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啄木鸟》2021年第1期｜林特特：亲爸后爸
导读
爸爸的追悼会上，一位高个儿老头儿礼貌造访。几个月后，母亲和老头儿宣布结婚，尘封四十余年的爱情往事也浮出水面。一场荡气回肠的平凡爱恋，让两个家庭、三位老人，默默维系着亲爸后爸的秘密，除了大时代下质朴、克制的爱情亲情，还有小人物不显于外的纯朴与善良。百万畅销书作家林特特于《立水桥北》后，再次推出“小正大”题材系列小说，以飨读者。
上
前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孟磊在簋街吃麻小。
三巡未过，孟磊已看了七回手机，他穿穿脱脱塑料手套，每脱下一次，机灵的服务员就立马奉上一双新的。我不禁停下剥壳的手，等孟磊第七次放下手机，火药味十足地埋怨道：“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你忙，就先走吧。”
孟磊与我结婚七年了。我以写作为生，他在海淀区一家三甲医院做医生，我们的孩子贝贝今年五岁。家里四世同堂，孟磊的父母、姥姥早从西安老家来到北京，与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小区，彼此照应。
孟磊笑笑，第八次戴上手套。
“没什么事，但琦琦，今天，我们确实要早点儿回家。”
“怎么了?”
“妈说，他们在收拾行李，过两天要和姥姥一起回西安，今晚早点儿把贝贝接回去。”
“哦，他们怎么突然想起要回西安？”我喃喃念着，加快手上和嘴上的速度。
“马上就要七月半了，他们陪姥姥回西安给两个姥爷上坟。”孟磊又拧开一只鲜红小龙虾的头，百忙之中，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我白做了这么多年他媳妇。
“说起来，我一直没搞清楚，你家为什么有两个姥爷，为什么你妈还愿意给另一个爸上坟？姥姥快九十了，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如此折腾？”我的问题一连串。
“说来话长，年代久远。”手机屏又亮了，孟磊欲言又止，又一次脱下手套。
“行了，别吃了，走吧，路上跟我说。”我制止了服务员再一次奉上新手套的动作，示意买单、打包。
吹着北京农历七月的风，一路向西，秋意浓，我听了以下的故事——
一 大辫子的诱惑
1951年，于小梅十九岁，是上海铁路局徐州段一家医院的护士。
那时的小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茂盛的黑发，上班时，鼓鼓囊囊盘起来，紧紧张张塞在护士帽里；下班后，梳成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辫梢垂在衬衫第二粒纽扣处，一说话，她发育良好的胸脯就微微起伏，带着辫梢随之微动。
不夸张地说，小梅是医院的院花。
多少病人难忘怀，她蒙着洁白口罩的小圆脸，一双清澈的眼，笑意像要随时倾泻出眼眶。
1951年的秋天，铁路局有个给青年员工的机会，去北京培训两个月，小梅所在的医院推荐了她。在这个培训班，小梅遇见了一位姓司马的年轻人。
司马，祖籍新疆，在兰州的铁路部门工作，头发略卷，肤色略白，眼窝很深，高高大大。小梅初见他时，需仰视，后来熟了，日渐亲密，踮起脚尖，伸出手，指甲刚好能碰到他的下巴。
司马比小梅大几岁，看得出，他有熠熠生辉的政治前途。培训班一开始，他就代表全体学员发言，之后，他作为班长，组织活动、督促学习、展开讨论，每次讨论都能说到点子上，总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
一句话：司马是个有领导力的人。
一句话：小梅对他一见钟情。
噢，不，是互相一见钟情。
司马第一次发言，小梅就被他迷住了。只见他全程脱稿，口若悬河，手势恰到好处，全场掌声雷动。“我们院长也不过如此吧。”小梅暗暗赞叹。学员坐了四排，小梅在第一排，掌声最热烈的是她，巴掌拍得最红的也是她。
接着，是周末舞会。司马站在舞池中央，建议男学员邀请女学员。女学员们不好意思，你推我，我推你，脸都冲着地板，弄得男学员也忸怩、局促起来。只有小梅的目光和司马是平视的，不畏惧，没抗拒。于是，司马一马当先，朝小梅走过去，说：“那就我先来吧！”他伸出手，小梅落落大方站起来，也伸出手……
培训结束，小梅的组织评价一栏填着：积极配合班长的工作。配合啥呢？就从配合完成开场舞开始。
至于司马，对小梅的好感早在开场舞前、配合工作前。
报到完，几位先来的新学员就在培训地宿舍楼前简陋的篮球场上过球瘾。司马个子高、技术好，处处占优势，他奔跑、躲让、弹跳、投掷，得中一个三分篮。一回头，却发现有位队友被其他队员冲撞在地，一倒不起，少顷，嘴唇发白，面色灰暗，竟然小便失禁，把球裤都弄湿了。大家手足无措之际，是路过的小梅冲过来，边按压做心肺复苏，边指挥包括司马在内的众人，联系急救……
那一刻，小梅跪着，印着单位名称的背包搁在地上，显然，和他们是一起来培训的，还没办理入住。小梅一条大辫子的辫梢随起伏的胸脯微动，另一条则刮擦着地面，沾染上了尘土。等惊险一幕过去，倒下的那位缓过气，医院的人也抬着担架赶到，小梅仰起涨得通红的小圆脸，拾起背包，掸掸土，匆匆而去。她不知道，一旁忙着协调的司马，百忙之中，不忘对她的背影留下深情一瞥，此后，那两条大辫子的辫梢，一直刮擦着司马的心，令他整夜起伏。
两个月，六十一天，含一个大月。参观，学习，讨论，总结；两次出游，分别去了景山和天坛；每周末有舞会，诸多工作需配合，朝夕相伴，越走越近，却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直到培训结束，司马送走了全班同学；他和每个同学都进行了站台挥手告别仪式，招呼每个人去兰州玩，除了小梅。送小梅时，司马在一派团结的气氛中，声音紧张，表情严肃，态度活泼，他问：“小梅同志，你想过去兰州工作吗？”
小梅没回答他，低着头，脸冲着站台的地。
隔着车窗，他们交换了通信地址。司马站在窗外，小梅探出头来。
车开了，像所有电影中所有车站情侣的分别，司马跟着车慢走、快跑，摇着手，喊着“再见”，看着车渐行渐远。
很快，小梅发现没必要留地址，因为，当她拉开背包拉链想要找什么东西时，看见了一封信。那是司马悄悄塞在她背包里的。
信的开头是：我亲密的战友于小梅同志，我们可以有两种生活，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
结尾还是那句：你想过来兰州工作吗？
车窗外，北方的秋天，天正蓝，云正白，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夕阳如一枚鸭蛋黄，远远挂着，红油汪在幸福的圆中。
那封信，小梅也就读了一百遍吧。等指甲掐出一道白印似的月牙儿爬上天，小梅就着火车在轨道上的嘎吱嘎吱声，找出纸、笔，给司马回信。
“我亲密的战友司马奋强，我们的两种生活是融在一起的，我想起你，就鼓起勇气……”
辫梢刮擦着信纸，小梅在信中约会司马：下一个节日，在徐州见；下下个节日，在兰州见。
他们恋爱了。
二 介绍信
一年，一百七十七封信。常常发出信，就接到信。两个人都成了邮递员的好朋友。
一年，只要能在一起的假期，他们就排除万难，待在一起。
