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一年，我出生。1978年，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人们开始“富起来”了，那一年，我考上大学。事后看来，上大学对我意义重大，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个人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后来，我在大学当教师，讲到高考，经常说：上大学的那一年，我有三个29。

第一个29是年龄29。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天举行的，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录取了不到30万人。这次高考破除了对考生年龄、婚否、出身的限制，按照成绩，择优录取。废除政治上的歧视，点燃了非“红五类”子女心中的希望之火。受此鼓舞，重新找到复习资料，投入到求学大军之中。1978年高考，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我是其中的幸运儿。

由于高考中断了十余年，积压那么多年的考生同时涌进学校，同学的年龄普遍偏大，而且岁数悬殊。年长的三十五六岁，孩子都上学了；年纪小的只有十七八岁。当年我29岁，在班上按年龄排序，进不了前10。

第二个29是工资29。高考前，我是中学老师，工资只有29.5元。当时的物价很低：一斤大米0.135元，一斤猪肉0.75元。一个月的工资可买200多斤大米，可买将近40斤猪肉。

不过，那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很大，农产品价格极低，国家粮库收稻谷每斤9分5；但是工业品奇贵，一块国产上海手表120元，相当于1200多斤谷子；一台十来吋的黑白电视机，要600多块，相当于六七千斤谷子。当时，我每月29.5元的工资，不吃不喝，4个月才能买一块上海表，一两年才能买一台黑白电视机。

如今，物价涨了许多，与此同时工资也在涨。一个月的工资，可买600多斤猪肉，可买几台彩色电视机。

第三个29是定量29。那时每个城市居民都有定量，男的29，女的27。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从某种意义讲就是短缺经济。商品供应极为匮乏，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乡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了粮票、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各种票证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粮票。没有粮票，寸步难行。所以有人说，计划经济就是买什么都要“计划”。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商品极大地丰富起来，各种票证在不知不觉中取消了，以至于如今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凭票供应”是怎么回事。

从教之前，我有5年的知青经历，自信还是比较了解知青内心的需求。当时只有极个别的知青下决心扎根农村，绝大多数人一心想返城。只要能返城，干什么都行。知青们为了离开农村，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走后门。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有的招工回来了，有的病转回来了。虽然知青的身份无人羡慕，但是几乎没有人不办手续就直接回城的。原因很简单，不转关系，没有户口，没有定量，在城里无法生存。

如今，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去旅游，说走就走；不用请示可到处打工；对工作不满意可以辞职不干，再换一个。

总之，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除了“富起来”了，就是人身有了更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