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2022年第2期｜袁敏：荒野之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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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采写知青专栏“兴隆公社”作品过程中，感受到那一代知青的青春芳华，处处勃发出年轻生命的灿烂，但灿烂中应该最有华彩的爱情，却仿佛是一颗人人都绕道而行的地雷，即便不经意中偶尔触及，大多也会匆匆闪开。由此，强烈激发了作者的探究之心。这篇《荒野之恋》里，叙说了那个年代的几段知青爱情，或带疾而终，或坚守不渝，或兰因絮果，万般复杂况味，尽在笔底。在今天看来，那时的爱情就像收藏的文物。可是，为什么文物金贵呢——因为即便破损失泽，却蕴藏着时代和历史的真相。
荒野之恋
□ 袁 敏
2018年，我在《收获》杂志推出了知青专栏“兴隆公社”，前后共发表了七篇文章，引起了广大知青的关注。
两年过去，突然有一天，一位兴隆公社的老知青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写我们知青的爱情？
我说，我很想写，你们愿意说吗？
他沉默了。
后来，又有一位知青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可以让人为之去死！一是信仰，二是爱情。
可当我问他，能对我说说你们那个年代的爱情吗？
他半晌无语，最后摆了摆手，怅然道：还是不说了吧。
还有一位知青，已经答应接受我的采访了，可临近约定采访的日子，她却发来短信：我现在生活挺平静的，不想再回忆陈年旧事了。
在我采写“兴隆公社”的过程中，那一代知青的青春芳华，处处勃发出年轻生命的灿烂，但灿烂中应该最有华彩的爱情，却仿佛是一颗人人都会绕道而行的地雷，即便不经意中偶尔触及，大多也会匆匆闪开。
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轰轰烈烈地谈情说爱，相比而言，那个年代的爱情，或许更像深海潜流，水面上很难有波澜涟漪，更少见浪花汹涌，也许内心爱得死去活来，彼此却连手都没有拉过一下。
今天看来，这样的爱情就像出土文物。
可是，为什么文物金贵呢？
即便百孔千疮，依然不失旧时的模样！
我想寻找那个年代的爱情。
一
“船长”是我私自给他定的称谓，因为我觉得，他的真名，暗喻了一艘在大海上航行的轮船，他的形象，也有那种穿着白制服，戴着大盖帽，拿着望远镜，威武地指挥船只在海上乘风破浪的气度。
当年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女孩子给他写信时，明明白白地说：你是我的船长。
据说后来女孩每次给他写信，抬头都是：我的船长。
女孩还自己写词、自己谱曲，作了一首歌，歌名就叫《我的船长》。
当然，谁也没有真正听到过这首歌，但歌名《我的船长》却不胫而走。
在兴隆公社插队时，有知青猜测，船长心中或许有一个遥远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因为船长每次收到的信，信封上从来没有地址落款，只有两个字：内详，而这两个字，总能引人遐想。
知青们知道我想寻找那个年代的爱情，不约而同地都说到了船长和女孩的故事。
那时候，兴隆知青们最盼望见到的人，就是公社邮递员陈志安。
小伙子总是斜挎一个洗得颜色发白的帆布书包，里面装满了报纸和书信，骑着一辆二十八寸老掉链子的破自行车，穿行颠簸在乡间地头、泥泞田埂。邮件多时，陈志安会开心地哼着东北小调，老远就举着信，向知青们挥手。他只要脚一踮地，车一撂，知青们就会蜂拥而上，抢他手中的信，翻看他的书包。那一刻，知青们都能深刻体悟到汉语的准确和伟大，“信使”，那不就是送信的天使么？
一位知青告诉我，船长等信的急迫是最溢于言表的，但他显然不是在等家里的来信，而是在等一个女孩的来信，那种等，眼神是绝对不一样的。
为了逗他，这位知青常常悄悄扣下船长的信，那些信都很厚，让人心生妒忌。但这位知青又见不得船长没收到信时那种失望的样子，只要他稍稍露出一丝沮丧，这位知青立马就忍不住把厚厚的信赶紧交给他。
当我向船长问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船长说他一点儿都不知道有知青开玩笑扣他信这个事。虽然他不否认和那个女孩子通信的事儿，但他又说，他等陈志安，主要是因为自己下乡后一直订了俄文版的《新华社电讯》，那个年代，报纸上除了革命大批判的内容和各种政治口号以外，已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可看，而《新华社电讯》，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真实的新闻，而在那个地老天荒的穷乡僻壤，知青们仍然迫切地希望了解外面的形势。
