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快乐拉祜

2018年6月25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联合国总部巨大的屏幕上，“追寻美好生活”中国扶贫成就展正在滚动播出。这是中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典型事例首次亮相在多边舞台上，云南省澜沧县酒井乡老达保拉祜族村民小组民族文化助脱贫选题被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脱贫攻坚的样板，在此次成就展上华丽绽放。

此时，正是老达保的清晨，村民们刚把舞台下的凳子擦了一遍，远处就响起了响亮的喇叭声，三辆旅游大巴朝着寨子开了进来，快乐拉祜演艺公司的演员们每人怀抱一把吉他，大步跑到寨门外去迎接客人。大巴车刚在寨门外停了下来，娜倮就带领着大家唱起了《快乐拉祜》迎宾曲：

吉祥的日子我们走到了一起，

共同把心中的歌儿唱起来，

蜜样的幸福生活滋润着我，

拉祜人纵情歌唱，

欢乐的时候我们走到一起，

举杯把祝福歌唱，

祝福你幸福吉祥天天快乐，

拉祜人纵情歌唱，

拉祜！拉祜！拉祜哟！……

进到山寨，客人们很快就被这里浓烈的艺术气氛和民族风情吸引住了，一幢幢井然有序的杆栏式木质吊脚楼里，家家摆放着吉他和葫芦笙，户户都有传统手艺作坊。一个多小时的《快乐拉祜》传统歌舞实景演出在高潮声中落下帷幕后，意犹未尽的客人们纷纷赞不绝口：“想不到一个躲在深山里的拉祜族寨子，竟然蕴藏着如此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样的节目，就是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也毫不逊色。”听到这些赞美，李娜倮心里有说不出的甜蜜。2018年1月，老达保村民小组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彰为第七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2018年11月1日，改革开放与中国扶贫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娜倮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妇女脱贫攻坚中的优秀代表出席会议并作了专题交流发言。此前，娜倮已经有了两个闪亮的头衔，党的十八大代表和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者。

2019年底，老达保村民小组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670万元，实现旅游业综合收入927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1240.98元，91户398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实现了脱贫。凭借着“民族文化+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直过民族”精准脱贫之路的老达保，见证着大国的担当，见证着文化的力量，见证着沉甸甸的付出与努力，这正是人类摆脱贫困之希望所在。

二、古歌

关于拉祜族，汉语的记忆并没有忘记，但外界对于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生存境遇知道的并不多。在拉祜语里，“拉”为虎，“祜”为将肉烤香的意思。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拉祜族跨境而居，国内主要分布在澜沧江西岸，北起临沧、耿马，南至澜沧、孟连等县，国外拉祜族主要分布在与中国接壤的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拉祜族是古羌人的后代，文献记载，早在商汤时代，拉祜人的祖先就活跃于甘青高原了。为了躲避战祸，更为了寻找一块适宜生存的平安之地，他们一代又一代，从甘青高原不断南迁，到了元明时期，迁徙的拉祜人已经到达了澜沧江两岸广大的山地丛林中，并由游猎采集向迁徙式半定居农业过渡。新中国建立之前，他们都一直过着游猎采集加农耕的迁徙农业生活。文字自然是没有，就连汉话都没有几个人会说，这种状况，就使得历史仅靠古歌和口耳相传。古歌是拉祜人永生不灭的灵魂，是火塘边的生活，是苞谷洋芋，是茶罐，是木犁，是黑夜与白昼交融的味道，拉祜人世代流传，咏唱不已，这使得他们从初始就与艺术结下良缘，并发挥到日常生活中。古歌的数量多得难以置信，内容很多是关于祖先故地的记忆，从自己的栖息地追述到包括甘青高原、横断山脉在内的广袤地区。通过这些古歌，拉祜人一直与祖先和故土保持着血肉相关的联系。从古歌中可以看出，大部分部落都是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战争、饥饿、疾病而不得不扶老携幼而开始漫长又悲壮的大迁徙。因此，在那些属于拉祜人的山头，古歌在不同的时刻被反复吟唱，从祖先的出生源头，唱到族人走过的村庄，走过的山冈，蹚过的河流，燃过的火塘，一直唱到今天生存的地方，那些关于繁衍、快乐、疾病、灾难的细节和秘密，便随着迁徙与憧憬纷至沓来，散落在今天的山头草尖、山寨河流，散落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流传至今的著名古歌有《肖代噜代》，其中分为《牡帕密帕》《根古》《扩根哈根》《兄妹分手》等篇章，只有古歌才能印证出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辽远。《肖代噜代》是一部宏伟的拉祜族创世纪与迁徙繁衍史诗，全诗共5600多行，分24个章节，宏大中充满细节，繁复中充满想象，于开阔之中叙说着拉祜人缜密的精神世界。

当一个民族，把生命与历史放在时间中熔炼为一部伟大作品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古老的文化遗迹，注定会以传承的方式，在亘古中闪烁着金属的质感和光泽，它们钻石般珍贵，旗帜般飘扬。