1952年的夏天，小梅和司马谈婚论嫁，调动的事儿也提上日程。都好办，毕竟在一个系统里，毕竟都是业务骨干，毕竟有对口的单位愿意接收，毕竟小梅的父母通情达理——只要司马人好，女儿远嫁也不怕。事情决定了，两边一起努力，筹备婚事，向组织汇报。只等一张介绍信，有了介绍信，就可以拿着去领结婚证；关键的人都打过招呼了，有结婚证，就下调令。
喜糖由司马准备，床上用品由小梅家包办。新房就是司马在单位的宿舍，原来是两人间，照顾他结婚，室友提前一个月搬走了。新的水瓶、新的痰盂、新的镜子……每一天，司马都像燕子衔泥一样往小窝里衔回点儿什么，而小梅如蚂蚁搬家，每隔一段时间，就拜托顺路顺车的朋友，往兰州带点儿什么。
1953年的元旦，是小梅和司马大喜的日子。小梅提前请好婚假，从徐州出发，前往兰州，背包里是她的嫁衣。除此之外，她还带了两床新被子，一床被面红，一床被面绿。“红男绿女，红男绿女”，临行前，小梅的母亲叮嘱了她两遍，千万别弄错了，新婚之夜，红的给司马盖，绿的留给小梅自己。
司马在兰州火车站接小梅。车门开，他接过装被子的大包袱，包袱皮是一床印着牡丹花的旧床单，最上方打个十字结，像个包子。小梅只拎一个印着“××铁路医院”的背包，她蹦下车，两条大辫子从前甩到后，从后甩到前，辫梢特地绑了红纱系的蝴蝶结。
“真像一个新娘子！”走进宿舍，司马放下大包袱，摸着蝴蝶结。小梅踮起脚，伸出手，指甲够到他的下巴，司马的下巴上一片淡淡的青，是为迎接她，起早刮的。
贴双喜，铺铺盖。自行车、缝纫机摆在屋子里最显眼的位置，是新家最值钱的家当。对了，还有一块男式手表，几乎花光小梅所有积蓄，专门托人从上海买来，用嫁衣小心包裹，带到兰州。现在，它套在新郎官手腕上。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有人来看新娘子，每天都有人来帮忙布置。他们一口一个“司马家的”，叫得小梅脸红心热。有妇女主动要求在婚礼前一天，把儿子送来压床；也有受过司马接济的，带着自家做的吃的喝的。
12月27日晚，送走一拨客人，司马再把小梅送回招待所。路上，小梅踢着石子，终于忍不住问：“介绍信开下来没？我们什么时候去登记？”
一位熟人经过，司马冲他打招呼，小梅也跟着微笑、点头。熟人走过去，小梅把话茬儿拉回来，司马见躲不过，拉她胳膊：“别在这儿说，咱回去说。”
回到招待所，小梅追着问介绍信。司马先是坐在床沿儿，拍拍浆洗得有些发硬的洁白床单，示意她坐下。他再站起来，双手握住小梅的双肩，目光恳切地直视她。他想让她相信，这事儿他一定能解决，希望再给他些时间。
“出了什么问题吗？”小梅仰起小圆脸，一脸茫然。
“是有点儿问题。”司马的表情复杂。
“你之前告诉我，是管开介绍信的领导出差了，等来了再开，来了就能开。”小梅有些着急，胸口起伏，声音发颤。
司马不知怎么和小梅说，他放开小梅的肩膀，又坐回床沿儿，挨着小梅坐，他的左手和小梅的右手十指相扣，可小梅没空儿享受这沉默的缠绵。她挣脱司马热乎乎、有些发汗的手，用力推他的左胳膊，有些烦乱地问：“究竟出了什么事？”
推了好几下，司马才长吁一口气，对小梅说：“你是不是有个叔叔……去了东北？”
“好像有一个，没见过，和全家都没联系，大概是死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小梅更茫然了。
“这次因为我们的婚事，组织上对你全家进行审查，发现你有个叔叔在张作霖手下干过，还是奉军的一个头目……”司马没再说下去，他看见小梅眼中逐渐升腾起的恐慌，像一层雾，听到她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你知道，我是我们单位重点培养对象，所以组织在政治审查上就会更苛刻些……但你不要担心，”司马又抓住小梅的手，十指相扣，不让她挣脱，“这事儿，我来解决，你放心，给我点儿时间……领导真的出差了，等他回来，我一定能把介绍信开出来。”
小梅的脸是木然的，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消化这件事。一个从未见过、只听说过、在她脑海里毫无存在感的叔叔，隔着时间的长河，隔着千山万水，怎么就影响到她的生活了？而且，在徐州都没审查出的事儿，为什么在兰州审出来了？
1952年12月27日夜，冬风刮了一夜，没有月亮。招待所的窗外，枯树桠伸向天空，像要争取一线生机。
司马怕小梅想不通，想不开，没有离开。
三 话梅糖的味道
司马坚持婚礼照常进行，每天向小梅说十遍：“这事儿，我来解决。”
他每天给小梅打十针强心剂，药都是一样的：“生米煮成熟饭，领导出差回来，也不能说什么。”
“可是你的前途呢？”小梅还是有些担心。
“应该不会……我来解决。”司马脸上闪过一丝犹疑，被小梅敏感地捕捉到。
“如果最终介绍信还是开不出来呢？”小梅再将一军。
“我说了，我来解决。”勇敢的司马战胜了优柔寡断的司马，将那一丝犹疑很快藏起。
婚礼照常进行。
元旦当天，闹洞房的人挤得司马的宿舍水泄不通。床上，红被子放左边，绿被子放右边，花生、枣、桂圆、瓜子，象征性地每样撒一点儿，撒在红绿被子周边。
新房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像，以及司马得过的各种奖状。窗户、水瓶、痰盂上贴着大红的喜字，喜糖摆在盘子里，盘子搁在小方桌上。新郎官的手腕上戴着一块崭新的手表，新娘子穿着红棉袄，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垂在棉袄第二粒纽扣处，辫梢绑着红色蝴蝶结，两个人的胸口都别着大红花。他们拜了三拜，弯腰、立正，再弯腰、再立正。小梅的蝴蝶结一抖一抖，“哐”，最后一拜，小梅的头撞上司马的，她疼出眼泪。众人哈哈大笑，笑声中，有人窃窃私语：“司马家的，怎么不爱笑啊？”
直到婚假休完，司马的领导出差回来，介绍信还是没有开到。随着归期渐近，几次，小梅想问司马，情况怎么样了；几次，又咽回去。几次，她半夜醒来，见枕边无人，四处去找，却发现司马披着工作服，在门口抽烟。一天夜里，门口天寒地冻，砖瓦结构的平房和平房间有一片空地，积雪如画布，一盏昏黄的灯将司马的影子拉得极长，印在布上。小梅半坐着，隔着木窗，正对着那影子，眼泪流到嘴巴里。
婚假完了，小梅又发电报到徐州，硬请了几天病假。病假也休完了，实在没理由待，她开始收拾行李。
司马往她包里塞喜糖，嘱咐小梅回去散给同事。其他一些土特产：一包百合、一条本地产的烟带给岳父岳母，一袋茶叶送给姐姐一家，一个小瓜留着车上自己吃。他一样一样安排着，还像在北京培训时，是所有人的老大哥。收拾到最后，立在一边的小梅没忍住，她似火山爆发，忽有洪荒之力，推开一米八几、壮得如牛一般的司马，冲向床边的柜子，把印着牡丹花的旧床单翻出来，往床上一铺，再两手扯着绿被子的四角，往旧床单中间一撂。她边抹眼泪，边打十字结，像包一个没多少馅儿的包子。司马问她：“你这是干什么？”小梅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等哭完，情绪平复了，她才抽噎着说：“红男绿女，红男绿女。红的，留给你；绿的，我带走，等什么时候，你把介绍信开下来了，我们正式结婚登记了，红被子和绿被子，再合在一起。”
司马乘火车把小梅送回家，一进巷口，他们就被左邻右舍围着问：“办过婚礼啦？姑爷一表人才啊！什么时候抱大胖儿子？快要去兰州了吧？”稍后，他们和亲戚们喝着回门酒，听到的问题类似，给答案的态度也类似：含含糊糊、支支吾吾。
三天后，司马离开徐州。又是雪天，车站，铁轨躺在一片白中，兀自伸向远方，像一段未知的前途。小梅自始至终只在上次整理被子时爆发过一次，她站在绿皮火车下，睫毛沾着雪。司马从车窗伸出手想拍她的小圆脸，但够不着。司马挤出一个笑，小梅回他一个笑；司马刚想说些什么，被小梅阻止了，她点点头：“我放心，你能解决。”
