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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作为中国文化名人、世界文化名人，在戏曲舞台上展露风采不是一次两次了。由“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倾情打造的新编越剧《屈原》，以诗化的叙事风格、新鲜的故事内容、迸发个性光彩的艺术形象，特别是全新而又充盈中华戏曲美学情愫的诗情画意、美学品格，在红氍毹上吹拂起了一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绚丽风景，醉倒了老中青各年龄段的观众，赢得了由衷的掌声与满堂的喝彩。为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国历代文化名人戏剧创作工程”奉献出一座金灿灿的艺术大厦。

该剧同样是讲述战国时期楚国左徒屈原为了振兴国家伟业，在国内鼎力革新除弊，对外力求“联齐抗秦”的故事，托举出一位饱含爱国情怀和非凡治国理政才干的政治家、文学家的丰赡艺术形象。然而，剧作以一种诗化越剧的新探索、新高度、新成功，焕发出卓尔不群的新光彩。全剧立意高远、深刻、厚重，整个情节铺排缜密、贯穿灵动，刻意突出诗化品格与文化内涵，将文脉和戏脉溶汇一体。整台戏出色地完成了既有沉郁历史感，又不失江南越剧那种婉转风韵之基因本色，实现了“大题材、大人物、大样式”舞台面貌的艺术使命。剧中，屈原所面对的是楚国腐败自私的政治力量与秦国政治代表人物相互配合、里外勾结的浊浪逆境。他有心强国，却无缘成功，最终反遭迫害，被放逐到湘水之边。就是在这般困厄的情境下，屈原对视楚国即将毁灭的黑洞，依然不顾自己安危、不计个人恩怨、不向腐败黑暗势力低头。为着国家的利益，为了唤醒更多的民众，他毅然以身殉国、以身殉志。大江滔滔，水柱擎天，英气断流！剧作借助屈原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矛盾冲突之大格局，生发出浓浓的爱国主义情怀，唱响了一曲响遏云天、震撼人心的千古悲歌。剧作颇具匠心地设计了三次对话的场面情景：屈原与秦相朝堂论战时的无比义正词严、神邈气煌；屈原和被囚秦狱的楚怀王隔空咏叹的那种黍离之悲、凝重凛然；屈原同渔夫心灵交流时奔突于心底的咏诵波澜。如此戏在情里、情在唱中，一次又一次为屈原的性格丰满、浓烈、鲜明提供动作线、注入动力源。同时也不断地驱使舞台的氛围臻至博大、高涨，推动人物形象在浓墨重彩的典型环境中尽显非凡气度、典型性格，伴随着观众的呼唤喷薄而出。这使得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特色有一个和谐的传递，足以萌生人们对社会和现实的人生思考。毋庸置疑，“这一个”屈原的艺术形象是高蹈的、丰盈的，更是新鲜的、诗化的，飘逸出其人政治家、哲人、文学家、诗人熔铸一体的独特风韵之七彩霞光。有理由说，该剧推出了中国戏曲舞台上又一个新的艺术典型。

