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昔日我不顾一切出走，而今频繁地返回，故乡的面貌和我的容颜都被时间改变，只有在远离故乡后才认识它。我走得越远，看得越清楚。走得地方愈多，回望故乡时愈真切。对我来说故乡就是一个寓言，充满象征意味。甚至它就是一部我随身携带的词典，我的身世、生命的源头、存在的真相，都能从这词典里找到来处。我与故乡的关系如同光谱与物体形影共存。

C城机场候机厅，旅行皮箱放在脚边。我坐在天蓝色橡胶座椅上，等候前往故乡的航班。

从落地钢化玻璃窗照射进来的阳光，在候机厅切开明暗两个区域。

我坐在暗的区域。离登机还有一个小时，我从随身的双肩背包取出珍妮特·温特森的书阅读，那是本黑色封面的自传。在两天前我读完她的另一本书。我很少会以这样的速度阅读一位作家的书。事实上这两本我在旅途随身携带的书曾经被我丢弃过，最初它们激发过我的阅读的热忱，那是受推广语的蛊惑。然而买回来又热情消退，书的流行化装帧，译文的失准是我疏离它们的缘由。直到我看到《巴黎评论：女作家访谈》，读到珍妮特·温特森的部分，印象被改变。我信任《巴黎评论》，信任他们的职业判断力，我对她在访谈中的言说深感契合。

珍妮特·温特森呈现的是别样的个人生活。1959年8月出生，自小由笃信基督教的家庭收养，16岁时出走，依靠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的兼职完成在牛津大学的学业。她的虚构体文本呈现出更为奇异的叙事景观，圣灵附身，跟随教友团体四处浪迹传道，奇异的精神生活，从事写作之后远离圈子，偏僻独行，这都是我喜欢的。

比如以下的对话——

《巴黎评论》：你加入过任何作家群体吗？

温特森：更多时候我是个独来独往的人。当然我认识一些作家，但是我不是个混任何群体的人。我不喜欢文学派对、文学聚会或者文学圈内人的身份认同。不管多么松散的组织我都不乐意加入……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个局外人，很大程度上，我现在依旧留在圈子外面。我不会改变这一点。我对任何所谓内部人士的圈内活动都抱有质疑。

眺望故乡，这是我经常做的事情。无论到哪里都会想到故乡。

近两年我频繁回到故乡。乘坐飞机穿越天穹，从我居住的C城回老家。

天空总是瞬息万变。白云像海浪涌流，天空幽蓝，让我想起某年乘坐哥斯达号邮轮在太平洋之上航行的震撼。“那里天国清浅/犹如此刻海洋深邃。”其时，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句在心里自然映照。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仰者，然而生命的灵性之光是懂的。

“就座后扣紧安全带，使用座椅坐垫作救生浮物。救生衣在您座椅下，在滑行、起飞及降落时扣好桌板。”中英文字体印在椭圆形白色便笺纸上，贴在座椅后的桌板上。飞机在天穹之上航行，我透过舷窗所见的云层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有不同的形态。

二

现在我回到矿区，回到母亲独居的老屋时就会将阳台当作临时工作间。

六月的季节，阳台是可以作为工作间的。首先是天气凉爽，在阳台可以待得住。太冷或太热都不行。乳白色大理石窗台是我的写字桌，宽约三尺，长一尺盈余。我将随身带回的书摆到窗台边缘。珍妮特·温特森的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母亲找出此前我从仓房里找出来却没有带走的书，美国作家约翰·巴思的《路的尽头》，法国作家柯莱特的《锁链》，朱利安·格拉夫的《林中阳台》，还有我的笔记本、眼镜盒。电脑没有摆出来，放在屋里床头的枕边。回故乡这段时间，我不准备使用电脑，也断绝网络，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几天。我应该更多倾听自己的内心，倾听自己的灵魂之音，将自己从庸常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放置到清寂的时间之岸，在全然的沉静中观看、沉思、冥想。