船长在学校时就早早地开始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和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常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探讨马列毛的哲学思想。可船长今天说起这些，却仿佛特别轻描淡写：我们其实就是闲扯淡，因为停课闹革命，在家里无事可干，又正处在爱折腾的年龄，不就得整点事儿吗？所谓研究马列，无非是为了找一个可以到学校里互相串联搞活动的理由罢了。
那女孩并不是研究小组成员，她还是个初中生，比船长要低好几级。船长他们活动时，女孩常常会来，碰上研究小组讨论一些马列哲学问题时，女孩也会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虽然她年纪小，又是女生，但发言总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让这些高年级的大哥哥们也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船长更是觉得这女孩不同寻常，看得出读书不少。
女孩和船长的通信，就是从船长去了北大荒以后开始的。
两人彼此的通信写得都很长，小格子纸，字写得绿豆般大，每封信起码三四张纸，算起来怎么也得有几千字吧？船长说他很想不通，现在的孩子为什么特别害怕写作文，他们那时候写信，就像作文高手写范文似的，有一种潜藏的表现欲，尤其是想到远方有一个人正等着看你的信，你得出色表现，你得文采飞扬，这种被人期待的感觉很美妙，让你更是忍不住大笔一挥，洋洋洒洒，开心无比，乐此不疲。
船长特别强调：我们那时候的通信是完全可以公开的，根本不涉及生活和情爱，只谈马列、国家大事、世界形势、革命理想。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那根本不是情书，而对我们来说，却是处于压抑和迷茫中的年轻人，一种相互间的探讨和倾吐吧！
这样的通信持续了多久？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因何原因无疾而终？这一切，船长说，他确实想不起来了，在心中留下印痕的，唯有写信、等信时，那种静静流淌的美好。
我问船长：这样的美好，彼此为什么没有向前走呢？今天回想起来，心中有遗憾吗？
船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要说遗憾，我插队时的第一个遗憾，其实是另外一个女孩。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也是那个女孩。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初恋，但我很清楚，自己心里曾经是有过她的，我伤她伤得太狠了！嗨，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还是太年轻了！
船长说的那个女孩叫晨曦。
我对晨曦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她是我姐姐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至今都记得我姐姐最要好的几个女同学的名字：晨曦、结棍、阿三、水娟、小兰。那时候，我家住在菩提寺路，晨曦家住在长生路，这是两条十字交叉的小马路，相隔不过五六分钟一炮仗的距离。
晨曦皮肤黝黑，呈现出发光的小麦色，眼睛又大又亮，眸子像上了清漆，照得出人影。她不仅能歌善舞，还会游泳、打长拳。在我们家门口的空地上打羽毛球，那扣球的身姿，就像电影《女篮五号》里的女主角林洁。
每天清晨，晨曦都会早早地来我们家，每次来，都会一屁股坐在我们家天井中间的甬道台阶上，清脆响亮地喊一声：燕儿，我来了！好几次被我妈看见了，对她说，水门汀凉，女孩子容易落下病，别坐地上！她总是呵呵一笑说：阿姨，没事的，我不怕凉！
我姐姐从小体弱多病，有一段时间又患上了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每天都要去穿刺，效果却并不明显。跟着晨曦天天去游泳后，鼻炎不知不觉就好了。我姐姐这下来劲了，又跟着晨曦学长拳、打羽毛球，再后来，结棍、阿三、水娟、小兰都加入进来，我家宽阔的后晒台和门口那片空地，成了她们的运动场。
