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亲在电话那头问我，你是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界口吗？那里的水一边是绿色，一边是泥土色。他的口气里有点眼巴巴的渴望，让我隐隐心痛。去年年底去重庆拍片的时候，我是想好了要带父母一起重温一下他们的少儿时代，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了解他们。可惜两个月后他们都住进了医院，也许九十岁的父亲没有机会再看到故乡。父亲接着说，小时候我妈妈不让我去江里游泳，我不听，偷偷去，有时候还在石头底下摸到螃蟹。我们住在曾家岩，蒋介石也住在曾家岩，他在山顶上，我们在他下面一点。从山上走石梯一路下去就到嘉陵江了。

父亲曾多次提起去嘉陵江游泳的事，那一定是日军轰炸下的童年时代里，最快乐的记忆吧。据父亲说，他读的求精中学在抗战时期一度成了宽仁医院曾家岩分院，去嘉陵江的石梯就在学校后面。

奶奶爷爷家的相片都在“文革”中烧掉了，好在我二孃孃那时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她带去宿舍的照片被保存下来了。我从我堂弟那里得到两张父亲小时候在重庆的照片，都是在青石板阶梯上拍的。

趁没有拍摄通告的一天，我和几个来重庆探班的朋友一起去寻找照片里的石阶。虽然原求精中学校舍早就不在了，但重建的学校还是同样的名字，让我感到亲切。可惜整个曾家岩到处都在施工，我们四处碰壁，迂回了半天才找到了两段当年的阶梯。走在上面，我想像父亲在这里连蹦带跳地跑上跑下，一天好几回，他的童年仿佛印在这些石头上。江边有一块两三层楼高的岩石，它不知在几百年前还是几千年前落到此地。岩石的一边平直得像一堵墙壁，上面留下了不同年代的人在上面刻的字，有些只是到此一游或者恋人寄语，还有一些精雕细琢工整漂亮，出自工匠之手。岩石的另一边有不少椭圆的自然洞，它们的下面被攀岩的人凿了几个搁脚的浅窝。石边有几个人正在脱衣服下水，还有几个人刚游完水上岸，远处江里也有几个游水的人。

我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瞒着他妈妈到江里游泳的样子。也许夏天还没有到，他本来没打算下水，只是在卵石滩上跟小伙伴们玩耍。但是每次来这里，男孩都感到江水的诱惑，似乎下面隐藏着什么秘密，在等待着他去发现。也许这一次他终于无法抵挡这神秘的召唤，便脱下鞋子走火入魔地踏了进去。冰凉的江水激他一身鸡皮疙瘩，他停了一停后接着往深处走，突然，一股暗流把他拽到老远，冲向下游，岸上的孩子们惊叫起来。等他终于挣扎回岸时，发现已经离伙伴们好几十米远了，他爬出水面，凯旋地跑向惊呆了的伙伴们，男孩的一身好水性就是从那天开始的。有朝一日他长大成人生儿育女，也会这样把女儿往水里一放，由她自己在那里摸爬滚打。八十多年过去了，那当年的男孩如今步履蹒跚，神智恍惚。然而江水依旧，它永不迷失地朝着遥远的东海流淌，几万年如一日，将过去、此刻和未来连成一片。

据陈氏家谱和永川县志记载，我的祖先是在明朝湖广填川期间，从湖南移民到重庆地区的。他们按政府规定圈地为家，开垦起因为常年战乱而荒芜的土地。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兴起后，一批新型的民用工业开始发展。重庆—汉口—苏州的长江航线，是米、布、盐、棉和洋广杂货的交流主干，形成了以重庆为纽带的商业贸易格局。父亲的曾祖父陈朝钰（1852年-1906年）决定改变世代务农的命运，十六岁时毅然离家到重庆一家花纱商号学做生意，学徒期满后选择了永川松溉经营起“源顺庆”商号。2013年我随央视《客从何处来》的拍摄，回到了重庆松溉老家。这个明清年代十分兴旺的江边古镇，随着公路、铁路的发达而衰落了。但也正因为衰落，那些古朴的青石板街和木结构建筑仍然保存着，“源顺庆”商号的大石匾也还在原来的位置。

到了父亲的祖父陈海门（1880年-1950年）那一代，“源顺庆”已经是松溉的最大商号之一。我在永川档案馆堆积如山的线装本县志里读到，陈海门先后任镇商会会长、慈善会会长、精诚中学主任董事、东皇庙会会首等职务，活跃于家乡社会舞台，做了大量好事善举。陈海门在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后，认识到品行和人格的高贵来源于知识和教养，而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代知识分子。曾祖父陈海门把我爷爷和他的兄弟姐妹都送到最好的学校，爷爷十八岁从重庆求精中学毕业后，考进了湖南湘雅医学院。

我在戏里的角色需要讲重庆话，那是父亲的母语，也是陈家祖祖辈辈的母语。学习台词的时候，我耳边会出现小时候在奶奶爷爷家听到的常用词，让我想到他们。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爷爷的身世毫无了解，只知道他是一名外科医生，非常重视食物，最爱吃的东西是烤鸭屁股。小时候，每个礼拜天是“去奶奶爷爷家”的日子。在那些物资匮乏的日子里，那里丰盛的午餐总是令我无比期待。他们厨房隔壁的小厕所是不许用的, 那是爷爷熏肉的地方。记忆中的他沉默寡言、温文尔雅，偶尔开口说话时，讲的是重庆话。有一次爷爷走丢了，全家人出去找，后来在离菜场不远的街上看到他抱着一只活鸭，坐在人行道边。我们意识到，爷爷开始老糊涂了，就不再让他一个人上街了。但是在知道我要出国留学以后，他马上偷着到银行取了钱，为我买了一只精致的镂花金戒指，上面镶了一块八角形的红宝石，可惜它被我在屡次三番的搬家过程中丢失了。爷爷去世的时候, 我正在全世界各地宣传电影《末代皇帝》, 没能回家追悼。事后回到上海，我小孃孃跟我说，“我爸爸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说着她眼眶一红就说不下去了。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去奶奶爷爷家”了，爷爷温厚善良的脸浮现在我眼前，我突然非常想念他。

我想到“缘分”这个词。1939年我爷爷所在的宽仁医院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火灾，之后被迁移到了歌乐山。不久，上海国立医学院也迁到了歌乐山，随后我母亲也跟她的父母搬到歌乐山生活，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重庆话。也许这是上苍为这对异地的少年安排的第一次机遇？我想像一个晨雾飘逸的早上，父母都背着书包在两条交叉的山路上先后走过。

这一错过就是十年。仔细想想，人的存在真是十分偶然的奇迹，你的父母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了。也许对每个人，这都是一件差点儿就可能发生的事吧。

……

（未完，全文见《上海文学》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