此去一年，司马来徐州探亲五次，小梅再没去过兰州。信来信往，倒和从前一样。常去司马单位的邮递员是个胖子，姓王。王胖子每次给司马送信，都不忘问一句：“司马，嫂子啥时候调过来？一定是工作太忙了。”一次，司马接过信，王胖子惊呼：“司马，你抬头纹都长出来了！”
小梅的信已改寄到家里，每次收发信件，都通过母亲转交。躲过同事的七嘴八舌，躲不过母亲的殷殷关切。关切有千万种表达方式，但千言万语都围绕着：“司马信里提到调令的事没？”
关于迟迟未来的调令，小梅和司马准备了种种理由，包括医院有紧急任务，非小梅参加不可；司马有政治学习，过了这几个月再说；徐州这边不放，还要做院长的思想工作；兰州那边有名额，但司马有同事，家里更困难，两地分居更久，他们把调动的机会先给了别人，正在排队……
1954年初，司马又来徐州看小梅，距上次探亲仅一个月。这次，他是出差顺路，只在徐州停留几个小时。他事先没通知小梅，先去了小梅家，得知小梅今天是夜班，转身去了铁路医院。
深夜十一点，小梅茂盛的黑发盘起来，塞得护士帽鼓鼓囊囊。她从病房走廊的一头走向另一头，走廊尽头是穿着铁路制服、高高大大的司马。已经值了几天班的小梅头昏脑涨，没提防，撞上司马，撞进他怀里，她“哎哟”一声，刚想说“对不起”，没料到对面的人捉着她的手，用指甲碰她的下巴。小梅本能地踢打，待反应过来，惊喜地尖叫，用另一只手狠狠捶了司马一拳：“你怎么来了！”
他们走到医院僻静的一角，令小梅惊喜的，除了司马的到来，还有他带来的消息。司马说，他已经放弃对现任领导的希望，他谈过、冲动过、辩解过、被刁难过，事情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以，他已忙着自己的调动。
“你调动？”小梅不解，含着一块糖，说话含糊不清。糖是司马从兜里掏出来，亲手剥了糖纸，塞进她嘴里的。
“是的，我调走。”司马笃定地点头。
司马解释，现单位好几个人等着提干，他是焦点人物之一，管理难免严格些。他的一个好朋友在青海的兄弟单位，远是远了点儿，想来小梅也不会介意的。朋友管开介绍信，只要能调动成功，就能开出介绍信，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领结婚证”。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万全之计。
“青海？条件会很艰苦吧？”小梅心疼地看着司马。
“不怕，现在国家要修青藏铁路，正是缺人的时候。”司马眼中燃烧着温暖的小火焰。
时间紧张，他边说边把兜里的糖都掏出来，放进小梅护士服的口袋。他又打开随身携带的包，有四分之一个酱肘子、两只蝴蝶结发卡。他刚从北京开完会回来。“还记得，那会儿，去景山，咱们拿刀割着酱肘子卷大饼野餐……”
“哈哈哈”，两人同时迸出一阵笑。那次郊游，作为南方人的小梅根本不懂这种北方才有的粗放吃法。当时，是司马为她割肉、司马为她卷饼，这是他们之间最愉快的时光——因为暧昧。这也是自1952年12月27日以来，两人唯一一次露出发自肺腑的笑。
“我要走了，”司马凝视着他的新娘，摸摸小梅乌黑的鬓角、几缕从护士帽中挣脱出的倔强青丝，“等我的好消息！”
他挥挥手，消失在医院大门口，路灯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目送着司马走远，小梅嘴里的糖还没化，是硬的水果糖，话梅味。
许多年后，小梅每每想起司马，就会有生理反应。舌尖甜甜酸酸，是话梅糖的味道，而后甜越来越淡，酸越来越明显，酸从舌尖横着蔓延到整个口腔，竖着贯穿食道，连接胃部，一阵痉挛。
那时，站在铁路医院门口，吹着风的小护士于小梅，还不知道，此后几十年，她和司马奋强之间再无交集。
中
周末的晚上，请远离东直门和西直门。
孟磊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停停走走，喇叭按了无数次，最堵的地方简直寸步难移。
雍和岸边两堤柳，我们看了有十分钟；凯德mall近在眼前，远在天边，伙同另外两座状如修女戴着披巾的楼，像“西直门三姐妹”等待我们的朝圣，总也靠近不了，只能虔诚祈祷。
小梅就是孟磊的姥姥——我婆婆的母亲。
我坐在副驾，听孟磊说小梅和司马的故事，唏嘘不已。孟磊说累了，抓起矿泉水瓶，拧开盖子，猛灌一口水。
我清清嗓子，问：“司马就是第一个姥爷吧？他和姥姥其实一生没有领结婚证，只算初恋？他们后来一直没开下介绍信吗？你姥爷和姥姥怎么认识的？姥姥又怎么和司马接上头的？是司马生前，还是身后？”
“不，司马姥爷是我的第二个姥爷，是我妈的后爸。”孟磊把瓶盖拧好，手又放回方向盘。
我有点儿弄不懂了，用我的理解为它翻译了一遍：“司马是小梅的第二任丈夫？所以，小梅正式结婚的第一个人姓孟？”
“姓孙，我是我姥爷的外孙。你傻啊，我跟我爷爷姓孟。”孟磊转过脸，扔给我一个“你真是傻白甜”的眼神。
“稍等，我盘盘。”我有点儿乱。
一 亲爱巷
1954年春节前，司马和小梅通过一次电话。
在电话局，话务员帮小梅接通司马单位的线路。小梅握着黑色话筒，闲话几句家常后，低声问：“调去青海的事儿怎么样了？”
司马说：“出了点儿状况，单位不放，现在看，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他在电话中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两人在沉默中僵持。小梅嘴里的甜变得有些酸，酸越来越明显，胃部随情绪波动，一阵痉挛。等司马邀请小梅去兰州过年时，小梅拒绝了。也许是等待的时间太长；也许是希望、失望，屡次反复，不断叠加，失望变成了绝望；更也许是小梅想起司马当初脸上闪过的那丝犹疑，她先挂了电话。
过了几天，母亲问小梅：“今年春节，是司马来徐州呢，还是你去兰州？”小梅没作声，母亲再问，两地分居的事，司马究竟怎么打算？话语中，母亲难免埋怨司马几句，小梅避而不答，转身离去。
半夜，母亲起来小解，听到小梅屋里沉闷的哭声。她循声而去，发现小梅埋在被子里；她掀开被子，看见小梅咬着枕巾的一角哭，枕巾已经半湿。
一年多来，小梅的内心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同事、邻居、亲戚、家人，闲言碎语、关心、问候、各种遮掩，都伴随一通电话宣告彻底地崩溃。没等母亲问为什么，小梅就扑倒在她怀里，有些气愤地说：“妈！其实，我和司马，没领成结婚证。”
灯火通明，母亲把父亲揪起来，一家人紧急开会。关于叔叔是奉军头目、在张作霖手下做过事的说法，他们也才知道不久——形势确实越来越紧张了。事实上，之后几十年，也没人明白，这究竟是传闻，还是有实证；究竟是同名的同乡，还确实是叔叔本人……总之，莫须有，像一只黑手，冷不丁探进他们的生活，无情揉捏，肆意玩弄。
1954的春天特别冷，司马寄走的信有一摞，王胖子很久没看到小梅在信封上娟秀的字迹了。司马不是文人，不知道“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的敦煌曲子词，但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每封信，他都在诉说自己又做了哪些努力、找了哪些人，无论发生什么，哪怕铁轨锈穿，哪怕公职不要了，他都会和小梅在一起。但小梅像人间蒸发了似的，再没回复他任何消息。
