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电话 ——忆张凤珠老人
那年初春，一天的晚饭后，在北京一家宾馆的房间，我拨通了一串座机号码，从电话那头传来一句颤巍巍的问询：
“是方晨么？”
我的心头一震，一股暖流瞬时涌遍全身，仿佛亲眼看到一位慈祥的老人守坐在电机话机旁，就为等待这声电话铃的响起。
“是我。”我马上回答，“张老师，我是方晨。”
我随即告诉老人一个好消息，我的小说得了《小说选刊》的年度奖。明天下午，颁奖会将在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召开。上午没有活动安排，我准备登门看望。
不见老人，至少有十一年了，因为2004年以后，我有十年没来过北京。在这十年里，跟老人有过并不频繁的通话。我掌握着一个小小的原则，那就是，自己应该每次都能够给老人带去好的消息。
大约在2009年底，我实现了调往济南工作的迫切愿望，并及时告知了老人。转过年上班，从此开始每月给老人邮寄《当代小说》的赠刊。老人在安定门外东河沿的住址，早已深深刻入我的内心。
第二天早饭后，我就急忙往安定门赶。
见到老人，一点不觉得有什么改变，尽管老人的动作已经很迟缓了。在老人面前，我表现出的绝对只有喜悦。对老人的感慨，我有意完全忽略了过去。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过往的岁月并没有走远。
我想用数码相机跟老人自拍一张合照。老人说自己这辈子不想在世上留下一点痕迹，但还是欣然应许。
放好相机，按下快门，我迅速跑回老人身边。从照片上看，我几乎把老人揽在了怀里，老人向后斜着身子，面带笑容，应该是保持了最舒服的姿势。
大半个上午的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我向老人告辞。老人拉住我的手，语速从容地说她要好好活着，争取活到我获大奖的那一天。
“我的电话，给你留着。”老人还客气地说。
这个年代，家里还使用座机的，已经不多了。
我不敢断定自己能够满足老人的心愿，但只过了半年多，我与老人就又一次相见。这年的9月份，我二度走进鲁迅文学院的课堂。
有一天，我组织同学们去看望老人。结束一个活动之后，按照我们事先与老人约定的时间，我和同学们冒着寒风来到老人家里。
还是那个简朴而整洁的家，称得上纤尘不染。老人穿了一身新，一件紫红色的上衣让老人显得十分精神。我把同学们一一介绍给老人，同学们尊敬地向老人致以问候。
看得出老人非常高兴，但考虑老人年高易倦，我们待在老人家的时间不长。走出老人的家门，就有同学后悔，应该跟老人多交谈，问一些遥远的过去的事情。其实，我对老人的了解，跟同学们一样，也多是道听途说。与老人相识这么久，我也从未想到从老人口中探听过去。我认为那可能很不合适。
没有打开老人的话匣子，肯定是有些同学延续至今的遗憾。尽管如此，当时仍有同学说，这是来鲁院学习期间做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更有同学向我表示，认可我与老人这种不掺杂世俗利益的忘年之交。
每个老人都是一座精神的宝库，特别是像张凤珠老师这样的在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留下印记的老人。
2004年，也是初春，我参加鲁迅文学院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上世纪90年代我还在鲁院参加过一次诗歌笔会，80年代末我来鲁院看望好友。
被全国广大文学工作者视为高级文学殿堂的鲁迅文学院，就与张凤珠老人有联系。从网络上，我得知，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张凤珠老人就“进入了在热河的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迅文学院”，但进入这家“鲁迅文学院”是学习，还是任教，我已不能够亲口询问老人了。后来的鲁迅文学院最初叫作“中央文学讲习所”，创建者就是现代作家丁玲。年轻时候的张凤珠做了丁玲的秘书，从此个人的命运时不时跟丁玲牵连在了一起。
我来鲁院学习，自然去安定门外东河沿看望了老人。
老人向我了解了在鲁院的学习情况，就提出把她的台式电脑借给我用。盛情难却，我把老人的电脑搬到鲁院的宿舍。
因为这台电脑，我就不用跟同学们一样，去电脑室扎堆写作。在宿舍里，我竟然敲出了一部长篇。这也使我不像其他同学一样经常露面，以致有的同学反映，除了上课，很少看到我。
四个月的学习即将结束，我约一位同学与我一起去张凤珠老人家送还电脑。到了中午，老人坚持留饭。我们跟随她走出家门，向附近的一家饭店走去。