下乡那会儿，晨曦的爸爸已经解放，并被结合到下面地区的革委会领导班子里去了。父亲被三结合，晨曦的家庭成分自然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她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首批赴黑龙江一线边境同江的知青队伍。
1969年3月6日，晨曦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比因为父母有各种政治问题，于3月9日赴二线富锦的1018名知青，提前了三天。
自此，晨曦和我姐姐一拍两散。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虽然后来也断断续续听我姐姐说起过她的一些事情，但人已远去，那些有关她的事儿，也就风吹过耳，不往心里去了。
直到今天船长提到晨曦，如烟往事才像潮水一样扑面而来。
我决定采访晨曦。问姐姐要了晨曦的电话号码，电话接通报上自己姓名时，话筒里立马响起了晨曦清脆爽朗的笑声，五十年的岁月仿佛没有留下任何距离，就像断了片的电视连续剧，彼此一开口，一切还是年少时的感觉。
我们约定了去她家采访。
已经做了外婆的晨曦，很热情地将我迎进门。
客厅几乎全被她外孙女的活动围栏占满了，几乎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
晨曦把我引到凉台上，搬出两把小藤椅和一张藤茶几，泡上两杯茶。
午后的斜阳照射在凉台上，一道金辉正好罩住了她的全身，让她的面庞呈现出柔和的光影。
因为来之前，我已经和晨曦在电话中大致说了我想采访的内容，所以一落座，她就拿出了一本红塑料皮封面的日记本和一封信，对我说：这是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其实就是唯一的一封信，但这封信却缠绕了我大半辈子。
这个他，自然就是船长了。
晨曦说，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情书，你可以看，那个年代的情书是完全可以公开的。
晨曦的话和船长的话如出一辙。
我小心翼翼地从那个小小的、已经发黄发脆的信封里抽出半个世纪前的信笺，一共三张纸，上面的字龙飞凤舞，很漂亮。
信的内容，几乎全是那个年代典型的革命语言：
××：
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应该有一个崭新的世界观。
鄙视舒适，渴望艰苦，向往着战斗沸腾的生活，这样才无愧于后代的先人，先人的后代。
人，应当怎样生？路，应当怎样行？毛主席生气勃勃的青年时代，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主席当年彪炳显赫的雄文，风尘仆仆、忧国忧民的身影，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虽然摔了许多跟头，但我收获的比许多人要多得多。在北京京西宾馆的时候，一位中央首长对我们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犯了错误，但会更快地成长起来。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不是我的毅力，而是宽泛的智慧，所以需要学习，努力地学习，因为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
……
抛开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努力地学习、顽强地学习，我认为在去黑龙江之前，这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到了黑龙江，那就是翻一个个儿，努力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努力地学习实际的东西，如果这样，我们就会走在别人的前面，比别人更成熟一些。
如果你踏踏实实学习一个月，你就会发现自己在社会面前是多么渺小啊，在知识的宫殿门口，你又多么像一个乞丐，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我们是十九、二十的青年，正是青春时期，所谓的黄金时代，不可浪费一分钟，不能总唱“明日歌”！
……
我希望你接到信就能立即行动起来。
今天早上我见到你，怕你急，所以修信一封，这“修”字不妥，因为这是我姐姐弟弟不在时，草草写成的。
星期六早上我较早地到学校，2月1日，是取照相的日子。
信的通篇文字，没有一丝可以让你咂摸出情感的痕迹，甚至看不出这是写给一个春心萌动的女孩子的信，只有信的末尾处“这是我姐姐弟弟不在时，草草写成的”这句话，略略透露出一个男生在给一个女生写信时，想避开旁人的紧张。
