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2021年第10期｜王恺：沉入热汤（节选）
一
格鲁吉亚的漫长公路上，没别的可以卖，沿途只见西瓜、哈密瓜，两种瓜类构成了主要的物质，也是路边摊的最大主题。至多，还有一种塑料袋和木头构建成的垂椅，非常廉价感，既不乡土，也不时髦，就连蓄意混搭进现代展览空间，作为一种丑的存在，类似马丁·基彭贝尔格在美国做的展览《卡夫卡的快乐大结局（美国）》都嫌多余。那个是找个办公空间放满桌椅，类似大杂院的中介机构，象征卡夫卡的某种生活，可是连那里都放不进去。
这种椅子是生产简单宜家风格的累赘物，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好，一种残存的农业文明的耻辱的存在。
路边总有。就只有这三样，瓜是硕大的，旁边坐着沉闷的高加索妇人，她们是已经没有劳动力的老人，也不高声喧叫，只等你默默下车。一点不让人想起她们遥远的高加索祖先，包括希腊神话里的美狄亚——我们都没见过，只看过卡拉斯在帕索里尼电影里扮演的美狄亚公主，阴沉沉的大眼睛，里面装得下嫉妒、仇恨和死亡。
任何一只瓜的大小，足够一车人吃。一定非常甜，老式的花纹，墨绿加黑，像一种一扭一扭的斯特莱德的绸缎纹样，隐忍着，有点尊严感。看到那种硕大，只觉得吃的无能，像中年男人面对丰美的肉体的些微畏惧。被抛弃的遥远世界的农产品，默默无声，存在于斯。
真的一次都没有叫车停下来，去买只瓜上来。只在脑海里杀掉那只瓜，想着就一定会有快感。
广大的连片的乡村是格鲁吉亚的主体地带，农田之外，还有简陋的客栈，几乎看不到别的，农田里散布着牛羊，所以“农林牧副渔”俱全，也算是完美的前现代生活样本。苏联时期应该还有工厂，2008年发生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之间的南奥塞梯战争——这般耳熟，总在《新闻联播》里听过的名字，熟悉、轻松地就写了出来——让一切停止了下来，变成了一个没有工厂的国度。后来在首都想买点面霜，居然都匮乏，还是从德国进口的，可见工业荒到什么程度。本国只有肥皂厂，我买的肥皂，厚重如砖，满是奶油的质感，真是好东西。
有一家矿泉水厂深入人心，商标上面印着雪山的矿泉水，设计感非常好，据说是斯大林最喜欢的牌子，他是格鲁吉亚人，这是他家乡的牌子。轻啜，有点涩口的感觉，是不熟悉的人的陌生感，微小的敌意。它们还有一种梨子果汁，棕色啤酒瓶装的，有清甜的气泡。
这家工厂是最有存在感的。路边小店都有它们的影子，除此之外，一切付之阙如。
我们包的车，也是奔驰，很少看到这种款式。方型，沉闷，没有大都市习见的流线感，坐进去，座位也狭窄。不禁想是不是奔驰特供版，专门给欠发达国家。每次下来就不想进去，有一种被关进棺材的沉闷，非常无聊。唯一能做的，是和邻座聊天，大家都是陌生人，无法深入，只能进入漫长的睡眠。每到路边的车马店，都惊喜一下，觉得是监狱放风。
其实和一般的长途旅程也没什么两样。不过格鲁吉亚路边的车马店却不让人失望，里面的高加索人显然还是有着中亚民族的特质，男人圆头圆脸上的胡子，中年妇人艳丽的纱巾，还有粗壮的腰肢，往往会让你以为到了喀什的一家小店，细看又是不同，这里的更粗犷，更落寞。不像我们国家的一些人，露着生意的狡黠；他们是笨拙的，一张菜单，往往多算或者少算，大手一挥，算了——就从来没有付对过一次钱。后来和朋友讨论，倒也喜欢，有种未被驯化的粗粝感。
好看的是墙壁，粉红的、淡蓝的，虽然简陋，可明亮如同夏加尔的画，接触了几家下来，顿时觉得车马店的食物简单好吃，没有城里餐厅的烦琐，连餐具都简单，只有凉菜和热汤，还有各种硕大的馕。他们的馕有专门的坑，却显得笨，是一个巨大的半圆坑，无论是在放置馕还是取出来的时候，都需要费劲地把半个身子放进去，明显的笨，却也没有改。还有漫画专门做招贴，圆滚滚的师傅半个身子在馕坑里，双脚离地，简直人都能进去——从中可以看到高加索人的简单。
