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百多年前，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女作家如何走出闺房，走进学堂、走向社会，继而开始文学创作的？从源头进行的发生学研究，正在成为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尝试。

近日，“成为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张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新书发布会京举行。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文化中心主任戴锦华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一书作者张莉出席活动，围绕现代女性写作的诸多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发布会由《十月》杂志副主编、青年评论家季亚娅主持。

发布会现场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史的研究论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代女大学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是该书关注的对象，该书研究的既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者身份的发生史，也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传统的生成史。

浮出历史地表之前

《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是张莉的博士论文，深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戴锦华与孟悦合著）的影响。她坦言这是一部致敬之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影响了我对张爱玲、萧红、丁玲等现代女作家的重新理解，当我读完这本书以后，我非常震惊，同时很好奇，这些作家是怎么成长为作家的？后来慢慢注意到这些女作家都是当时的女大学生，也就是五四运动的第一代女大学生。于是我产生新的疑问，这些女孩们是怎么考上大学的，她们在考上大学之前经历了什么？她们在成为女作家的路上遇到了什么？”

正是带着这些疑问，张莉决定从发生学的意义上重新考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文学现场，从历史场景和生活细节中寻求答案。为此，她花了很多“笨功夫”去查大量的史料，一点点触摸一页页鲜活的中国现代妇女的成长史。

戴锦华认为，虽然女性写作之于中国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件在五四时期才发生的新鲜事。但是五四一代女作家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化、现代汉语的奠基者是全新的。“这个不新鲜与新鲜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大的历史转折发生的时候，每个个体生命是怎么与它遭遇的？”这些都是她在阅读该书时觉得兴趣盎然的地方。

张莉

“旧式的女学生会被要求做贤妻良母，但是五四以后，尤其1911年以后，会告诉你要做一个女国民，你不属于家庭，你是女国民，你身上肩负重任。女学校里设计的科目，一开始有家政，后来没有了，增加了物理、化学。在这里面，你会看到整个社会对学校、对女性的期待在慢慢发生改变。也正是这些细枝末节，关乎她们终生道路的选择。”张莉说，她期望自己能够写出那一代中国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并从她们的生命经验中获取自己作为女性的力量。

从女学生到新女性

“这本书不是一个旧式的作家作品论，张莉有非常明确的思考和探索的方向。”戴锦华阅读《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时读到了一种对话的力度，同时出乎意料地遇到了一个奇特的角度——除了仍然延续着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的作家作品论的方法之外，张莉更多地深入到了作家个人生命当中，去理解和发现她们写作的动力、由来、素材和情感。

戴锦华

“在五四这个创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无到有的发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明是女性，新女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明。那些新青年，其实经常不够新，新青年是由旧举子组成的，因为废除科举了，他们被迫成为新青年。而新女性则是十足的新、十足的发明。所以中国的女性议题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因为它不仅是关于性别的问题，同时是社会的命题。”基于这样一个讨论面向，再看张莉的研究，想到她这本书中细致入微的讨论，戴锦华觉得这样的研究颇有意义。

而这些新女性一开始大都是女学生形象，季亚娅发现《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是从阅读和传播的角度来谈女学生形象是怎么构建起来的。“当时不仅写作者自己是女学生，而且通过阅读那种潜移默化的社会审美，使得社会在接受的层面上，比如冰心的写作，使得女学生形象在社会主流层面获得了比较正面的认可。同时男性批评家也通过阅读、写作在塑造女学生形象。”

对此，张莉补充到：“冰心1927年之前的所有小说里的‘我’，都是冰心姐姐的形象，是去情欲化的，你看不到她的容貌，但是你知道她的影像，她是穿素淡衣服、短头发，喜欢读书的一个女孩，她的所有都是冰清玉洁的，是作为一个女学生，作为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新型女性被大众接受。而在1927年之后，新的女性，比如当茅盾笔下的新女性诞生，丁玲笔下的新女性出现的时候，你会明显看到一种美学阅读趣味的变化，以及社会对新女性形象期许的变化。”

女性写作的“杨笠”和“李雪琴”在哪里

“我做新女性写作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今天的女性写作有一些问题，它并没有满足我们今天对新的女性形象、新的女性生存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与今天很多人对女性生活的理解，其实出现了一定的脱节。” 张莉不仅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卓有成效，更是热情推动女性写作的一位行动者，她希望有真正能够反映当下女性生存状态的作品出来。

季亚娅

作为资深文学编辑，季亚娅深有同感，比如最近的家暴拉姆案，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在女性文学作品中是缺席的，她认为或许是一种纯文学的腔调在阻碍作家们认识和反映这个世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拉姆案的许多讨论出现在新媒体上，却很难想象一个作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写它。

戴锦华谈到：“我们会在文学作品中遭遇到一种文学的现实，但是我们很难在里面找到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们的生命，找到那样一个共振和切肤之痛的世界。当女作家不写家暴的时候，我有另外一种理解路径，今天会成为女作家的女性，通常是不会遭到家暴的女性，家暴在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空间当中发生。”她认为，这关系到会写作的女性与遭到家暴的女性之间有没有共情的可能，今天的作家有没有共情的可能。她仍然抱有希望，文学，乃至人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或许能起到一点不一样的作用。作家和社会中的多数人不一样，他们仍然能把自己的感情投注给那些弱势人群，去和他们共情。

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当下的女作家们应当如何书写？应当如何唤起更广大人群的共情？张莉说到，这也是在今天再次出版这本书更深的意义所在。

在做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她有时会有一种虚无、无助的感觉，但正是文学的作用以及不同生命个体共情的可能性支撑她坚持不懈。“我期许有一天，中国女性写作或者中国人文学研究的新一代里面，有我们自己的杨笠或者李雪琴，她也许现在正在某个地方放羊，或者某个流水线上工作，但是有一天她开始在网上发声，我们的世界可能因此有一些些改变。我认为文学或许是可以打破思维固化的，它有一种光，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我手持的微火。” （中国作家网 虞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