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2020年第4期｜祝勇：故宫的建筑风尘
作为代表帝王权力和野心的纪念碑式建筑物——紫禁城，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意识形态的载体。这片辉煌的皇宫，是中国皇权史留下的最后一座皇宫。明清之后，中国再无封建朝代，紫禁城成为中国宫殿发展史中幸存的特例。太多的旧宫殿被岁月裹挟而去，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只能从史书中找到零章断简，或者从今天的故宫找到草蛇灰线，去想象和凭吊其他朝代皇宫昔日的辉煌。祝勇先生以这一篇《故宫的建筑风尘》，向我们一一揭开故宫中隐含的建筑密码。
一
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86万多件文物里发现两件文物的联系，仿佛在森林里寻找两片相似的树叶一样难而又难。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从梁师闵的《芦汀密雪图》和另一卷由不知名作者绘制的《江山秋色图》中，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这两卷北宋绘画的卷后，残留着两段笔迹相同的题跋，落款相同，时间也竟然一样。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见到那发黄的纸页上赫然写着一行细致流丽的行楷：
洪武八年秋文华堂题
洪武八年，是公元1375年。后面即将讲到，这一年，在大明王朝的皇宫建筑史上，至关重要。
文华堂，在明朝当时的首都南京。《明实录》记载，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开文华、武英二堂”，“择国子生年少聪明者说书”①，就是说，文华堂，是当时朱元璋为教育皇子而成立的学校。这所学校的教育阵容堪称豪华，不仅囊括了当时天下第一学者宋濂，而且几乎汇集了政府里的所有精英，其中包括：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右都督冯胜……
然而，在朱元璋心里，文华堂最重要的学生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儿子——他的皇后马氏所生的朱标。
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朱标刚刚五岁，朱元璋就委派宋濂为他讲授经学。四年后，朱元璋在应天府②自立为吴王，把九岁的朱标立为世子。又过三年，朱元璋立国号“吴”，把朱标这位十二岁少年带到凤阳祭拜祖墓，出发前，朱元璋表达对朱标的殷切希望：
“古代像商高宗、周成王，都知道小民的疾苦，所以在位勤俭，成为守成的好君主。你生长富贵，习于安乐。现在外出，沿途浏览，可以知道鞍马辛劳，要好好观察百姓的生业以知衣食艰难，体察民情的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到老家后，要认真访求父老，把他们的话记在心里，好知道我创业的不易。”③
此时，朱元璋已经以吴王府，作为自己的宫城，这里曾是南唐皇宫，在南宋也是皇帝行宫。第二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
反复犹豫之后，朱元璋决定把都城定位在自己的故乡凤阳，这项自洪武三年开始的建设工程，到洪武八年突然戛然而止。人声喧哗的凤阳皇宫，转眼间人去楼空，留下一座皇宫的巨大骨架，时隔六百多年，它的奉天门、三大殿台基，以及文华殿、武英殿、东西六宫、内金水河的遗址，仍在追忆它曾有的荣华。
也是在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改建大内宫殿”。两年后，大明王朝的皇宫，在钟山脚下尘埃落定，让人想起诸葛亮当年游说东吴共同抗曹，见到南京（当时称建业）第一眼脱口而出的一句话：“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到那时为止，这个新王朝的一切，都在按照朱元璋的心愿进行着——他有了辉煌的宫殿，也有了仁德的继承人。但他不会想到，不出几十年，他所奠定的一切，全都化成了乌有。
洪武八年，这个关键性的年份，刚刚二十岁的朱标，在文华堂里端详着《芦汀密雪图》，发黄的细绢上，他看见薄暮正在悄然降临，瑞雪覆盖的浅滩上，黄栌枯槎在寒风中摇曳，水禽们有的依偎栖宿。图画湖岸汀渚，枯木棘竹，气象萧疏，江天寥廓，画家以细腻、凝炼的笔触、简约舒缓的平远式构图，描绘了隆冬时节荒寒萧瑟的意境。前黄绢隔水上，宋徽宗的瘦金体赫然在目：“梁师闵芦汀密雪”，上面押着他著名的双龙方玺。朱标端详许久，写下如许文字：
楚之旷浦，遇冬摇落之时，平沙尺雪，汀芦弥漫，若跨踦登峰，使神驰潇湘之极，莫不浩浩然、荡荡然心地无凝，故云八景者，宜其然，孰能图此？独梁师闵胸钟楚景之秀，特画图以像生，岂不快哉！
年方二十的太子朱标，在写下这段文字时，心思是那么宁静，像所有人一样，对即将到来的大逆转毫无察觉。一切都已表明，统领这个王朝的重任将落在他的身上，只要他活得够长。
朱标外表风流俊雅、性情柔软仁慈，却缺少刚硬和铁血，虽有成为仁君的潜质，却不具备统御天下的霸道。
