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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初心”:徐光耀和《小兵张嘎》
来源:中华读书报 | 李延青 王律  2021年07月08日07:40

1989年11月初,湖南省文联、省作协和岳阳市文联在岳阳市共同举办“康濯创作50周年作品学术讨论会”。

三位河北作家——徐光耀、张庆田和申跃中出席这次会议。应该是考虑到徐光耀和张庆田两位年长的原因,单位让我随行,一面到会上替刊物组稿,一面为老同志负责交通、住宿等事宜。我那时到《长城》编辑部时间不长,满眼都是文坛当红作家,对他们三位反而不甚了解。就知道张庆田当年以短篇小说《老坚决外传》闻名;申跃中呢,前几年有长篇小说《挂红灯》出版,随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可谓轰动一时,却也沉寂有年。至于康濯,我也只是大学期间读过他的短篇《我的两家房东》,觉得不错。接到通知后,我到单位图书馆找来找去,找到两本康濯小说选,给徐光耀送了去。当时,我并不知道康濯曾于1958年至1962年担任过河北文联副主席,申跃中应该算是他学生辈的作家,和张庆田曾经是同事,跟徐光耀呢,则有着更深的“渊源”。

过了两天,徐光耀打电话让我去他家。他让我把那两本书还给图书馆,微笑着说,康濯的作品他都读过。在此之前,我不止一次看过电影《小兵张嘎》,更早还藏有一本同名连环画,但我对徐光耀的经历所知甚少,并没有真正读过他的作品。

徐光耀在讨论会上的发言,让我第一次领略了他的风采。

他语气铿锵地说道:湖南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来这里,不是跟你们争夺康濯的。但康濯属于湖南,也属于河北。接着,他高度评价康濯的文学成就,历数康濯在河北工作期间的贡献,还特别提到在一次洪涝灾害发生后,康濯积极为灾区捐款。整个发言,既有恰如其分的“外交辞令”,更洋溢着感人的热情和真诚。这次发言,彻底改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会议期间,我和三位老同志逐渐熟络起来。途中闲聊,不知谁说到有人公然声称自己是小兵张嘎原型,和徐光耀关系如何如何密切等等。徐光耀听后,神色郑重地说,“小兵张嘎”没有原型,他是一个艺术形象!

由此,他谈起创作《小兵张嘎》的缘起和命运。

徐光耀十三岁参军,同年入党,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亲历大小百余战。他只上过四年初小,能成为作家完全得益于党和八路军这所大学校对他的培养教育,得益于火热的战斗生活充给予他的滋养和启迪。从学写家信、开通行证、打宿营报告、投墙报稿、写判决书、汇报、布告开始,到写战斗通讯,直至1947年插班进入华北联大文学系和1950年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讲习所)学习,一步一个脚印,文学素养因此提高。

1950年,徐光耀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八路军抗战的长篇小说,也是徐光耀的成名作。

小说以冀中根据地“五一大扫荡”为背景,成功塑造了抗日英雄周铁汉的感人形象,当时很是轰动。1953年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上作大会报告,谈起建国后的文学创作,提到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之一就是《平原烈火》。丁玲当年在人民大学演讲时,高度评价这部作品。几十年后,刘白羽在致徐光耀的信中谈到这部作品时,满怀深情地写道:“……抗战时,我到过冀中、冀南,我多么希望有一本血与火的书,终于读到你的《平原烈火》,你为受尽折磨的人民,你为枯骨如霜的死者,发出忠贞之声,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写出这样崇高的书,我向你致党的敬礼!”

这一年,徐光耀25岁。

激励他创作这部作品的,是他亲身经历的抗战生活;是战友们为救亡图存和共产主义理想,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昂扬斗志和高尚品德;是千千万万死无葬身之地、化作泥土的无名英雄;是军民、军政、同志之间的鱼水之情和血肉联系;是他们为民族自由、阶级翻身、人类解放的伟大实践和高尚精神。在徐光耀心中,“这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支柱,前进的脊梁,是辉耀千古的民族骄傲”。

正是心中装着这份精神,徐光耀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期间,以一个战士的自觉,主动要求奔赴到抗美援朝前线,在坑道中一待就是七个月。还是因为这份情怀,1953年从文研所一毕业,他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自觉,带着军职跑到故乡雄县,做了区委副书记,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日日与农民“三同”,一待就是三年。

