企业”。

庙庙湖位于平罗县陶乐镇以北十五公里处，紧挨着内蒙古鄂托克旗，南北临毛乌素沙地。今天，这里已经是国家三Ａ级旅游景区，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沙漠生态旅游区，被媒体称作沙漠绿洲、沙海奇观。

这一切都跟一个叫王恒兴的老人有关。

决定到庙庙湖沙地去植绿的时候，王恒兴已经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了。孔子曾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七十岁，对于绝大多数老人来说，都是应该安度晚年的时候，而在沙漠里植树，是往沙漠里不停“烧钱”的事情，更是一件自讨苦吃的事情。王恒兴老人为什么放着安闲舒适的生活不去享受，而非要花钱找罪受呢？一个有着两亿元资产的煤老板，为什么要把钱扔进沙漠里？更令我好奇的是，一个煤老板，一个在煤业挣了大钱的人，做出这番不可思议的举动，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想的？

王恒兴老人曾是石炭井矿务局一矿农场的场长，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建立了宁夏最大的个体洗煤企业，成为远近闻名的煤老板。人到七十，突发奇想，从煤业转向沙漠植绿，在我看来，这中间的巨大反转，一定有一言难尽的历程。而其中的故事，也许只有见到王恒兴本人，亲耳听了他的讲述，才可能知道。

一

2021年3月3日一早，王恒兴和老伴儿驱车到大武口星海湖宾馆接我。开车的是王恒兴的外孙小刘。初见王恒兴，我觉得他并没有实际年龄那样显老。

“王总，您现在还常去庙庙湖吗？”一上车，我就问王恒兴老人。

王恒兴未吱声。他的老伴儿说：“冬天，没活儿，等天暖和了才去。”

“爷爷，你把耳机戴上。”小刘提醒说。

这时候，王恒兴老伴儿说：“他听不着，耳朵不好使。大夫说是在沙漠里待的时间太长了，沙子吹到耳朵里了，把耳朵给糊住了，就像水泥一样。北京的大夫说，聋就聋着去，不能清，清不好再把命给要了。发现耳朵这样有五六年了。”老伴儿又说：“他今年八十六了。这两天腿疼病刚好了点。

过了一会儿，王恒兴老伴儿接着说：“现在谁来庙庙湖一看，谁都说这个地方好得很。可刚一开始，谁说好？现在旁边紧挨着内蒙古鄂托克旗那个地方啥样，以前庙庙湖就是个啥样。刚进去，啥都没有，全都是大沙丘。陶乐人都说，这个王老傻子有两个钱烧的，拿着钱往沙子里面砸。”

一提起十几年前初进庙庙湖沙地时的情景，王恒兴老伴儿的话头就止不住了。“当初他要干，我反对，他不听。儿女也反对，都说这么大岁数了，下苦下了一辈子，该享享福了，给你买个好车，配个好司机，四处走走玩玩。他说不，他不爱那个，就看上这片沙地了。”

“这个地方好吗？刚来他就问我。我说实话，地方是个好地方，但是我干不了了，大半辈子苦也受够了。当时我就说你想干你干去，我是没精力了。我腿疼得爬沙坡半天爬不上去。”王恒兴老伴儿边说边伸出了她的手让我看，只见她右手的五个指头关节全部变形，骨节突显，手指弯曲。她说：“我的腿也是这样子，年轻时就是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最厉害时腿疼得床都下不了，还是他领着我到处看病。可当时我是真的干不动了，我原想着他干干也就算了，没想到他信心大得很。”

“你以为他是咋干出来的？头一年，我们一家人开着四驱奔驰车进去，一进去车就陷到沙地里。没办法，他就用推土机把沙丘推平。我们刚去的时候，买个树苗苗种下，像手指头这么粗，夜里风一来，第二天，全埋到沙子里了。再用手往出刨，刨出来扶着再栽上。他当时雇了两个工人，这两个工人告诉他，这沙地里没有水，就是栽上树也活不了。结果，头两年钱全都砸到沙子里了，手里的钱都花光了，有段时间我们老两口连生活费都没有了。”

“庙庙湖跟前的人谁一说，都说是你王恒兴有两个钱烧的，不会享福，跑到沙漠里，脑子有毛病呢。”

车往前开着，王恒兴老伴儿的话里有抱怨，有牢骚，有感慨。我从这些话里，听出种种艰难和不易，却也听出了坦然、赞叹和欣赏。

“我们到这里来十五年了，全是自己拿钱买树苗，买就买小的，因为便宜。现在那些个小树苗都长大了，每棵树底下都有这么粗的管子(以食指比画)，现在还有，一天要浇好几遍水呢。”王恒兴老伴儿又说。

说着话，就到了陶乐镇街头，车停在一家小超市门口。王恒兴说：“在这里买点菜，刚开春，庙庙湖那边还啥都没有呢。”

当小刘挽着爷爷往路边小店慢慢挪步时，我才真切感受到，眼前的这个传奇般的人物，已经是一个行走蹒跚尽显老态的耄耋老者了。只是，令我奇怪的是，当我听当地人介绍这位老人的经历时，我脑子里闪现出的并不是眼前这个年龄的老人该有的老态，或者说，至少我一直以为，能在沙漠里一待十几年，把一片沙漠变成绿洲的，能在沙地上播种这样的奇迹的，一定是一个身体健壮精力旺盛意志坚定的人。而眼前的王恒兴，完全打破了我对他的主观想象和第一印象。在时间和衰老面前，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王恒兴也像其他这个年纪的老人一样，无可避免地迎来了他的衰老和病痛。这也让我更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这样一个跟别的老人一样的老头儿，却干出了这样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

