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要是心情不好，我会在办公室的小阳台上待着，看天，抽烟，喝罐装冰啤。不管是炎夏还是寒冬，必须得是冰啤。那天心情不好，是因和海秀吵了一架。起因是我狗拿耗子，将她法国牌子的内衣放在洗衣机里，和一团长裤一起洗了，她发现后大发雷霆，一把从我手中夺过去，嗖的一声扔进垃圾桶。随后，开始数落我的不是，譬如洗个碗还留有油渍，进门时不脱外套，将成千上万的细菌带回了家。甚至还怀疑我同某个主持人有染，完全是捕风捉影。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这时公司里只我一个人，除非是客户。我现在的心情，再大的客户也不想见。但敲门声一直在响，不，是擂，且越来越重，感觉直接擂在了我脑门上。我不得不去开门，假装揉了下眼睛，让对方以为我是在打瞌睡。

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身材魁梧，脖子上一条粗大的金项链，手指上的大金戒，在阳光反射下，一进门就直晃人的眼睛。他一口麓城本地油腔，发际线下一串缝了针的伤疤，宛若一条盘绕着猎物的大蛇。一看就是个混社会的角色。他问，喂，你这是婚庆公司不咯？我说是的。你这里随么子都搞不咯？我说什么都搞，看你什么需要。主持人多不咯？我问他要什么类型的主持人。他报了三个人的名字，这三个人都不是正规的婚礼主持人，而是歌厅主持人。那你认得他们不咯？我说都认识。熟不咯？我说都熟。

这人让我感到有些奇怪，跟以前的客户不一样。现今麓城人举行婚礼，一般都会请婚礼主持人，这样更专业，不会出纰漏。要不就请明星，具有轰动效应，但那三个主持人还谈不上是什么明星。这几年的麓城，歌厅文化早已没落，相声演员也远没以前那般吃香，走红的只有影视明星、综艺节目主持人和各种音乐竞技类节目中的红人。看来这人已经落伍，感觉还在十年前的那个江湖里。我揣测，他应该是个刚回麓城的游子。于是我对他说，什么样的主持人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你想把这个婚礼做成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你有什么特别要求，为何一定要请歌厅主持人。他说他带堂客从外地回来还没多久，去看了几个歌厅，他堂客觉得那三个主持人都不错。

是不错哩。房间里突然响起另外一个声音。音量很小，一丝一丝，怯生生的，不是麓城口音，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

我这才发现他的身后有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子，也就是他口中所说的堂客，看上去要比他小一二十岁。很显然，两人是一同进来的，我吃了一惊，即使她人再娇小，在光线如此明亮的空间，不可能看不见她。除非有隐身的本领。在一瞬间排除这个可能性后，我想，也许是他气场强大，一时间将她给遮蔽了。

我说当然可以请歌厅的主持人，那三人中的任何一个都行，而作为正规的婚庆公司，我必须告诉你们，歌厅的主持人不可能像婚礼主持人那样提前介入，也不专业，临时客串，到时效果不一定好。并将有关婚礼的流程一项一项告诉他。刚讲几句，就觉察出他心不在焉，但我还得硬着头皮走程序。没想他竟然说，算了兄弟，我今天忙不过来，你拿张名片给我咯，我到时再和你联系。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他就带着他的小堂客走了。走出门时，他又不甘地扭过头来，强调说，随便哪个主持人你都请得到不咯？

自从开办婚庆公司以来，形形色色的客人见得多了。他走后，我也没放心上，反而松了一口气，也没有希望他再来，反正公司里也不缺这一单业务，而且这人一看就不是个善茬，根本不知道目前流行的婚礼是个什么样。到时他要是不满意，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也不好说。