播种，生根，发芽，成长，开花，结果，生命的形成艰难而又漫长，葫芦广场，葫芦雕塑，葫芦娃，葫芦装饰，葫芦瓢，葫芦碗，芦笙舞，葫芦丝，芦笙节……走进澜沧，葫芦随处可见，如生如死，如诉如泣，与拉祜人相生相伴。古歌悠远，历久弥新，每年的葫芦节，《牡帕密帕》都会如期上演，那天，当我在澜沧葫芦广场再一次看到这部绚丽的歌舞剧时，我是如此感动于时光，舞蹈，生命……

三、老达保

我第一次来到老达保是2003年。一路抬眼望去，延绵数十公里的山基本由石头组成，像一块块天上垂下来的灰毯，我长时间地注视着那些太阳光下的石头，直到眼睛发烫。岁月就这样在石头上流动，生命就是从这些看起来既原始又贫瘠的地方生长出来，是那么地不可思议。血管一样的山路，往往把人引向一个个有日月笼罩的地方，有繁衍和婚姻的地方。蘑菇一样冒出来的山寨大都依山而立，少则几户，多则几十户或上百户，远远看去，全是灰头土脸的，呈现着陈旧单调的颜色，像一个个被时代随手抛弃的老疙瘩，老老实实地伏在山褶里。如果要去这样的地方，或是要从一个寨子走到另一个寨子，也许得花三五天，甚至半个月的时间。

达保，原本是一位拉祜部落首领的名字，在战乱迁徙的年代，这位强悍的首领带领族人穿越万水千山，来到了澜沧江中游的原始森林里开荒种地，逐渐筑起了寨子定居下来，后人为了纪念先祖，便将这里正式命名为“老达保”。

山寨周围的土地乍一眼看去是酽红的，纯粹热烈，血液一样。看多了，就慢慢看出了红色的基调中有着丰富的色彩过渡。浅红，砖红，赤红，紫红，黄棕红，灰红，绿红，不同的植被，不同的土质，影响了土地的颜色，间或有树林穿插其间。林中有许多鸟儿，常常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鸣叫的声音犹如山泉水花，四处飞溅。太阳天衣无缝地辉煌着，好久了，树们寂寞地冒着绿叶，只看着云做梦，感叹着土地的热浪。我注意观察了一下，那些绿茵茵的野草丛大都生长在被阴影留住的树根或洼地。

“直过民族”是指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较少民族，云南省内居住着9个“直过民族”，以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成为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老达保就是其中的一个“直过民族”山寨，尽管顶着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牡帕密帕》传承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笙舞》传承地的光环，但大山为它挡住了外面的发展和繁荣，因此，贫困依然是这里的主要特征。

在每天早上的固定时刻，与所有的山寨一样，袅袅的炊烟像受到某种召唤，从那些浑黄的茅屋顶上准时冒了出来，自然，每家每户每天的日子都是从火塘边开始的。女人们在火塘边忙碌，男人们在火塘边烤茶。阳光扫进家门的时候，人们便扛着头不紧不慢地奔向红壤。

然而，快乐总还是必不可少的。在每个需要抒发的夜晚，当夜幕降临在篝火边的时候，老达保的村民们便围着篝火拉起了大圈子。芦笙吹响的那一刻，延绵的舞蹈便开始了。当然，舞蹈在这里不仅仅是用来释放内心和躯体的激情，更是一些最为直接具体的东西，譬如神灵，春种秋收，火塘，牲畜，鸟儿，雷电风雨，等等。

四、娜倮

李娜倮出生于1983年，那时候老达保依然被贫困顽强地占据着。寨子里，木板搭建的杆栏式房屋，底层是牲畜们的世界，上层是人们的家园，不可避免，牛屎马粪的味道总是济济一堂。青瓦片上搭块土砖支靠着燃起的松明，便是大多数家庭的光源，如同这里所有的山寨一样，娜倮家里一年四季也是黑乎乎的，人总是处于黯淡之中。

夜晚，疲惫的母亲木然地剥离着苞谷棒子，一双劳碌的手经常不听使唤，往往把剥好的往没剥的堆里丢，娜倮便默默拣起来，重新放好。再看看母亲的双手，关节粗大，青筋毕露，指甲缝里溢满了黑色。不忍看下去，娜倮默默从母亲手上移开了视线。从此，那双手，那些夜晚的黑暗，犹如一粒粒种子，深深地种在了她的心里，随时准备催生出忧伤的叶片。

在山地，孩子们的童年无一例外地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受苦。娜倮六岁的时候，尽管家里穷得只剩下一个温暖的火塘，父母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她送到学校里读书。在他们看来，只有读书才是孩子们逃离苦难的唯一指望。