为了训练孩子们心狠，父亲朱元璋甚至命人把装满死尸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后来朱元璋虐杀开国功臣，以便高枕无忧地把皇位留给子孙。遗憾的是朱标对父亲的苦心并不领情，当朱元璋准备把开国重臣、也是朱标老师的宋濂满门抄斩时，朱标急忙奔至御前泣谏，被父亲痛骂一顿，竟然跳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说：傻孩子，我杀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④
但老天偏偏跟他开了个大玩笑，这位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太子，没等到接班，就在三十七岁上突然病死。
再活六年，他就可以在父皇朱元璋死后登基，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个皇帝。对于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来说，这并不困难。
但那六年，对朱标来说，是无限远的距离。
朱元璋把什么事情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他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会先他而死。
朱元璋苦心设计的剧情，根本没来得及上演，明朝的剧情就迅速逆转。
人算不如天算。
朱标的死，结结实实地改变了王朝的运命，以致此后六百多年的历史，都发生了多米诺骨牌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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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实录》，卷一〇〇。
② 今江苏省南京市。
③ 《明史》，卷一一五。
④ “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
二
假若时光倒退几年，朱棣做梦也不敢想，皇位这个天大的馅饼，会砸到自己的头上。
朱元璋在登基以后，一方面秉承兔死狗烹这一古老帝术，上演着清除开国元勋的传统戏份，以至于他死时，开国元勋已无一幸存，一方面把自己的儿子派到各地做藩王。这两件事儿实际上就是一码事儿，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除掉那些开国老臣，自己的子孙才能顺利接班。无论那些建国功臣曾经怎样出生入死、忠心耿耿，只有朱姓后裔是最可靠的，那些藩国里的子孙，像屏障一样拱卫着朝廷，让他朱家的权力坚如磐石，皇图永固。他为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称谓：藩屏。
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些曾经掏空了周朝基业的权力之冠，又被朱元璋戴到自家子孙的头上。朱元璋不是不知道，东周春秋争霸、汉代“八王之乱”、唐代安史之乱，根源都在藩王割据，但他还这样做，一是因为他相信血缘的力量，权力只有姓朱的人掌握，才是最安全的，二是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他在子女的教育上下了大功夫，他的儿子，与别人的儿子不一样。他曾自信地宣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此为“久安长治之计”①。他不会想到，像他这样强悍和自信的人，依然逃不出历史的怪圈，这样做的结果，依旧是同室操戈、自相残杀。
尽管后来出现过朱棣这个强势的皇帝，还有“仁宣之治”的昙花一现，但总体上的下坡路，从此时就注定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大明王朝的草创年代，朱元璋的高层构架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吸纳了天下的能人，可以及时有效地应对外部的挑战，权力核心也没有和底层脱节，而一旦他的屁股在龙椅上坐定，把权力固化，变成一个完全属于他个人及其子孙的封闭结构，权力的中枢神经都会钝化，以至失效。无论他把权力攥得多么紧，也无论他在子女教育方面下了多大的力气，那权力都终将离他而去。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当二十一岁的朱棣带着徐达的爱女、四年前被册封的燕王妃，纵马出了灯火阑珊的南京城，一路向北，跨过当年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易水，抵达遥远的北平就任燕王时，他已是一名银盔银甲、久经战阵的青年英雄。
那时的北平，尽管曾经做过辽代的南京、金代的中都、元代的大都，但是数经战火洗劫之后，已经破败凋敝，更何况，在大明王朝的版图之内，它只是一个遥远的边塞城市。但这里地处明帝国、蒙古、朝鲜等多种势力的交接地带，也就是今天地缘政治里的“东北亚”，这里虎踞龙盘，犹如一团复杂敏感的经络，一个小问题，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
朱元璋死前不久，还在给朱棣的一封信里说：