几天后，琴岛歌厅的于缺德打电话喊我去老华天喝茶。说来，他还是我和海秀的媒人。

有段时间，我跟于缺德的那帮茶友和酒友经常见面，于是认识了海秀。最开始的两三面，我和她几乎没说过话，双方都很被动。但于缺德不怀好意地朝我笑，说我和海秀迟早有一天会擦出火花。我当然不信。但待到下次见面，我看海秀时的感觉不同了，而且，我觉得她在看我时也有了异样。这种感觉很微妙，微妙到无法解释和描述。那次海秀还是我希望看到的样子，对老于他们的段子，毫无兴趣，她时而看手机，时而发呆，自始至终很安静。尽管我和她坐得不远，仍没说一句话。想不到的是，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我竟然收到了她发来的一条短信。是两行诗：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一条。我心里一震，不是普希金，不是海子，想不到她知道弗罗斯特。这首《未选择的路》，我读大学时就能背了，在各种非正式场合或宴会上，轮到要来一个，而我又不想唱歌或讲笑话，就朗诵这首诗。我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海秀，变得恍惚起来，像一条被人掐住了七寸的蛇，过了良久，才调动所有的脑细胞，打了两行诗发过去：我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爱/莫过于成为海岸，守着大海。仍然是弗罗斯特的诗。海秀看了，没有抬头，但我注意到一缕微笑，先是挂在她的嘴角，然后闪电般在她那修长的睫毛上荡开，由此引起一根根睫毛微风吹拂般轻颤。这是心有灵犀的一瞬，如此隐秘，又灿烂。

一个月后，我和海秀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并迅速结婚、生子（都不年轻了）。为此，于缺德还调侃过我，说何止是擦出了火花，简直是酿出了一场火灾。

在一个卡座里，我见到了昔日的那帮茶友兼酒友。很久没在一起聚了。除了于缺德，还有画家老王，作家老何，相声演员老胡，小提琴手老杨。彼此打了声招呼后，于缺德继续开讲，讲的是他几年前客串婚庆主持（行内称打散枪）的趣事。老于本名于有德，不知何时被人们叫成了于缺德，我想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套用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叫着叫着就成这样子了。同老胡一样，老于本来也是说相声的，他们拜的是同一个师父，属同门兄弟。他们的师父是个相声大家，成名很早，资格也很老，活跃在麓城的相声演员，据说有一半是他徒弟。可能是老于天资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后来不得不转行当了歌厅主持人。即使在歌厅主持圈里，于缺德也算不上个角色，只是他心肠热，人缘好，且扎实肯干，没任何架子，平时有闲空，让他去郊区乡下主持个什么也屁颠屁颠。这几年，婚礼主持越来越专业化，一般的婚庆公司都不会请他了。他的主持风格基本上是一个套路，这也取决于对方的要求，都是寻常人家，要的就是个热闹，况且出场费也不高，照老于的说法，就是个青菜豆腐的价。话说那天，老于行色匆匆，赶到一家酒店主持一桩婚礼，一上台就按照他平素的套路说开了。他说，大家觉得今天的新娘是不是最美丽的？台下便有人喊是。你们知道新娘为什么这么美丽吗？别人便都望着他。他说，面对如此美丽的新娘，我想现场赋诗一首。于是他一板一眼念了起来：改革春风吹大地，吹开了胳膊吹开了臂，如果继续吹下去，估计下面更美丽。台下哄堂大笑。老于又说，你们知道新娘穿上这件婚纱为什么如此美丽吗？大家又望着他。他说，因为这是新郎的爸爸从一万多件婚纱里面，一个通宵没有睡觉挑选出来的。老于说这话时，新郎一直踢他的脚，但他没有觉察，后来才知道，新郎的爸爸在七八年前就去世了。

大家听完乐不可支，拿老于开涮，难怪都叫你于缺德。

随后是于缺德安排的酒局。还是像以前那样，几个人喝起酒来没完没了，划拳，行酒令，讲段子，等酒局散去，已是午夜。

第二天接到解哥的电话，我一时没想起是谁。他为人倒是爽快，提醒我他是那个头盖骨上有伤疤的人。俩人在白沙井附近的一个茶楼见了面。一见面我就先发制人，给他讲了于缺德在打散枪时所闹的笑话。于缺德正是他小堂客所提到的三个歌厅主持人之一。于是解哥不再坚持请歌厅主持人了。在我的要求下，解哥开始讲他的故事。想不到他是老字号德盛隆的后人。提起德盛隆，我便想起小时候吃的酱香干和卤鸡爪，那一丝一缕的香，透过岁月的尘嚣，仿佛仍在味觉和舌尖上萦绕。