我推开车门，想和小刘一起去搀扶王恒兴，王恒兴老伴儿拉住了我，说：“你就在车上坐着，不用下去。”我不知道是她跟我客气，还是为了不让王恒兴感到没面子。我只好继续坐在车后座上，跟她接着聊了起来。

王恒兴老伴儿说：“刚过去的这个冬天，王恒兴一直躺在床上动不了，腿子疼得受不住，这两天才刚能下地走一走。他的病腿跟他的耳朵一样，都是在沙漠里这些年落下的毛病。”

“夏天庙庙湖可好了，花也开了，果子都结了，谁来谁说好。我们庙庙湖院门口的树就是他最先栽下的。现在，来的人谁一看都说他了不起。谁能想到，当初这一大片全是荒地。”

上车下车，走进走出，行动迟缓的王恒兴，令我猛然意识到这个八十六岁的老人，可能背负着我所不知道甚至不能想象的生活分量、人生故事。

一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庙庙湖村。

一直没怎么开口的王恒兴转过身子说，“当时就没有这个村子，庙庙湖村是2013年建起的生态移民村。”说着，老人笑了，脸上的表情显出一些兴奋。

当初如果没有王恒兴在这里植树多年，移民村的成立会不会再晚些呢？我正想问王恒兴，他老伴儿说话了：“以前没开发，没人知道这里还能住人；他开发以后，大家才发现这地方可以住人。前几年政府从西吉移来一千多户人。这个柏油路修了有四五年，是政府为移民村修的，以前就是一条沙沟。现在我们用的劳动力主要是庙庙湖移民村的。村民一家一个三轮车，工地上干完活，中午就回家吃饭了。”

“这几年，树都种起来了，就不刮沙子了。每年春天，在庙庙湖就业的超过一百人。在这里搞养殖，喂牛喂羊的，都是庙庙湖生态村的移民。”王恒兴接着老伴的话开了腔。

说话间，就到了景点大门。

“这纯粹是在沙地上建起的一个景点，大门两边的树都是他栽的。他对庙庙湖太熟悉了，咋能不熟悉？他以前挣下的每一块钱都甩到这个地方了。”王恒兴老伴儿像是在自言自语。

车开进庙庙湖景区。迎面正遇上一辆驶往景区外的拖拉机，拖拉机的车斗上站着十几头小花牛。王恒兴的视线一直随着拖拉机移到了景区门口，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这十来头小牛是景区养殖的肉牛，三个月就出栏了，这是要拉到陶乐集上卖的。”他指着车外，“这片新开发的地方，种上了苜蓿，再过二十天就长出来了。这里经常有野兔、野鸡出没。景区现在所有的收入刚能养活住这个地方，算是做到了收支平衡……这是喷灌机，给苜蓿地浇水的。每一棵树底下都有管子，都是滴灌，埋滴灌也挺费劲。这些滴灌设备是从以色列买来的。在种这片林子前，我去治沙劳模王有德那儿考察过。宁夏这种沙漠浇灌方式还是白芨滩林场的王有德引进的，我去看了王有德大泉林场的做法，专门学来的。庙庙湖的电是2007年拉的，都是我们自己投资。

“当初选这个地方，我做过许多考证工作。这个地方紧靠着内蒙古，这片防风林后头就是内蒙古。庙庙湖，以前最早就是放牧的地方，当时这里还有个小庙，还有一湾湖水，庙庙湖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传说中放牧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就用庙庙湖的水饮羊。后来风沙把这个庙给刮塌了，湖也没了，沙漠化越来越严重，草场没有了草，变成了沙漠。

“过去我在煤上挣的钱全投到这儿了。我在这个地方投了两亿七千万，可能还不止。”

王恒兴老伴儿一听这话，接着说：“钱花是花对了，但这个钱啥时候能挣回来呢？我们这辈子再挣不回来了。唉，七十岁来到庙庙湖，庙庙湖就成了他的另一个家。一晃十五年过去了，他也从七十岁的老汉变成了一个八十六岁的老汉了。”

在老两口的你一言我一语中，车子停在了一个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前。

“今天中午我给你们做羊肉臊子面。”王恒兴老伴儿边说边下了车。

也许是看到了我脸上闪过的一丝疑问，王恒兴赶紧说：“你放心，我老伴儿做饭可有水平了。以前我开洗煤厂的时候，养着几十个工人，全是我老伴儿做饭。尽管她现在也已经是过了八十岁的老人，还有严重的风湿病，但是平日里收拾屋子、做饭，这些家务活，还干着呢，我从来不管。我们两个一直是她主内我主外。咱们就在车上，边走我边给你讲，你就清楚我在这里都干了个啥。”

二

“2000年，王恒兴从新闻中获知，宁夏三面被沙漠包围，有六百多个村庄直接遭受沙化危害。一个想法在他心中渐渐清晰：开矿挖煤是输出资源，带来的是一时富裕；植树造林是积蓄资源，带来的是可以永续发展的长远利益。2007年，王恒兴选择了陶乐镇与内蒙古交界的毛乌素沙地边缘的庙庙湖进行治沙造林，注册资金五千万元成立了‘平罗县天源復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始履行‘向大地还账’的承诺。”2012年2月14日，《中国绿色时报》以头版头条文章《向大地“还账”的老人——记治沙造林的民营企业家王恒兴》，刊发了王恒兴治沙的事迹。