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义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②
朱标死后，朱元璋犹豫过，皇太子的位置，是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套路，传给朱标的嫡长子朱允炆，还是传给朱标的弟弟朱棣。其实，在众皇子中，朱棣是最出色的。他在刀光剑影中长大，少年时随将士们出征的经历，锤打了他的筋骨和内心，让他变得风雨难侵。在朱元璋心里，朱棣已经成为众藩之首。只因翰林学士刘三吾一句：“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③ 一话道破了朱棣的硬伤——在朱元璋的儿子中，朱棣不仅行四，在他前面，有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这两位哥哥，而且他是庶出，他的生母是碽妃，而不是朱棣后来让史官们篡改的，是朱元璋的正室马皇后。在那个嫡长子继承制的朝代，没有正统嫡传的身份，这几乎是一条政治红线，这宿命，是他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他的履历，天生不合格。
因此，让朱棣接班的念头，在朱元璋心里，只是打了个转，就不见了踪影。
公元1398年六月，朱允炆在南京城即位，成为大明王朝的第二位皇帝。从被确立为皇太孙到继承皇位，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没人提出异议。但在这平静的外表下，却是暗流涌动。对皇位虎视眈眈的目光，有一缕就是来自北平，来自燕王朱棣。
朱标留下的位置，表面上让儿子朱允炆填补了。然而，在朱允炆继承皇位的同时，也继承了父亲柔弱慈善的性格。在久经沙场、冷酷而冷血的皇叔朱棣面前，这个文质彬彬、年轻望浅的“少年天子”，定然不是对手。
朱允炆当然能够体会到燕王的虎视眈眈。登基后，他也曾试图打压朱棣，把他居住在元朝故宫的行为定性为“僭越”。朱棣上书反驳：
此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损，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录》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非臣敢僭越也。④
朱棣说，住在元朝故宫，这是父皇的旨意，况且二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修缮、扩建，跟各王府不同，只是利用了元朝的旧建筑，哪里谈得上“僭越”呢？
终于，唇枪舌剑演变成明火执仗。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蛰伏已久的朱棣终于走出度过了将近二十年岁月的燕王府，誓师起兵，南下讨伐朱允炆，向自己的皇位挺进。
这场决定王朝未来命运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四年后，朱棣率领军队冲入南京紫禁城的时候，朱允炆去向不明，从此在历史中消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硝烟尚未散尽，朱棣的屁股，已在龙椅上缓缓坐定。
气势恢弘的永乐时代，就这样拉开大幕。
但那时的朱棣并不知道，他屁股下的皇位，原本可能根据“兄终弟及”的典制“合法”获得的，那是因为朱标死后，排在朱棣前面的两个哥哥——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也先后死去，朱棣已经成了事实上的长子。
朱元璋假如知道自己的一念之差，导致他的子孙之间发生了这样一场惨烈的战争，九泉之下，定然会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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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四月。
② 《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
④ 转引自《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9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三
根据单士元先生的推测，元朝的故宫，是在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到十四年（公元1416年）之间被拆除的。①
那时，朱棣已经在南京城里做了十四年皇帝。
十年前（公元1406年），一纸诏书自宫殿的最深处传出：
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②
诏书下达后，工部尚书宋礼就风尘仆仆地奔向湖南两广广袤的深山密林，还要造船和疏浚水道，回来，已是十三年后。