德盛隆在麓城曾经很有名，是个上百年的老字号，大老板原姓王。解哥的曾祖父解兰生出身贫寒，原是德盛隆一个小伙计，十二岁入行，为人聪明，二十岁不到就成为业务骨干，并被王大老板寡居在家的小女儿（后来成了解哥的曾祖母）看上。他小她五岁，据传，是两人合伙谋杀了她的前夫。王家清一色丫头，没儿子，她前夫本来是被当作掌门人培养的，没想一个雷雨之夜，那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倒霉蛋突然腹部一阵阵绞痛，待郎中慢吞吞从小吴门乘马车而来，早一命呜呼。有人怀疑是奸夫淫妇的毒计，后来官司打到县衙，被王家用银两摆平。从此，德盛隆在解哥曾祖父的管理下如日中天，等到老当家一命归西，德盛隆就不再姓王而姓了解。

那个老马说得没错，解哥说，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听完他这句话，才知道他说的那个老马，指的是马克思。我开始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了。在我看来，他完全没必要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自爆家丑。我忍不住看了看他额头上的伤疤，在那道伤疤的背后，不知隐藏着什么故事。

解哥给我看一张老照片，是他曾祖父解兰生和当时的一些名人的合影，一共三十六位。那时解哥的父亲都还只有几岁，在那张黑白照片中，解哥分辨不出谁是他的曾祖父。好像哪个都是，哪个又都不是。我看一眼解哥，又看一眼照片中的某个头像，也是同样的感觉。德盛隆变成国营企业后，解兰生仍是经理，直到七十八岁才退休，还担任着顾问。解哥讲到这里，语气有了变化，不再是麓城油腔。他说，计划经济时代，德盛隆几乎撑起了麓城食品行业的半边天，但后来，市场经济浪涛汹涌，德盛隆被晾在了沙滩上。最终，由他父亲和几个叔伯买断，德盛隆算是回归本族，虽再也撑不起半边天，却也生机勃勃。但没想到的是，这个根深叶茂的家族企业里出了几条蛀虫。开始是解哥的一个堂叔，此人八面玲珑，里外勾结，巧取豪夺；后是解哥的一帮堂兄弟，有的赌博，有的吸毒，为了赌资毒资，更是不择手段。他们争先恐后地吞噬，让德盛隆这棵大树摇摇欲坠。这样一来，家族中几位恨铁不成钢的老人，一合计，变卖了所有族产。除了还清银行债务，剩下的钱财按比例分配。解哥在三十六岁那年，分到了十万块。从此，这个曾经的业务经理，不再前呼后拥，一掷千金。

此时的解哥，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大的是女儿，七岁，儿子五岁。

就在解哥开始讲述他前妻的故事时，海秀打来电话，儿子小树在幼儿园突发高烧。待我驱车赶到幼儿园时，海秀正抱着孩子在街边等，她一只手拉开车门，喋喋不休，谴责我来得太迟。我满腹冤屈，却又无话可说。虽然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这放在天涯海角都没错，但她心中的戾气，她自己并没有觉察到，就像一场无声无息的大火，烧得我无处可逃——仿佛应验了于缺德的火灾之说。

小树在省儿童医院打了三天点滴，却不见退烧。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个血常规，结果白细胞参数只有一千八，而正常的应该是四千到一万。我和海秀顿时紧张起来，医生解释说，这是病毒引起的感染，等退烧时就会上升，这才松了一口气。但两天后小树仍然没有退烧，再检查白细胞，只有两百多。在做了一个骨髓穿刺后，医院下达重病通知，我们去见医生，担心是否有白血病的可能。一个实习医生说，白细胞这么低，并不就意味着是白血病，但确也是白血病的一个临床表现。一个小时后，在我们一再催促下，护士才找到主任医生，面对我们的询问，那人就像个得道高僧。说话时，就只差双手合十。他说，如果是，就是，如果不是，就不是。扔下这句话后，返身去了手术室。那天，解哥一连打了我几个电话，我都没接，反正调成了静音。我一直躺在小树的病床上，倒像是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海秀这时充分发挥了她的作用，毕竟是导演系毕业，尽管还没有真正的电影作品，但在生活上，有着一种我所不具备的掌控力。带小树上厕所，配合护士吃药打针，给他讲童话故事，包括亲友来病房探望，都是她一手操持。小树睡着时，她就站在病房的窗边，长久地凝望着外面的天空，脸上透着一种光芒。这种光芒，宛若一股神秘的力量，不知来自于她的内心，还是某个未知的世界。而我，则一直躺在小树的病床上，像个甘心接受命运制裁的倒霉蛋。见我这个怂样，海秀反而没有怨言了，似乎我身上压着的是三座大山，而她身上的，只是三根羽毛。这时的海秀，简直像个圣母。这种印象，是我从未有过的。但想起她过往的一些表现，仿佛在泼妇和圣母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片。