我到达的时候，正值雨季，绿色晶莹。对城里人来说，是踏青的最好时节，而在乡下，却正是青黄不接。远远看去，几排灰溜溜的房子像是从土里长出来一样，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使我看到了娜倮就读过的山村学校。走进去，首先吸引我的是那个有些不堪一击的篮球架，两个班的孩子正在比赛，其他孩子围坐场边，正饶有兴致地观看。据学校的老师介绍，这些孩子来自附近几个山头，粮食靠从家里背来，有的是苞谷，有的是洋芋，很少有大米。如果按每学期15元的书本费计算，每个孩子的费用不会超过20元，但是许多家庭拿不出这笔钱，每学期老师都要垫付一二百元的费用，才能使交不起学费的孩子重新上学。说到这里，那位表情尽量沉着的老师，忽然有些激动，他说，这几天，好几个孩子家里断了粮，吃饭都成了问题。

学校建在一座山坡上，有一百多个孩子，家住最远的孩子要走一天的路程，才能到达寄宿的学校。做饭也是自己动手，在教室外的火塘里烧几只洋芋或是焖一锅苞谷饭就是一餐。家里稍宽裕的孩子有时会带来几碗米，这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意味着大家都可以改善伙食了。

刚到学校的时候，包括娜倮在内的很多孩子都不会讲汉话，同祖辈、父辈一样，从出生的那天起，他们就不属于汉语的世界，只有进入学校后，他们才羞羞答答地开始使用汉语。当他们舌头僵硬、面红耳赤地念出第一个汉语词汇时，他们开始与一个陌生而庞大的世界相遇。

孩子们的生活费和其他杂费也是沉重的负担。如果说，远离工业和现代文明就是所谓的“落后”，那么落后对于拉祜人的生存，就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甚至是死亡。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吃苦耐劳。人们会很仔细地仰望着天空，会反反复复地搜寻着大地，会观察风的走向，会注视云的变幻，但那只是为了探究一季或一年的收成，因为他们饿着，很多时候都饿着。他们希望大地能够多长出一些粮食，最好除了果腹，还有一些剩余，以便能够卖掉，换回一些钞票，这样心里的焦虑和自卑自然会少一些。

小学三年级的一天，中午放学正准备做饭，远远就看见同桌娜丕的阿爸匆匆向着学校走来。看见阿爸，端着菜盆正准备洗菜的娜丕瞬间愣住了，继而转身向宿舍跑去。娜丕多次向娜倮说起过，家里经常揭不开锅，早就想让她回去帮着干活儿了。每次说起，两个孩子都会相望着长时间流眼泪。

娜倮和老师赶到宿舍的时候，娜丕的阿爸正提着她小小的铺盖卷走出宿舍，娜丕默默地跟在后面，眼睛里有两汪亮亮的东西。她的父亲走过去简单地对老师说了几句，就径直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师赶上去极力劝说，娜丕的阿爸突然生起气来，嗓门洪大地对着老师说了一通拉祜话，大意是娜倮的阿妈生了重病，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没有人照料，她要分担阿妈的部分活计，因此不能上学了。

那一刻，娜倮非常害怕。自己家里七口人，爷爷奶奶、阿爸阿妈，还有两个弟弟。爷爷奶奶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严酷的山地生活使他们的身体每况愈下，因此，全家人的生计都落在了阿爸阿妈身上。也许有一天，自己也会像娜丕一样，再也不能走进学校了。这么一想，娜倮惶恐得不敢再往下细想。时至今日，娜倮依然清晰地记得娜丕转身离去时那哭泣的眼神。

学校放假回家的日子，娜倮负责做饭，伺弄猪食，带两个弟弟。到山脚下的溪流中背水也是娜倮每天必做的活计，背水的桶用巨大的竹子锯成，弯下腰来比人还高。

晚饭后，她还要蹲在地上，与阿爸阿妈一起用刀刮削一些植物的根茎，父母干活儿回来的路上顺便挖回一些药材，家里靠它换取一些生活必需品。从早上到晚上，她几乎没有歇息一下的时间，一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其实也是需要体力和耐力的。山地人的一生，就这么一方小小的天地，在强大的贫困面前，许多人从来没有灿烂过自己的生命。

每天都能看见辍学的娜丕赶着一头小牛从家门前走过，晚上回家的路上，她小小的背上总会多出一背篓猪草或是一垛柴火，她的额头湿漉漉的，脸上有阳光和汗水涂抹的色彩。有时候，垛子太大，完全遮住了她的身影，只能看见下面两只缓慢移动的小脚。

离到乡里上初中还有几个月的一个夜晚，躺在房间的木板床上，娜倮听着父母在火塘边说了很长时间的话，隐约间不断说到学校、学费这样的字眼，娜倮的心猛地提了起来，不用问，父母一定是在说自己升初中的事情。她几次想起身出去，跟阿爸阿妈说自己想继续上学，但想想家里的境况，便不再吭声了。