没有起重机，没有高速公路，砍伐及外运都是不可想象的事。那些采好的木材，一般在九月里起运，到第二年的二月停止，因为三月水涨，运输便要停止。从《四川通志》里，我们可以查到楠木的运输过程。一根楠木，需要五百名民夫拉运，运到江上，每八十株楠木，扎成一只巨大的木筏，由十名专业的水手，以及四十名民夫驾驭，沿长江顺流而下，“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③，“越历江湖，逶迤万里”④，从扬州入大运河，经江苏、山东、河北，由差官一路押运到通州张家湾，再经三十里旱路，运到北京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一般要三四年才能到达，物流费用，也使木材价值升值一二百倍以上。这浩大的原料采集工程，仅两湖为采木投入的人力，即达十万之众。⑤不知有多少人，倒毙在运输的途中，御史王德完说：“数年采木，十室九空。赤子委于沟渠，白骨暴于林莽。”⑥不知这生命的价值，应该如何计算。
《明史·食货志》说：“明初，工役之繁，自营建两京宗庙、宫殿、阙门、王邸，采木、陶甓、工匠造作，（经费）以万万计。”⑦ 这只是泛泛而言，因为工程的耗费，实在多得无法统计。而帝国的岁入，根据崇祯三年的明确记载，为一千四百六十余万。可见直到晚明，帝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与营建宫城的费用比起来，也只是“毛毛雨”。
若朱元璋在，这浩大的宫殿，一定会成为他不能承受之重。当年南京宫室初建，朱元璋就下达指示：“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斫？”意思是说，这些宫殿，只要坚固就可以了，有什么必要过分雕琢装饰？主持营建的官员送来规划设计图，他见有雕琢绮丽之处，就全部删除。太子和公主的宫殿要重新装饰，需要一种名叫“青绿”的涂料，工部奏请采办，朱元璋坚决拒绝，说在库藏里找找，凑合用就行了，“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
这个苦孩子出身的开国皇帝，一生艰苦朴素，他穿的衣服，是洗了又洗的旧衣服。有一次在奉天门附近看见一个金陵少年“衣极鲜丽”，叫过来盘问，他身上的衣服多少钱，少年答曰：“五百贯。”朱元璋大为光火，把这个“富二代”狠狠教训一番：农夫如何艰辛，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你游手好闲，不过仗着“父兄之庇”，如此骄奢，“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那少年可能愣了半天，还不知道这位骂他的，正是这帝国的君王。
但北京皇宫不同，它虽然是以南京宫城为范本，“而高敞壮丽过之”。也就是说，北京宫城是南京宫城的升级版。仅以午门为例，南京宫城午门遗址城台，东西长九十三点七米，而北京宫城午门长一百二十六点九米，二者之比约为三比四。南京承天门、端门和午门的门楼皆为五间，而北京承天门、端门和午门门楼则为九间。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九”为阳数之极，“五”居阳数之中，是王者之数，应《易经》乾卦中“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象，一般不会出现在“门”的等级中，唯有北京的宫门，体现了这“九五之尊”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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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96-97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② 《明史》，卷六。
③ 吕毖：《明朝小史》，卷三，永乐纪。
④ 《四川通志》，木政。
⑤ 《明史》，列传第三十八。
⑥ 《四川通志》，采木。
⑦ 《明史》，食货二。
四
其实，在南京，山环水抱之中，已经有了一座恢宏壮丽的紫禁城。
明帝国最初选都凤阳，这项自洪武三年开始的建设工程，到洪武八年突然戛然而止。一些从宫殿上拆下来的构件，用于营建龙兴寺，以纪念这龙兴之地。人声喧哗的凤阳皇宫，转眼间人去楼空，留下一座皇宫的巨大骨架，时隔六百多年，它的奉天门、三大殿台基，以及文华殿、武英殿、东西六宫、内金水河的遗址，仍在追忆它曾有的荣华。
也是在洪武八年，朱元璋下旨，“改建大内宫殿”。两年后，大明王朝的皇宫，在钟山脚下尘埃落定，让人想起诸葛亮当年游说东吴共同抗曹，见到南京（当时称建业）第一眼脱口而出的一句话：“钟山龙蟠，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也。”
南京故宫，这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如今只剩下中山北路附近的一片柱础石基、残垣照壁，但在南京紫禁城消失的事物，后来都在北京完美复原。古建筑专家指出，北京宫城，是以南京宫城为范本的，而南京宫城，又是以朱元璋最初在凤阳建立的都城为蓝本。中国历代王朝对皇家宫阙的设想，几经修改与翻版，击鼓传花似的，从凤阳、南京，穿越江河大地，最终传到北京。
宋礼回来时，北京紫禁城，已经在地平线上现出它庄严的轮廓：巍峨壮丽的皇宫，城墙外表用青砖砌成，内用夯土垫实，每块青砖长四十八厘米，宽二十四厘米，高十二厘米，重达二十四公斤。整座皇宫用砖数量超过一亿块，瓦件达到两亿。