农历三月初三，司马风尘仆仆地来到徐州。在小梅家巷口，碰到邻居，司马热情地打着招呼，问邻居见到小梅没？邻居一脸诧异地回答：“小梅？不是走了吗？”
半小时后，司马又出现在巷口，他被曾经的岳母，请出门外。小梅的母亲关门时，一脸抱歉，却又一脸坚决，感叹地说：“司马，小梅等不起，她嫁到西安去了。”
她还把小梅没有拆封的一大沓信还给司马，以显示小梅的决绝。
“可是我把介绍信开出来了！我调工作就为开介绍信啊！我们可以去领结婚证了！”司马从包里翻出介绍信，抖动着。
门已经关上了。
小梅家住的巷子叫亲爱巷。据说，以前这里的人刁蛮无理，政府想让大家相亲相爱，就改了这个名。1995年，司马和小梅一道回去过，旧地重游，满头白发的司马指着亲爱巷的路牌，向小梅回忆当年自己离开时的狼狈：“深一脚，浅一脚，雨后道路泥泞，我在这里摔了一跤，大衣、鞋、裤子、袜子上，都是泥，我的怀里抱着你不看的信，手里攥着介绍信。”
小梅的母亲留给司马唯一的线索是：西安。
司马万念俱灰地回到兰州，没多久，去了青海。几年后，他娶了远房表妹，组织家庭，生儿育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司马携全家调动到西安铁路局下属的一家被服厂任厂长。经多方打听，他得知位于城南的那所铁路医院里，有一个姓于的护士，同事们都叫她“小梅姐”。于小梅，江苏徐州人。丈夫姓孟，在西安站工作。夫妻俩有四个孩子，一个女孩、三个男孩。
二 交集
司马四处托人打听小梅的下落，小梅自然有所觉察。医院的同事，和司马认识、去城南铁路医院看过病、被小梅服务过的病人，乃至小梅的邻居，只要和司马有过接触、司马向其询问过小梅消息的，转脸，都会和小梅提起——
“被服厂新调来的司马厂长，说以前是你在北京一个培训班的同学呢！”
“看得出，司马厂长很记挂你啊！”
1973年夏天，小梅第一次听同事说起司马的名字时，吓了一跳。之后，在她脸上就看不到波澜了。每每听到上面那些话，她都不动声色，点点头说：“对，司马奋强那时是我们的班长。”
司马一米八几的个儿在一众人中格外显眼，他挤开人群，来到小梅面前，伸出手说：“于小梅同志，祝贺你，我是被服厂的司马奋强！”
1954年到1994年，四十年间，小梅和司马真正意义上，只有一次交集。
那是整个铁路局的年度总结暨表彰大会，后勤部门推荐了司马；医院系统，小梅被选中。
大会在礼堂举行，从主席台往下看，几百号人，乌黑的头和乌黑的头挨着，像打开火柴盒，看排列整齐的火柴们。座位都是事先分好的，某一处是某个下属单位，某一排是具体哪个部门。被表彰的人坐在最前面两排，那些座位的靠背上，都贴着名牌，名牌由毛笔写就。司马被工作人员带到第二排，他从左往右走，一路找着自己的名字。无意间，他看到左四座位上贴着“于小梅”，因为后面跟着其他人，他只能继续往前，不能停下脚步，有老熟人招呼他：“司马，这里！这边！”他坐在那一排的右三。
大会在欢腾的气氛中举行，照例是领导发言，然后先进个人代表发言。
小梅是代表之一，这一年，她四十一岁。短发齐颊，一侧头发垂在腮边，一侧别在耳后。圆脸依旧，只是比过去的圆大些，毕竟中年。
小梅的发言是平实的，除了感谢铁路局和医院领导，感谢同事，主要谈她亲历的两件事，也是被表彰的核心事件。一件，她在回乡探亲的火车上，为忽然破羊水的产妇接生，情况十分危急，最后，在她的救治下，母子平安；另一件，某县麻风病盛行，各地医院都抽调医务人员前去支援，她如何第一个报名，又如何带领团队，历经千难万险，圆满完成任务。
台下的人都被她说得热泪盈眶。
司马掏出手帕擦眼泪，他把正方形的手帕摊开，对折成长方形，按在自己的深眼窝上，留下对称的两片湿。等他松开手帕，小梅已经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下台，同一排的人都站起来争相和她握手。司马一米八几的个儿在一众人中格外显眼，他挤开人群，来到小梅面前，伸出手说：“于小梅同志，祝贺你，我是被服厂的司马奋强！”
小梅愣了愣，脸上挂着一副阔别已久的表情，刚蜻蜓点水般和他碰了碰指尖，手就被其他激动的听众抓住。
戴大红花的环节，司马和小梅同台，当然，同台的有二十多人，从台的这头排到那头。铁路局的一把手为每个人颁发奖状，主持人，也是局里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高昂的声音倡导全场起立，为受表彰者鼓掌。
1995年，司马和小梅一起去徐州亲爱巷访旧时，都提到了这一幕的心理活动。恍惚、感慨，不约而同都在台上想到，“我们一起戴过两次大红花”，一次在兰州婚礼，另一次在西安表彰大会上。
但这想法在小梅的脑海中，只是一闪而过。
那天，小梅的丈夫孙福成也在场，他在台下第七列第三排，和车站的员工们坐在一起。孙福成是公认的苦出身，山东人，逃荒到了西安。一开始，他在铁轨边捡煤渣为生，后来，到站里做司炉工。上班，就是一锹一锹添煤，下班时，只有牙齿是白的。再后来，他从临时工转成正式工，从客运转去货运，“文革”后，提了货运部主任。孙福成踏实肯干、愿吃亏、爱学习，工友们都服他，大家都亲切地喊他“老孙”。
女娲造人时，像拿了一支毛笔，在老孙的脸上用浓墨点了两个点，又认真地写了一笔“一”。老孙的两道眉毛短而浓，胡子卧蚕似的，卧在唇色极深的嘴上，他嘴一咧，两个眼角就堆起幸福的小褶子。
小梅在台上发言时，无疑，车站货运部门爆出的掌声最热烈。大红花让小梅瞬间失神，与受表彰代表一一握手的一把手又把小梅迅速拉回现实。一把手成为一把手前，做过老孙的领导，他有亮堂堂的额头、亮堂堂的嗓门，他摇一摇小梅的手，开玩笑地说，以后要给小梅和老孙单设一个奖，就叫“比翼双飞好夫妻奖”，左右两边的人都笑了。
1995年，小梅在亲爱巷巷口回忆，表彰大会开完的那个晚上，回到家，老孙在小方桌上为她摆上小酒盅。四个孩子团团围在桌前，老孙做了几个素菜，开了个罐头，还蒸了碗鸡蛋。嫩黄的鸡蛋呈圆形，老孙拿一枚竹片小心将蛋划成十二等分，一人两分，他的没吃，十二分之一给妻子，十二分之一给女儿孙敏。儿子们不服气，老孙把眼角堆满褶子，呵呵笑说：“今天双喜临门，妈妈受表彰，姐姐上大学以来，第一次回家探亲。再说了，咱们家，男的要让着女的。”
司马吸吸鼻子，对应回馈了那晚他家的情况。
他和表妹生了三个孩子，一儿两女，长子与小梅的次子同龄，小女儿刚上初一。这天，小女儿放学回来，见爸爸在家，热烈地想和爸爸说点儿啥，可司马一脸落寞，词不达意，问几句才回一句。表妹以为司马累了，把小女儿轰走，说：“让爸爸好好吃口饭，别打扰爸爸。”
“都挺好的，”司马承认，但他有执念，“那些年，我就是想找个机会告诉你，介绍信开出来了。想问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妈没说……为人父母，我能理解她。”小梅第一千零一遍回答他。
小梅母亲没说的还有小梅写给司马的信，共计三封：一封为那天挂电话道歉，一封问事情的进度，一封说有什么难处，两人一起担。在亲爱巷，小梅和司马回忆当年时，发现司马一封也没有收到。是了，定是小梅前脚投到邮筒，后脚就被母亲等着邮递员来，强行撤走。
1980年，司马和小梅还有过一次不算交集的交集。
一个秋日，司马负责给各单位发最新的被服，他在名单中，发现城南铁路医院来领取被服的负责人是于小梅。中午，他特地回家，换了一件新衬衫，下午，城南铁路医院来人，不是小梅。
“我故意不去的，请了假，换了别的同事。”六十多岁的小梅表情上闪回当年，一脸没必要的神态，“都挺好的。”
三 求婚
