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0年9月，我休年假在上海待了20天，收到中国海洋大学温奉桥教授微信时，我正坐在奉贤姐姐家院子里的一方桌子旁，在打开的手提电脑上写《“新人”变奏曲》评论，评论的副题是——“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人物形象解读”①。当时院子里的两树桂花刚刚开放，在金桂初绽的香气中，远离尘嚣，写一篇题为“新人”的评论，是一件惬意而舒适的工作，同时也有一种富于激情的宁静。在对林震、钟亦成的重读中，我遭遇了某种创造性的写作喷发。桂花的香气若有若无，秋天的阳光时隐时现，我的感觉一下子打开了，一天9000字，完稿。正是在这样愉快的写作中，温教授在微信中问：“何老师，请问您讲演的题目是？”那方桌子上的茶杯里，正好有刚刚沏好的竹叶青，茶叶针针竖立，有我特意摘了的庭院里初开的桂花洒进去，稍稍离开电脑中一行行文字的片刻，望着水中飘浮的黄色的小小的花，我不加思索地在手机上回复：《我为什么写作？》。

之所以说不加思索，因为直到现在我都有些怀疑自己，几乎所有对微信短信的回复我都有拖延的习惯，而能够在收到微信并在几秒钟内回复的，而且是有关一次需要认真准备的讲演题目，在我是第一次。回到北京家中，我和我爱人讲到此事，当然也包括这个题目。事实是，这个题目到我来青岛的当天还只是一个题目，没有任何前期的文字准备，有的只是以往的写作经验。我爱人提醒，你在其他地方的讲座都有了那么多现成的稿子，为什么不从中选一个？这样讲述起来会容易一些。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不那样做？为什么当时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这个题目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打动我、吸引我，使我有讲述它的愿望和勇气呢？

问这个问题，其实也在深问自己这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写作？

但是，我为什么写作？——作为一个问题而言，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它确定的答案就是完全不确定，而且，作为一个真理而言，它真正是——因人而异。

或许冥冥之中就有这么一问的。我想到了28年前——1992年，王蒙先生曾写过的一篇文章——《你为什么写作》②。也许是这篇谈为什么写作的文章，让我在姐姐的院子里与桂树相对时，不自觉地跑到了我的脑海里，使我灵光一现、神差一般地在手机上按下了“我为什么写作”这几个字，发送给了温教授？

我也不得而知。

或者是，我为什么写作——这样一个问题，也一直是从十多岁写下第一首诗时，就开始冥冥之中想要一个答案的问题。而这40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写作，我写下的所有文字其实都是在向自己求证——我为什么写作？较之结论而言，它更像一个过程。的确，我从未直接回答过，也不曾在文字中设问，更避免着向自己提出发问。为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回顾一下与此关联的我的一篇文字，题目是《文学的功德》③，在这篇2010年——整整10年过去了——的文章中，我援引了伏尔泰的一句话——他那句话字面上似乎无关文学。伏尔泰说，工作可以免除三大害处——贫困、罪恶和烦恼。我的理解，他是说工作的结果使我们产生了物质的产品，物质的产品使我们解决了生存意义上的诸多贫困，工作的过程使我们避免了罪恶，专注的工作带来了与烦恼不同的愉悦。但是如果把我们写出来的文字也作为一种产品的话——它当然是一种精神产品，那么这种工作是否使人类免除了伏尔泰所说的三大害处——贫困、罪恶和烦恼呢？

就这点来看，答案好像并不乐观。首先，贫困没有因为文学的存在而消失，从《诗经》开始算，文学在中国产生有两千多年了，但是贫困仍然不曾消失，我们小说、诗歌这样一些精神产品的存在，我们一代代作家的努力，并没有消除贫困。而且文学，也不能直接消除罪恶，不是说有文学存在或者是阅读了文学作品我们的社会就太平了，事实并不如此，这个世界上仍然还有监狱和劳役。人类的烦恼，非但没有因为文学的存在、文学的兴盛而消减，反而会随着精神的丰富而增长。我们的烦恼其实并没有因为文学的存在而减少，反而随着精神越来越丰富、情感愈来愈细腻，我们的烦恼更加与日俱增。我们对生活的思虑、对情感的焦灼、对欲望的渴求、对人性的敏感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烦恼，随着文学阅读所培养的纤敏的感受力，只会有增无减。