主要宫殿的梁柱及主要构件一律采用楠木，间用杉木。楠木是一种极为珍稀的木材，尤其是金丝楠，木材表面在阳光下金丝浮现，映射出丝绸般的反光，且有淡雅的香气，纹理直而结构细密，不易变形和开裂。
单士元先生说：
紫禁城宫殿南北分为前朝和大内，东西分为三路纵列，中宫和东西六宫，形成众星拱月的布局，体现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营建法式。现存紫禁城故宫，基本上是永乐时期奠定的基础。
东西部御苑部分，既承袭了元代琼华岛部分，又营建了西宫（元隆福宫旧址，今中南海部分）和景山，改变了元朝三宫鼎立的格局。形成以紫禁城为中心，四周环绕西宫、南内、景山三处御苑，并圈于皇城内。同时在皇城兴建了各监、局、作、库等一整套供应皇家需要的机构。……明代吸收了元代规制，把红门拦马墙向东南方面扩展，形成后来的皇城。御用机构分布于各御苑与紫禁城之间，这样的双重宫禁，布局之工整，机构之繁多，充分体现了亿万之家供养皇帝一身的建筑主题。
大明王朝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已经营造了三座都城：凤阳、南京和北京。尤其后两座，在当时堪称世界上最为奢费的大城。
五
至于朱棣为什么要不计代价地修建第三座宫殿——北京紫禁城，《明成祖实录》里没有记下一字，以至于清朝康熙皇帝曾经感叹：“朕遍览明代《实录》，未录实事，即如永乐修京城之处，未记一字。”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迁都计划本身的‘保密’所造成的”①。
一个堂皇的理由是：“北平建都，可能控制胡虏”、安定北部边陲，“龟缩在南方，先天就有不足，一旦边境起事就鞭长莫及”②。为此，需要修建宫殿，“以备巡幸”。
以色列史学天才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讲述帝国的概念时，给出了两个定义：
第一，帝国必须统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两三个民族还不够，二三十个就算很多；要迈进帝国的门槛，其统治的民族数量，就介于两者之间。
第二，帝国的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帝国不需要改变基本架构和认同，就能够纳入更多其他国家和领土。
赫拉利说，像这样的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不仅让帝国独树一格，更让帝国站到了历史的核心。正是这两项特征，让帝国能够在单一的政治架构下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区，让越来越多人类与整个地球逐渐融合为一。③
学者施展认为：“大明的实际统治范围未及漠北，但自成祖起定都北京‘天子守边’，其强悍的武功使得草原上始终未曾形成类似古代的匈奴、突厥一般强大持久的游牧帝国；而明朝国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也与北境安全需求相关，因此这个中原帝国又是基于内亚的草原秩序而获得身份定位的”。④
倘如此，只要将朱棣住过的元朝宫殿做些改建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建造如此规模的宫殿，顺带着造出一座浩大的北京城，“凡庙坛、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
真实的原因，是朱棣一辈子都生活在“篡逆”的阴影里，一辈子都在为自己正名。不了解他夺位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他营造北京宫殿的强大冲动。北京紫禁城，大朝正殿以“奉天”命名，而不是像西汉那样叫未央宫、像唐朝大明宫那样叫含元殿、像北宋汴京皇宫那样叫大庆殿，无疑是在强调着这个政权“奉天承运”的正统性。朱棣一生都试图向宏伟的事业索取名声，他修长城、造永乐大钟、编《永乐大典》，遣郑和出洋、催生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以此来赢得历史的口碑。
从这座城出发，朱棣数次深入漠北追剿蒙古人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就是秦始皇当年用和氏璧制作的传国玉玺，据说在历经后唐、后晋、辽之后，落到了元人手上，这当然是荒诞不经的传言，但朱棣一心想得到它来证明他的帝位不是“篡逆”而来，而是天命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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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燮平：《永乐营建北京宫殿探实》，见《紫禁城建筑研究与保护——故宫博物院建院70周年回顾》，第38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③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181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④ 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第25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六