小梅的四个孩子各有各的出息，其中长女孙敏，女承母业。上山下乡时，孙敏做过赤脚医生，曾用脚丈量过苗寨。她拍过一幅照片，照片中，她穿苗族便装，拖两条大辫子，斜挎着标红十字符号的药箱，蹲在一条小河旁，一只手扬起水，另一只手还在水里；照片旁有一行白色小字：广阔天地炼红心。
这张照片，寄回家后，被老孙用木块和玻璃镶了个框，挂在家里最显眼处。
1977年恢复高考，孙敏考上北京的大学，学临床医学。毕业后，她回到母亲工作的铁路医院上班，外号“高蛋白”，因为皮肤白，白里透红的白。“看起来就好健康噢”，见过孙敏的人都这么说。
孙敏于1982年生下孟磊，1994年，孟磊读小学五年级，最爱他的姥爷孙福成去世。
一家两代，好几口人，都在铁路系统工作；老孙人缘又好，他的葬礼极尽哀荣。老孙死于恶性肿瘤，三年五次手术，该上的手段都上了；该抢救时，一点儿没耽误。因此，老孙去了，家人遗憾，却不愧疚。
老孙的头七刚过，小梅家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是司马。
小梅家的客厅设着灵堂，老孙的像挂在墙的正中央。那些天，前来悼念的人络绎不绝，老孙的几个孩子，面露凄色，立在一旁。是孙敏的丈夫孟石接待的司马，孟石把司马当作岳父的老同事，和他握手，点燃三支香递过去。司马背已有些驼，他走到老孙的遗像前，深深鞠个躬，再直起身，快走几步，把香插在香炉里，回头问孟石：“你们的妈妈呢？”
当地习俗，红白喜事，来访的人都要随份子。孟石以为司马要把份子钱亲手交到岳母手中，便领司马进了里屋。里屋，小梅倚在双人布沙发的一侧，沙发巾是一床旧毛巾被，花色有些模糊。见到司马时，小梅有些恍惚，一时没想起来是谁。出于礼貌的本能，她撑着沙发扶手想站起来，孟石赶紧走过去，搀扶起岳母的左胳膊。司马让小梅不用多礼，好好休息，他将手伸进黑色夹克衫内袋，摸索出一只牛皮纸信封，放到小梅手里，低声说：“节哀顺变。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再拍拍孟石的肩，道一句“照顾好你妈”，就和大部分来客一样，礼数完成，便走了。
小梅捏着牛皮纸信封，过很久才想起打开，事实上，不是她打开的。她捏了一会儿，放在沙发巾上。负责登记份子钱、前来帮忙的远亲发现了信封，拿起信封前后看了两遍，仍没找到送礼者的姓名，连呼奇怪。接着，远亲打开信封，抖一抖，飘出五张百元人民币，散落在沙发上、地上。五百元在当时是一笔大数，可信封似乎还没抖干净，还装着些什么。远亲掏一掏，掏出一张对折的、泛黄的、质地有些松脆、上面还印着些什么的纸。远亲不敢造次，捡起钱，钱叠在信封上，连同那张对折的纸，交给小梅。
小梅木然将纸展开，双手从慢到快地抖，抖到停不住。
1954年4月开出的结婚介绍信，寥寥数语，油印部分的字体是楷书，钢笔字部分是行书。合起来拼成：兹有我单位司马奋强同志自愿与于小梅同志结婚，请予以接洽审查登记。
稍后，介绍信被颤抖的手抖出手外，落在地上。
一个半月后，老孙的七七结束。司马奋强再次敲开小梅家的门，只有小梅一个人在家。客厅恢复成过日子的常态，老孙的遗像从墙的正中央挪到饭厅一角，像下摆着香炉、一碗、一盘和一双筷子。碗里是面，洒着些葱花、辣子；盘子里是红烧的肉类，看得出家里吃啥，还不忘给老孙留啥。
小梅为司马泡茶时，司马给老孙敬了三炷香。小梅把茶杯端到司马面前，司马忽然意识到他和小梅一对一，面对面，已过去四十年了。
现在，小梅六十二，司马六十五，油光水滑的乌黑大辫子不见了，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起码缩水五厘米。
司马没喝茶，他把茶杯搁在饭厅的桌上，两人在桌前坐下，沉默了一会儿，司马开口了。
他先是交代这些年的经历，从徐州回兰州，从兰州到青海，再从青海到西安。而后说起现状，表妹去世好几年了，孩子们各自成家，如今，他已是三个小朋友的爷爷。最后，他谈到此行的目的：“如果你不嫌弃我老……我还能陪你十年。当年，我们就差一张结婚证。”
他断断续续说完，一口喝干杯中茶，额头沁出微微的汗。小梅拿起水瓶，拔掉木塞，将瓶身倾斜，水冲着杯口，流成一条粗线。热水在杯中，燃起一道白色雾气，袅袅娜娜，雾气渐散。她将水瓶立正，按上木塞，没抬头，只点头，声音微嘶哑，语气坚定地说：“好。”
她握着杯把，把茶杯递过去，司马的手盖上她的手。
司马和小梅告知了各自儿女，很快，领了结婚证。注意，是告知，他们根本就无所谓儿女是否同意，尤其司马。他的原话是：“当年组织不同意，我没办法。现在我什么都不管，我要结婚。”
幸运的是，双方儿女听完故事，都感叹他们的不容易。两家人在一起，摆了一桌家宴，就在老孙的遗像前，一屋子人，为他们举起祝福的酒杯。
1994年至2004年，司马真的陪了小梅十年。
开头几年，两人身体还不错，旅游是他们生活的主题。他们牵手走遍了祖国大好山川，复习人生履历中每一处停留过的地方。北京的景山、天坛、曾经的培训基地，新疆、青海、甘肃、江苏；火车站、医院、亲爱巷……
他们像要把失去的都弥补回来。
孙敏和他们住在一个大院，在二老的夕阳红旅途中，她还陪过一次。
那是1999年去贵州，孙敏带着丈夫、孩子，和司马、小梅，一家五口，游山玩水，还抽空儿去了她曾插队的村子。
在景点，小梅穿上苗族礼服，满头插着银饰。孙敏则找到当年的河，摆出同样的姿势，蹲在河边，一只手扬起水，另一只手还在水里。老年摄影发烧友司马咔嚓咔嚓按着相机，为她们拍照，回到西安后，再将它们洗出来、装框。孙敏的那张扬水照，就放在“广阔天地炼红心”照片旁。见过的人无不赞其妙，无不感叹时光如水般流逝。
除了孙敏，两家其他子女来往得也不错，一年总有几次，中秋、春节，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在饭店包厢，十二人桌，能开两桌。
司马和小梅在其中的努力，是他们和谐相处的前提。首先，老两口单独住，婚后，司马就搬到小梅家，尽量不麻烦孩子们。其次，他们尊重彼此之前的婚姻，每逢清明、七月半，他们就相携为各自的前夫、前妻上坟；小梅家，老孙的遗像甚至都没摘下来。
2004年春，司马在离休干部例行体检中，发现胸部有个肿块；继续检查，确诊为淋巴癌。手术后，他出院，没回小梅家，被在华县工作的儿子接走。司马对孙敏说：“你妈命苦，我不能再让她眼睁睁地看着第二个男人走，我就不回去啦。”
从此，司马和小梅恢复到年轻时两地分居的生活状态，只靠鸿雁传书，维系感情。
鸿雁就是孟磊。
2004年，孟磊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读大四。周末，他总往来于西安和华县之间，替小梅和司马送信、带话、捎东西，他喊司马叫“司马姥爷”。
司马在病床上支了张折叠小桌，看书、吃饭、写信都靠它。一次，孟磊去看司马，将小梅的信递给他。司马戴上眼镜，拿起笔，认认真真地在信封上标上数字“282”，再拆开。孟磊大奇，问司马：“这数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司马笑呵呵地解释，他和小梅年轻时通信，就习惯标上数，他还记得，他在第176封信中求婚，小梅在第177封信中答应。
信封上的数字没标到“300”，司马就不行了。他的儿子火速将他送回西安，救护车上，司马停止了呼吸。
消息瞒不过小梅，但家人不让她去司马的追悼会。她没坚持，只是让孟磊带了一样东西去追悼会，此外，订了只花圈。
司马和老孙一样，是铁路局的老人，徒弟、下属、同事、领导、邻里、故交，枝枝蔓蔓，追悼会肃穆、盛大。一些人知道司马和小梅的故事，另一些人通过一些人得知。小梅送来的花圈朴实无华，但挽联的落款催人泪下，赫然印着两个字：老妻。