我问晨曦，是他给你先写第一封信的吗？
晨曦摇摇头，说：不，是我先给他写第一封信的，这是他回我的信。这样一封其实什么也没有说的信，我却珍藏了五十年。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
他是我们班的班长，学习成绩很好。但我最初注意到他，不是在课堂里，而是在学校的操场上。几乎所有课间休息或者放学后的时间，都可以看到他在操场上踢足球，穿一身白色的运动服，两腿颀长，总在奔跑，阳光四溢！
你知道，我也喜欢运动，但在学校的操场上，我从来没有展现过自己的身姿，那好像只是男生们的舞台，女生大多是看客，而我是看客中追逐那个白色身影的人。
那时候，男女生的界限分得很清，我们虽是同班同学，却几乎没有说过话。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同学们整天都在议论自己的去向，是远赴边疆，还是就近在浙江农村插队，是许多人纠结的问题。我是下决心要远离父母、奔赴一线边境的。父亲那时虽然已经被解放，当了地区革委会主任，但这并庇护不了母亲。母亲依然被造反派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娃”，臂膀上戴的白布黑字“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袖章也不准拿掉，三天两头被挂牌批斗，游街游到家门口。我不能理解，“中国的赫鲁晓娃”的丈夫怎么能被革命造反派三结合？我也想不明白，父亲怎么会丢下一家老小，只身离开杭州，到下面一个地区去当什么破主任！我只知道，自己若能去一线边境，家庭成分就洗白了，就能彻底摆脱母亲带给我的阴影。
可我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女孩子要远赴他乡，心里还是发虚没底，我很想寻找一个可以给我力量的强壮肩膀。
我想到了那个阳光健硕的白色身影。
那时候学校早就不上课了，我们也不是每天去学校。我想见他，便鼓起勇气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写的什么，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反正东拉西扯的，是一个女孩子羞涩的试探吧。信末我也不敢署名，就写了一个很潦草的俄语名字，我想，万一这信被别人看见，也不一定知道是谁写的。我们班的外语课是学俄语的，他一定会明白这是我的名字。
信寄出以后，我心里就像藏了一头不安的小鹿，总在蹦跳，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猜出我信中的意思，能不能明白我的心意。
几天后，我在家门口的长生路上碰到他，他看了我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就和我擦肩而过。
我望着他的背影，幽怨地想，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没想到，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他的来信，就是我给你看的这封信。你也看到了，信中全在讲革命大道理，通篇说的都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但信末尾处的两句话，还是让我心里动了一下。一句是：“这是我姐姐弟弟不在时，草草写成的”，他要避开姐姐、弟弟，这说明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之间的秘密；另一句在我看来，显然就包含约会的意思了：“星期六早上我较早地到学校，2月1日，是取照相的日子”，时间、地点都有了。
我们学校杭一中就是现在的杭高，它的前身是清光绪年间的“养正书塾”和1906年创办的“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虽然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却有着阔绰的花园和漂亮的建筑。那一天，我早早就到了学校，偌大的校园里处处有高大的树荫遮蔽，也有带亭子的僻静幽秘处，但那时我却不懂得，约会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
我径直去了教室，那是每个同学到校后首先会去的地方。
他已经在教室了，七八个男生在一起高谈阔论。他依旧穿着那一身明亮的白色运动服，在一堆男生中间俊朗得耀眼。