简单到最后都傲慢了。
馕，冷吃热吃都可。我在斯大林纪念馆附近的小店买了一个，瞬间吃了半个，热辣辣的饱胀感，基本的食物满足，像饥荒时期的人过年。后来又在卡兹别克雪山脚下买了，还不是完全圆形，有个脚，像一只火腿的形状，拎着拍游客照最好。馕在当地确实是基本食物，远不如新疆的馕丰富多彩。他们在食物上，不喜欢多动脑筋。
车马店里的馕是冷的，其他冷的菜还有凉拌茄子泥、凉拌黄瓜、凉拌西红柿——后两者加“凉拌”两个字都多余，简单地切开，浇上橄榄油。汤有两种，撒满香草的蘑菇汤、加酸菜煮的牛肉汤，刚开始吃，简直都是熟悉感，完全是东北乡村食物，一种慵懒的满意感蔓延开来，整个人不再那么焦灼。可是我们远在中亚，离开土耳其只有一站之隔的中亚，与希腊隔海相望的中亚。
两种汤，完全是为亚洲胃设计的，我们养了三只猫的晕车小同伴，喝了蘑菇汤之后，彻底恢复了活力，亮出了自己的肌肉。
老板点菜时，有种虚张声势的热情，大概也真是人不多，看到闹哄哄的中国旅人有一点刺激。不像我们的高速公路休息站，一车一车的人，这里只是门前冷落，不过性格上的疏懒很快占了上风，冷冷地，看着陌生而又怯怯的我们，很快恢复了平静。
我们拍照，装腔作势的惊喜，或者吃到好吃的时候得意的笑闹，在他看来，都是旅人的常态。有的店大，增加了一项内容，现场包饺子——格鲁吉亚人用包包子的方式包饺子，一只只大牛肉包子，扔进锅里煮熟，一大盘端上来，是适合壮汉的饮食。
二
在柏林住的酒店，在“裤裆大街”上，西德时期著名的商业街道。到的那天晚上出去逛，心生快乐，物质刺激的简单快乐，沿街都是商店，橱窗里纸醉金迷之外，还在街道两旁设置了玻璃展柜：一双金光灿烂的鞋、隔着玻璃也能闻到的百合香水、专供皇室的“茜茜公主”戴过的皮手套，还有小巧玲珑的皮鞋，感觉到皮面的柔软，想穿着走在雨天的柏林大街上，践踏出泥点，有种“世间好物不坚牢”的残酷快感。
酒店照例有柏林熊，我的酒店这只是彩虹色，缤纷妖娆，和车站出来的大棕熊截然不同。不禁想到“二战”前的柏林，纳粹虽然兴起，但20世纪30年代却是柏林的疯狂时期，满是歌舞场，满是寻欢客，是经济停滞阶段的社会性发泄？也许是走出了资本初期积累阶段的人类的纵欲？依修伍德的小说《告别柏林》，被改编成音乐剧《歌厅》，放纵大胆，让人面红耳赤。
原谅我再次用了“纸醉金迷”这个庸俗不堪的词语，除此而外，也没什么可以形容。纸醉，应该是指花钱如流水？金子则到处都是，舞台上、手指上、男人女人的灿烂头发上，还有晒过的肌肤上，金子都在流淌，蜜一样的景象。
当然，我是小市民的浅薄，喜欢这些。真的柏林哪里会这么单薄？酒店不远就是珂勒惠支纪念馆，不知道是因为她住过这里，还是后来政府的划拨。我在柏林经常困扰，当年西柏林是被围绕在柏林墙里面的，但我完全不知道哪里是西柏林的属地，哪里是当年社会主义国家东德的属地，照说这片地区应该属于资本主义的西柏林，他们也纪念这位贫苦的画家？
当然是值得纪念。她出名的是版画，也是鲁迅先生最推崇的版画家，但三楼展出的却是她的雕塑，有她雕塑的别人，也有自己。很少见过女性雕塑家的力量，这里就是明证，一个个金属的、泥土的雕塑，都如同从地里长出来，重大、沉闷，体量不算大——一间小小的博物馆，整个面积如同一户普通人家的三层楼，可想而知这些雕塑的压抑的体积，但都有千钧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想了想，真正压迫人的是贫穷，彻底的贫穷。