“老了才成为他的妻子？”
“是一个年老的妻子？”
遗体告别的队伍往前蠕动，排队的人们窃窃私语猜测着。
轮到孟磊告别，他弯下腰，从随身的包中掏出一对鲜红的结婚证。司马在鲜花的簇拥中，平躺着，像熟睡般安详。孟磊将结婚证插进司马衬衫的口袋，轻轻道：“司马姥爷，姥姥说，当年就差这一对结婚证，就让它们陪你一起去吧。”
司马的白衬衫很薄，红色结婚证透过他胸前的口袋，清晰可见。所有经过他的人，都看见了。
仪式完毕，在场所有纸质的祭奠品都焚烧了，包括那只写着“老妻”的花圈。
结婚证随司马的遗体火化。
下
路况喜人，过了西直门，我和孟磊的车一马平川，一路狂奔。
孟磊去隔壁小区接孩子，我先回家拾掇。北京的街头，风中如拍了花露水，自带凉意，树叶一片接一片地落在我的脚前。我默默走着，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要写它，写那对结婚证；我要写他们，写司马和小梅。
等不及到家，我就给孟磊发微信，孟磊过了会儿才回：“写吧，我刚问了妈，她说，姥姥和司马姥爷的故事，比她看过的任何电影、电视都感人，我想，她会乐于看到你写出来。”
我松了口气，从现在开始盼着婆婆和姥姥回来，当面聊，会有更多未知的细节。
一 红被子、绿被子
怀远的石榴个大、皮薄、颗粒饱满，剥出来，盛在玻璃碗中，像一捧闪闪发光的红宝石。
我剥了一碗，递给婆婆。
这是2018年的国庆假期，下午两点，姥姥午休未起，其他人各有各的理由不在，客厅只剩我和婆婆。
婆婆家，俨然是标准的退休知识分子之家。客厅隔成两部分，左边，摆着茶几、沙发、电视机，电视墙呈淡绿色，竹叶似的花纹凸起如浮雕，绿植让空间充满活力。右边布置成小书房，宽大书桌上，搁着几本书法教材、数支毛笔、一摞宣纸；书桌后，是一排书柜，除了书，还有些摆设。
边吃石榴，我边和婆婆闲聊，今天的话题当然是姥姥。
婆婆口中，姥姥的母亲在官宦人家长大，而姥姥出生七天就受天主教洗礼，中小学读的都是教会学校，十五岁前接受的教育是洋派的。
提及姥姥在过去岁月中，因政治原因带来的磨折，婆婆说：“她总像是有心事。性格中，忍的成分居多。小时候，我很少见到她笑。”说到这儿，婆婆倒爽朗地笑了。
秋天的阳光从阳台射进客厅，穿过半掩的窗帘，均匀铺在茶几上，零碎洒在玻璃碗的各个棱面。婆婆的头发刚烫染过，一头小黑卷。她的圆脸微胖，一笑，皱纹浮起，一双外科医生的手灵巧白皙。石榴吃完了，她将碗端走，我忙着泡茶。一人握着一个小茶杯，我把话题带进另一茬，谈姥姥和司马姥爷。
“我找几件东西给你看。”婆婆走向书柜，按动弹簧门，从书架上取出几本相册和一册旧书，将它们摊在茶几上，我凑过去。
“这是……”我对着旧书橙色封面上的“几度夕阳红”五个字发问。
“这是琼瑶的小说，写大时代背景下，一对恋人的离合。我妈和司马叔都很喜欢，读过很多遍，每次读，都要叹息一番。你要是没读过，也拿回去看看。”
“这是……”
“这是他们1951年在北京培训时的照片，也是他们唯一一张老照片。”婆婆在几本相册中翻了翻，找到一张黑白集体照。她用指尖为我圈出前排左三、坐着都显得比其他人高大的男子——司马叔；再点一下后排居中、梳辫子、圆圆脸的女生——我妈。
“这是……”
“这都是司马叔和我妈全国各地旅游的照片……”婆婆把一本相册推到我面前。
“啊，他们真是走了很多地方。”我一页一页翻过去，照片以姥姥的单人照为主。我不禁感叹，平时总在忙忙忙，对家人关心太少，对老人们的从前知之甚少。
“司马叔爱好摄影，”婆婆解释，她又站起来去书柜里取出两个相框，其中一个黑色木框已掉漆。框内的照片均是婆婆，姿势、地点相同，年龄、拍摄时间有别。她指着新一些的相框道，“喏，这是我们一起去贵州时，司马叔为我拍的。”
这两张照片，我早就看过，此刻再看，却别有一番感触：“真难得，你们相处得不错。”我将相框搁在膝头，仔细端详。
“人和人之间也讲缘分，我们两家人，我和司马叔，都很投缘。”婆婆微笑。
婆婆姐弟成长各阶段的照片、孟磊的照片、姥姥和孙姥爷的照片……就这样，我们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翻了一个多小时相册。
其中，一张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正红色背景，写着“结婚三十五周年纪念”。相片中，姥姥穿着米色羊绒衫，戴一串米粒形状的珍珠项链，嘴唇矜持地笑成一个弧状，容貌和婆婆现在几乎一样。姥爷则穿着咖色手织毛衣，鬓角已白，眼周笑得堆起褶子。
“其实我爸活着的时候，和我妈感情也很好。”婆婆用指肚摩挲着她父母的影像，轻轻地说。
姥姥房间传来声响。
“姥姥醒了？”我问。
“好像是，我们去看看。”正往屋里走，婆婆忽然拽拽我的衣角，提醒我，“我已经告诉她，你想写她，但……毕竟都是些伤心事……”
我忙说：“我懂，多余的话我不会说，有啥疑惑的，还是问妈。”
我们走进卧室，瘦削的姥姥坐在临窗的靠椅上。她上身穿一件红色针织开衫，下身着一条灰色长裤，腿上盖着床薄毯，腿边倚着一支褐色木质拐杖。她从红色针织袖管中伸出的手，青筋凸起，头发花白，发量稀疏。那双灵活的大眼告诉我，她的精神依旧矍铄。
我满脸堆笑，快步走近，喊着：“姥姥起来啦？”姥姥露出一个只属于长辈的笑，她捏住我的手，与我闲话家常，问贝贝呢？我说，爸和孟磊带她出去玩了。
婆婆走近姥姥，刻意放大嗓门，提高音量，问：“要不要去阳台晒晒太阳？”姥姥的耳朵有点儿背。
姥姥点点头，婆婆扶她起来，我正要帮忙，被婆婆拦住：“你先在这儿待着，我还有东西给你看。”
她们离开卧室，没多久，婆婆回来了。她径直走向姥姥床边的衣柜，打开白色柜门，喊我的名字。我不明就里，走过去，只见衣柜分上下层，下层是四进抽屉，上层是高约四十厘米的橱子，一床看不出花色的床单包裹着什么，整个把橱子塞满了。婆婆一扯，那床单如幕布落下——
一床红被子叠在一床绿被子上，两床被子，袒露在我面前。我听见了心跳的声音，可我的呼吸却像要暂停似的。
“琦琦，你来看这被子。”婆婆和我站在衣柜的两侧，我们的头微微仰着。
缎子被面，光滑、精致，除了红和绿，还有金色。隔着折痕，隐约看出，是一对金鸳鸯。我伸出手，微微碰触它们，又迅速收回，我为我食指上的老茧感到抱歉。
1953年，于小梅和司马奋强在兰州，没领成结婚证，但婚礼如期举行。探亲假完，于小梅把绿被子背回徐州，红被子留给司马奋强，告诉他，什么时候领成结婚证，什么时候，红被子和绿被子再合在一起。
1994年，两人再婚，司马搬到小梅家，他背了红被子来，发现床上，放着一床绿被子。
“这被子……从西安又带到了北京。”婆婆声音平缓，在我耳边，徐徐道来，如电影旁白。
我腿有点儿软，后退几步，退到姥姥床边，“咚”地坐下。说实话，这一刻，我才能确认，于小梅和司马奋强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旧照片中冻住的前排左三、大高个，后排居中、小圆脸，而阳台上那位耄耋老人千真万确是事件的亲历者，我的女主角，他们对上号。
二 《结婚证》
一个月后，我带了本杂志去婆婆家，我在杂志第八页折了个角，婆婆打开就能发现，那篇名为《结婚证》的文章。文章结尾处，我表述了为什么要写它——
“除了爱情，更打动我的是，时代的车轮总不经心碾压无辜的人，可故事中的人，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谁主动伤害谁。他们用自己最大的努力，付出坚守，付出珍重。”