我走进教室时，那群男生谁也没有看我一眼，但我注意到他眼角的余光越过一排排课桌椅落到我的身上，我们触电般地对视了一下，又迅速地各自把目光闪开。但仅仅这短暂的远远的一瞥，我感觉就有了一种心灵的碰撞。
什么也不用说，我们就飞快地完成了隔空相望的约会，我心里很踏实地转身离开教室，接下来的日子里，内心便充满了阳光。
我出发去同江的前几天，他突然来我们家，送给我一本红塑料封皮的袖珍版毛选四卷，纸张很薄很轻的那种。那时，一套毛选四卷本又大又沉，这种又轻又薄的四卷合订袖珍本，是人人都羡慕并特别想拥有的，很难搞到。这样珍贵的礼物，足以让我相信，他心里有我。他还送了我另外两本书，一本《国家与革命》，一本《资本论》，两本书的扉页上都写着他爸爸的名字，看来他是把他爸爸的书偷出来送我了。
他走了以后，我才发现，书里还夹着一张一寸黑白小照，照片上，他剪着小平头，穿着运动衫，就是我喜欢的样子。
我知道他的父母都在隔离审查，虽然还未定性，但没有被解放的干部，子女头上的那顶黑帮帽子就一直高悬在那里，随时都可能落下来的。所以，他不能去一线边境。
我知道，我们同学中有人为了爱情，放弃去一线边境的机会，跟着心爱的人去二线的，但我没有。虽然我很想和他在一起，但我更向往奔赴边疆保家卫国。我听说去一线的知青是发枪的，这就意味着有机会上战场和苏修敌人真枪实弹地干，我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我相信他也不屑于卿卿我我、儿女情长，他一定希望我勇敢地投身于沸腾的战斗生活！
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一走，和他就是山高水长，像一颗不知何时滑落的遥远的星辰，彼此再也没有相交的机会。
他比我只晚了三天奔赴东北，去的富锦县虽然属于二线，其实和一线的同江也就相隔一百多里地。但我们不知道彼此确切的地址，也从未想过要打听对方的情况，分离了三个多月，我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他也没有给我来过一封信。开始时我总往革命方面想，觉得有理想有抱负的革命青年就应该这样。他送我的照片和写给我的那封信，我一直放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劳动累了，坐在地头休息时，我就会拿出信和照片，一个人悄悄地看上一阵。后来被同村插队的知青发现了，抢着要看他的照片和信，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中的秘密，就把照片和信收了起来，再也不看了。
可是时间一长，我还是受不了，那种想一个人的滋味儿，让你心里揪得发慌。
这时，正好你姐姐从富锦到同江来看我，我忍不住向她吐露了自己的苦闷。你姐说，想他就去看他，告诉他，别憋在心里。
我下决心随你姐一起从同江返回富锦。
我们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很难走，泥泞的田间小道土很黏，鞋底上粘的泥，比鞋子本身还重，到后来两只脚像两个大泥坨子，重得腿都抬不起来。
走不动时，我们就扒人家兵团的车，一路上和人套近乎、说好话，送人毛主席像章，能搭一段算一段，实在搭不了了，就跳下车继续走。有一段路，我们走到人家的苞米地里去了，几个老乡正在点火烧苞米秆，烟熏火燎的，我们想抄近路，硬着头皮穿过去，结果被烟火熏得晕过去，差点走不出来。
好不容易走到富锦兴隆公社的地界儿，我的心开始怦怦乱跳，我突然害怕去见他。三个月的时间距离，说长不长，说短却也不短，将近一百天的空白，可以发生很多事，也可以改变很多事。况且，我们之间本来就什么也没有说过，我没有表达过什么，他也没有承诺过什么，见到他，我能说什么呢？我既没有任何理由对这段空白抱怨，也没有半点资格要求他对这段空白解释。
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见面了。那次见面，总共不过几分钟，彼此的生分和客气，就像我们是陌生人一样。他很冷淡，从头至尾就说了两句话：你要好好学习。你要继续努力。听着就像老乡家广播匣子里的播音员在读广播稿。
那一次的见面，就像站在雪地里，被一盆冷水，从头顶上浇到脚底心，冰寒彻骨！
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也不明白，我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也想不通，一个曾经送我毛选四卷袖珍本和自己的黑白小照的有情有义的男生，为什么会突然间视我如同陌路？我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忘掉他、忘掉他、忘掉他！
有人说，时过境迁以后，一切都会释然。而我自己心里清楚，如果是从心底里长出来的爱情，时间过去再久，根须恐怕还是留在原来那个地方。