1956年,徐光耀结束下乡生活,工作关系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一心一意投入到创作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中。他想写出一部比《平原烈火》更完美的作品。

1993年11月,徐光耀在为《青春岁月》杂志所写的《我和小兵张嘎》一文中,从“生活来源”“思想动机”“形象塑造”到“写作环境和特殊机遇”几个方面,完整讲述了创作《小兵张嘎》的全过程。我将其中一部分“采用”在这里,是因为他本人的表述更为准确、可靠:

写作的念头一起,“瞪眼虎”便马上跳来眼前,而我需要的正是他。我必须找个使我心神轻松、乐以忘忧的题材,而他恰是这样的“活宝”。在他后面,还跟来往日英豪,少年伙伴,活跳热烈,一队人马。一时间,在我身前身后,军歌嘹亮,战火纷飞,人欢马叫,枪炮轰鸣,当年战斗的景象,不但占据了我的整个生活,甚至挤进了我的梦境。为了给这跳跃的一群一个优美轻松的环境,又特地把故事背景选在了风光旖旎的白洋淀。写作开始后,几天之间,我就吃多了,睡实了,脸色又显红润,愁云惨雾一扫而光。“集中精力,转移方向”的灵验,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

……

写小说是很费劲的,必须每字每句细抠,语言不讲究,读者看不下去,故事再好,也是枉然。当时我的体力正像大病初愈还很虚弱,极想找个省力偷懒的法子,于是想到电影剧本。电影剧本只讲究对话,故事架子一搭起来,叙述性文字可以不必过于严格,勉强看懂就成;而对话,导演们喜欢越少越好。这样权衡起来,写电影就比写小说宽松省力。然而,我想错了,电影写到半截,便遇到“拦路虎”,沉思三天,无法突过,一时失去信心,觉得本来对电影不熟,何苦自讨没趣,小说是先前摸过的,总多几分把握。于是搁置电影,改写小说。

……

算不算精诚所至,或老天保佑呢。总之,小说写得相当顺利,在得意时,甚至手舞足蹈,向着想象的敌人“冲锋”……一个月内,小说完成,“张嘎”终于落实在纸面上。小小喘过一口气,回头再看那半截电影,发现按照小说的路子往下“耪”,“拦路虎”也能将就突过。于是又半个月,电影本子也完成了。世事确乎存在辩证法,好事坏事,常在转化之间,绝对的张狂或悲观,把事情一眼看死,是没有道理的。

……

是在国家经历了一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放宽的时候,《张嘎》小说才得以在1961年底发表,次年发行单行本;这使我有了把电影本子也拿出去的勇气,于是就寄给了曾经给我当过创作组长的崔嵬同志。老崔是当时正走红的大导演,他又约邀了另一位女才人欧阳红樱,于是1963年把电影也拍成了。

1989年11月的张家界时雨时晴。我们有时步行,有时乘坐吉普车到下一处景点。在如诗如画的风景中,徐光耀简略讲起自己那段日子。这段经历,徐光耀后来不止一次写到过,但我觉得都没有当初听他三言两语地讲述更为震撼。他讲如何强迫自己从精神分裂的苗头中解脱,想到必须找一个活泼轻松的题材。于是,《平原烈火》中“写丢”的那个小八路“瞪眼虎”的形象,首先出现在他面前;接着就是赵县县大队倒挎马枪、斜翘帽檐,外号“瞪眼虎”“希特勒”的两个小侦察员和他们的传说;随后“那些嘎不溜丢的小八路们,竟伴着硝烟炮火,笑眯眯地争先赶来”。……徐光耀把一张纸放在桌上,将自己从小到大,耳闻目睹的嘎人嘎事,不论民间的还是队伍上的,想起一条记下一条,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他在华北联大学习时,肖殷老师讲: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的性格。性格是由个性和共性两者组成,而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这句话成为徐光耀创作的座右铭,他将抓个性作为头等大事,凡符合“嘎子”个性的拼命强化,凡与“嘎子”个性无关的一律割舍。就这样开始了《小兵张嘎》的创作。

到1958年五六月间,小说和电影剧本两个“张嘎”均已杀青并装订成册。

铁凝曾经感慨说:“他用他的笔让嘎子活了,而被他创造的嘎子也让他活了下去。他们在一个非常时刻相互成全了彼此。”

为什么嘎子能让他活下来,而不是其他?归根结底是因为嘎子这个形象凝聚着战争岁月纯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同志关系,体现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一点对于徐光耀可谓刻骨铭心。所以,嘎子能给他带来超越个人荣辱的信念、力量和温暖。