那天晚上，小树依然高烧不退。

在老华天的茶厅里，我点燃一支烟，解哥的故事就在那烟缕和烟圈中，一点一点地弥漫开来。一开始我要他讲他的故事，只是出于一个职业的婚礼主持人必备的功课，以图从他的生活经历中找出一二亮点，作为婚礼主持时煽情的内容。没想到的是，解哥一开口，我就沉浸在了他的讲述当中。

解哥的前妻姓向，和解哥一样，也有家族企业背景。德盛隆倒闭后的那段时间，对未来充满了惶恐的解哥，几乎天天在外应酬，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有时还找小姐，夜不归宿。有天晚上小儿子生病，打他电话他也不回，前妻终于绝望了，留下一纸离婚协议，带着一双儿女，随同一个追求了她多年的同学去了美国。那天，前妻的哥哥给他送来离婚协议时，解哥一拳将他打倒在地，紧接着还踏上一脚，妻兄在地上呻吟，解哥却高唱国际歌，看也不看协议上的条件，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照解哥的话说，那时他就是个十足的浑蛋，成天和一些据说是做生意场上的哥们（也有混吃混喝的骗子）瞎混，以图东山再起。不料，还真被他给蒙着了。圈子里一个叫刚哥的人看中了他，刚哥欣赏他的豪爽和义道，认为解哥天天这样瞎混，总有一天会毁掉，他要带解哥离开这伤心之地。刚哥要带解哥去贵州开金矿，并许诺给他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有了股份，就意味着是股东，是老板，不是打工者，这让当惯了公子哥儿的解哥心里爽气，他拿出身上仅有的几万块钱入了股。这点钱，对开金矿来说，用麓城方言，是做盐都嫌不咸，但这是解哥的一个态度。

在贵州西南的一个大山中，解哥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和工人们打成一片，几个月过去，解哥对测地线，拿金脉，打眼，放炮，开挖掘机和推车等等，都干得在行了。要知道，开金矿是个无底洞，得先往里面塞钱，且是个赌命的活计。譬如你选中一处矿脉，投入五百万，挖进去两百米，金砂的影子都没看到，说不定再投两百万，挖进去一百米，就有了。但也说不定投了两百万，仍是血本无归。刚哥开始选中了一处矿脉，挖进去两百米，不成，请来一个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用罗盘测了一上午，得出一个结论，是方向挖反了。于是他们沿着风水先生指出的方向，再挖一个洞。刚挖进去一百米，挖不动了。有经验的工人说，这下有戏了，金砂往往有着害羞的品性，像情窦未开的少女，躲在那道坚硬的岩石后面。解哥来了劲，立马指挥工人打眼放炮，没想是个哑炮，好半天没响。解哥耐不住性子了，向那个炮眼走近几步。

就那不经意的几步，让解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响，他头上的钢盔被巨大的气流炸飞，头盖骨被炸开。开初都以为他被炸死了，工友们吓得哇哇大哭。后来才发现一身鲜血的他没死，简单地处理了一下伤口后，由两名工人开车将他送往医院。当时他的那个小堂客是矿上请来做饭的，十八九岁，是附近农家的女儿，也被请上车照顾他。破旧的面包车在颠簸的山道上开了三个多小时，来到了县城的医院。县医院拒收，只得马上赶往贵阳市人民医院，从县城到贵阳市，当时没有高速，开车要四个多小时。解哥的意识一直是清醒的，那种从未体验过的疼痛，让他魂飞魄散，开始还不停地呻吟，后来连呻吟的力气也没了。解哥感觉到无法坚持下去了，几次想到要放弃。解哥说，这种放弃，就像用双手端着一盆水，因浑身无力，咬着牙拼力端着，不如双手一松，来个轻松，让那盆水流得精光。但想到就这样死去，没有给儿女留下一句遗言，终生遗憾。