从那次分别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他的身影仍然会闯入我的梦中，就像我虽然离开东北多年，但在北大荒住过的茅草房和睡过的土炕，依然会出现在我的梦中一样。
我告诉晨曦，船长说，他们队全是男生，不要一个女生，为什么？就是决心扎根边疆，绝不谈情说爱！他们认为：爱情，那是小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革命青年不能陷进这样的泥坑里去。船长也说到了那次几分钟的见面，他说自己这辈子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唯独对不起她。
晨曦默默地听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眼眶渐渐湿润，水汽像雾霭一样涌了上来。
我相信，那已经无关爱情，或许，只是为一段逝去的青春感伤？
二
相比船长和晨曦虚无缥缈的爱情，阿龙的爱情显然更实在、更接地气，就像北大荒草甸子里遍地都是的菇娘（一种东北常见的野果子，俗称“灯笼果”），咬一口，酸酸甜甜的汁水就流到嘴里去了。
严格说来，阿龙其实并不是兴隆知青，但他插队所在的那个屯子，居然也叫“长发岗”，和兴隆公社的“长发岗”同名，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他告诉我，当年，就是他所在的长发岗的几户农民搬迁到兴隆岗，把“长发岗”的名字也带过去了。
不过，我之所以和他认识，并决定追踪采访他，起因倒不是听他讲述自己的爱情，还是因为那份“知青档案”。
我复印的那份兴隆公社《杭州知青登记表》，早已经成为我采访兴隆知青的路线图，或者说活字典。采访每一个知青前，我都会到这份表格中去寻找被采访人的名字，查阅他或者她的年龄、学校、年级、家庭出身、父母有何政治问题等等，有限的信息中，却几乎可以读出当事人的半部家史和前世今生。
开始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份留存至今的珍贵知青档案的表格边沿旁，还有十几处文字和数字的笔迹，后来查阅次数多了，这些笔迹时不时会跳出来，在我眼前晃悠。渐渐地，我的目光会不由自主地停留在这些笔迹上，心想，这些笔迹是谁留下的？它们记录了什么信息？包含了什么内容？这些笔迹的颜色，比表格正文明显要淡，感觉上像是铅笔的印记，书写者是不是有意想保留什么标识？
这一连串的问号跳出来后，我便有意识地仔细翻看每一张表格，发现这些笔迹有一个共同点，前面是数字，后面是文字。认真琢磨后，我猜测，这份档案在多年后已经成为了当年赴北大荒插队的杭州青年证明自己知青身份的唯一材料，这份表格边沿上记录的笔迹，应该是某个人给知青们开具证明时做的备忘，数字记下了年、月、日，文字虽然都只有一两个字，或两三个字，包括：本人、代、代办、代开、寄出、又寄出等等，这些则记录了办理人办理证明时的具体状况。显然，这位办理者是个有心人，他的寥寥几笔的记录，多年后却给我这位寻访者提供了可能更深入了解兴隆知青的诸多线索。
我希望能够找到这位记录者。
再次仔细翻看这些记录笔迹，我发现了几处像是和人名有关的地方：茹办、解志辉代、陶乃实代，而在南林孤儿的那一页表格边沿旁，则有一个清晰的“龙”字。
解志辉是谁？问了不少人，无人知晓；陶乃实是谁？开始也问不出结果，后来我再仔细看了“陶乃实代”的字迹旁边，是兴隆公社东升大队一位女知青的名字，我想起自己赴北大荒采访时，曾经专门去了东升大队，采访过当年和知青多有交往的陶乃强书记。这份档案中错误的、以讹传讹的地方还是不少的，这个“陶乃实”会不会就是当年东升的书记“陶乃强”？而“陶乃实”则又是一个笔误？
我在东升采访时曾经和陶乃强书记互加了微信，于是，我便将这一页档案拍了照片，发给了陶书记，向他求证，他是否给这位女知青办过证明。
陶书记很快就给我发来语音，说他确实给这位女知青办过证明，当时她正被组织上考虑提干，需要证明她的知青身份。
很显然，这位经办人每一次看似不经意留下的记录，却都留下了可以牵扯出背后故事的重要线索和依据，我不由得对这位默默为知青们做着奉献的人肃然起敬。
多方打听和几经证实后，我终于查找到了这位幕后奉献者，并且了解到，数次出现的“茹”和“龙”，其实是一个人，他的真名叫茹耘龙，也是杭州知青，所不同的是，这位杭州知青因为娶了北大荒的农村姑娘，这辈子就做了真正的东北人，一直没有返回故乡。
最初我找到阿龙，是想进一步了解知青档案的事情，我觉得一位杭州知青娶了北大荒农村姑娘，这样的婚姻，无外乎出于那个年代并不少见的无奈苦衷。没想到几番接触下来，阿龙敞开心扉和我说了他和妻子老丫的故事，居然让我看到了一段彼此真诚相爱的美好情感，让我相信，地域、身份、家庭等等婚姻的筹码，在爱情面前都不堪一击。