如果不是“一战”后的贫困，柏林也许真可以避免纳粹的横行。我半猜半蒙地看女艺术家的生平简介，看她的版画或者雕塑里自己经历的地狱般的生活，几双饿眼盯着面包，饥饿的骨瘦如柴的手伸在虚空中，完全没有出路，应该是她幼小熟悉的生活。我不懂版画，但是她的版画线条粗大的后面，是力量，一种跨越了性别的力量。看到她青年时期的一张黑白照片，明亮早熟的双眼，完全没有欢乐可言，似乎人世间等待她的就是残酷的生活。
新婚期的她还是愁苦，衣服之寒酸，隔着照片也能感受到，据说是嫁给了服务贫民窟的医生，也许能解决温饱，但多年来对贫困的感受，对穷人的同情，一点没有丧失。“一战”之后更是生活的下坡路，随着丈夫、儿子的离去，围绕着生命的，都是最本能的挣扎：贫困、求生、反抗，作品里的生命力，一大半是源于生命本能吧——一点不虚饰的艺术。
到了那尊她自己的塑像前，还是震动，年轻时候的粗粝生活成为日常，她接受了，但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反抗，于是一点点雕塑出她一生的残酷，以及对着残酷的呼喊。完全是省略的艺术，粗大的五官，眉眼还是清晰，漠然地看着生命，这悲惨的人世间。唯有漠然，才有更大的慈悲，有人说她的作品是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不曾有的，确实，那时候，只有伟人和富人才有被雕塑的权力。
有作家写她：“她的作品是现代德国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和贫民生活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怀着阴郁和纤秾的同情，将这些尽收眼底，表现在她慈母般的手腕之下。”
这位阴郁的伟大的母亲，同属于那个纸醉金迷时代的柏林。自己的雕像旁，是她的一些手稿、皮箱，皮子褐色中带有黑色，打开来，里面是一些磨损的线条，阴郁而强韧，感觉不是炭笔的作品，完全是刀子划在皮肤表层。现在都放在地上展陈，一个时代，吞吃生命的时代——我们以为自己逃离了吗？远着呢，现实世界歌舞升平的背后，不照样是贫富悬殊？只不过我们蓄意视而不见罢了。
窗户外倒是平安的秋天，金灿灿的落叶，在绿色的大草坪上，一切都平和如许。这种平静，又有多少真实？
相比起那些苦难的版画，她的雕塑更浑然有力，简直相信磁场一说了，被罩在里面，喘不过气。小博物馆里没有外人，只有我一个漫游到此地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理想和情怀，却被她的作品捆绑于窒息之中。
走出门，久久不能释放。正好看到一家越南河粉店，继续热汤安慰。冲进去，在一个刻板的只会说英语的中年越南妇女的安排下，坐在角落里，奋力地点了盘春卷，加一份热滚滚的牛肉河粉。
这里的河粉算是前菜的汤，可并没有入乡随俗变得小到难言，还是一大碗，只不过没有那么滚烫，青菜和薄荷叶都是事先煮熟的，牛肉汤刺激得薄荷香味弥漫，一口下去，灵魂方才归来。这些越南小店的存在，倒要感谢曾经存在过的东德时代，当时大批越南难民逃亡欧洲，东德敞开了怀抱，使得不少越南人留了下来，不过现在开店的应该是第三代？刻板的姿势，有点德国人一板一眼的架子，骨子里却还有些东方人依稀的热情，会问你，好不好喝。刻板开始融化，一寸寸的东方开始出现，我也从窒息中醒来。
当然好喝。热汤，确实是亚洲人的灵魂伴侣。幸亏不是在荷兰，一杯热水都不能免费的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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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全文见《上海文学》202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