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说到阿城的文学成就，都知道他的处女作《棋王》一发表就大红大紫。在谈到《棋王》的创作初衷时，阿城写过一篇《一些话》，特别谈到“怀一种俗念，即赚些稿费，买烟来吸。”此论一出，很快招致一些评论者的指责，竟然有斥之为“小痞子文艺”的。《棋王》发表于“文化寻根”的风潮中，其时正值当代文学叱咤风云之际，大家都在满怀激情地反思、批判、呐喊，为建构新的精神家园而上下求索，深沉如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清新如汪曾祺的《受戒》，感伤如王蒙的《蝴蝶》，激越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浪漫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深邃如刘心武的《钟鼓楼》，古朴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都激起了阵阵喝彩。此时突然冒出来“赚些稿费，买烟来吸”的叹息，是不是太“自轻自贱”了？文学一直被视为凝聚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志气的伟大事业，也一直是许多文化人的精神家园，怎么可以只是赚钱的工具？

然而，还是产生了与阿城共鸣的世俗之声——例如就在《棋王》发表的同年稍早，王安忆发表了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其中就道出了一位知青的人生感悟：从下乡之初的满怀希望到下乡以后的无限迷惘，那声“我们都是小人物”的叹息和一心要回上海去“争得一个饭碗”的意念足以引发这样的思考：那一代人是如何从理想激情渐渐回归世俗人生的？到了1988年，在与陈思和的对话中，王安忆关于“69届没有理想”的感慨得到了陈思和的认同：“这一代实际上是相当平庸地过来了……69届一代人很难有浪漫气”。这样的认识显然不同于“老三届”知青作家（如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张抗抗、孔捷生等等）的浪漫情怀，却也道出了在那个起伏曲折的年代里，人们在理想激情之后很快回归世俗人生的实情。这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人生的分水岭。另一个很有影响的例子是1986年以后也声名鹊起的王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为自己可以靠写小说维持生活而自得。渐渐地，文人谈稿费也变得理直气壮了。而这其实早有传统，从鲁迅曾经为版税而奋斗的往事到沈从文、丁玲当年开始文学写作时“追求的初步目标是每月20--30圆的稿酬”，再到1950年代的文学青年刘绍棠“为三万元存款而奋斗”的梦想，都是真实的历史。如果说谈起稿费有什么不同，差别也许就在是买烟抽还是能够过得滋润吧。到了商品经济大潮已经铺天盖地的1990年代，作家们谈论稿费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有的甚至走到另一个极端，因为漫天要价而为人不齿。时代变了，靠写作养活自己乃至过上滋润的生活，已经成为令人羡慕的事情。

二

在《棋王》产生“轰动效应”以后，评论界谈论最多的，是作品中散发出的道家文化气息。其中“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这些实实在在的朴素话语，还有对于“真人生”的体悟“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都足以表明：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活法，那便是远离那些大话空话，实实在在靠本事吃饭，安分守己自得其乐。从这个角度看人生，朴素为本、顺应自然，不仅是一种自在的活法，也是人们远离激情的冷静吧。在我看来，《棋王》《孩子王》的可贵在于：不同于“反思文学”的沉重思考，而是很轻松就从传统的世俗活法中找到了远离空洞激情的自在。

是的，世俗活法。中国是经历过许多大灾大难的国度——从“春秋无义战”到“五胡乱华”，从无数宫廷政变到频繁的农民战争……何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何以平平安安过一生？确实很不容易。从《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感慨到《老子》中“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的低调，从《论语》中“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叹息到《庄子》中“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的洞察，还有屈原的喟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馋人高张，贤士无名”、朱熹的困惑“何故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乃至有“古今第一完人”之誉的曾国藩也在他那本广为流传的《家书》中多次感叹：“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而他在建功立业以后居然以“不信书，信运气”作为一生打拼的彻悟。这些名人尚且如此忧心忡忡，平头百姓因此口口相传“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小乱避城，大乱避乡”“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出水才看两脚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听天由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诸如此类的经验之谈似乎并非不可理解。这一切，与“士不可以不弘毅”的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截然不同，却在民间有广泛而深厚的信众。老百姓有老百姓的避祸之术。集合了格言谚语的《增广贤文》从明代开始流传，渐渐家喻户晓，成为从循规蹈矩的读书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官吏到一生处世谨慎的平头百姓时刻记得的人生哲学：诸如“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等等这样可以理解的戒心，还有“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样通达的人情，以及“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之类本分做人的信念。与此同时，一直以来，也不乏思想家对于世俗人生的尖锐批判，希望唤起民众、改造社会。如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改造国民性”的呐喊就很有代表性。鲁迅曾经发出的“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的喝问曾经产生过持久的历史回声。（先生后来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林语堂的思考则别有洞天：“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这样的议论对于“人之常情”的理解，正应了中国人熟知的那副对子：“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虽然他也不止一次指出：“也许中国最突出的品质可以说是‘超脱老猾’……与这种人生哲学相比，西方文明的整个模式看来都极为原始和幼稚。”“超脱老猾是中国人聪明才智的结晶，它的最大缺点是与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相抗衡。”这样的观念与“启蒙”的思路截然有别，也颇能发人深思。锐意改革的革命家、思想家毕竟是少数。大众往往另有大众的活法。