我是1952年生人，杭七中的六八届初中生，下乡时才一米五五，完全是个小孩，啥也不懂，晕晕乎乎就跟着知青大部队去了北大荒。下乡三年没回家，在东北农村吃着苞米大碴子发育的，个子蹿到一米七八，长了二十三公分，在农村时，偷鸡摸狗都是我打头。
第一次回家探亲，邻居们都不认识我了，说这是谁啊？所谓探亲，其实也就是探望我的姑妈和大哥，因为我从小有爹妈就和没爹妈一样。我妈是地主家的小姐，很漂亮，我爸却是漂泊在江南河流上的船老大。我妈后来离开我爸，嫁给一个姓王的干部去了上海，我爸也一跺脚离家出走。我十三岁那一年，母亲突然从上海回来，搂着我睡了三天。我那时正是脱毛小公鸡的年龄，不喜欢被几乎和陌生人一样的母亲搂着睡觉，总是拧着脖子挣脱母亲的怀抱。母亲回上海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死的时候才四十九岁。我不知道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你可以想象，我从小就是一个严重缺爱的孩子，当爱莫名其妙地从天而降时，我只会抗拒和逃避。
探亲那一年，我已年满二十岁，正是荷尔蒙勃发的年龄。回到老墙门里看望以前的发小，发现曾经和我一起玩儿的发小女孩，已经和别人谈上了对象，再回到北大桥附近的姑妈家，那里有一个邻家女孩倒是对我有点儿意思，可她家里也没有本事把我从北大荒弄回来。我在杭州住了半个多月，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不属于这里，也没什么可留恋的，就又回了北大荒。这一次走，心情似乎和1969年出发下乡的不一样了，有一种浪迹天涯不再回头的感觉。
那时候，知青中已经陆陆续续有人离开北大荒，当兵的、上大学的、病退的、上调的。我没爹没妈，无人可靠，回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死了心的我，眼光就不在知青身上转了，农村的丫头里面也有水灵的。
二丫是我们屯子里三队队长的侄女儿，十六七岁的女孩已经出落得丰满圆润、有模有样了。队里对知青还是挺照顾的，怕我们干男人的重活吃不消、追不上，常常安排我们和妇女一起干活。我是在看青（守护未收割的粮食）时认识二丫的。看青那活轻省，就是眼睛盯紧了庄稼地，不让人到地里偷粮、掘豆、挖苞米。等打下来的粮食进场院后，就打更看粮，牵一条瘸马或老牛，压滚子碾磨。
二丫长得有点黑，可在我眼里，这黑泛着一层亮晶晶的光！
农闲时节，队长又把我和二丫调到粉坊干活，就是把土豆做成粉条的作坊，粉坊旁边就是豆腐坊。我干活不惜力，大公无私，不怕得罪人，很快就被大家推举为“过秤的”。所谓“过秤的”，实际上就是把关的，是个得罪人的活。农民把土豆、黄豆挑来换粉条、豆腐，过秤的人就得把好关，眼睛一扫，就要能判断一堆土豆里面有多少好的，多少孬的，小土豆刷掉，烂土豆挑出来，毫不留情。因我是外来的知青，没有屯子里七大姑八大姨的裙带关系，所以腰杆笔挺，不徇私情，老乡们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只要我过秤时，二丫就在旁边黏来绕去，一会儿用眼神提醒我，这袋土豆有杂质，一会儿又用手势暗示我，那袋黄豆浸水了。一来二去，我俩眉来眼去的，那目光里渐渐地就有了不一样的内容。
再后来，我开始上手学做粉条。四四方方的木槽子，七八十公分高，把土豆洗净了，用笊篱捞出来，放到大木槽里，用铡刀把土豆铡碎，再用铁锹铲到石磨里，用一匹瞎马拉磨，瞎马听话，顺着石磨转圈，拉三天磨，才能漏一次粉，磨出的的土豆浆汁是红褐色的，倒在水缸里，自然沉淀。两三天以后，土豆淀粉形成，再用马勺子把淀粉舀出来，拿干净的布包了，两头用木夹子夹紧控干水，一个白白的大粉坨子就出来了，天气好，晒两个日头，再把吸收了阳光半干的大粉坨子放到大铁锅里，掰碎，用手搓成粉面，一锅粉面大约一百斤，从中抽出十斤左右加水调芡，细细的，黏黏的，再倒回大锅的粉面中，一般有四五个人围着大锅揉搓粉面，往往得揉搓几个小时。这是我最喜欢干的活，大家一边说笑一边揉面，一只只手在面团里上下翻飞碰撞，你捏我一记，我打你一下。二丫的手最小也最灵活，她的手指细长，但每个指头上的肉很厚，软软的，在绵软的粉面团里像金色的小泥鳅一样滑动跳跃。小月牙一般的指甲，又尖利又柔性地从我的手背上轻轻划过，像一把把小铲子铲除着黏在我手上的粉面。铲几下，小铲子又变成了小锤子，时不时在你的手腕旁敲一下。我想躲开，小锤子又变成了点穴棒，一摁一激灵，麻酥酥的，舒服极了。
一开始，我还不好意思，怕别人觉得我想占二丫便宜，但当我发现是二丫的手指有意无意一再追着我的手触碰时，我的脸红了，心热了，胆子也大了，手指碰来绕去，我们俩就好上了。
二丫的叔叔是生产队长，粉坊里发生的芝麻绿豆屁大点事儿都有人报告给他，更甭说我和二丫相好的事儿了！二丫她叔立马将我和二丫的事儿捅给了他哥，也就是二丫她爹。二丫她爹让人捎话给我：杭州棒子想娶我闺女，没有八百块钱的彩礼，想都不要想！