2007年，王恒兴整七十岁。这年春天，王恒兴开着奔驰车一头扎进了庙庙湖的层层沙地。一进沙漠，王恒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黄土拉进来，铺在沙子上，铺了条简陋的土路。庙庙湖处于毛乌素沙地最西头。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沙疙瘩，外围边缘的沙丘小，越往东走沙丘越大。不管是修路还是种树，人都得先爬上沙丘，先要和大大小小的沙丘斗争一番。当时，沙地里只有一个残破的蒙古包，还是当年放羊的人遗留下来的。王恒兴请来几个工人把蒙古包收拾了一下，糊了点泥，支了个床，老两口就在里面住下了。

沙漠里除了沙子，就只有风。住下的当天夜里大风发出鬼哭狼嚎一般的吼声。好不容易挨到第二天天亮，老两口一醒来，发现被子重了好几倍，压得人快喘不上气来，一看被子上面覆满了沙子，沉得掀都掀不起来。五点钟天刚有点亮，老伴儿就从沉重的沙窝里钻了出来，她用户外用的煤油炉子煮了鸡蛋，热了馒头。王恒兴吃了早饭后六点半就出了门。这一天，王恒兴忙了一天，晚上回来已经十一点。那天，他在沙地里领着十几个工人在工地上搭好了临时的炉灶，搭了一顶大帐篷。就这样，这十几个从前一直跟着王总的工人，跟王总老两口一起住进了沙漠里。

第二天晚上又是狂风大作。一早起来，那条刚铺好的简易土路，一夜被大风全吹没了，路面上重又成了一道道沙坡坡。

一遍遍地清沙子，一遍遍地覆土，一遍遍地用压路机压实。进入沙地的最初几天，最初几个月，甚至最初一年，铺路成了他们每天重要的活计。王恒兴带着工人天天忙碌着，每一天似乎都是在重复前一天的活儿——把路上的沙子推平，把黄土覆在沙地上。

铺路难，栽树更难。在沙地上栽树不容易，风沙刮得对面看不清人；在沙地上挖坑，把树苗栽下，第二天一场大风，树不见了，全被刮进了沙堆里……无数次，王总带着工人们把倒伏在沙子里的小树苗挖出来、扶起来再栽。就这样刮了栽、栽了刮，在风和沙的一再捉弄下，一切都得从头再来，每天似乎都徒劳无功。

很长一段时间里，满怀期望醒来之后，王恒兴面对的都是初入沙漠第一天的情景：一望无际的沙地，一波又一波的沙浪，头天所有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这样的情景令王恒兴不由生出恍惚，似乎这里只能是一片化外之境，只能是一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洪荒之地。老人顾不上哀叹，也顾不上生气，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准的事一定要干成；他脑子里一再冒出的只有两个字——不服，因为踏入这片沙地之后的他没有选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终于有那么两天，风没有那么大了，夯实的土路只是薄薄地铺了一层细沙，伸向沙地深处的路没有被掩埋，露出了清晰可辨的路基。望着隐约可见的伸至远方的黄土路，王恒兴内心受到巨大的鼓舞。

接下来，王恒兴带着工人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了栽树上。然而，第一年栽下的树全军覆灭，一棵都没有活。王恒兴顾不上抱怨和生气，只是想要弄明白，为什么费这么大劲儿，栽下的树活不了？失败反而激发了他，他明白了，光靠过去的生活生产经验远远不够，还得虚心学习沙漠植绿的最新技术。

经历了头一年的多次失败，经历了几乎一无所获的付出之后，第二年春天，王恒兴吸取了教训，他重新选择了树种，全部选用抗旱树种——沙柳。不仅重选了树种，栽树的方法也有了改进，王恒兴带领工人把沙坑挖得深深的，土踩得实实的，又从相隔七公里之外的黄河引来水源，学习白芨滩林场的经验，树下全部埋上了滴灌。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8年5月初的一天清晨，王恒兴迎来了第一个令他欣喜难忘的日子，他发现一个月前植下的沙柳枝头冒出了鼓鼓的嫩芽。王恒兴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沙柳活了，这沙有办法治了！

从此，沙漠、老人和沙柳树，有如剪影一般组成了庙庙湖新的风景，成了庙庙湖最初也最为常见的场景，也成了我脑子里意味丰富而挥之不去的画面。这画面充满了坚韧，充满了不灭的希望，也充满了几近绝望中的执着，令我想起那个古希腊西西弗斯的神话，成为恒久的瞬间。

“当初刚开发时，好多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但我就不信这个，我就高低栽着（树），每年都栽，风刮倒了再栽，终于，第一片小树林子保下来了。慢慢地，一点点扩大。”王恒兴说：“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我来这儿一天没闲着，有空了就栽树。现在老了干不动了，但是年年还要来，来了四处看看，能拔个草也好。我有时候也想不到，我一个老头儿怎么还能干这么多活儿。”

王恒兴初来庙庙湖，除了栽树是个大难题，最让他苦恼的是外界的舆论，有人说王恒兴是让钱烧的，往沙子里撂钱；又有人说他在这里栽树，纯粹瞎折腾。

越是这样说，王恒兴就越觉得自己不能失败，只能成功。也许就是凭着这份恒心和毅力，王恒兴在庙庙湖待了下来，庙庙湖的树活了下来，庙庙湖一年年绿了起来。

2010年，王恒兴被评为“全国林业绿化先进个人”；2012年，他又被评为“全国林业系统劳模”。2017年，庙庙湖被评为“全国五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休闲生态农业旅游区”，有关王老傻子的风凉话这才彻底消失了。