半晌，阿妈来到娜倮的房间慢慢坐在床沿，不说话，只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额头上，娜倮瞬间明白了一切。不等阿妈开口，娜倮便强忍着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对阿妈说：“阿妈，我知道家里困难，让弟弟们继续上学吧，我也长大了，可以回来帮家里干活儿了。”黑暗中，娜倮感觉到有大滴湿的东西落在脸上，她再也忍不住了，直起身紧紧地抱住了阿妈。那一晚，母女俩眼泪汹涌，一夜无眠。

生活仍在继续，很快地，伴随着布谷鸟的叫声，娜倮与寨子里的人们走出家门，往大山里的红壤里走去，一年一度的耕作又将如期开始了。

五、第一把吉他

1984年，通往老达保的山路上，一个年轻的拉祜族小伙子身背一把吉他匆匆赶路。太阳猛烈，让人睁不开眼。他感觉自己的胃仿佛被掏空了一般，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过任何食物了。挥汗如雨中，他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喉结发出了响亮的声音，身与心都体味到了强烈的饥饿与疲惫。

这个当时只有21岁的小伙子，就是李娜倮的父亲李石开，背上的这把吉他，是卖了家里一头猪买来的。在山地，粮食紧缺，养猪从来都不是轻松的活计，无论刮风下雨，都得找野菜喂猪，一家人从早忙到晚，养了两年的猪作为这个家庭最大的一笔财富，终于出栏了，可一转眼，财富却变成了吉他。

李石开12岁能吹奏芦笙，15岁学会唱拉祜史诗《牡帕密帕》，一直是寨子里最优秀的芦笙舞者，一次偶然的机会却让他彻底迷上了吉他。

那天，李石开与寨子里的几个伙伴走在去县城街子交易的路上，他们半夜就已经起床，一直沿着那些凸凹的山路走来，下了好几场雨的大地上，飘荡着潮湿的气息。火把的光亮隐去了他们的住址，能够看见的只有时间的幽暗。

那段时间农闲，所有人家的农具都像贵重物品一样被精心擦拭后放置起来，地闲人自然也松了一口气。但闲来无事的日子，却熬得就像抽不尽的蚕丝，格外漫长。人也真是奇怪。当劳作成为一种苦难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像逃离监狱一样，渴望着一种快速的解脱。然而，一旦劳作真的被解除的时候，人的心底却又像一潭湖水突然被抽空了，顿时陷入一种难言的恐慌。没有劳作，意味着没有收获，意味着物质的极度匮乏，意味着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悄然而至的饥饿。长时间的肌肤皴裂，食物匮乏，人很容易就变得脆弱而敏感了。在山地，这是很正常的。

于是，为了打发时间和抵御焦虑，人们赶乡街子的热情便空前高涨起来。有时候是为了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更多的时候仅仅是为了能够吃到一些山寨里没有的食物，比如一碗凉粉，或者一块铁锅熬制的花生糖、一些果子等等，况且，平时难得一聚的人忽然间挤在一起，说说笑话，调侃打趣，交换一下信息也是非常必要的，自然而然，赶街子成了山地村民的盛宴。

到达县城的时候，头顶的太阳依然热辣。街头，一个英俊的流浪歌手在弹着吉他唱歌。歌声似乎在讲述着某种命运，虚弱、沉重、坚硬、黑暗、千疮百孔。歌手沉醉在吉他声中，唱得有些狼狈。那一刻，极富乐感的李石开觉得自己的心被吉他牵走了。

很多年后，提起这段往事，李石开依然很感慨：“那头猪卖了60元钱，我花50元买了一把吉他，来回坐拖拉机花了4元，我身上就只剩下6元钱了，虽然很心疼，但我觉得非常值得。”

这是老达保村的第一把吉他，对于酷爱唱歌的李石开来说，唱歌就是希望，就是梦想，只有歌唱才能让他的喉咙无比畅快。他甚至觉得，那些好听的拉祜民歌和芦笙调子如果只在山里流传，实在是可惜了。

来自吉他的另类音质与表达方式，很快吸引了村里同样爱好音乐和唱歌的年轻人，不久，村里便又多了几把吉他。不断地交流与切磋，拉祜古歌与西洋乐器由于有了李石开和老达保，注定了快乐的相遇，民歌与西洋乐器也开始了生生世世的相伴，并从此改变了彼此的命运。

吉他的出现，为李石开的生命打开了另一扇窗户，此后的30多年里，李石开弹着吉他，跳着芦笙舞，带着乡亲们去了北京、上海、香港及日本、法国演出，用古老的拉祜族音乐一次次叩响今天的大门。如今老达保80%的村民都会吉他弹唱，很难说是吉他改变了李石开，还是李石开改变了吉他，毋庸置疑的是，李石开成了村里最早见过世面的人，吉他和歌舞把他和乡亲们带出了大山，带向了世界。

