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2020
2020年1月20日，我与先生驾车从上海出发，准备用两天时间开到他的故乡四川南充。这是他自15年前回国工作后第一次决定回乡过年，但就是这个年，我们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疫情。
在故乡的一个星期，我们没有去探亲访友，也没有去周边看看我先生想念许久的他的中学、他的老师，以及很多承载了他童年与少年记忆的地方。我们在家里度过了无聊的一个星期，除了为公公婆婆做饭，更多的时间，我就在刷手机新闻。那个时段，我几乎无法沉下心来看电影和看书，更无法坐在电脑前写点什么。
从四川回上海的两千多公里，我们驾着车，仿佛在穿越黑暗隧道，我们不敢在休息站逗留超过五分钟，因为不知道停顿的地方或者前方会有什么厄运在等待我们。中国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我们绕开了本来必经的湖北路段，比原先的路程多开了几百公里，回到了上海。接下去，我们遭遇了至今我依然不明真相的病毒的侵袭，我鼻塞头痛，随后，我的先生发烧了。我们两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喝储备的板蓝根和小柴胡冲剂，煎熬的一个多星期过去后，我们相继痊愈。是的，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十天，我们究竟只是患了普通的感冒，还是与新冠肺炎相会而后告别。
可是，就在我的先生退烧后三天，我父亲所住的医院发来病危通知。我的父亲，八年前患了阿尔兹海默症，五年来，因为失忆和失能，一直住在医院的老年病房。2月初，他因呛咳造成普通肺炎，却因疫情原因，无法转院到三甲医院抢救。2020年春天，他没有挺过去，去世了。按规定，仅仅五位至亲的亲人，把父亲送走了，不能开追悼会，不能办告别仪式。我至今耿耿于怀的是，我没有机会为父亲写一份悼词，在与他告别的时候念给他听。
接下去的日子，我依然无法让自己写下哪怕一个字，更不要说看电影、电视剧，我能做的就是刷新闻，各种新闻。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当人类对自身的命运无以把控的时候，当生活动荡不安的时候，文学，抑或艺术，有什么用？当自己上一秒的所见在下一秒就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当发自我们自己头脑的思考随时需要质疑它的可靠性的时候，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怎么做，才是有价值的？抑或，仅仅是对的？
直到暴风雨渐渐平息，直到国庆和中秋双节到来，我终于能静下心来，抑或有一份闲情逸致去看电影了。2020年，我第一次进影院看电影，就是国庆档的《我和我的家乡》。
电影演到徐峥导演的那个部分，失忆的乡村教师回到曾经任教的农村，眼见孩子画纸上的校园变成了真的校园，而他的记忆，却停留在多年前，无法跟着时代来到崭新的现在，彼时，我潸然泪下。那会儿，我特别特别想念我的父亲，那个在世的最后五年，把他最亲的亲人全部忘记了的人。
忘记是必然的，随着生命的逝去，一切都会被忘记。然而，一部电影打动了我，它让我回到过去，让我想起一些匆匆告别的人，追忆一些已然逝去的爱，以及重新审视在动荡中无法安心思索的问题。
既是一切都将被我们每一个个体忘记，那么，我们又为何如此珍惜记忆？彼时，我仿佛有些明白，文学，抑或艺术，也许并不是仅仅为了当下而存在，它是一份记录，一份追忆，一份回溯，一份反思，一份积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的作品《失明症漫记》中，人们就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繁忙的路口，绿灯亮了，中间车道的头一辆汽车却停止不前，司机在挡风玻璃后面挥舞着手臂，围观的人打开车门之后，才知道他在喊：我瞎了！没有人会相信，他的眼睛清晰明亮，巩膜像瓷器一样洁白致密，然而他却一再绝望地喊着：我瞎了！我瞎了！一位路人送他回家，却被传染上失明的怪疾。眼科医生成了第三个牺牲品。失明症迅速蔓延，整个城市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小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面临巨大危机的社会，当生命受到威胁，当生存出现危机，当人与人之间、人与外界之间需要隔离，由此危机延伸而来的，也许就是社会生态、权利结构的变化，人性既被考验，又被一次次证明其脆弱，以及作为人类，永远心怀希望的特点。小说带着浓烈的荒诞气息，但也让人反思：今天，人类几乎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当所有的神圣事物都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所有的个人都将成为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个人，再无某种终极关怀将他们链接起来，这时的人类，是否将不再能应对大危机？社会一旦发生崩溃，是否将无法重建？
所幸的是，经典的文学书籍依然在书店角落长久地停留，经典的电影也被人们从网络里搜索出来，一次次地回顾，他们维系着我们社会的共同想象，也是让我愿意安下心来创作，以及依然希望自己有所追寻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