“这块沙地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让我给栽上树了，就留了一片沙道，就在这儿。”王恒兴指着眼前的养殖场，说：“我到这里的第二年，就在这一片盖了一排小平房，方便工人吃住。现在就在这片沙道建了养殖场，羊养了四五千只，牛也有上千头。现在冬天这里就留几个人，喂羊喂牛的，看场子。在庙庙湖，一开始吃的喝的用的全是买着往里带。这几年，瓜菜都是我们自己种的。”

过去庙庙湖附近没有村子，没有水，电也没有。当时，水电都是王恒兴自己花钱想办法解决的。这里灌溉主要靠黄河水，黄河水离庙庙湖有七公里，王恒兴领着工人，压上管子，把黄河水引了过来。

王恒兴一路讲一路引着我往前走。在养殖场，遇到他的老员工甘肃会宁人魏建忠。老魏穿着一件橘红色的厚棉布上衣，衣服左胸前的口袋上还有模糊的字迹。

我问老魏：“这是庙庙湖的工作服吗？”老魏说：“不是的，是以前在王总的洗煤厂时发的工作服。”魏建忠过去在王恒兴的洗煤厂打工，后来又成了庙庙湖所在地公司的职工。一个星期前，老魏从老家过完春节回来。每年从腊月底到正月，这一个月老魏要回老家，剩下的十一个月，老魏都是在庙庙湖帮着打理农庄的草场和树木。像老魏这样的老员工，庙庙湖还有五个，这些人跟着王恒兴有二十多年了。

三

“别人都说这个地方栽不成树，为啥我就能栽活？因为我在石炭井一矿农场管农业时，就有在沙漠上种树成活的经验。”不知道是不是老员工魏建忠的话勾起了他的回忆，从养殖场出来，王恒兴突然说了这样一句话。

选择在这片沙地种树，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王恒兴的一时性起，而是基于过去他在石炭井矿区办农场开荒种地的经验，和对于土地上耕种收获的亲历。

王恒兴曾在石炭井一矿农场当过场长。一矿农场曾是当年石炭井矿农场较为集中的地方，现仍是石嘴山大武口区农副产品的生产地和新兴的农业观光区。今天，人们不会想到，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矿农场之初，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是王恒兴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和许许多多矿农场职工家属付出过汗水和劳动的地方。

20世纪50年代末石炭井矿区建立起来后，到60年代，矿区人口不断增加，矿上的家属来了以后，没有吃的，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力更生，各矿开始兴建农场。

王恒兴说：“当时一矿农场就是我一手建起来的。刚建起来，农场连吃的水都没有。后来，矿上支持，给打了深井，还盖了房子，农场就这么一点点建起来。”

矿农场一建起来，王恒兴带领矿家属在农场种树。当时，在矿农场种地，跟今天在庙庙湖种树一样，是相当不容易的。来庙庙湖种树，刚种上就被埋在沙子地里的经历，几乎和当年在农场的平地上种麦子一模一样。当年矿农场的麦地刚出了一拃高的苗，绿油油的，可一场风刮来，麦苗全没了，全让沙子盖上了。王恒兴说：“每到这时候，我们农场的职工家属就全部出动，拿着盆子，到地里沙子。刚掉，过两三天，一场风又来了，又把麦子埋住了。隔三岔五要去地里清沙子。那些年种点麦子可真是不容易。直到后来，农场四边种的杨树长起来了，风没有一开始那么大了，沙子少了，田才好种了，后来树越长越高，渐渐地也就没沙子了。”

王恒兴老伴儿到现在还记得，直到80年代初，大武口的风沙还特别大。她说，1984年，她在一矿农场包了二十亩田种了些瓜菜。3月底的一天下午，她正在地里头忙乎着，一阵黑风起来，眼看着地膜给刮起来，她愣是不敢起身去把地膜给翻下来。风太大了，大得就觉得只要人一起身，就能被大风从这个沟刮到那个沟似的。

王恒兴老伴儿讲：“当时我只能蹲倒，把锹头抱住，把脚下的地膜压住。一下午，我就蹲在田里看着，风从下午刮到晚上，我愣是没敢回家，就一直等着。等风细了，我才站起身，可是走着走着却找不着家了。天也黑了，再加上风把四周刮得灰灰的，我也看不清哪儿是哪儿。到了农场的家属区，我就挨着房子一排一排往过数，数到第五排，摸过去，才算摸到家。第二天，农场的人过来一看，集体地里的膜都在树上挂着呢，就我家地里的膜都好好的。我就说老天有眼呢，刮集体不刮我的。他们这才知道，那天一刮风，整个农场就我一个人在地里蹲了一下午。”

在王恒兴老两口的记忆里，当年一矿农场的这一幕跟他们最初到庙庙湖的日子何其相似。也许，上苍早就安排好了，就从那一刻起，王恒兴就与沙子、绿色结下了难解的缘分。

1965年建石炭井一矿农场时，需要有一个既懂田又管过事儿的人当场长。矿务局领导考虑到王恒兴比较符合这个条件，就选定了王恒兴去了一矿农场当场长。在一矿农场，王恒兴领导了一千多名矿工家属和小青年，一路干了下来，这一干就干了近二十年。一矿下属的大小单位换了九轮干部，始终没换王恒兴。