六、芦笙传

其实，在成为老达保第一个吉他手之前，出生于1963年的李石开就已经是拉祜族中最有名的芦笙舞传承人之一。芦笙舞是拉祜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伴奏器乐主要以芦笙为主，芦笙悠扬婉转，爽心悦耳，拉祜族有句口头禅：“吹起芦笙唱起歌，阿哥阿妹来打歌”，《礼仪舞》《播种舞》《打谷舞》《丰收舞》《伐木舞》《选地舞》《磨刀舞》《铲地舞》《扒草舞》《犁地舞》《煮饭舞》《抽烟舞》《喝茶舞》《老鹰舞》《鹌鹑舞》《斗鸡舞》《青蛙舞》《白鹇舞》《小米雀舞》《鸭子舞》《猴子舞》《黄鼠狼舞》《建房舞》《老人舞》《男人舞》……婚丧嫁娶，自娱自乐，开心时跳，不开心时更要跳。芦笙舞同时也是一支专属男人的舞蹈，腾跃，跺脚，转身，回旋，充满了雄性的张力和气概。也许，太纯粹的生命只有摒弃了世俗的外壳，才能完成最彻底的展示？在拉祜族看来，直接沟通人与宇宙，中间容不得半点虚饰。

芦笙舞的难点在于需要长时间的边吹边舞，对于体力和协调性都是极大的考验。李石开从小就在阿爸李扎目和舅舅李扎戈的指导下进行严格的芦笙舞训练，从最简单的动作到复杂的动作，学到的所有动作融会贯通以后才开始学新的动作。20岁的时候，他完全掌握了芦笙舞115套动作，甚至学会了摩巴的叫魂歌、送鬼歌。作为家传四代的芦笙舞传承人，李石开在学习西洋乐器吉他的同时，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芦笙舞传承下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寨子里的青年人大都外出务工，传统的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除了寨子里的老人，会唱原汁原味拉祜调的人越来越少。他不敢想象，如果有一天，这些传承了千年的声音消失了，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他常常感叹：“寨子里能够完整跳芦笙舞的年轻人几乎没有，这个现象非常令人担忧。如果芦笙舞在自己这里断了代，我将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家里就是再穷，也得把这份技艺传下去。”说干就干，他决定从自己家里做起，首先教自己的两个儿子李扎努和李扎思学习芦笙舞，当时两个孩子分别才3岁和5岁，学习很大程度上完全靠兴趣。尽管每天干活儿回来已经非常疲惫，有时候累得连端碗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一想到芦笙舞的传承，他不敢有些许的喘息和懈怠。

每天晚饭后是李石开定时教儿子芦笙舞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两个正是玩耍年龄的孩子并不买账，往往是学一两个动作便吵着到一边玩耍去了，教学很难进行下去。李石开并不气馁，更没有放弃，他想，自己当时学习芦笙舞已经12岁了，到了懂事的年龄，自己的父亲学习芦笙也是9岁才开始，现在要让幼小的儿子学习，按照老方法肯定不行。肯动脑筋的李石开很快调整了教学方案，选孩子们感兴趣的《老鹰舞》《猴子舞》《青蛙舞》等，每天自己先吹着芦笙跳舞给孩子们看，惟妙惟肖的舞蹈动作和逼真的芦笙调往往把孩子们逗引得欢笑不停。功夫不负有心人，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两个孩子渐渐开始喜欢芦笙舞了，只要芦笙一响，便踏着节奏一招一式地舞蹈起来。

1991年，李石开办起了芦笙舞培训班，免费招收寨子里的25名学生，学习芦笙吹奏和芦笙舞蹈。那个时候的李石开没有想过能否成功，没有想过谁能坚持到最后，甚至没有想过培训班日后将带给老达保怎样深远的影响。事实是，李石开把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传承，芦笙舞培训班一办就再也没有停下来，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七、雅厄艺术团

2001年，在李石开的积极奔走和县文化馆的帮助下，老达保拉祜族文化传习馆正式挂牌，其中就包含芦笙舞传习班，常年坚持学习的学生也发展到了50多人。传习馆的建立，让李石开对生存有了新的思考，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定位，一个大胆的想法从他脑海里冒了出来，组织一支用吉他演绎传统文化的艺术团，既可以丰富山寨的文化生活，还可以在乡村节庆中表演，为乡亲们增加一些收入。李石开一方面被深深的贫困震撼着，也被自己的想法激励着。奔走游说，他的想法再一次得到了县文化馆的鼓励与支持。

然而，艺术团的创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艰难。当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参加艺术团的时候，意外发现寨子里的乡亲们虽然历来能歌善舞，但对参加艺术团的事并不感兴趣，对唱唱跳跳就能挣钱的事更是怀疑，有的老人甚至对想参加艺术团的孩子说：“拉祜族祖祖辈辈都是唱着歌跳着舞走过来的，如果唱唱跳跳就能够填饱肚子，早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贫穷了，不要跟着他瞎闹，耽误了种地，谁来负责我们的日子？”