从这个角度看阿城笔下那些对政治没什么兴趣的平头百姓，他们一直恪守着自得其乐的活法——王一生“呆在棋里舒服”的活法可以使人想到社会上百姓的各种乐子：喝茶打牌、烹饪手艺、养花养鸟、练功练武、唱歌唱戏、斗鸡斗虫、剪纸绣花、木雕砖雕、书法绘画、各种收藏……多少人痴迷其中，不知不觉就是一生。因此有了各种茶道、花道、门派、秘籍、讲究，有了民间文化的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一切似乎与理想抱负没什么关系。因为有了这些使人乐以忘忧的技艺、活法，生活才变得生机盎然，日常才有了精神寄托。虽然常常也有狂热的赌徒卷入其中，折腾到败光家产、山穷水尽的绝境，虽然还有各种迷信掺合进去诱人走火入魔，但更多的还是普通人的平常心吧，“乐而不淫”，迷而不狂。因此就远离了那些激动人心，也远离了种种居心叵测。虽然老百姓都懂“玩物丧志”的诫语，也知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人生“正道”，可眼看着科举之路那么窄，“范进中举”的悲剧那么多，往往也就想开了。一面辛苦地谋生，一面得乐且乐。有些人一不小心玩出了名堂，成为“玩家”——如收藏家、书法家、工艺名家、烹饪大师、江湖大侠……以至于当代甚至有了“玩学”。

值得注意的是，阿城特别写出了下棋离不开吃饭的至理：“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一句朴素的话语，使人很自然想到那些家喻户晓的民谚“人是铁，饭是钢”，“民以食为天”“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乃至“当兵吃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些民谚，体现了朴素平凡的人生道理，也折射出战乱饥荒的痛苦记忆。这些话，与“不讲吃，不讲穿”的自我律令和练气功可以“辟谷”的特异效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与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的《绿化树》、刘恒的《狗日的粮食》、莫言的《粮食》等等关于饥饿记忆的故事一起，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那些年代的印记。吃饭这个最基本的生命诉求，为什么一次次与可怕的饥荒猝然遭遇？史书上关于饥荒年代“易子而食”“俘人而食”的惨烈记载惊心动魄。这样的记忆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吃饭居然常常成了一件不可小看的大事：“饭碗”成为“职业”的代名词，“吃香喝辣”成为身价不低的常用词，而“吃软不吃硬”“不吃那一套”“做人不吃亏”“吃点亏，在一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嚼得菜根，百事可成”也都成为与“吃”紧紧相连的生动比喻。思想家李泽厚不是也将唯物史观看作“人们首先必须吃”的“吃饭哲学”么？

值得注意的还有，《棋王》写吃，不是富人的奢侈享受（如陆文夫的《美食家》中刻画的朱自冶），也非腐败的恣意挥霍（如范小青《成长》中对于酒席上各种“顺口溜”的描写），而只是家常便饭。家常便饭如何写出文学的魅力？《棋王》突出的是吃饭的认真：“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呷。”