《结婚证》比我想象得更要受欢迎。一段时间内，我陆续收到几十家杂志的样刊和转载稿费，常有不同平台的新媒体小编来加我微信，请求授权刊登，微博也时不时有热心读者给我发私信。
“我很喜欢《结婚证》，请问是真的吗？”
“我是一名音频主播，我可以念一念《结婚证》吗？”
我也忘不了它，在多个线下沙龙提到它。
一次，在敦煌图书馆，我给一群中学生讲怎么搜集素材，以《结婚证》为例。讲完故事，还没讲方法论，台下的中学生们已热泪盈眶。
另一次，在上海书展，我有本新书开发布会。记者提问：“新书中，您最喜欢哪个故事？”我又举它为例。书展是开放空间，观众走来走去，可那天，观众越来越多，椅子不够用，站着的人围着坐着的人，站着的人围着站着的人。当我说到在婆婆家，看见红被子叠在绿被子上，一位相貌普通的中年男子用食指关节拭泪，而他，不是唯一一个。
这些消息，我都转告了婆婆。从爱护姥姥出发，婆婆只把首发的杂志给姥姥看过。
“姥姥看完，什么反应？”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没说话。”
“哦……”
“很久没说话，”婆婆停了下，“但她把杂志一直放在那儿。”她冲姥姥的床头努努嘴，我趁姥姥晒太阳时去看，果然，姥姥的枕边，躺着那本杂志，一副老花镜搁在上面。
渐渐地，司马和小梅在我的生活中告一段落。《结婚证》只是我写过的众多故事之一，不同的是，原型仍在我的生活里。
转眼，已是2020年。
三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正忙着在各种买菜APP上抢青菜，公公忽然给我来了电话。
疫情原因，孟磊所在的医院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形势紧张，他工作更忙，已经有半个月不在家了。
“琦琦，出大事了。”公公态度慌张。
“是孟磊吗？”我脱口而出，情不自禁，坐正身体，“他确诊了？”想想不对，孟磊没给我消息，怎么会先给他爹消息。
“呸呸呸！”公公骂我乌鸦嘴。
“对，呸呸呸！那是……”我的脑子飞快转了下，“姥姥……又……”疫情对于高龄老人是个坎儿，姥姥前几天在洗手间晕了过去，摔到腰，我们叫了“120”，现在，已经回家。
“你姥姥情况是不好，这次……是你妈。”我公公马上否认。
“怎么了？”我疑惑。
“今天早上，你姥姥精神好点儿，叫你妈进房间，说有话要跟她单独谈……”我公公咽了下口水。
“然后呢？”我着急了。
“你妈从姥姥那儿出来后就一直哭，哭了几个小时，还一边哭，一边喊‘爸爸’，不吃不喝，谁劝也不听。”
“姥姥跟她说什么了？是交代后事吗？”
“差不多。你姥姥说，她不一定能撑过今年，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你婆婆。”
“什么事？”我急了。
“‘你后爸是你亲爸’。”公公像脱水的行者走在沙漠上，艰难地嚼一块干馕。
“后爸是亲爸？”我喃喃重复，待反应过来，半晌说不出话。
三 亲爸后爸
1954年1月到4月，三个多月，发生的事儿，于小梅三十多年都没有消化。
春节前，她在徐州电话局与司马奋强通话，得知司马调动去青海的事有困难，结婚证还是领不成，她主动挂断电话。心痛引起胃痛，于小梅蹲在地上，好一会儿。稍后，她回医院做了检查，发现怀孕已两个多月。
秘密无人分享，于小梅只能一个人在夜里咬着被角哭。
秘密被母亲发现，那个灯火通明的夜、开家庭会议的夜，父母和她约定，过了春节，如果司马还不能带着介绍信来，她就要服从安排，嫁到外地。
这期间，小梅写给司马的信，都被小梅的母亲拦截；司马寄来的信，也都被她封锁。
没有信的日子，小梅整天以泪洗面、心灰意冷，她为司马找了各种理由，太忙或彼此都需要冷静，然而，她的内心却附和着母亲的质疑——
如果司马想娶你，为什么一直不来徐州？一封信也没有？
如果司马不是在意他的前途，为什么不能弃之不顾，辞去公职也要和你在一起？至于拖到现在？
如果司马真的在意他的前途，你现在逼着他娶你，他就算娶了，你这一辈子也是欠他的，你还得起、我们还得起吗？
目前的形势，谁都看不清楚。妈和爸有一天也会自身难保，最好给你找个老实可靠、贫苦出身的，不求有大出息，但求他的苦能罩着你，过上安稳日子。
……
春节很快到来，小梅凸起的肚子慢慢显怀，小梅的母亲在苦口婆心外，开始忙碌起其他的事。
一个湿冷的雨天，她敲开铁路医院院长办公室的门，在感谢院长对小梅的栽培之余，娓娓诉说着女儿的困境和最大的秘密。
院长和小梅母亲同龄，沉吟片刻，她决定为小梅安排流产手术，并表示，如果需要，还可以开一张肝炎的病假条……
但小梅拒绝手术。
与此同时，小梅的姐夫用最快的速度去了趟西安。他的发小姓张，在西安铁路局工作。老张的妹妹是该市城南铁路医院的护士，和丈夫两地分居，想对调到徐州来。老张央小梅的姐夫帮着踅摸可以对调的人已有一段时间，如果不是小梅和司马早是一对，老张甚至想帮小梅介绍个西安的对象，以成全自己的姨妹。现在，双方都有这个需求，当事人也同意，对调，很快就批了下来。
姐夫和老张握手告别时，还拜托他再做一件事，帮小梅迅速嫁掉。
关于找个什么样的，小梅只有一个要求，能容下她和她的孩子。
老张在周围扒拉了一圈，最终锁定孙福成。一个山东逃荒来的司炉工，三十岁，还没转正。逃荒路上，死了老婆、孩子，人老实、心地善良，就是穷了点儿，但知根知底，认识好几年了。
老张随信附来孙福成的照片，没有更好的选择，小梅的父母冲姐夫点了头。姐夫再问小梅，小梅把脸偏过一边，看都没看照片。姐夫再看姐姐，姐姐眉毛一皱，示意“就这么着吧”。于是，姐夫在灯下给老张回信，把这事儿给定了下来。
车票、行李、手续都用最快的速度弄完。1954年，果然如小梅的母亲预言，她和小梅的父亲在单位受到冲击，是姐夫送小梅去的西安，老张和孙福成在西安站接的车。
那天，于小梅进了孙家的门，所谓孙家，只有孙福成一个人。两人面对面无声坐着，终于，于小梅想对孙福成解释一下过往，孙福成拍拍炕沿儿先开口：“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我命苦，你也命苦，我们成个家不容易。说起来，我还配不上你，你是医院的正式工。只要你不嫌弃我，以后，你就是我老婆，你生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会一辈子对你们好。”
说完，孙福成就去忙了，还特地为小梅煨了一只猪脚。
马不停蹄，小梅去城南铁路医院报到。
孕期心情抑郁，工作又忙，小梅生产时，整整提前了两个月。外人看来，恰是足月。
小梅没奶，孙福成千方百计，搞到一只羊。
一日，于小梅绑着头巾，披着棉袄，坐在炕上。她拍着襁褓中的孙敏，透过平房窗户，看见孙福成在屋外挤奶。沧海桑田、天翻地覆、造化弄人、随遇而安……一个个成语从天而降，落在她眼前。她把孩子拍睡着了，端详着孩子的脸，轻轻说：“咱俩也要一辈子对他好。”
孙福成给孩子起名“敏”，过了很久，小梅才知道，那是他在灾年夭折的女儿的名字。他也确实兑现了诺言，将孙敏视如己出，是那个年代少见的生闺女还要散红鸡蛋的好爸爸。
1971年，司马奋强四处打听城南铁路医院是不是有个叫于小梅的护士、是不是徐州人、是不是在北京培训过，孙福成和于小梅的生活如齿轮般咬合精准、正常运转，亦如古井水宁静幽深、波澜不惊。
1978年，表彰大会结束，当晚，于小梅躺在床上，将头斜倚在孙福成的肩膀处，她提起自己见到了司马奋强。孙福成问：“谁是司马奋强？”于小梅这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向丈夫提过前男友的名字，于是，她用更准确的词，“小敏的亲爸”。