此前徐光耀内心深处的纠结和痛苦源于此,现在将他“拔”出苦海的力量和温暖也源于此。

当年创作《平原烈火》,他就把抗战中牺牲的司令员王先臣的遗像挂在墙上,在烈士的目光里进行创作。他认为“那么多战士死在疆场,活下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扬他们的英勇精神”。这是徐光耀坚定地信念。

战火洗礼赋予了徐光耀水晶般的党性品格。他赤诚、坦荡、耿直,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个性会让不熟悉的人尴尬、难堪、不解,但熟知的人却能从他身上感受到质朴、真挚与纯粹!

旅途中,徐光耀特别说到画家黄胄。

他说,在一次次做检查期间,美术组的黄胄几乎是强拉硬拽的带他到琉璃厂去看画。那时琉璃厂还有很多公私合营的画店,一面转,黄胄一面给他指点、解说,还撺掇他:“买一张,买一张,画是陶冶性情的。”徐光耀深知黄胄的良苦用心,就买了一张齐白石的“群虾”。回到家,看着水藻中那一群生动鲜活的小生命,徐光耀的心神竟然暂时飞离了狂风暴雨……由此入门,赏画竟成为徐光耀的业余爱好。正是这一爱好,使他深深体会到绘画艺术对人精神世界的陶冶和滋养。

离休后,每逢周六日,徐光耀必去古玩市场转转。这自然源于黄胄当年的“启蒙”。与这一兴趣相关的一件事,颇能见出徐光耀的性格。一次,他去古玩市场,遇到一位同事从市场出来。他随口问人家买了点什么?

“买了块玉。”人家从兜里掏出来给他看。

徐光耀问:“你怎么知道这是玉?”

人家就给他讲解,玉呢,在砖上划一下,玉无损,砖有痕。反之则是假的。

正好旁边有块废砖,徐光耀拿过砖来说:“你试试。”

一试,砖无恙,玉却被磨掉一角。同事不好意思的起身而去。

徐光耀没想让同事难堪,就是想弄清真假。

1959年10月,徐光耀离开农场,工作关系落到保定市文联。有一天徐光耀在单位碰到《河北文学》到保定组稿的编辑张庆田。张庆田一见他就说:“老徐,给我们写个稿吧。”

徐光耀忐忑地问:“我?行吗?”

张庆田说:“我问你,就是行。”

于是张庆田带走了小说《小兵张嘎》,并发表在当年《河北文学》六、七期合刊上。第二年,小说单行本出版发行;《北京晚报》进行了连载。1963年,电影《小兵张嘎》在全国上映,一时间好评如潮。

至此,两个“嘎子”都获得公开身份。

小说发表后,徐光耀利用去天津的机会,到《河北文学》编辑部领取稿费。领出稿费,看看还有时间,不由自主就转到天津工艺美术商店。一进门,迎面挂着一幅张大千临摹唐伯虎的牡丹图,标价400元。而《小兵张嘎》的稿费恰好正是400元。买还是不买?画他是真喜欢,可一想到家里好多张嘴在等着吃饭,又令他犹豫不决。徐光耀在那幅画前踅来踅去,最后一咬牙走出了商店大门。在湖南途中,徐光耀说到此事仍然满脸遗憾。

在湖南我没有组到稿件,徐光耀的发言稿被主办方要去,他没留底稿。但这之后,徐光耀和申跃中在《长城》发表作品大都由我编发。徐光耀的作品,主要是他古稀之年后创作的系列短篇《我的喜剧系列》和《昨夜西风凋碧树》与《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昨夜》和《日子》是徐光耀最重要的两篇作品,直接导致了《小兵张嘎》的产生。也正是这两篇纪实性作品,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一个老作家、老战士、老党员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与忠诚。面向历史,它们和《平原烈火》《小兵张嘎》一并展示出作家的伟岸、丰厚与久远。

在旅途中,徐光耀偶然说起自己业余练习书法,我请他为我写一句鼓励的话。他说等我练好了给你写吧。我并没见过他的字,冒昧索求是因为心中对他多了一份敬意。这事随着出差结束也就放到脑后,没成想他却记在心里。1995年中秋过后,他把一副书法作品拿给我:“入木鑿石,锲而不舍。”上款题“延青同志留念并祈正之”。我一直珍藏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