绍越版《屈原》在人物塑造上的诗化、出新还反映在其他人物身上。如南后的形象定位断然与以往一些剧作那种妖魔化、脸谱化拉开了距离。剧中的南后起始是认同和支持屈原的，并不反对屈原的改革措施。她之所以后来与靳尚结盟，转向贬斥、迫害屈原，主要是因为担心采用了屈原的改革建议可能会影响甚至断送自己儿子登上王位。这样的情节连缀，将母亲爱子的普遍人性凸显出来，也就营造了人物的真实性、行动的“合理性”、诗化的意象性。另一人物宋玉则塑造成一方面决不撞破做人的底线，决不做戕害老师的事情，宁愿丢掉高官厚禄的诱惑，浪迹天涯，义无反顾地走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种老师追求的理想之路；另一方面也接受委曲求全哲学，避免与诡计多端的张仪、靳尚之流公开抗争。显然，这就和屈原的理想与正义至上、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有了高下之分。应当说，宋玉的人物形象如此描绘是对路的，其人物性格、精神、行动的表达也是不失诗化且富有艺术分寸感的，是对屈原艺术形象产生支撑作用的。这个人物最终选择继承老师志向，承担老师重托，在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试想，如果按照有的戏剧作品把宋玉刻画成一个怯懦而自私的所谓君子，那么，人们就难免会降低甚至怀疑屈原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能力。因为剧中的宋玉是屈原的惟一重要弟子，他却以一个近乎反面人物的形象出现，恐怕只能给屈原的脸上抹黑。相反地，宋玉继承了屈原的思想、赓续起屈原的追求，那对屈原艺术形象的塑造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越是出新对艺术的综合性方面要求越高。绍越版《屈原》全剧构思精妙，像通过隐形角色渔夫的“水至清无鱼，水至浊鱼死，不清不浊鱼儿肥美”的世俗说教，来映照追求至清至正、秉承理想主义的屈原之悲剧性命运；那些具有时代情调和感觉的词汇，如剧中人子椒说的那句屈原“破坏了官场潜规”，等等，自然会引起观众的思考的共鸣。全剧唱词对白不无讲究，唱词基本做到了平白而不粗俗，既洋溢着诗意的文化品格，又让观众听得懂乐于接受。剧种声腔特点发挥到最大化，音乐多调性的升华又做到极致，为全剧诗化的浓郁、诗境的深远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屈原两篇脍炙人口的杰作《国殇》和《橘颂》的原文展示，更是大大增加了舞台诗意盎然的气氛。加之现代舞台设置手段的推力，声光电效果所发挥的引领作用，渲染出当年楚国大地发生的那一幕幕悲壮伟岸、可歌可泣的心凝情状，传递出一种江南越剧特有的流光溢彩、唯美舞台和火花四溅、燧石砥砺那般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之色彩。再如剧中伊始，舞台后端出现的先是齐、赵、魏、韩、燕五国君主的雕像，在屈原高度政治智慧的运作下，五尊像增加了包括楚怀王的六尊像。这个情节不仅是编导为了剧作的深层诗化所新创，而且更在于通过那种直观的视觉艺术冲击力，一下子将屈原的才能、对国家的忠诚以及楚怀王对屈原的重用表现得淋漓尽致。仅此一点，一个崭新的足以走进现代戏观众心田的屈原艺术形象呼啸而出。另可评说的是，有的戏也用了造像这个道具，可其将造像前置，放到了舞台近台。这样不仅挤占了演员宝贵的表演区，而且如同“背山起楼”，有煞风景，影响观瞻。绍越版《屈原》向后一个“推”字，活脱出一种工匠精神，为戏的清新脱俗、风韵天然的诗化品格添加了妙曼一笔。

再好的剧作也是需要优秀演员来体现来展示的。该剧的演员阵容强大齐整、珠联璧合，整个表演创造出一种整体性的诗化舞台意象。“二度梅”得主吴凤花由范派小生转演一个挂胡子老生屈原，在新的巨大的挑战面前，吴凤花坚持从塑造人物出发，殚精竭虑地琢磨出了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大诗人两种气质和人格水乳相融的屈原艺术形象。屈原投江前夕，发出“朗朗玉宇宇不净，湛湛青天天不青”的感叹。这既是对楚国将亡的挽歌，也是对自家无力回天的愤鸣。此刻的吴凤花一身白衣，宽袍大袖，步履缥缈，象征着屈原博大而痛苦的胸襟情怀与浩渺不息的江水击拍唱和融为一体。一个诗化、传神、鲜活的屈原向我们走来。

绍越版《屈原》跃然舞台、香飘戏苑，不仅对越剧而言是新的攀登、新的创造、新的进步，而且对整个中国戏曲的改革创新、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实际范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戏具有不可低估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