这是生活贫困年代里平民百姓生活中常见的吃相。吃得认真，是因为挨过饿；吃得认真，是因为“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吃得认真，还因为“记着断顿儿的时候，每顿都要欠一点儿。老话儿说‘半饥半饱日子长’嘛”的历史记忆。这样，就写出了平民百姓的朴素生活：虽然活得卑微艰难，也活得认真坚韧。而王安忆不是也在《69届初中生》中一再写到主人公的人生态度吗？——“我们都是小人物……只能努力为自己做一点什么。我们很自私，可是，我们生活得很认真。”“不管怎么，她要认真地生活，做人，做一个好人，一个少烦恼的人，一个有少许价值的人。尽管生不逢时，但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世界上，那就认认真真的，好好儿地走下去吧。”这种认真而非油滑、执着而不投机，虽饱经磨难也不灰心丧气、自暴自弃的人生观，也许是平凡活法中最常见、最感人的一种吧，它可能正是这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

三

是的，认真是良知的证明。这是当代许多作家都讴歌过的平民精神——从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到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铁凝的《哦，香雪》、贾平凹的《天狗》，一直到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是善良、坚韧、平淡、从容的朴素人生的可贵记录。这是与喧哗骚动的浪潮迥然不同的精神境界。这些作品足以催生这样的思考：这些善良的人们，是“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证明。他们也许没读过什么书，全凭传统美德的熏陶和淳朴天性的驱使赢得口碑。他们与那些麻木不仁、或精于算计、心底阴暗的人们绝不一样。相比之下，庄子关于“其生若浮，其死若休”的虚无价值观和“缘督以为经”（顺从自然之道）的淡漠态度是不是倒显得太不食人间烟火了？

当年《棋王》发表以后，评论界涌现出许多欣赏其中道家精神的文章。其中，苏丁、仲呈祥的《〈棋王〉与道家美学》、胡河清的《论阿城、莫言对人格美的追求与东方文化传统》《论阿城、马原、张炜：道家文化智慧的沿革》等文都是很有洞见的力作。如对传统神秘文化素有研究的胡河清运用古代的“骨力”说去阐释阿城小说，给人以深邃睿智的启迪：“较之西方美学的‘崇高’‘情致’等范畴，‘骨’似乎更集中更深刻的表现在个人品质上；同时，在西方美学中，‘崇高’和‘秀美’是一对对立的范畴，而‘骨’则在大节不亏的前提下并不排除种种不同形态的美的结合；故‘骨’又有‘奇骨’‘天骨’‘隽骨’之分。可以说‘骨’是中国传统人物性格理论的一大创造。”中国文化做人讲“骨气”，为文讲“风骨”，书法讲“骨力”，江湖讲“侠骨”，还有相法讲“骨相”，都说的是阳刚之气、凛然正气。以这样的眼光去读《棋王》，王一生痴迷下棋却能够“神机妙算，先声有势，后发制人，遣龙治水，气贯阴阳”，赢得“古今儒将，不过如此”的赞誉，便是“以柔克刚”的证明，而不只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的“无为”，更不是庄子“心斋”、“坐忘”那样的虚无状态。以同样的眼光去读《树王》，当过兵的护林员肖疙瘩拼了命去保护古树，显示出“十分强悍而沉默”的骨气，虽然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却在与狂热的人们对峙的时刻闪烁出个性的锋芒。仍然以这样的眼光去读《孩子王》，那位知青教师就是不随大流去教那些空洞课文，而是像牛一样倔强，教学生用得上的实用知识，即使为此被辞退也全无所谓、问心无愧。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可谓点睛之笔：“牛是极犟的东西，而且有气度，任打任骂，慢慢眨着眼吃它想吃的东西。我总想，大约哲学家便是这种样子，否则学问如何做得成功？”——读着“三王”，看到一个个貌不惊人、出身贫寒的知青、护林员在非常的年代里，坚持自己的活法、坚守自己的主张，倔得出奇甚至倔出了名堂（如王一生痴迷下棋终成棋王），是可以使人联想到生活中那些性格倔强、特立独行的普通人和有志者的。从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率性而活、自信自强的中学生安然到周大新的《汉家女》中为了当兵敢于豁出去、终于如愿以偿的女主人公，从张贤亮《河的子孙》中那个善于应付上级、同时暗地里保护乡亲的“半个鬼”魏天贵、蒋子龙的《燕赵悲歌》中锐意改革的农民企业家武耕新、柯云路的《新星》中铁腕改革的李向南，到叶广芩的《青木川》中那个称霸一方又励精图治的魏富堂，还有莫言的《生死疲劳》中几十年坚持单干的农民蓝脸，以及都梁的《亮剑》和权延赤的《狼毒花》中正气十足、个性突出的八路军官兵……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人物。莫道社会似“酱缸”，生活中特立独行、活得自在的人到处都有。千年礼教、流言蜚语、社会舆论，就是窒息不了那股个性至上、我行我素的倔强骨气、霸蛮野性。