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影响极为深远。他是这样说的：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①
一个皇帝，必须像北辰那样，居于世界的中心，人们才能像众星一样，环绕着他。他之所以能够居于世界中心，是因为他的道德，天下第一。
那么，到底哪里才是世界的中心，可以安置人世间的道德冠军呢？
《尚书》说，“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秦朝的时候，咸阳就是大地的中心。《时遗记》记载，秦始皇在咸阳筑云明台，号称“子午台”，就有中央子午线的意思。后来他修建阿房宫，正殿的前面，就有一条子午线——当时叫“阁道”，一路向南，贯穿秦岭。② 它正对的那条秦岭山谷，被人们称为“子午谷”。当年刘邦被迫前往汉中就任汉王，就是从子午谷通过，道路的艰难激发了汉军士兵对抗项羽的决心，最终，他们杀回了关中，夺取了天下。到了东汉，这样的传奇，依旧激励着汉中太守王升，让他在《石门颂》里，写下了这样的话：“高祖受命，道由子午，兴于汉中……”
从夏商时代建都中原，周秦汉唐进入关中，两宋回到中原，金元明清定鼎燕京，被称为中心的地方太多了，这难免让人对皇帝的道德产生怀疑——假如每一座京城真的是天下的中心，那中心怎么可能忽左忽右、忽东忽西？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历代王朝都城的移动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必然使版图的几何中心发生变化。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各民族的融汇史，“边缘”民族不断融入，既证明了这个“中心”吸附力之强悍，又使原来的“中心”无力负荷，随之而来的调整就不可避免。只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改朝换代带来的都城转移，必定会让他们感到迷惑。
到了元明时代，北京被认为是最完美体现“天下之中”思想的都城。早在南宋，朱熹就说：“冀都是正天地中间”。③ 北京，刚好是北极星（紫微星垣）在大地上的投影位置，乃天之中，是天下最尊的地方，而关中、中原、齐鲁、吴越都在南面，定都北京，完全符合“以北为尊”、“南面而听天下”的原理，是顺意天意之举，北京也因此而改名“顺天”。
北极星的投影点，就是太和殿，穿过这个点，划一条南北轴线，作为天下的中心，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子为北，午为南，那条线，也叫子午线。在执政者看来，国家的秩序，正深藏于子午线的意义中。
子午线的存在，不仅使宫殿成为王朝时间的启始，也成为空间的启始。这条子午线，不仅穿过紫禁城，穿过整座京城，更一路向南，穿过万里江山。它的正北，是天寿山，正南依次是泰山、淮南诸山和江南诸山，皇帝坐在太和殿上，黄河、长江、淮河及江南山水在他视野的延长线上展开，万里江山奔来眼底，让他感觉到江山永祚，天地合一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和”字，就是天人合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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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论语》，见《论语·大学·中庸》，第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②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③ [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二，理气下，天地下，第182页，北京：中华书局，年版。
七
我早在1971年就参观过故宫，那一年我三岁，家住在沈阳，父母带我来北京，在天安门前照了相，后来又参观了故宫，也在故宫照了相。后来进故宫工作，查看院史，才知道那一年是故宫博物院的重要一年。三年前，1966年8月，故宫关闭。1971年，造反的浪潮早已平息，7月5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成立，至今90周年，只有这三年关闭过，即使在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仍在开放。但我们要感谢这闭馆的三年，因为周恩来的一纸命令，让故宫躲过一劫。今天我们在神武门上见到的“故宫博物院”牌匾，就是郭沫若先生在1971年写成，放大刻上去的。