那么伏尔泰所说的这句话，它的意义在哪里？文学家工作的意趣在哪里？或者直白地讲，文学的功德在哪里？文学的作用与作家工作的理由在哪里呢？文学工作的确不能给我们带来可以兑现的金钱、可以享用的奢华、可以支配他人的权利，当然文学从来不拒绝这些人性的需求，它不是绝对去批评一个东西，金钱、奢华、权力，这些存在当然有其合理性，它是我们人性需求的一部分。但是文学的存在，对金钱、权力、奢华，保有一定的距离和必要的警惕。文学的精神之塔，它在搭建中，诉说的是来自心灵的对于真实的渴望，表达了作者对于现实的认知、对于善恶的认识、对于潜伏于善恶中的价值选择以及对于附加于具体人世之上的人类精神取向的把握。当然，更有对于人心中最幽暗部分、甚至最痛苦部分的剖析，对于事实真相的不加掩饰的揭示，对于它所认为的不良行为与心理的远离，这就是文学的工作。它要去承受，担当，升华，首先必须要做到揭示。这些并使我们避免心灵的贫困。

文学的工作还源于一种相信。如果有志于文学，无论你是诗歌、小说还是评论，写作本身其实源自一种相信，一种要打消某种顾虑与怀疑的相信。它是一种信念，我们写下文字，其实是在写我们生而为人还能做到更好的梦，写我自己对将要诞生的世界的一种确信。我相信有某种事物存在，相信在现实的存在之上，还有一种理想的存在，就是相信在现实所呈现的第一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或者第二世界——精神世界，相对于现实的第一王国而言的精神——第二王国，它必得由你亲手创造，你提笔而行，纸上造屋，长年累月，就是相信人心正直的力量必将大于外界的力量 ，就是相信这个第二王国，必将通过一代代人的不倦书写，而以集聚的能量，从优良的方面改写第一世界和创造第二世界。你相信有一种力量，从心愿出发，以文字为形，必将战胜或取代外界的任何一种不良，必将拯救或阻拦内心的任一种堕落。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他是抱着一个敏感的内心，去承受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贫困、仇恨、疾病、不公、罪恶，并以文学的抒写加以呈现，它呈现它们不是为了证明它们合理，它抒写不公，打抱不平，揭开这种现实存在的真实，不是为了证实现实是合理的，而是证明还有一种大于现实的力量存在，这就是相信，是这种相信，支撑着他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是不同的相信，构成了不同的文学面貌；是一代代作家信念下产生的语言，建构了我们对于自我与世界的认知。我们的书写，是为了建立一个文学的国度，文学的王国，这个“王国”的存在，不是为证明第一王国是合理的，而是说这个理想的王国必将代替第一王国。起码作家自己是相信这样一个理想的存在，这样一个王国的存在。我再说一遍，作家写作不是为了证明第一世界是合理的，而是证明第二世界有一种力量，能最终取代第一世界，是为了证明人类有一种力量，一种信仰将被开采出来。这种更广阔、更宏伟的信仰的力量，这种使人类不至下滑、不致坠毁的力量，使我们保持着对罪恶的认知、警觉和远离。

文学是一种不懈地发掘、不屈从于第一世界的强大力量，它致力于表达无情的力量之上还有一种有信仰的抵抗。这种真善美交互作用的力量，通过文学创作，无论你从事什么体裁创作，无论你触及的是什么领域的创作，书写者都要有一颗正直的心去印证这种力量这种信仰的存在。文学说到底是一种信仰的工作和有情的工作。所以当我们阅读和感知一位文学家在他的作品当中的愤怒、烦恼时，这是他对第一世界的不满、烦恼和愤怒的自然表现。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会自觉于此，当一位文学家揭示不公、谴责罪恶、绝不容忍不平等和无情时，恰恰意味着这个文学家心中有所期待，他还怀有某种理想，某种信仰，他对第一世界存在这样一些背离真善美的东西还有一种不容忍，他要建立高于第一世界的一个王国，他向往一种大于事实的精神力量，他的内心有另外一种关于生活的事实的图景。正是这个图景，这个被创造出来的第二世界，这个人类理应获得的真实的图景而不只是人类已经获得的事实的图景，支持了作家的诉说，而作家诉说这种理想力量的存在是想寻出一条将深陷烦恼的人们，同时也包括他自己，从不公的现实的力量中，找到一种解脱的道路或者战胜的道路。

这样说来，文学家虽然不像哲学家那样创造思想，像政治家那样建立制度，像经济学家那样提出规划创造财富，但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提出并暗示的、有关人类发展的宗旨和目标，有关社会的使命和理念，以及它对人类心灵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哲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无法取代的。