当然，也有另一种倔强：如路遥的《人生》中为了脱离农村而不顾一切的高加林，贾平凹《浮躁》中为了发财不择手段、最终送了命的雷大空，还有杨争光的《赌徒》中疯狂赌博、一败涂地也不思悔改的八墩、李佩甫的《羊的门》中长袖善舞、经营出神通广大关系网的能人村官呼天成……都是不怕“人言”、不顾后果、一心走自己认定的路的典型。有的人因此身败名裂，也有的人因此大红大紫。如此说来，中国人的“国民性”又岂是“随大流”“目光短浅”“蒙昧无知”“傻子过年看隔壁”这些说法能够概括得了的？

中国人讲“骨气”。平时普普通通，关键时刻却能够凭着自己的理想信念去特立独行，为此不怕得罪人，不怕流言蜚语，就这么率性而活——在这一方面，这些普通人与那些勇于改革的政治家（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毅然有独任之志”的张居正等等），还有那些率性而活的士大夫（从“竹林七贤”到“扬州八怪”，以及李白、玄奘、鉴真、苏东坡、徐霞客、李贽、王夫之、章太炎……），都是中国文化史上从来就不缺少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无所畏惧、“舍身求法”者的范例。

从老庄的“清静无为”到上述这些人的“上下求索”，可以看出道家精神的万千气象，也可以看出“大一统”格局中百舸争流、八仙过海的各显神通。中国文化常常活力涌动、“于无声处听惊雷”，与此大有关系。

四

虽然欣赏王一生那样的朴素与倔强，可肖疙瘩的“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令人感慨万端。阿城本计划写“八王”，却止步于“三王”。尽管如此，他仍然在“寻根”的浪潮中表达了对道家精神与平民性格的独到理解。

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常识与通识》最能体现他琢磨“常识”的博杂之学，以及对文化传统与平民活法的个性理解。常识作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知识，在那个年代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重新被强调的话题？

历史上一直有不断提升大众的思想文化素质的呼声，从儒家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富而后教”的教育思想到现代思想家对于“改造国民性”的各种设计，还有许多教育家对培养现代完满人格的倡导与实践（或如陈独秀，坚信“教育要取法西洋”；或如马相伯，倡导精英教育必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还有陶行知，弘扬平民教育的“智仁勇”……）都体现了不断追求崇高精神境界、纯洁人格理想、丰富知识气象的人文理想。然而另一方面，为什么有些看似美好的教育理想到了实际生活中会发生变异？例如几十年前那场“教育革命”，旨在培养政治思想纯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可实际上却在践行的过程中南辕北辙。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社会上重新恢复了“尊师重教”的正常风气，却也随着生存竞争的不断加剧，催生出“应试教育”的各种乱象愈演愈烈。于是，如何在不断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与文化水准的同时，不忘重温千百年来流行的为人处世的传统常识？怎样在难以改变时代发展趋势的形势下保持相对独立的个性（包括对自己学习能力、心理素质、兴趣爱好的清醒认识并尽可能扬长避短）？如何坚持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时不至于浮躁焦虑又善于不断根据现实的变化调适自己的生存策略？……都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教育的一般理想大同小异，但各人的接受能力、心理素质、发展潜能却千差万别。因此，在教育理想与各人才能、远大目标与现实条件、以及长辈要求、横向比较、自我调适之间，便充满了各种晦暗不明的变数。这时，重温那些基本的常识、那些多少年来支撑着人们一步步前行的世俗智慧，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实际上，在瞬息万变的年代里，“保持平常心”的善意提示、“难得糊涂”的豁达安慰、“天天开心”的彼此问候，还有“健康第一”的互相勉励，都道出了生活之道的基本共识，姑且称之世俗智慧吧。读《论语》，才知道孔夫子除了讲“克己复礼为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些士大夫的使命名言以外，还有非常个性化的生命爱好：既有热爱美食以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闲适情趣；读苏东坡诗词，既有“大江东去”的豪放，也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清醒，亦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叹息；读鲁迅作品，也既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慷慨，也有“荷戟独彷徨”的苦闷，还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自嘲。