因此，我在那个夏天游历故宫，就有了历史性的意义——我应当是故宫重新开放后的第一批游客之一，只是除了几张黑白照片，脑海里什么印迹也没有。相比之下，还是张光宇先生描绘出的天上宫殿更令我感到新奇和兴奋，因为《大闹天宫》重新上映时已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已上了小学，对美术有了格外的兴趣，张光宇先生对天宫的想象，那种既华美又奇幻的气息，令我如痴如醉。后来来北京上大学，我重游故宫。重重的宫门，让人感受到它的深不可测。站在空阔的太和殿广场，两边的廊庑把天际线压得很低，凸显了太和殿的高度。其实太和殿的总高度只有35.05米（含台基高度），在现代都市里，摩天大楼野蛮生长，三四百米的高度，也在不断被刷新和超越。相比之下，太和殿的高度实在不值一提。但在我心里，太和殿依旧是最高的建筑。它的高度是感觉上的，不是数字上的；是心理上的，不是物理上的。它犹如一座高峰，屹立在群山之巅，让人产生一种置身天堂的感觉。
故宫旧称紫禁城。可以说，这座紫禁城就是一座落实在大地上的天宫，与天宫有着相同的结构与属性。古人讲：“方位在天，礼序从人”，所以人世间的一切秩序，都是与上天所对应的。天上有什么，地上就有什么。《史记》中说，“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① 天帝——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玉皇大帝，住在天宫里，是宇宙间最高行政长官，那么在人间，也需要一个人来管事，他就是皇帝，我们也称天子，意思就是天帝的儿子，圣旨的第一句话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意思是说他的权力，不是靠武力抢来的，而是老天给的，叫“君权神授”，他管理的范围，我们称作天下，就是天的下边。
因此，假如有人从天上看皇宫，看到的不是起伏错落的宫殿，而是无数的点与线，代表着星与星阵。紫禁城的“紫”，不是指颜色，而是指紫微星垣，就是北极星。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里，宇宙的中心并不是太阳，而是北极星。太阳是会落的，所以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追日，后羿射日，都不怎么拿太阳当回事。但古代中国人对北极星毕恭毕敬，因为北极星位于天空中央，永恒不动，所有的星星都围着它动。奉天帝之命统治人间的天子，行政官邸也用这颗星来命名。
故宫也有太阳，但太阳没有北极星重要，因为太阳只是众星之一。用作家阿城的话说，中国人“不会崇拜之一，只会崇拜唯一”。② 只有北极星才是唯一。《史记·天官书》开篇就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③ 天极星就是北极星，太一就是天帝。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④ 那个一，说的就是太一，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是天帝。屈原《九歌》第一首就是《东皇太一》，因为在先秦楚国，有祭祀太一的特殊风俗。中国人的太阳崇拜，直到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以后才有。
故宫有日精门和月华门，是乾清宫区的东西两座门。在这里，日和月是平起平坐的，太阳的级别，并不比月亮高。乾清宫、中圆殿（交泰殿）、坤宁宫这后三宫，加上东西六宫，总数为15，刚好与紫微星垣的星辰总数相等。所以从皇帝到妃嫔，都住在紫微星垣上，就像住在宇宙飞船里，让所有人仰望。
当然，在故宫的天体世界里，倘少了北斗七星也是不完整的。因为北斗七星是天帝的权杖，是天帝统御天庭的象征，天地的运转、四时的变化、五行的分布，都是由北斗七星决定的。《甘石星经》说：“北斗星谓之七政，天之诸侯，亦为帝车。”意思是说，天帝坐在北斗七星组成的车里，定四时，分寒暑，定纲纪，所以北斗七星也是重要的，而在故宫，最活跃的数字除了九这个最大的阳数以外，七这个数字也反复出现，就是为了和北斗七星的数字暗合。比如，中轴线上，有七座殿宇，分别是：三大殿、后三宫，加上钦安殿；还有东西七所，数字也都是七。此外，游客们很少注意到，紫禁城建筑的顶端，还有七颗圆球，对北斗七星进行更直观的呈现——在午门城楼上有四座重檐攒尖阙亭，每个尖顶上有一个圆球，午门城楼上就有了四个圆球，刚好构成北斗七星的斗形，而在紫禁城内，三大殿中间的华盖殿（中和殿）、后三宫中间的中圆殿（交泰殿），还有最北部的钦安殿，屋顶都有一个圆球，这七颗圆球组合在一起，刚好是北斗七星。皇帝坐在奉天殿（太和殿）里，眼前是一条天河，也就是内金水河，内金水河外围是北斗七星里的四颗，另外三颗在他的身后，这样构成的一幅天象图，一定会让他腾云驾雾，幻觉丛生，不再去思量人间的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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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15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② 阿城：《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第1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③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1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④ 《老子》，第10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八