这也难怪，寨子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是靠土里刨食，对于他们来说，不种粮食确实是冒险和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辈子面对着浩瀚无边的大山，面对着赖以生存的土地、茅草房、树林、草丛、山泉、野果，面对着他们永远吟唱着的祖先和神灵，他们本能地只会关心山里的一切，关心一年是否会有好的收成，关心一场无法抗拒的灾难与困顿，而温饱又是那样稀少珍贵，还能有什么比生命和生存更重要呢？

山里人是最务实和最经不起折腾的一群，山外世界的声色犬马，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他们只接受吹糠见米的现实，对于李石开来说，又何尝不是感同身受呢？他理解他们，但迈出去的脚步不能收回来，他相信自己，他必须坚持。

生性乐观的李石开再次从身边做起，从自己家庭做起。父亲李扎目，舅舅李扎戈、李扎瓦，叔叔李扎拉，亲戚李扎课，妻子李娜妥，女儿娜倮，以及两个儿子扎思和扎努，还有几个当年跟随李石开学习吉他的青年伙伴，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奔波，2001年9月，老达保有史以来第一个民间艺术团“雅厄艺术团”正式宣告成立。“雅厄”是拉祜语“大众”的意思，李石开为艺术团取名“雅厄”，就是要让艺术团成为真正的拉祜大众艺术团。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和排练，2003年春节，李石开终于赢得了带着艺术团成员及20多个村民到澜沧县城参加节日演出的机会。那天，他们在县政府后面的广场上敲锣打鼓地上演了芦笙舞和摆舞，两支都是那种略显笨重的舞蹈，50多名男女穿着胶鞋，有的吹芦笙，有的打象脚鼓，更多人反复围着场子中间一个巨大神鼓翻腾挪转，完全醉心于仪式般的体验之中。热烈的舞蹈跳荡出遥远的凝重，水泥地被从容的脚步跺得抖动起来。毋庸置疑，舞蹈动作显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显示他们征服了荒芜的土地，征服了暴雨，征服了河流，征服了最漂亮的女人。

雅厄艺术团和村民们质朴的表演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外界媒体的注意，老达保的名字开始出现在省、市媒体上。这次演出，艺术团的演员们每人得到了50元的劳务费，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极大地鼓舞了李石开和团员们的信心。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寨子里的男女老少便怀着新奇的心情陆续来到李石开家，听他讲外面的世界，汽车、录音机、霓虹灯等等，每个人的眼睛都是亮亮的，充满着憧憬，洋溢着希望。

八、那时的山谷

走近拉祜族，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2003年3月初的一天，朋友郑映德在电话里忧虑地对我说，澜沧县职业中学有两个拉祜族女子班，100个女孩眼看初中就要毕业了，如果得不到继续资助，等待她们的将是重新辍学。

这两个拉祜族女子班是经郑映德倡导，澜沧县委班子达成共识创办的，实行学习、生活用品全部供给制，经费由县有关部门共同筹措和社会捐助解决。由于澜沧是特困县，尽管县里尽了最大的努力，办学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孩子们的生活费更成了大问题。至于这样的班今后能否继续办下去，更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使我的心猛地缩了一下，似锋利的刀片划过。

其实2000年我就到过澜沧，只是那次是专程到糯福去看望一位在教堂里度过了一辈子的拉枯老人娜咪，也正是这次行程让我走进了拉祜族和他们生存的地域。像许多人一样，在我过去的岁月里，拉祜族这三个字像是未经冲洗的胶片，只是概念性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我得以紧挨着他们散发着汗味的身体在火塘边坐下，端起木碗，吃着他们的食物，他们的存在才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

概括地说，澜沧境内山区、半山区总面积达98.8%。任何人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酷烈的山谷永远不可能养活太多的人。事实上，自古以来，这里的山谷从来没有断绝过人烟，大部分的拉祜人生活在这里，此外，还有佤族、哈尼族、彝族等山地民族。直到今天，这里的大多数山谷仍然是他们的居住地。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为了在这样的山谷生存下来，这些善良而诚实的人们遭受了多少苦难，但毕竟他们还是以一种足以让现代人汗颜的、极为平静的心态生存了下来。生存乃是生命的背景，一如浩瀚的大山是拉祜人的背景，拉祜族女子班创办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改变一些人的命运，而在于这样的实践，启示了人性深处的爱心与良知。

其实，即使没有老郑的电话，我也一定还会再到澜沧，正如我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从我到来的时刻起，他们已经进入了我的心灵。”这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结，就像鸟儿注定要落在树上，只是老郑的电话使这一天提前了。

我注意到《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基本县情》里有这样一段话：“在这样的地方发展粮食作物生产，实际上是以极其珍贵的自然环境为高昂代价，换取最低的生存条件。这些被破坏的植被如不及时恢复，极有可能因长期的水土流失而形成无法绿化的荒山。如此已经走过了50年，再这样下去，最终散失的将不仅仅是生态，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将逐渐丧失。”