从上车开始，解哥就一直躺在那个小堂客的怀里。这个以前和他没说过三句话的山村少女，自始至终搂着他，且不敢改变一下姿势，生怕稍微地侧身，引起他新的疼痛。他对她说，他要给他两个在美国的儿女留下一句话，让她记下来。他的意思很明显，给一双儿女留下了临终遗言，就没了遗憾，到时实在忍不住疼痛，他就决定放弃。于是解哥说了一句话，这是他早就想好了的一句话。在他的要求下，她拿出一支圆珠笔和一个黑皮笔记本。解哥出事时，她正在工棚里记账，奔跑出来时还抓在手上。

当解哥说出那句留给儿女的临终遗言时，山村少女轻轻地摇了摇头，表示没有听清，于是解哥又一字一顿地说了一遍。他用眼睛的余光不解地看着她，她并没有动笔记录下来的意思，而是双眼呆呆地望着窗外。解哥不得不再一次发出请求。这时，她又摇了摇头，当然不是她没有听清，而是说，这句话不行，要他再想一句。几分钟后，解哥又想好了一句话，没想到她又认为不行，拒绝记录。就这样，解哥想一句，说一句，都被她一一给否定了。有时解哥觉得不错，挺得意的，她便会说出反对的理由，她的理由往往很简单。她不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但她态度坚决、执拗，解哥不得不妥协，再想下一句。有时，解哥显然是不耐烦了，或者说气馁了，半天没想出一句，她就会在一旁催促，诱导和鼓励，直到他说出为止。但解哥一旦说出，又会被她果断地否定掉，一切又只得重新开始，直到那辆破车晃晃悠悠地出现在贵阳市人民医院的大门口。

解哥讲到这里时，我的眼前叠映出一串画面，那是一个山村少女光洁的脸庞，像镜头的快放，时而犹疑，时而坚定，时而忧伤，时而会心一笑。我想，当时奄奄一息的解哥，在他眼前不停晃动的，就是这样一连串的画面。

那是一张圣母的脸，就像小树高烧不退时，我所看到的海秀脸上的那种神情。我想，我知道怎样来做解哥的那份婚礼合同书了。

我一边在脑海中构思着解哥的婚礼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情形，一边听他往下讲他的故事。

第二天，我做完解哥的婚礼合同书，打了一个电话约他，海秀的电话便打了过来，要我陪她聊聊，是她个人的事，无关小树。这让我有点惊讶，二话没说，将合同书放进包里，开车去了咖啡厅。

海秀坐在一个靠玻璃墙的卡座上，我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不用盯着她的脸看，从她身边的空气中，我隐隐嗅出一种气味，类似猎物在遇到危险时，天生反射出的焦虑和不安。她说，就在刚才，她和她的顶头上司，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为了一部电影，发生了正面冲突，因为意见不合，副厂长二话没说，竟然私自取消了她的导演权，由厂里另外一位男导演接手，这可是她准备了一年的电影。看到她一脸的憔悴和软弱，我还真是有些心疼。自从那次小树高烧一场虚惊后，海秀不再那么暴躁，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恋爱和结婚之初时的美好时光。

那是一部宏大叙事的战争题材电影，它的成败，关乎电影厂的生死。我只能以此来安慰海秀，副厂长并不是怀疑她的能力和才华，实在是压在她身上的担子太重，而一个女导演，拍宏大叙事的战争题材，毕竟没有男导演来得那么有把握，有底气。再说，拍这种电影也有风险，要用大量烟火，安全也是个问题。到时要真出了什么纰漏，不是一个女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我顿了顿说，自从你准备接拍这个片子的第一天起，我就为你担心。

听我这么一说，海秀安静了不少。我趁热打铁，劝她放下这部不适合她的电影。我相信，生活中有很多适合她拍的题材，并灌之以鸡汤——机会总是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我怂恿她，你可慢慢搜集和寻找素材，真没有必要去和那些男导演们争，你有独特的艺术感觉，有敏锐的诗人气质，这是一般导演所不具备的，所以，你应该拍一部艺术性强的，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电影，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后，还能被人讨论和记住的电影。听了我这番话，这个在我面前一度颐指气使的女人，终于低下了她高傲的头颅，说，亲爱的，你说得对，放心吧，我没事了，但……海秀话锋一转，我抬头望着她。从她翕动的红唇里，轻轻地吐出了三个字：我饿了。