如果说思想、制度、财富的存在，可以使人们减少贫困、罪恶和烦恼——第一世界有其合理性，它确实在现实的层面部分解决了人类进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使人们能够减少贫困，让人们可以规避许多烦恼。这些政治家、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是文学家所不能取代的。但是文学的功德在于通过立言，创建了一种人们对抗贫困、罪恶和烦恼的信念。这种信念是文学家对于人类的贡献，他们贡献出人类的进步更需要也更重要的东西。文学家的贡献是，它通过看似虚妄的纸上的创造而完成一种实有的传递，他传递出人类有目的地建造一种相对于现实世界的更加崭新的理想世界的信念。这是文学的功德。这是不是作家“为什么写作？”问题的一个答案呢？

在上海文化出版社选编的中译本《世界一百位作家谈创作》中，关于“为什么写作”的答案也是莫衷一是。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回答是“对此我一无所知”；智利何塞·多诺索的回答：“我写作是为了弄清为什么要写作”，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回答；另有三分之一将写作解释为个人的精神需要；而英国女作家、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多丽丝·莱辛的答案是：“因为我是个写作的动物”。再有几位作家讲到，写作是为了创造一个更永恒的自我。再有十多人的答案则是——写作是为了与人交流。写出《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答是：“我写作，为了使我的朋友们更爱我”。而加拿大的安东尼·马耶则说，“我写作是为了完善世界，完成创世的第八天的工作”。巴金的回答则是为了“扫除我们心灵中的垃圾”，丁玲的回答是“为人生”而写作，巴尔扎克的回答是“我为了出名和富有”。格拉斯的回答好像是没有回答，他说，“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总之，自嘲有之，认真有之。我阅读时一直期望着王蒙先生有一个回答，但是他在《你为什么写作》这篇文章中没有讲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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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对于《你为什么写作》这句以疑问的文章之题作为书名的《王蒙文存》第21卷所收录的这篇文艺杂谈有某种过目不忘的顽固记忆，使得我在几秒钟内下意识地提交了对温教授提问的答复。那么今天的交流也许可以看作对王蒙先生“你为什么写作”这句提问的回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所有你关注的问题，其实就是自己的问题，你想向自己要一个答案的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更大的世界文学范围来看，关于“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隐性的，大致有两种，我们熟悉的答案是“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在这两种不同的写作观下，聚集了不同的写作者，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越来越觉得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鸿沟，比如在鲁迅的“为人生”里，我们同样见证了艺术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和趣味，而在王尔德的“艺术至上”的品味里，我们同样看得见他在哪怕现在少儿都能读懂的《快乐王子》这样的作品中也包含着深沉的现实关切。写作到了一定的高度，两者几无界限，而为它们人工设限，往往一方面是评论家归纳的癖好，一方面也源于作品本身还没能达到某种标高。就后者而言，它们所造成的人生与艺术的分裂，给了评论家的分离性话题以可乘之机。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这篇文章中，从他5岁写第一首诗到30岁写第一部完整的小说的感性经历说起，直说到他总结出的写作的“四大动机”：一，纯粹的自我中心。二，审美方面的热情。三，历史方面的冲动。四，政治方面的目的——这里所用“政治”一词是指它的最大程度的泛义而言。希望把世界推向一定方向或者是通过文字改变社会的想法。于此，他认为不同的动机必然相互排斥，而且在不同人身上和不同时候的表现必然不同。我倒以为，动机虽起初是惟一的，但写作的过程中有一种奇特的平衡作用，它可以兼顾其余，当你专注于一种时，其实你会意识到别一种东西也在你专注的东西里找到了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这样一段话，“所有的作家……在他们的动机的深处，埋藏着的是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桩消耗精力的苦差事，就像生一场痛苦的大病一样。你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无法抗拒或者无法明白的恶魔的驱使，你是绝不会从事这样的事的。你只知道这个恶魔就是令婴儿哭闹要人注意的同一本能。然而，同样确实的是，除非你不断努力把自己的个性磨灭掉，你是无法写出什么可读的东西来的。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窗。我说不好自己的那种动机最强烈，但是我知道哪个动机值得遵从。”④