然而，年复一年，种粮食仍然是这里无望的指望。山里的人们始终没有找到别的生存门路。寨子周围的山冈大都被开垦出来，一圈一圈地围着寨子。失去了森林的养育滋润，土地贫瘠而干旱，能种稻谷的水田很少，大部分只能种植杂粮，全县134.7万亩耕地，除17.6万亩相对平坦的保水田外，其余全部是砍烧自然山林后形成的坡耕地。雨季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土地大都闲着。那些锄头翻起来的土疙瘩，混杂着烧焦的甘蔗茬，懒洋洋地躺在太阳下，漫不经心地等待着下一次播种。世界的意义在这里变成了苞谷、洋芋、荞子、豌豆，变成了茶叶、甘蔗。

澜沧县高级职业中学拉祜族女子班是我注定要访问的地方。由于山高水远，交通不便，拉祜族与外界隔离得相当远，也是贫困的根源性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历届政府都尽了很大的努力去改善拉祜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每年都要搞一些移民安居工程，但相对于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拉祜人还是被远远甩在了时代的后面。别的不说，仅就教育而言，从1949年到1990年，拉祜族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仅为1.4年。直到2000年澜沧县也仅实现了“普六”，而23个乡镇中仅有县城基本实现“普九”，青壮年文盲半文盲比例高达10%，往往是旧的文盲未扫除，新的文盲又形成。

这种可怕的循环，犹如陀螺不停地旋转。然而，有一个人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这种循环，他就是时任澜沧县委书记的郑映德。“如果说名字是事物的原型”，那么郑映德应该是一个普通的哈尼人。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便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贫穷培养的滋味是那样刻骨铭心，在澜沧，他再次咀嚼到了这种苦涩，他被拉祜人赤裸裸的贫困震慑了。事实上，40多年来，这种滋味一直弥漫在他的生命世界里，连同那深厚的土地、如影相随的苦难一起融进了他的生活，并形成了他的“苦难气息”，这种气息有着坚实的底层基础，是一种无法扑救的“烈火”。

当他将侧着的头转向我时，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使他焦虑和快乐的深渊：他愿意承担起一个普通人的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努力和快乐交给拉祜人。

然而，老郑也深知，种子在不同的土壤里收成绝对不会一样，也就是说，不找到一种新的突破口，那种令人惊恐的循环将会继续下去。由此，他想到一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拉祜族的生存状态，最重要的应当着力开发什么？扶持经济项目、大力发展交通、出台优惠政策、加大资金投入等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最根本，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要着力从文化上去开发，帮助拉祜人从文化上觉醒，从根本上激活他们自身求发展的渴望和潜能，才能加快他们脱贫的进程。而这种意义上的开发，必须同拉祜人的历史和生存现状一点一滴地结合起来。他敏锐地意识到，提高拉祜妇女的素质是关键，他称之为“母亲教育”工程，这是澜沧县前所未有的举措。这种新的理念使他荡漾着一种难以言尽的激情，尽管有人对这一提法提出了商榷，但它的意义却是大家的共识。

我的手头有一份郑映德起草的《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民族教育发展中几个特殊问题向国家教育部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理念：

澜沧县拉祜族人口占全国拉祜族人口的一半，占全世界拉祜族人口的三分之一强。据调查，本县的拉祜族贫困人口占全县贫困人口的90%以上，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文化素质低，社会发育程度低，生产生活方式原始落后。大部分家庭送子女读书的观念淡薄，愚昧和贫穷相生相伴，靠传统的教育方式提高拉祜族人口素质的收效不大，有必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办法。鉴于拉祜族妇女在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母亲，作为家庭的主事者，在生产和生活中起着支配和主导作用，实施“母亲教育”工程，旨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一代拉祜族妇女的文化素质，进而扩大对整个民族的正面影响，并以此带动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母亲教育”工程由“现代母亲”教育和“未来母亲”教育两部分组成：

“现代母亲”教育，以现有的16—45周岁的拉祜族妇女人群为对象，重点开展扫盲教育，并在脱贫的基础上进行实用技术、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家政管理等常识培训。据统计，此年龄段的拉祜族妇女共有5.2万人，计划每年培训5000人，用10年的时间完成“现代母亲”教育工程，按人年均培训费50元计，共需2600万元。通过实施扫盲培训，使已经成为母亲或即将成为母亲的一代拉祜族妇女的素质明显提高。“现代母亲”教育所用时间不长，投资不大，但对整个民族现阶段的发展和下一代的影响深远，对从根本上提高拉祜族的整体素质意义十分重大。