老人已经七十多岁了，我下意识地搀扶她，惹得她说：
“方晨啊，你就是太……”
我“太”什么？在我看来，七十多岁确实很老了。实际上，那时候老人走起路来，脚步还很平稳，在我回想中，更像老神仙的缓缓飘行，足下祥云瑞气，莲花吐蕊。
也许因为老人的责备，我们顺从了老人掏钱请我们吃饭的心意。而上溯十年左右，我确实在老人家里吃过老人亲手煮的馄饨。
我的一位同学在鲁院组织诗歌笔会，邀我参加。趁机，我上门看望。
在我眼中，那时张凤珠老师也是老人。临近中午，老人要我吃了饭再走。让我惊奇的是，老人煮馄饨的钢精锅，很小。这使我想到，鸾姿凤态的老人，平时是不需要人间的食物的。人间所有的山珍海味，不过是须眉浊物的饱腹之物而已。
当时，馄饨对处于困境中的我来说，尚是生活的奢侈品。在老人家里，我品尝到了终生难以忘怀的人间美味。
吃过饭，老人曾在中科院工作的老伴出门遛弯儿回来了。
这是我与张凤珠老人的第三次相见。第一次是在我们省作协组织的作家培训活动上。那时候我正为改善生存环境而苦苦挣扎，活动过半我才赶来参加，于是，遇上了《中国作家》杂志社的几位客人，其中就有张凤珠老人。我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他们带走了我的一篇接近中篇小说的大短篇《艺人》。次年，这篇小说更名为《霜晨月》，发表在了《中国作家》第一期。
当时《中国作家》就在文坛非同一般。《中国作家》的创办跟丁玲有关系，跟张凤珠也有关系。
张凤珠老人担任《中国作家》副总编。在她主持工作期间，一大批产生过巨大反响的文学佳作在这块园地发表问世。我不知道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离休。
《霜晨月》发表后的年底，获得了1991-1993年度的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因此第一次进京领奖。高兴吗？ 高兴，但也没有高兴到昏了头。
与我一同获奖的，有文学史留名的当代名家，还有后来叱咤文坛的文学新秀。德高望重的冯牧先生讲到，由于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评奖的中断，这个奖可以算作“全国奖”了。
我想，如果真算作“全国奖”，就可以叫作“大奖”了吧。
主办方显然是要推出我，着意安排我上台代表获奖作家发言，但我还是个社会经验不老到的“雏儿”，对社会上正式的称呼，比如“领导”“先生”等很不习惯，面对台下嘉宾和摄像机、相机镜头，就怎么也叫不出口。主持人见状，给我找了个理由，“方晨太激动了”。其实我真的不是因为激动。
颁奖会过后，张凤珠老人对我说了句话，让我记了一辈子。
“别人说什么，不要去解释。”老人微笑着，声音柔细地谆谆教诲。
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告诉大家，老人中午要回家休息，就不跟大家一起吃午饭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跟老人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老人的字迹娟秀，字如其人，一眼就看出宁静的心态。她有一封信我记忆深刻。在信上，她说我写给她的每一封信，她都要给我保存下来……这些年，她对我创作的关注，无形中就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动力和信心来源。看到《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涉及我小说的评论，她也会写信告诉我，表达她高兴的心情。
当年，只要想到遥远的北京，还有这么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在默默关注着我，我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写下去。
我期望有更多的好消息带给老人，可是没想到在刚刚过去的大疫之年，老人已悄然作别了这个世界。
那年冬天，我和鲁院的同学们结伴去看她，临别，她说了句想起来令人心痛的话。
“方晨，这是最后一面了吧。”
怎么会呢？ 我安慰老人。但那的确是我跟老人的最后一面。
我自愧没能满足张凤珠老人的心愿，自愧能够讲给老人听的好消息太少，但我不愧我的坚持，那就是尽己所能，让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为自己高兴。
前不久，我才对同事说，往北京的那份赠刊不用寄了。
赠刊收不到了，而我给老人的电话，也只能打到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