她明显感觉孙福成的肩和整个右臂顿时僵了。结婚二十四年来，孙福成第一次向她发火，他推开妻子，坐起来，披上衣服，走出门。于小梅问他：“你去哪里？”孙福成没理她，于小梅扯件衣服套上，跟着出去，只见孙福成拿着烟袋，坐在平房廊下一只他亲手做的木头板凳上，烟袋锅敲打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
后半夜，孙福成带着一身烟味回来。
他躺下，于小梅没睡，看着他。他浓如墨的眉毛纠结在一起，像个加粗加黑的破折号。于小梅轻声说：“对不起。”孙福成重重叹口气道：“以后别说这种话了，我就是小敏的亲爹，咱们四个孩子的爹！”
他把头歪向一边，于小梅把他的头掰回来，就算和解了。
1994年，在亲爱巷漫步时，于小梅对司马奋强提起老孙的好、老孙的执念。
“他不是自私。”于小梅强调。
“当然，我懂。”树叶一片一片地落在司马奋强的皮鞋上，他的目光飘向很远的地方。
“这是他亲手建设的家，像一个堡垒。”于小梅感叹。
从徐州回西安，窗外，一路风景。
夕阳如一枚鸭蛋黄，远远挂着，司马奋强忽然对小梅说，他决定，出于对老孙的感激和尊重，有生之年自己绝不向孙敏主动提起他才是亲生父亲的事。虽然他早就猜到了，无论是孙敏的出生年月，还是她的肤色、轮廓、自来卷都已证明。其实，当年，他也猜到了，所以，才会抱着一定要再见到小梅的决心，调到西安，寻访她的下落。
“你后爸是你亲爸，你亲爸才是你后爸。”八十八岁的于小梅自觉时日无多，用枯柴一样的手握住六十六岁的女儿孙敏交代后事。她气若游丝，说几个字，就要歇一歇，“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要告诉你，因为，你的两个爸爸，都是好人。”
在孙敏的记忆中，有几幕，总也挥不去。
小时候，大概七八岁吧，全家一起去西安长乐公园。当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弟弟，但爸爸只把她扛在肩头，弟弟们在后面走。她绑着两个红色蝴蝶结，小辫子在耳边一蹦一蹦。她双手搂着爸爸的脖子，居高临下，不可一世，骄傲得像个公主。
插队时，她和一个同乡的男知青恋爱两年。男知青先回城，渐行渐远渐无书，她为此专门回了趟西安，发现他已和别人出双入对。
事发突然，她整日以泪洗面。起程回贵州的那天，她哭着问爸爸：“我以后是不是不会再遇到更好的人了？”爸爸看了她一眼，神色诧异，像把她的话当笑谈：“我闺女！怎么会？！”瞬间，她也意识到，嗨，天涯何处无芳草，真的是笑谈。
三十多岁时，孙敏的婚姻出现危机，因为婆媳关系。她气急败坏回娘家，机关枪一样“嗒嗒嗒”地说出自己的委屈。爸爸等她说完，拍拍她说：“别怕，真的要离婚，我们给你带孩子，你就安心工作。”她扑哧一笑，又觉得，没到那一步，算了。
再往后，是爸爸临终时。
儿辈、孙辈环绕着他，他说，他这辈子知足了，有这么好的一切，都别哭。他长叹一口气，闭上眼。
孙敏当时握着爸爸满是老茧的手，从温暖到冰凉。她迟迟不放，最后，被人强行拉开。
与之对应的几幕，也不断浮现在孙敏眼前。
爸爸灵堂上出现，给爸爸上香的高个儿老头，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司马叔。
妈妈宣布要再婚时，她起初愕然，听完往事，再去看，有同情，有理解，还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的司马叔。
执意要和他们住得近的司马叔，他们，就是孙敏一家三口。
不摘爸爸遗像的司马叔，陪妈妈去上坟的司马叔。
唯一一次一起去旅游，跑前跑后张罗，一有机会就忙着按快门，提议去她插队的地方走一走的司马叔。
去华县前，佝偻着背叮嘱她，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妈妈，“我不回来了，不想你妈眼睁睁看第二个男人走”，眼神复杂的司马叔。
……
孙敏坐在沙发上，这些画面交错出现，两个爸爸影像交叠。
她号啕时，在别人眼中，六十多岁的她像个孩子。在她心里，她也确实是个孩子，是坐在老孙肩膀上，抱着老孙脖子，两只羊角辫一蹦一蹦的那个孩子。
她锥心地痛，只变成重复的称呼，“爸爸，爸爸”。她说不完整，她其实想说：“我想爸爸。”
而于小梅，在房间里睡着了，像要睡一个世纪那么久，十指相扣，放在胸前。
尾声
金桂飘香的九月，我和孟磊在景山闲逛，一粒小石子挡在我面前，我一脚将它踢飞。
疫情最紧张的阶段已过去，但口罩还挂在每个人的脸上。禁足几个月的人们如蜜蜂从蜂巢中放出，嗡嗡嗡一片，四散在各个看起来安全的景点。我和孟磊，趁周末，来公园转转。
自然，转转的不止我们俩。
老老小小。孩子们在前面奔跑，老人们蹬着球鞋，撸着袖子，弓着膝盖，拾阶而上。最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对，就是姥姥，她被女儿孙敏——我婆婆推着，顺着骑行的坡道，缓慢前行。她穿一件厚实的红毛衣，在绿树掩映下，一派宁静祥和。几乎无人记起，前不久，她几出几进医院，家人连病危通知书都签过了。
“姥姥的生命力真是强。”我们和他们保持着十米开外的距离，我羡慕地说。
“谁也没想到，她交代完后事，竟又奇迹一般，撑到现在。”孟磊附和。
“姥姥一生不容易，但她遇到了两个好男人。至于妈，亲爸后爸，都很伟大。”
“是啊，”孟磊拿手支着腰，喘着气，“对了，疫情过去，妈说，家里要重新装修下，墙要重粉，洗手间的下水道也老化了。最重要的是，要收拾出一块地方，把两位姥爷的遗像都挂上去，这些日子，她总梦到他们。”
“应该的，应该的。”我依偎着孟磊，沉默良久，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应该对他们更好点儿。”
孟磊拍拍我的头。
“喂，你们赶上啊！”我公公把贝贝抱起，扛在肩头。他们在前方回转身体，大声喊我们。
我和孟磊疾步向前，孟磊和我拎着大袋小袋，袋子里满是野餐的吃食。
婆婆扶着轮椅的把儿，将轮椅停在半山腰的亭子边，再往上，就只有台阶了。
我和孟磊把野餐布铺好，把酱肘子、卷饼、各种凉菜、酸奶、水果摆一圈，孩子嘻嘻哈哈坐内圈，大人们坐外圈。
我拿饼卷了肘子肉，用保鲜膜套着，走到婆婆和姥姥身边。
她们正顺着石头护栏从景山往下、往南看。这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天蓝云白，故宫的屋檐像被神笔点过，每一撇都要飞起，琉璃瓦泛着金光，金光连成一片，姥姥正对着那片光，光折回来，映在她脸上，为她镶了一道金边。
姥姥的脸病过后越发小了，口罩有些挂不住。往前数七十年，她面颊鼓鼓，头发紧紧张张地塞在护士帽里，白色口罩上一对笑眼，是铁路医院公认的院花。
而今，她有些孱弱地倚在女儿的胳膊上，看向远方，像回顾一生，又像在思念谁。
作者简介
林特特，本名杨颖，安徽合肥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五期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 2008年起，在《中国青年报》、《外滩画报》等多家报纸开设专栏。已出版《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2》《有规划的人生不迷茫》《练达：如何成为社交高手》等多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