就在我一边点餐，一边为自己的虚伪而不安时——我不能这样骗她，一部经典的电影，可不是她想点就点的牛排——解哥的电话来了，说他到了老华天。我连忙表示道歉，说我在咖啡之翼呢。解哥并没有显露出任何不满，说没事，他马上开车过来。

在解哥到来之前，我将他的故事讲给海秀听。这是我第一次给她讲客户的爱情故事。自从开了婚庆公司，海秀觉得我从一个话剧表演艺术家堕落成了一个商人，浑身充满了铜臭。那种铜臭，在她那里，不是一个寓意性的东西，而是具体的腐烂物，譬如一条死鱼，一块放久了的肉。这也是她的内衣不容我染指的原因，仿佛在我身上，全是细菌，且从身体繁衍和过渡到了心理上。

这一回，海秀彻底安静下来。她缓慢地吃着牛排，完全沉浸在解哥的故事里。那些充满了血腥的细节，甚至包括解哥酗酒与找小姐的事，并没有让她有任何不适的反应。我看着她用刀叉将一小块八成熟的牛排送进嘴里，洁白的牙齿一闪一闪，仿佛一只只小鸟，在她口腔里欢快地鸣叫和飞翔。

解哥来时，我刚好给海秀讲完他的故事。我并没有跟他们介绍彼此，觉得没这个必要。我挥手招来服务员，给解哥点了一杯卡布奇诺后，便给他看那份做好的合同书。他的态度还是跟以前一样，并没有一条条过目，而是翻到最后，看了看所需金额，说两万块钱搞得了什么，你给我造个五万的计划。说着，财大气粗地把那个合同书还给了我。

我思忖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你想给你爱人一个浪漫感人的婚礼，但不是钱越多就越浪漫，越感人。我想进一步解释并试图说服他，但很快明白是徒劳，他不耐烦的目光像一把利刃，转瞬间斩断了我的企图。我只能提出一个建议，要他把这份合同书给他的小堂客看看，征求下她的意见。

解哥说，别咯，不想让她知道具体的流程，我要给她一个惊喜，总之，两万块的太少了，你就给我造一个五万的计划咯。

面对这个发际线下一大块伤疤的“上帝”，我无言，但也只能点点头。解哥走时，卡布奇诺还没送上来。海秀拿起那份合同书看了起来，看得很认真。我跟她开玩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小心铜臭沾了你的手。当时海秀并没有说什么，又将合同书翻到第一页，目光停留在解哥的信息（电话和身份证号码）上。

后来想起，海秀在看那份婚礼合同书时，眼里有一种光亮，那种光亮，就像是黑夜里的一点萤火，但当时，我并没在意。

三天后，解哥打来电话要看新的合同书，见面后，看到上面的经费只有一万八了，眉头顿时皱起来，说不是五万块吗？你还少了两千。我说，这是经过我慎重考虑过了的，那两千，本是用来购置舞台背景上的装饰品，我觉得过于花哨，和你们的感情相比，显得太轻了。

解哥在医院动手术时，是他小堂客签的字，以他侄女的身份——这是解哥对医生的说法。动完前三次手术后，解哥递给她一个信封，是她回家的路费和一个月来服侍他的报酬，说钱不多，日后如果他康复了，容当后报。这期间，她父母频繁给她打来电话，她虽没说他们打电话给她的原因，但解哥猜得出，是催她回家。

她不接那个信封，呆呆地问，我走了你怎么办？

解哥说，我请个护工。

她再没说什么，接过那个信封，塞进上衣口袋。第二天，解哥催她上路，她说，我还照护你几天吧。几天后，预约的护工来了，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农妇，看上去身强体壮，一来就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指着病房里的摆设，说不应该这样，而应该那样。在对她指手画脚一番后，开始夸自己是这个医院最好的护工。再后来，她和那个女护工吵了起来，不是因为女护工的指手画脚，而是因为女护工提出的工价——尽管解哥并没提出反对意见，但她认为太高了，比别的几个病房的护工都要高，一个一个举例，从而将那个女护工气走。两天后，又来了个女护工，身子瘦弱，一脸怯生生的表情，她又认为她是个新手，没有经验，同时也怀疑她没有力气让解哥在病床上翻身，将她打发掉了。这一次，解哥没有参与意见，干脆让她全权处理。