至今，王恒兴仍感到骄傲的是，当时一矿农场，在矿务局的农业系统，甚至在自治区和当时的农业部都挂了号，很有名的。据他回忆，70年代末，全国煤炭系统下属农场农副业现场会，就是放在石炭井一矿农场召开的。

随着矿区人口增多，随着一拨拨年轻人长大，矿区的就业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农场虽然苦，但是能够在农场有份工作，也是不错的出路。而且在农场当过一段农工后，还有机会招工到矿上，成为一名正式工人。矿区就这么大，在当时能到农场劳动的十有八九都是沾亲带故的人。于是，一到矿上去农场招工的时候，就有熟人来找王恒兴，都想早点招工离开农场，成为矿上的正式一员。一到这个时候，这些个熟人撵得王恒兴钻都没处钻。他们提上一包花生米、一桶油、一瓶酒，就来了。

王恒兴说：“我不喜欢这一套，可都是熟人，来了咋办？把人撵上走也不合适，那就只好把花生米一炒，酒打开，一起喝，喝完了就让他走人。当时也有塞钱的，但我是坚决不要。我这个人对钱并不看重，我就觉得人不能太爱钱，太爱钱的人往往也不会太有钱，这是我的人生经验。我有时候就想，可能就是我对钱看得没那么重，才能挣下钱的。”王恒兴说。

1985年，王恒兴从一矿农场退休。一矿农场的地实行承包制，全都承包给职工。王恒兴也包了一块地，种了一年之后，王恒兴下了海，办起了工厂。

四

“石炭井人经商办企业，我算是最早的。”王恒兴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王恒兴是当时石炭井地区最早一批办厂的个体经营者。20世纪80年代末，王恒兴办起了洗煤厂，是当时石炭井最早的民营洗煤厂，也是最大的一家。

然而，王恒兴一开始办的厂并不是洗煤厂。下海之初，王恒兴建了宝华碱厂。那时候的碱厂，只是简单的粗加工，原料是从内蒙古碱湖上拉来的，用王恒兴的话讲，就是把原料烧成亮亮的绿疙瘩，就算是加工好了的半成品。把这样的半成品再发给肥皂厂，这就是肥皂厂做洗衣粉、肥皂的原料。王恒兴的碱厂以粗加工的方式干了三年，之后，他才从碱厂转行，建起了洗煤厂。

初建的洗煤厂全部是人工洗煤。1989年底，王恒兴的洗煤厂建在矿务局农业指挥部附近，干了没两年，石炭井矿务局要征用洗煤厂所用的地皮。王恒兴得到一笔补偿金后把厂子搬到了汝箕沟口，自己盖了厂房，继续办洗煤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系国家经济转型初期，国家煤炭行业管理粗放，也是煤炭加工行业最好的发展时期。王恒兴的洗煤厂很快赚到了大钱，王恒兴也成了宁夏煤炭行业最先富起来的个体老板。

王恒兴说：“我这两个亿就是在洗煤厂干了十几年挣下的。”一笔笔财富积累的细节，王恒兴并没有过多交代。他只是粗略地告诉我，钱就是那个时候挣下的，那个时代，只要是勤快脑子活，挣钱的机会多得很。

五

1989年底，王恒兴的洗煤厂刚刚做起来。第二年年初，他去天津要账。

上了火车，王恒兴跟对面铺位的男子聊了起来。这个跟王恒兴同龄的男子是哈尔滨电池厂的王厂长。当时的哈尔滨电池厂是一个有二三百职工的厂子。王厂长到宁夏来，是因为石炭井这边要建化工厂，他作为专家被请来这里来做指导的。王恒兴和王厂长坐在一个包厢里，很快就聊得热络了，两个人一路聊到了北京。

下了火车，王恒兴直接去了当时宁夏煤炭厅在北京的办事处，办事处经理叫徐加成。因为没有钱，王恒兴决定到徐经理处白住几天。

没想到，住下的当天下午，王厂长竟然来找王恒兴了。当时在火车上，王恒兴跟他说过在北京落脚的地方。王恒兴一看王厂长来了，有点出乎意料，就问他：“你不是去住北京饭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王厂长说：“别提了。下了火车，我才发现包落在火车上了。我身上啥都没有，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没办法，只好来找你了。”

虽说王恒兴还欠着银行的钱，穷得出趟门火车票都不舍得买，但临走时老伴儿还是特意给王恒兴装了八百元钱。王恒兴就让徐加成帮着给王厂长买了张到哈尔滨的卧铺票。王恒兴清楚地记得，当时从北京到哈尔滨的卧铺票是三十二元钱。

第二天，王恒兴把王厂长送上了车。临上车，王恒兴怕他没钱路上受罪，又把老伴给的八百元钱匀给王厂长四百元。然后，王恒兴就去了天津，找到池中鳌。七八十年代任石炭井矿务局局长的池中鳌，此时已经调回天津当了工业局局长。王恒兴此次来天津就是要找他帮忙到宝坻去要钱的。当年碱厂生产出来的原料，由老领导牵线，销到了宝坻，那里还欠王恒兴的原料钱呢。王恒兴知道只要到了天津，当年的老领导会帮忙的。就这样，王恒兴在天津停留了几天，池中鳌帮王恒兴要回了原料欠账。