阳台有一把旧电镀座椅，黑羊皮坐垫，可以是我的座椅。阳台的尽头是久已弃用的灶台，母亲用这个位置摆放我从仓房里拣出来的旧书。很多年前，我在矿上花6000元钱买的第一幢楼房留给岳父居住，岳父去世后房屋出售他人。房屋易手时，母亲雇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将我放在旧屋书架的书全搬运回来，存放到阳台外的仓房里。那是我1996年离家前留在矿上的读物，我离家时认为再不会阅读。然而在2010年我辞去新闻工作，决心成就自己小说家的志业，每次我回到矿上都会到仓房里翻找一通。

仓房是父亲和我盖起来的。父亲做大工，我做帮手，这是我在少年时的事情。砖与沙土都是父亲用手推平板车从附近的工地运来的。与我家一墙之隔的医院也是刚刚投入修建，那里堆满建筑材料，成垛的灰砖、成堆的沙土。父亲就是用从那里拉回来的砖石沙土盖起仓房，家里不用的杂物都会放到里边。这仓房在父亲去世之后我就很少再进去。然而有一年我突然想进去，想看看我丢弃又被母亲拉回来的旧书有哪些是可用的。

打开小仓房门上生锈的铁锁进去前，我还怕有老鼠乱窜。

母亲说：“妈经常清扫仓房，哪儿还有老鼠呢。”

这些年我陆续翻拣出来的旧书，最先被我带走的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卢梭的《忏悔录》，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詹姆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这是我少年时用积攒的零用钱在城里的书店买的，当时未必看得懂。时隔多年我重新认识也深感精神契合的作家，他们被我重新供奉到个人的万神殿。最近一次我带走的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它与我在C城居所的《瓦格纳》《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尼采思想评传》一起成为我构建个人精神维度和疆域的新基石。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受潮后污损严重，纸页粘连一起不能再看，但是我愿意留下它以纪念我的青春时光。

我的青春时光，应为青春之殇。20世纪80年代，国家的创伤与个人的哀痛交织在一起。

我准备在老屋过这几天，陪母亲和姐姐，同时也沉思我的青春之殇。

尽管我将这沉思的果实，已经化为一部四十万字的虚构文本。

然而未尽之意还可以再写两部长篇小说。

三

六月的季节，没有蚊蝇的飞翔和叮咬，这是令我安适的。

阳台之外的院落长满埋过膝的荒草。这些荒草在楼房后连成一片，因为这后置的院落已少有人行走，通常这里的住户都走前院，无人行走的后院荒草丛生。还有野猫的出没。我偶尔抬眼望向阳台窗外的灰色屋顶，就看见卧在砖石间的野猫。如果在春天的夜晚，野猫叫春的声音听来瘆人如同婴儿的啼哭，我就会想这猫与婴儿的灵魂是否同体。

如果这院落只有荒草与野猫也就罢了，怕的是荒草中的幽灵，母亲从不让我从后院进出。

没有蚊蝇飞动的声音，但是有风声，风掀动铁皮的声音，风自身携带的呼啸声。透过阳台的玻璃窗也可以看到摇曳的绿树的形影。见过塞北黄沙漫卷昏天黑地的狂风，这样的风势已无碍。然而在寂静的阳台，我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唢呐之声。这是扩音器放出来的声音，响彻矿区的上空。必定是谁家又有丧葬之事，我回故乡的时候，总听到丧葬之声。不是在眼前，就是在远处。只要不在眼前出现，我的心境也会如常。发生在眼前的死亡总是令人黯然。

爆竹炸响的声音响起。按照仪规，丧亡者的亲人要沿街为亡者招魂。

这是我回故乡经常遇到的队伍。死亡已成人间的日常景象，如同生命的诞生是日常景象。

“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与幽灵共存的人。”这是博尔赫斯说过的话。

回到老屋，我总能看见贴在衣柜壁上的照片。最重要的是我的灵性师父，证悟于喜马拉雅山的圣者是令我获救的力量。还有就是缔造我生命的源头，我的父亲。这些年来我总是让父亲出现在我的文字海洋。然而依然感觉不够，或者我远没有触及父亲真正的人生。我写到的只是我看见的，他的个人生命史，我是看不见的。父亲的大部分生活场景是我看不见的。能看见的物品似乎是他存在的证据，比如旧相册里的老照片，父亲头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帽，身穿军服骑着高头大马的影像，他跟军中战友的合影。复转军人证件，军队授予他的嘉奖令也是父亲戎马生涯的证据。然而更具体翔实的叙事我是未知的。