我知道哪个动机值得遵从。事实是，如果从评论家的理性上去分析，而不只是一个作家的角度去看，我的动机分法是三分法，具体讲，世上大约有三种写作。第一种，让人知道“我”的写作。写作是为了突出“我”作为作者也同时作为人物的主人公的主体，这是以“人”为主体的写作，这个“人”大多时候不是众人或他人，而只是“我”。比如海明威的写作，张贤亮的作品。第二种，让人认知世界的写作。写作是为了以我这个叙述者为“通过体”或者“思想的工具”而找到通往外部世界的途径，它集中探讨客体对象，了解社会的法则，何以如此，或者已然如此，英国作家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证，比如毛姆，比如奥威尔，比如哈代，当然也包括钱钟书的《围城》。第三种，让人了解“我”与“你”（也许可用“世界”一词指代）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的写作。这种写作在意的既不完全是“我”，也非完全是“你”，它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的融合，或主客一体关系的建立。我将之称之为一种理智的爱的写作，在爱的关系中，单一的主体或单一的客体都无法完成、实现作为“关系”的存在，在“关系”中，“我”与“你”必得同时出现并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才可能成立。这种写作的代表性作家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比如王蒙，比如冯骥才。

于此，我推荐各位重视这样一篇文章，《当你拿起笔……》⑤。在这部长文里，王蒙先生将《你为什么写作》中避而不答的问题，用一种比喻的方式会回答了出来。“……你进入了一个最关键、最微妙、最困难和最美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你从现实生活的记忆里，飞跃到想象的艺术的世界里。这就叫做创造，因为，原本并没有这么一个现成的世界，是你的想象力创造了它。这就叫做构思，你要用精神的经纬织一幅画卷，用精神的梁柱搭一座大厦，用精神的奔突来打开一个广阔的天地，用精神的犀利来挖掘深山的宝藏。这又叫做虚构，因为它是假的。如果只是现实的分文不差的模写，又要文艺干什么呢？再美好的生活，也总会有一些重复的、单调的东西，有一些无意义的琐事，有一些本来是很有价值、很美好的东西在被忽视、被淡漠、被时间的长河所湮没，被庸俗的势力所消磨。所以，单纯的记录，简单的照相，并不会成为文学。”⑥那么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们又为什么以文学为业？

写作这篇文章的人解释了他执笔的动机。“你在进行类似上帝的工作。你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⑦，“一经创造好了这个世界，一旦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清清楚楚、无可置疑，是这样生机盎然、鲜明凸出，以至于你根本不相信它是你的产品，你觉得它根本就是那个样子的，从来就是那样存在的，它成了不以人们的意志、包括你这个‘上帝’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你觉得你不过是像一个航海者、一个探险家、一个旅行家一样不无偶然地发现了它罢了，你觉得一切的情节、一切的发展、一切戏剧性的场面和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结局都不过是这个世界、这世界里的人和事自己发展的结果，你并不能影响它。你觉得一切细致入微、丝丝如扣的情节、细节、背景、道具……都是它本身所具有的，你不过是如实地予以描摹和记录罢了；你觉得一切安排，一切结构，开头和结尾、波澜和反复，一切惊人之笔、感人之笔，都是本来就注定如此的；你觉得一切语言，一切精辟的、幽微的、动人心弦而又别出心裁的句子，都不过是那个原有的世界的人与物自身所具有的特征，是那个世界自己提示出来的，或是那些人物自己说出来的，你不过是个忠实的速记员罢了。这就是说，创造的结果全无创造的痕迹，创造者完全不相信、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创造者，‘上帝’变成了这个世界的一个奴仆、一个文书、一个速记员，精心制作的结果变成了捡拾现成，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结果变成了得来全不费功夫，斧凿的结果变成了自然而然，反复斟酌的结果变成了无可更动和无法更动。最后，创作变成了模写和叙述，写在纸上的文字变成了活生生的人和事。”⑧这篇文章完成于1980年，但显然，它是1992年“你为什么写作”的那篇文章的先期答案。这个答案，我于2020年，也就是它完成的40年后看到。而我10多年前所想所言的“第二世界”的构筑理论竟也与它不谋而同。

注释

①何向阳：《“新人”变奏曲——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人物形象解读》，参见何向阳总主编“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王蒙《布礼》，河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版，第235-253页。

②王蒙：《你为什么写作》，参见《王蒙文存·你为什么写作（创作谈文艺杂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396—399页。

③何向阳：《文学的功德》，《作品》2010年第7期。

④［英］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董乐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6月版。

⑤⑥⑦⑧王蒙：《当你拿起笔》，参见《王蒙文存·你为什么写作（创作谈文艺杂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57-182页、167-168页、175页、175-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