王恒兴从天津回来后，过了一段时间，收到了哈尔滨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是王厂长发来的，他说：“你把手里的焦炭都给我发过来。”王恒兴当时手里压了一千多吨焦炭，正愁销售，手里本来就没有钱，开洗煤厂现挣的那点钱全都还了银行贷款，手头紧得连发货的运输费都没有。紧接着，王厂长又发电报来，说运费你不用管，哈尔滨电池厂财务处李处长已经到了北京，马上就到你那边去。当时的通信往来十分不便，跨省的贸易往来只能通过信贷资汇，就是买方的财务人员必须到实地进行交易。

很快，李处长就来了。出于礼节，也出于面子，王恒兴要去火车站去接李处长，可为难的是，洗煤厂连个接站的车都没有，只有一辆拉货的解放牌大卡车。没办法，王恒兴就跟矿务局一个领导说了，借了当时矿务局领导才有的一辆苏联华沙牌小轿车。

王恒兴安排李处长晚上住在青山宾馆，白天去沙湖游玩。第二天，王厂长电报就来了，说电池厂的业务太忙了，要李处长赶紧返回。王恒兴拿着资票到银行，一兑竟是二十二万元钱。90年代初，万元户都算是有钱人，更别说这二十多万元了。拿了钱，王恒兴强压着内心的意外和狂喜，把厂里积存的焦炭都给发了过去。

发了货过去，王恒兴这才敢问李处长，焦炭定的是多少钱一吨。李处长说，一吨五百八十元。这个价格把王恒兴吓了一跳。当时宁夏焦炭市场一吨才是一百六十元。王恒兴拿到这笔钱既高兴又担心，担心王厂长为了报答他，高价买了他的焦炭，可别再把自己给装进去了。正在担心的时候，王厂长叫王恒兴去哈尔滨去转转。王恒兴就带着老伴儿去了。

一到哈尔滨，两个人一见面，王恒兴就问他，焦炭咋定了这么高的价？王厂长说不高，不信你在这边打听一下。王恒兴就地打听，质量好的焦炭在当地最高要六百四十元一吨。王厂长说，王恒兴的焦炭质量比东北当地六百四十元钱一吨的质量还要好呢。王恒兴才算放下心来。就这样，随后的许多年里，每年他的洗煤厂都给哈尔滨电池厂供焦炭。很快，王恒兴就把银行的账还完了，王恒兴彻底翻过了身。借着好人缘和好机会，王恒兴很快在宁夏煤炭加工行业成了佼佼者。

六

与大多数煤老板一样，王恒兴发财致富缘于善变通、肯吃苦和勇于抓住机遇，但是在挣了钱之后，怎么花钱，抑或是用这些财富去寻求什么样的再发展，却让王恒兴的人生故事走向了和绝大多数煤老板不一样的方向。

2005年，煤炭加工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已经在这个行业淘金十五年，积累了上亿财富的王恒兴回想过去下海经商的经历，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商人做得还算可以——办厂时，王恒兴养活过十几个残疾人；挣下钱后，王恒兴也捐建过学校。可是，王恒兴总觉得，相比自己挣下的这么多钱，自己做的这些事还远远不够，自己内心深处还有那么点不甘心，总想还能再干点大事。

2006年，国务院提出治理环境，清洁空气，特别提出未来中国环境整治，要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这时候，王恒兴突然感到有了新的创业方向，他决定响应国家政策，在环境治理上做点事情。这一年，他开始四处考察，考察来考察去，走到庙庙湖这个地方，他停下了。

“那你就没想干别的吗？怎么就想到要在沙漠里植树？你当时怎么想的？”

王恒兴说：“我就想手里有两个钱，决不能就这么直接放到儿女手里，放到他们手里很有可能胡乱就给花了，到时候不仅钱没有了，弄不好还闯下祸来。这种事情不是没有，而是太多了。像我这样有两个亿的煤老板根本不算啥，比我有钱的人多了去了，可是据我所知，他们最后留下那么多钱，大多数并没有给他们的后代带来什么好处，有时候反而把子孙后代给害了。我就想，还不如我都栽了树，一是孩子们也就胡花不成了；二是栽下的树，只要是不出什么大的意外，就能一直留在那儿，千秋万代都看得着。”

王恒兴老伴儿这时在一旁插话道：“就这么，明明是个富家，最后弄成了个穷家。”

我借机问王恒兴老伴儿，“你怪王总不？”

“说是这么说，我不怪他，从来没有怪过他，他这个人闲不住，这一辈子没干过歪门邪道的事。他来这里种树，干的又不是坏事，我不支持他，咋剋（咋办）呢？我们俩一辈子没干过仗。我没有理由反对他，他干的都是正事，不像别人有两个钱不是赌呀就是啥的，他又不好那些个。过去挣工资后来办厂子，钱都交给我管。他花钱，拿多少我给多少，他从来手里不拿钱。”

“我就是个闲不住的人。这些年，投进去的这些个钱，通过发展养殖、生态旅游，现在刚能做到收支平衡。”王恒兴好像还沉浸在老伴儿刚才的话里，“要想把投进去的钱都挣回来，在我这辈子是不行了，到儿子这辈子也够呛，到孙子这辈吧，才可能把投资收回来了。”