八百块钱放到今天，那根本不是事儿，可是在那个年代，那就是天文数字。我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累死累活干下来，未必能分到一百块钱现金，八百块钱，打死我也拿不出来啊！我年轻气盛，嘴边也没个把门的，恶狠狠地甩出话去：去他妈的！老子还就不信了，我人高马大一个壮小伙子，在这旮旯还娶不上个媳妇？二丫我不要了还不行么？
话虽这么说，心里还是憋得慌。跟我们一起干活的牛丫姑娘和我处得也不错，她妈牛婶还认过我做她干儿子。我跑到牛婶家向她吐苦水。牛婶笑着说，三队不行，咱换个队不行吗？一队有人相中你了。
我问：谁啊？
牛婶说：老丫呀！就是你们宣传队在《红色娘子军》里跳吴清华的那个。
我想起来了，我们村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基本上都由知青组成，但队里有个梳两条大辫子的姑娘，却是村子里土生土长的农民，她跳过吴清华的一分钟独舞，那身条，小白杨似的。那次在队里演出，我来了个男声独唱《呼伦贝尔大草原》，大辫子姑娘在下面使劲儿鼓掌，弄得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后来宣传队到县城参加汇演，得了个二等奖，大家说拍一张集体照留念吧，因为她身材高，照相师安排她站到后排，当时我们五个男知青站后排，她看了我一眼，很自然地就站在我旁边。七个女生坐前排，就老丫一个姑娘大大方方站在我们男生中间，就挨在我的旁边。那可是村子里的一朵花啊！多少小伙子惦记着她呢！她会看上我？
牛婶又拿出那张照片让我看，说，老丫还让我传话给你，说何苦一棵树上吊死，好姑娘多了去了，我家就不要彩礼。
这下我还真被造愣了，觉得这根本不可能，那可是全村最漂亮的姑娘，她要是排在第二，就没有其他姑娘敢争第一。
这时，牛丫也回来了，接着她妈的话茬，抢过照片对我说：傻哥耶，没想到吧？其实老丫早就对你有意思了。
我红着脸说：我咋就不知道呢？
牛丫一撇嘴，说：第一，那时你心里只有二丫；第二，老丫是一队的妇女队长，你们接触不多，不熟悉；第三，在宣传队时，老丫就向别的知青打听你的身世，我订婚后，她知道我在粉坊和你一起干活，更是三天两头来我家，磨磨唧唧问你的情况，了解你的脾气。知道二丫家要彩礼，她说你真傻，他们家就不要彩礼。我说你这是想和他处对象吗？她一点儿也不含糊，痛痛快快一句话：你给问问呗！
牛婶在一旁急了，插话说：臭小子哎！你可真有福气，这可是咱们村里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姑娘，快给个明白话，要不要？
还没等我想清楚该怎么回答，心直口快的牛婶又紧接着说：咱们东北有句老话，叫“铲地不铲边瞎子，说媳妇不说老丫子”，因为老丫是家里最小的，一般都金贵，娇生惯养。一队的老丫她妈四十多岁才怀上她，自然更比别的孩子要娇惯些，可这孩子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实诚，不矫情，也没那些个弯弯绕，最主要的，他们家里人都不看重钱，而看重人品。你小子可得快点拿定主意喽！
我当时只有连连点头的份，脑子里完全是一盆浆糊。走出牛丫家门时，外面正下着雨，我走进雨中，一点知觉都没有。回到知青点时，身上的衣服早被雨水淋得湿透了。知青点的胡哥看见我魂不守舍的样子，问我：咋的啦？
我就傻乎乎地说：你们一队张青家的老丫看中我了，要和我处对象。
这话一出口，只见炕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其他知青哥们忽的一下都坐起身来，瞪大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天外来客。
只见知青秦哥慢吞吞地开言道：小木头，你逗我们玩哪！
我说，谁逗你们啦？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们谁敢到老张家问问去！啊！谁去？
大家伙儿一下子都不吱声了，他们互相你看我，我看你，那神情，不说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起码也是醋瓶子打翻，有点酸溜溜的意思。
……
（全文详见《江南》2022年第二期）
袁敏，作家、编审、出版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76年开始文学创作，现已创作发表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多体裁作品数百万字。近年来，先后在《收获》杂志推出非虚构专栏《兴隆公社》《燃灯者》等，引起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