也就是说，生活的复杂与丰富常常不是急功近利的流行口号能够遮蔽得了的。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心在变，何以“以不变应万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重温常识因此显得必要。因为常识正是经历过时间考验、实践检验的重要人生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阿城的小说，《棋王》写平头百姓的“真人生”就在于朴素而充实的活法，《树王》写人与自然的互为依存，《孩子王》写教育应该务实，都在特殊年代的背景中写出了普通人的清醒与倔强，并因此而耐人寻味。由此可见，平常心、朴素实在的生活态度显然具有对于狂热、虚妄的免疫力。这样的返璞归真，既还原了普通百姓的本色活法，又不同于其他年代里的另一个极端——从“全民经商”“向钱看”的浮躁到“精致的利己主义”“人间不值得”的冷漠。

《常识与通识》因此很有看头。例如《思乡与蛋白酶》从饮食谈起：“中国在饥谨上的经验很丰富，‘谨’的意思是蔬菜歉收，‘饥’的另有性欲的含义，此处不提。浙江不可谓不富庶，可是浙江菜里多干咸或发霉的货色，比如萧山的萝卜干、螺丝菜，杭州、莫干山、天目山一带的咸笋干，义乌的大头菜，绍兴的霉干菜，上虞的霉千张。浙江明明靠海，但有名的不是鲜鱼，奇怪的是咸鱼，比如玉环的咸带鱼，宁波的咸蟹，咸鳗鲞，咸乌鱼蛋，龙头考，咸黄泥螺。…………鲁迅先生是浙江人，他怀疑浙江祖上人也许不知遭过多大的灾荒，才会传下这些干咸臭食品。我看不是由于饥谨，而是由于战乱迁徙，因为浙江并非闹灾的省份。”

由饮食洞察、猜想历史的阴影，已不同于宣传美食的一般路数。归根结底是重温一句老话：“小的时候，长辈总是告诫不要挑食，其中的道理会影响人一辈子。”由此得出“你如果尽早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你就不太会大惊小怪”的结论也就水到渠成了。这样由吃写到文化，由各种杂感归结到开明、包容、兼收并蓄的人生观，就实实在在呼应了开放年代的百花齐放，也对各种耸人听闻的偏狭之见有了免疫力。另一方面，无情的现实是，有些人在吃上不大挑食，在思想上却狭隘偏激，那份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戾气足以影响胃口，也匪夷所思。可见如何养气养心、学得通达，也充满不确定性。

有趣的是，在《跟着感觉走？》中，作家也注意到“常识这个东西也有它的陷阱”。例如“中国有个说法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了了是五岁识得一千字，大未必佳是上大学了还不会洗脚。我在台湾听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先生讲，如果在家里没有做过家务，例如洗碗，成绩再好，我也不收他做化学博士研究生。”由此引出“智商”与“情商”的问题，希望不仅注意“智商”，更要注重“情商”。此说令人浮想联翩：的确有许多彼此矛盾的常识——是“自强不息”还是“顺其自然”？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是“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是“知足常乐”还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还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还是信“有志者事竟成”“事在人为”?是“及时行乐”还是琢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各种活法，都有幸运与不幸的大量例证；各种人生，都因为机遇的千差万别而导致悲喜不一的结局。所谓“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天意从来高难问，人生由命非由他”。佛家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刹那便是永恒”“成佛成魔，一念之间”，都道出了世事的玄妙、命运的无常。因此，才有了天意的猜测、命运的多变，以及选择的困惑、回首的彻悟、甘苦自知的“说不清道不明”吧。中国人的生活中多犹疑彷徨，与各种常识、各种信息常常彼此龃龉、令人莫衷一是很有关系。更有那些“恶向胆边生”的谚语，如“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有奶就是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棍棒下面出孝子”“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曾经导致了多少难以理喻的人间悲剧！世事纷乱，使智慧与烦恼如影随形。所以佛家才有“烦恼即菩提”之说吧。

尽管如此，不论世道如何变化，保持好好生活的清明信念，不迷信，不狂热，更不因为偏见走火入魔，而是在不断丰富自我中提升生活的质量、生命的境界。一旦遇到了坎坷，也尽可能做到“吃一堑长一智”，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去化解苦闷，开拓新路。记得那些常说常新的朴素道理，又不因此而异化到油腻的地步，同时，对于那些灰暗的常识保持警惕，避免误入歧途。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正是孟子说过的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个体生命之树因此得以常青之后的问题是：如何不断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水平与精神境界？笔者以为，常识不可少，进步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