王恒兴接着又说，“上午我领你去看的养殖场，是2012年建的。我们养的是新西兰的羊种——萨布克胡羊，这个羊长得快。光养殖场就将近四百亩，喂的都是我们自己种的草料。2021年春天，大羊下了二百三十九只羊羔。过一个来月，就能长这么大（用手比画着，有半抱），三个月就能出栏，一只羊能卖一千元。我们的养殖场每年有生产目标，实行的是责任制，就像过去80年代我们在矿农场时一样。我们这里管羊的，是陶乐镇当地的两口子，他们养了好多年羊，有经验，一年收入有五万多，还算可以。他们的收入跟他们管护羊只的效益都挂钩着呢。2020年总共下了六百多只羊羔。我看2021年这个势头，到年底能下七百只。我们养的牛，花牛是西蒙达尔牛，黑牛是安格斯牛，都属于肉牛。刚才我们在门口碰上往外拉的牛就是刚出栏的，能往外卖的基本是三个月以上的牛。每年能下六七百头小牛。”

“为啥要在这里建养殖场呢？”我又问。

王恒兴说：“养殖是为这些树木服务的。要不然治沙靠什么？主要是靠农业和养殖业支撑。就是因为栽的树太多了，后续没有钱，就可能断电断水，一旦没有水电不出一年这个地方就全完了，以前花的工夫就都白搭了。不说别的，这里栽下的树，光水费一年就得三百多万元。每年销售牛羊，毛利能有一千多万元，目前这就是养活这片沙地最主要的经济支柱。我们这里草场上打的草一吨草料能卖两千多元，草也产生效益。在沙漠发展生态，前期纯粹是往里砸钱，但是接下来就必须有后续资金。”

从2007年，庙庙湖生态区建成后，为了持续发展，王恒兴在庙庙湖建起了三大区域，最初治理的沙地发展成了养殖区域，与内蒙古交界接的那片沙地是植树造林区域，湖水一带是文化旅游区域。这几年，庙庙湖就是按这三个园区的规划发展的。

2007年春天，当王恒兴站在大片沙丘上，望向茫茫四野时，他心里已经勾画出了十几年后眼前这片沙地花红柳绿的样子，勾画出了传说中庙庙湖应有的风景。这风景，是早就深植于他内心的愿望，今天成了眼前的现实。

庙庙湖还有两千多亩地没有开发，王恒兴说：“我想留下这块沙丘，作为今昔对比，作为我治沙的见证，让我的孩子们、让来参观游玩的人们看看，这就是庙庙湖治理前的原始样子。”

刚开始时栽花棒，干沙子太深，没有水，王恒兴把纯净水瓶子收集来，花棒的根就放在纯净水瓶子里，连瓶子带水一起栽进地里。“这办法是我自己想的。”说到这儿，王恒兴沉默了一会儿，“你不知道，为了栽这些花棒，我的老命差点丢到这沙漠里头了。”

当时栽花棒的时候正是4月初，沙地里一有太阳，很快就热了起来，日头下，沙坑才挖了一半，王恒兴就倒下了。当时沙漠里就只有王恒兴一个人，如果他醒不过来，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发现。冥冥中好像上苍在保佑着他，没过几分钟，栽倒在沙地上的王恒兴醒了过来。王恒兴缓缓喝了几口水，慢慢明白，他又活过来了。

七

庙庙湖跟内蒙古鄂托克旗紧挨着，这一带正是风口，为了防风固沙，2014年，王恒兴在两地边界上栽种了十几公里长的防风林，最宽处二百米，最窄的地方也有五十米。在哪儿栽树，栽多少，什么地方栽得厚，什么地方可以栽得薄一点，这可都是王恒兴反复考察摸清情况后，根据防风需要栽的。这片防风林种的是新疆杨，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成活率。沙漠栽树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必须用机子打坑，不用机子，现挖干沙子现又流进去，效率非常低。这是王恒兴到了庙庙湖以后，学会的沙漠栽树法。防风林种成了，王恒兴又在旁边的沙地上，种了旱芦苇。每到夏秋，这片芦苇和防风林成了一片颇为壮观的风景带。

今天的庙庙湖不仅风小了许多，就连雨水也明显比过去多了。十几年过去，植树造林已然改变了庙庙湖的小气候，改变了毛乌素沙地边缘的气候。

现在回过头，王恒兴时常不敢想，自己怎么就跑到这儿来？怎么胆子就这么大，敢冒这么大的险？自己一个老汉怎么就栽下这么多树？他说：“为啥老伴儿总说我呢？真是一点没说错，我是把自家几十辆好车的钱拉垮了，全埋到这沙漠里了。”

吹过的风沙，流下的汗水，所有经历过的痛苦和挣扎，也许只有王恒兴和他的家人心里最清楚。这些伴着泪水、汗水的痛楚经历，如今，在两位老人的笑谈中，似乎变得风轻云淡起来。

王恒兴来之前，庙庙湖是一望无际的沙地，虽说已经没有多少草了，但还是有人偷偷放牧，稀拉的羊只啃着沙地边缘稀拉的野草。这是当时人们看到的场景。那时候，陶乐当地人都管王恒兴叫王老傻子，都觉得他纯粹是把钱白扔到沙子里了。提及这些，王恒兴笑着说：“那会子当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块宝地。就在我开完了荒之后，县政府开始严格禁牧，制定出保护当地生态的措施。”当初王恒兴买下这片近二百万亩沙地的时候，花了不到二百万元，算下了一亩地才一元多钱。王恒兴说，“现在不得了，从政府手里买一亩至少得九万。”整个庙庙湖一共一万两千多亩沙地，在王恒兴的带动下，这片曾经无人问津的荒芜之地很快变成了香饽饽。