我也无处去求证，这世上已经没有熟悉他的人。

只有母亲的记忆和讲述。这是接近父亲的人生和我家族叙事的唯一路径。

从前父亲与我是疏远的。我们从来没有交流的习惯。他的人生是我忽视的。

这忽视是一种无知。让我意识到父亲个人史的重要性的，是保罗·奥斯特的《孤独及其创造的》，以及库切的《幽暗之地》，那里有充满奇遇和奥义的父亲的形象。加缪的《第一个人》也写了他的父亲。这些作家都帮助过我。只有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才能认识清楚父亲的生命史。不仅是我个人需要这种来自他者的文化与智识的映照，我们所在国度与所在的社会和周遭的人群也需要。让一种现代的文明映照我们，看清楚我们存在的真相和境况。

四

电视里正实况直播在韩国交接中国人民志愿军遗灵的仪式。我坐在老屋的沙发上看着电视。解放军仪仗队的年轻士兵手持军刀，神情肃穆列队正步走，在停着的飞机的机翼之下摆放着数十位志愿军烈士的灵柩。时光倒流回1953年，我的父亲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

现在父亲辞世多年。当然不是作为功勋获得者，而是普通平民。

父亲15岁参加抗日游击队，后来改编为八路军，再后来是解放军与志愿军。

他参加过各种小型战斗和大型战役，在战火和硝烟里出生入死也从死里逃生。

结束军旅生涯的父亲贪念安定人生，只想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度生活。

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背景之下的个人命运史。

母亲说她的心脏炸裂过。1985年二姐罹患伤寒不治而逝。母亲在医院的病房里看到二姐停止呼吸，她的心脏被悲伤击穿。哀恸之时她疯狂到想要抓破胸膛放出在哀伤中冲撞的心。

当然那不是母亲唯一一次炸裂。在她的后半生里，母亲不断地体验着心脏炸裂的情态。

1995年，父亲的去世。1997年，姥姥的去世。1998年，姥爷的去世。1999年，舅舅的去世。

每一次亲人的生离死别都令她心脏炸裂。现在母亲所经受的心脏的疼痛就是来自不断炸裂带给她的遗症。母亲的床头和组合柜的几个盒子里摆满了药物，那是她平时服用的。出生于1937年的母亲，经历过战乱、社会动荡、大饥荒，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纷繁的政治运动，经历过1976年之后的社会变革，这些经历都在她身上留下遗迹，成为她独特的生命史。

老人的记忆也是精神遗存。然而这记忆不会是永存的，也因此而珍贵。

书写是最持久的纪念方式。“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这是马尔克斯说的话，我铭记于心。用刻记的方式写下我对家族的追忆，这是我在某个时刻的工作。

母子连心。母亲心脏疼痛袭来时，我的心脏会抽搐。

我是看见过那样的时刻，一个老人与痛苦的鏖战。母亲要静卧下来，蜷缩着身体等待席卷她的疼痛狂潮的过去。面对这痛苦我们都无能为力，这痛苦难以治愈也不可替代。

无力是必然的，无能也是必然的。而痛楚就是开在我们心头的隐秘之花。

我会写下我体验到的人的存在之无力和无能感，写下我隐秘或公开的痛楚。

从这个角度说，写作就是治愈。它使我获得心灵和精神的平衡。

在人世间生活，悲欣交集。精神的平衡感是必需的。

【夏榆，作家。现居长春。曾任《南方周末》资深文化记者十年，著有访谈集《在时代的痛点，沉默》《在异乡的窗口，守望》，长篇小说《我的独立消失在雾中》《我的神明长眠不醒》《黑暗纪》，随笔集《黑暗的声音》《白天遇见黑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