早年读《山海经》，读到这样的文字：“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① 那是中国古人对昆仑山的地理描述。那时我并不知道，正是那座崛起于中国荒凉西部的山脉，决定了今天紫禁城的位置。
这看上去有些荒诞不经，但又不能不佩服中国古人观察世界的纵深感。那时还没有望远镜，更没有遥感卫星，古人的目光却能够穿透万里河山，获得一种地理上的统一感，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中国在政治上的大一统，与古人在地理上的空间感是分不开的。
或许，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简单、干净，没有雾霾，所以纵然有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硝烟四起、血肉横飞，但那样的自然环境，那样的空气质量，让每个人的心胸都是开阔的，视线都是透明的。所以，尽管孔子周游列国都没找到工作，老子只留下一个骑驴出关的模糊背影，司马迁的下半身都被汉武大帝废了，但他们文字里的空间依旧是广大的，他们的视野依旧是浩瀚的，推窗一望，就能望见星沉海底，雨落河源。
但皇帝们更愿相信术士们的话，赋予了风水先生很高的话语权。对他们而言，这样的话语权，超过了所有的奖赏。所以，他们才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头顶蓝天，脚踏荒原，跋山涉水，无私奉献。在历朝历代，风水先生都是最辛苦的一批野外工作者，有诗云：“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在我看来，这诗就是形容风水先生的。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入古代的山川大河，在黄河青山、西风古道之间，除了可见看见落在哪朝哪代，都会看到风水师踽踽独行的身影。
所以，在那个名叫廖均卿的江西风水师眼里，北京与昆仑山的距离并不远，放眼一望，山河大地尽收眼底。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五月，他站在天寿山上，看到天寿山主山格局如紫微星垣，傲然排列，他的心里或许就映出七百多年前，杨筠松在《青囊海角经》里对天寿山的描述：
大龙巨干，万仞千峰，峭然而来，幽然而止。其顿也，若降众山而臣之；其伏也，若怀万宝而藏。掀天揭地，襟江带海，幽奇远秀，依稀天汉之间。
杨筠松是唐代最著名的风水师之一，曾任唐僖宗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之乱后，他归隐山林，也将宫廷中所学之风水术带到了乡野民间，使这门帝王之术，开始为人民百姓服务。
“失礼，求诸野”，这话是孔圣人说的，朱棣当然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所以他刚刚登基，就开始在民间寻找通风水、懂阴阳的风水先生，为他确定陵墓和都城的位置。那时的朱棣，一门心思地要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几乎所有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天下初定，迁都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朱棣只能曲线救国，下令礼部寻找风水先生，为他选择陵址。朱棣知道，帝王的阳宅与阴宅要在同一条龙脉上。假如陵址选在北京，那么把皇城迁到北京就顺理成章了。
廖均卿神态庄重地接过皇帝的任命书，是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腊月初九。第二天，就匆匆赶到县衙里报到，那个县，就是江西赣州府的兴国县。县长说，事不宜迟，你这就向京城进发，我给你送行。这是腊月十一，十三日他就到了州里，二十一日就到了省里，布政大人对他说的话，与县长没有区别。他又一路北行，路过徐州时，赶上一场大雪，雪深五六尺，他涉雪而行，抵达当时的都城南京。
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之所以落到了廖均卿的手里，原因是廖均卿是当时风水行业的佼佼者，他的祖上廖瑀，就是杨筠松的学生。杨筠松把他的庙堂风水术藏入赣南的山林，七百多年过去，又被廖均卿带回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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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海经》，第237—23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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