2015年，王恒兴在庙庙湖湖边修了观光道。2016年，庙庙湖边又建成了宾馆和接待游客的便餐馆，这里成了附近居民光顾的风景区。

经过了最艰苦的创业初期，庙庙湖农庄进入了发展正轨，王恒兴儿孙们也陆续参与到他的治沙事业中。王恒兴的三个儿子都已年过五十，随着父亲的转行，他们也都先后跟着王恒兴在庙庙湖搞生态旅游开发。

王恒兴终于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是王恒兴的心还是放不下，他原计划要顺着两地边界的铁丝网，栽成十八公里的防风林。现在因为后续资金问题，还剩下一小部分没有往下栽。可是一天不栽，王恒兴晚上就睡不好觉。因为只要风口没有全部栽上树，每年的防风防火就成一个大事情。

直到今天，王恒兴老两口仍像候鸟一样，冬天住在银川，每年3月份来到庙庙湖，在这里一直住到秋凉，一边打理这片沙地，一边过着春耕秋收的田园生活。一年三季，老两口就住在庙庙湖的青砖四合院，院子里种了四棵苹果树，寓意平平安安。

八

2012年，《中国绿色时报》的记者采访王恒兴，问道：“王总，你这么多钱，搁着清福不享，跑这儿干啥来？”王恒兴说：“过去我是煤老板，挣这么多钱，现在我是来向大地还账来了。”头条头版就这样登了出来。没想到，这篇报道反响很大，甚至掀起一场风波。河南三门峡有个包山治山的个体承包者看了报纸，专门从三门峡坐车到宁夏直奔庙庙湖找王恒兴取经。当年，看了报道之后，人民日报社社长带了十几个采编人员，来庙庙湖参观，临走时，社长送王恒兴一句话：“老爷子，你是功在眼前利在千秋。”就在那一年，王恒兴被评为“感动宁夏十大人物”。其实，王恒兴只想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人有了钱该咋花？可人们的说三道四甚至挖苦，让王恒兴心里很不好受。他把买来本打算送给亲戚朋友们的二百份报纸全收进了柜子，藏了起来。

王恒兴说：“我们这些煤老板是挣下钱了，但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我们手里这么多钱是哪里来的？资源是国家的，我们都是靠着国家的资源挣上了钱，不该把钱花在国家的土地上家乡的土地上吗？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个说法——毛乌素沙地多栽一棵树，北京少进一粒沙。当时就是这句话，才让我下决心去种树。”

王恒兴说：“再一个，我是石炭井人。你看看那几年贺兰山里的煤梁子成了啥样子，一些煤老板把山挖得太不像话，简直把山都翻过来了。山梁上长的几十年的老榆树，连根都挖了，你说这对山上的生态破坏有多大？”

王恒兴说：“在全国，治沙的大多是公家人，像我这样的个体老板没几个。我是在响应政府提出的发展黄河流域，以及我们国家向世界承诺的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号召，只不过，也许我是走在前面了，步伐早了一步快了一步。”

王恒兴说：“谁都把我当个老人来看待，但谁能在七十岁时开荒？比起那些真正的富人，我这点钱真不算啥，可有一点，那就是他再有钱，我干的这个事情他干不了，我能下的苦他下不了。这才是让我最感到自豪的。”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说句不夸张的话，庙庙湖的树跟我老爷子的性命连着呢。”

补记

王恒兴在沙漠植绿的历程，跟他年轻时带着矿工家属们建设一矿农场颇为相似，至少都是在与沙漠斗智斗勇，与沙谋绿与沙谋生存。从这一点来说，王恒兴晚年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在延续他壮年时的事业。

当然又不那么一样。人至晚年，还能在沙漠中成就一番千秋事业，或许只有像王恒兴这样吃过大苦受过大罪，挣过大钱又把钱看得很轻的老人，只有像他这样经历过人生大风大浪的人，才可能有这样的智慧和勇气。

也许就因为眼前这片沙地这片绿，王恒兴老人比许多富起来的煤老板，多了一样绝无仅有的珍贵东西，那就是对我们生存的大地，一直心怀质朴而热烈的赤子之情。

也许，他并没有细想过，沙漠与煤、与水、与空气，内在的无法分开的关联，它们与人之间相互作用互为影响的关联，但在冥冥中，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用深沉的情感，用博大的胸怀，给出了与众不同的答案。

不管你知不知道王恒兴，知不知道在他的一生中还经历过什么，但是只要看着眼前绿树成荫的庙庙湖，你就会被这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所吸引。这片大地用树与草、花与果，用四季风光记录下了一个普通老人的神奇经历，也在诉说着一个朴素而真挚的哲理，那就是王恒兴所说过的和用实践证实了的——从大地上得到的终要再还回大地。这也正是人与环境、人与自然最为和谐美好的轮回。

采访结束，我与王恒兴老人电话联系过四五次。然而从第三次通电话，我能感觉到他的记忆力在明显退化，在电话里，他似乎忘了我是谁。也许，这辈子他经历的事情太多，见过的人太多，值得记住的能记住的也太多；也许人老了，能记住的都是从前难忘的。我想，不管忘记了什么，他不会忘了煤，也不会忘了沙漠。这两个成就他也塑造了他的客观存在，这两个给他带来苦与乐，带来疼痛和欣慰，令他骄傲和自豪的物质，让他的一生写满深沉和苍翠，写就了不虚和有为。 

【作者简介：曹海英，女，1970年生，宁夏石嘴山人，祖籍河北泊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短篇小说集《左右左》《私生活》，散文集《黑色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