解哥初入院时，刚哥很关心，亲自来医院送钱送物，并叫来主治医生，当着面许诺不管花多少钱，要给他用最好的药，做最好的治疗，绝不能留下任何遗憾。解哥很感动，在病床上因为不能抬头，挥着一只手，画了一道弧线，感叹道，他这一辈子何德何能，摊上了这样的生死兄弟。但是，没过多久，刚哥不来了，也不送钱了。解哥要动十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没有钱，就动不了新手术。解哥给刚哥打过一次电话，刚哥在电话中答应得好好的，但就是不送钱来。打过一次电话后，解哥不打了，就是落个残疾，甚至去死，他也不会去求人了，特别是求他曾经最敬重的大哥。而他离家出走时，和家人早已闹翻，更不可能向他们求援。解哥打算不动手术了，准备出院。

这时，他那个一向沉默寡言的小堂客说话了，不能出院。那些日子，她经常出去打电话，先向亲戚和朋友借钱，但远远不够，只能向家里开口，家里当然不同意，不仅不同意，还要她迅速回家，否则就不认她这个女儿。她做得更绝，威胁他们要是不寄钱来，她就从医院的大楼上跳下去。父母知道她是个死脑筋，拗不过她，只得想尽一切办法筹钱。就这样，解哥住了七个多月的院，终于康复出院。

回到矿上后，解哥思来想去，觉得没有意思，便和刚哥协商要退股。刚哥开始阳奉阴违，他就请了过去的一个兄弟给刚哥打电话，也许是刚哥考虑到圈子里的信誉，同意退还解哥的股金，还赔了一笔医药费，一共十几万。于是解哥便带着他的小堂客，来到了贵阳市一个菜市场，租了一个门面，利用以前在德盛隆老字号的手艺，开了一个卤菜小店，生意还不错。几年后，他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消息——麓城要振兴老字号，解哥觉得不能再那样漂下去了，于是决定回到阔别多年的麓城。他要给他的小堂客一个好的生活归宿。

解哥一回麓城，就和以前那些狐朋狗友们联系上了，开始只有三五人赴他的饭局。把酒言欢时，解哥只讲他在金矿里的故事，一天能挖出多少金子。第二次饭局上，一下就来了十多个人。第三次饭局就轮不上他做东了，开始有朋友为他接风洗尘。他打算重振老字号，刚一说出口，就有人愿意投资，有人愿意跑腿，有人愿意打理上下关系，一个比一个踊跃。

解哥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和他的小堂客举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他要请本土歌厅里的明星做主持人。在解哥离开麓城时，歌厅文化正风起云涌。住院的日子里，他给他的小堂客讲得最多的，就是那些歌厅里的故事。那些主持人如何搞笑、好玩，如何有水平，弄得小堂客一脸神往。回来的头天晚上，他就带她看了两个歌厅。

我再次强调，婚礼上，只想用你们的故事来打动人，如果花样繁多，反而会削弱故事本身的力量。况且，五万的婚礼又能怎样，上个月我主持过一个婚礼，仅一个舞台布置就花了十万，你能和人家比么？再说，在你们的感情面前，钱算什么？请你相信我。

解哥见我态度坚决，微微地点了点头。

就在他点头的时候，我滋生了一个新念头，问解哥，你前妻和儿女出国后，你还见过吗？

……

（节选自《广州文艺》2022年第1期）

易清华，现居长沙。中国作协会员。在《诗刊》《星星》等上发表诗歌，同时致力于小说创作，在《大家》《山花》《当代》《青年文学》《江南》《清明》《广州文艺》《天涯》等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并在《当代》发表长篇小说《窄门》。出版短篇小说集《感觉自己在飞》《寒夜里的笑声 》、长篇小说《荣辱与共》《背景》等。曾获《芙蓉》文学奖等多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