“未来母亲”教育，即对7—15周岁的拉祜族女性适龄儿童依法实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按该年龄段女性占拉祜族人口5%的比例计算，全县有适龄女童1万人。以国家举办“西藏班”“新疆班”或寄宿制民族中小学的形式，开办专门的拉祜族女子学校或“女子班”，实行在校半供给寄宿读书，集中该年龄阶段的拉祜族女性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按由国家每人每年给予生活补助600元计算，年需补助费600万元，九年共需5400万元，建校所需投入采取国家补一点、地方筹一点、群众集一点的办法解决。实施“未来母亲”教育，可用不到10年的时间，较好地解决拉祜族发展的基础性问题，达到提高拉祜族民族素质的目的。

为了强调实施“母亲工程”的重要性，郑映德还专门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写了一封信，请求支持。其实，反映真实的现状，是老郑做人的基本准则。他主持开展的澜沧县发展战略研究，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如实向外界公布了澜沧的基本县情。在老郑的主持下澜沧举全县之力，在高级职业中学办起了两个拉祜族女子班，为100名品学兼优面临辍学的拉祜女孩免费实施初中教育。当地驻军为女孩们捐赠了被褥蚊帐，县民宗局为女孩们统一购置了民族服装，县财政局拨出伙食费补贴，县民政局调拨补助粮，县教育局从教材到学杂费、住宿费都给予补贴，县卫生局定期为学生体检并提供常用药品，县团委、县林业局、澜沧铅矿也尽了最大力量给予赞助。县职业中学为此选派出了教学经验丰富、素质优良的教师承担教学和管理工作，尽可能为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李青装老师和温宏涛老师分别是女子一班和二班的班主任，据她们介绍，孩子们刚入学的时候，不少孩子连汉话都不会说，胆小内向，体质普遍干黑瘦小，更谈不上卫生的生活习惯，不洗澡，不换衣服，两位老师只好从扫地、擦玻璃、用卫生巾这样基本的生活小事教起，还要烧开水，烫虱子。这两位班主任谈起她们的学生时，就像在谈她们的妹妹，她们的眼睛就开始发亮，我从中看到了一种亲情，一种血缘般的亲情。正因为她们不经意流露出的这一表情，我不由得站远一点儿，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两位年轻秀气的教师，我看她们就是天生的姐姐，吃苦耐劳，善良包容。只是，看着她们从容地指点学生时，我才觉得她们就是老师，治学严谨的老师，就像在旱地里种庄稼一样，一字一句地播种希望。

所有善良人们的努力和愿望得到了回应，拉祜女子班2001年至2002年上学期参加全县统考，在及格率排名中，英语、政治、生物第一，历史、数学、地理第二，下学期及格率排名，除语文为第四外，其余排名均为第一。这样的成绩在内地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于这些从普及汉语开始的孩子来说，已实属不易。

人对命运的理解和感受，只有对自己而言才有实际意义。这些山村女孩离开了贫苦的村庄，离开了饥饿，来到县城学习新的知识，见识新的世面，让她们眼花缭乱兴奋不已。娜珍同学在作文《欢乐的一天》中写道：

“我的快乐慢慢地在我的身边旋转，最后又缓缓地流入我幼小的心灵。小学毕业后，家里穷，我本不能再继续读初中了。可是有一天，一个从天而降的消息让我快乐到了极点，这个好消息就是我又能读书了！这样的消息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可对于我却是改变一生的大事。那天听到这个好消息后，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另一个同学在《我长大了》中这样叙述自己的改变：

“自从我来到学校以后，我已经懂得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我学会了不乱丢果皮、不随地吐痰等。在老师的帮助下，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讲卫生懂礼貌的孩子，见到老师也习惯问声好了。刚来的时候，我不会说汉话，一见老师转身就跑，现在，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普通话也说得很好了。”

我的同事执意要拍一组拉祜女子班的孩子们在学校的镜头。第二天课间，学校安排孩子们穿上漂亮的拉祜服装在操场等着我们。同事让孩子们围成一个圆圈，每个人用一句话大声说出一个最想实现的愿望。孩子们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她们的愿望非常单纯：“我想吃肉！”“我想看看昆明！……”对于她们来说，省城昆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

同事将镜头对准了一个极秀气活泼的女孩，“我非常喜欢表演，我要考艺术学院。”女孩的梦想阳光般洋溢在脸上。

同事又问：“你家有几口人，能供你读书吗？”

“爷爷、奶奶。”女孩的眼睛像风中的油灯，刹时黯淡了许多。我能想象两位山村老人窘迫的处境。

“你的爸爸、妈妈呢？”

“爸爸不在了，妈妈改了嫁。”女孩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是那种终于可以哭出来的哭泣。

“你责怪妈妈吗？”也许是职业习惯，同事没有适可而止。这样的问题对于孩子，显然是过于残忍。

出乎我的预料，这个15岁的女孩回答得很平静：“我不怪妈妈。因为一个女人应该得到她应有的生活。”场面一片静寂。生存的艰难使孩子们变得格外早熟和坚强，她们从出生就一直承担着艰辛，她们已经习惯咀嚼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