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哈斯乌拉文集》去岁由远方出版社推出，皇皇10卷，体裁涵盖文学各主要门类，显示了作者创作兴趣之广泛、长年累月之勤奋与令人惊异之才华。

文集所收入的小说，多篇是以“文革”及“文革”甫结束时期的生活为题材，是对内蒙古地域乃至中国当代史的一个侧面的反映，首先具有一种厚重的历史认识价值。尤其在对“文革”的评价出现了杂音的当下，哈斯乌拉作为亲历者在“文革”结束不久所创作的这些小说，无异于一种文学形式的历史证词，弥显珍贵。收入文集的5篇中篇小说中，《两匹马的草原》里的女主人公达丽玛乃至作为加害者的两个男人——舍布格和官布苏荣的悲剧性命运，都是与“文革”联系在一起的。《活佛道布敦》里有300年历史的葛根庙，在“文革”中被砸毁，活佛道布敦和喇嘛们备受羞辱摧残。《吉祥的彩练》里的翟向阳副旗长，在“文革”中靠耍两面派当上旗革委会副主任。《寻找灵魂的出口》里的男主人公朝鲁本是正直优秀的青年，却因所谓出身问题先是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继而因在入党申请书中质疑“血统论”被没完没了地残酷批斗迫害。女主人公海棠因同情和爱恋朝鲁，进而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和抵制，最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侮辱和枪杀……哈斯乌拉笔下的“文革”，人妖颠倒，黑白错乱，是疯狂和野蛮的暴发，是无辜蒙罪、宵小得逞的浩劫。不堪回首的“文革”史，可谓一场“牺牲民族幸福、国家智慧、个人美德的屠席”（黑格尔关于历史的论断），值得全民族不断反思。诚然，文学不是历史学，作家不是历史学家，但见证包括历史在内的社会生活，表现历史中的人的命运，也是作家与文学的崇高责任。在对“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司马光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揭示这一意义上，文学与历史学、作家与历史学家的使命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进行的是史料搜集与理性研究，作家与文学提供的是感性叙述与生动具体的形象。在或多或少对“文革”失语的当下，从“文革”跋涉而出的哈斯乌拉的这些“文革”书写，因为历史语境的潜移反而比作品问世之初更为醒目。

塑造典型人物，刻画典型性格，是哈斯乌拉探索和表现人性的重要手段。《两匹马的草原》里坚韧、宽忍的达丽玛，《活佛道布敦》里始终忠于信仰的活佛道布敦，《蓝色的尤热尔勒》里内心在感恩与愧疚之间彷徨徘徊的舍力玛，《寻找灵魂的出口》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海棠，都是让读者过目难忘的人物形象，而这皆因小说出色地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塑造了既具有蒙古族的民族特性，又揭示了普遍的人性的典型人物形象与性格。

哈斯乌拉小说的语言，是一种诗意的语言。或许因蒙古族是一个崇尚诗歌的民族，并且内蒙古大草原本来就是富于诗意的美丽景色，故此影响了哈斯乌拉小说语言风格的选择。当小说的内容充满诗意时，这样的语言是和谐的；即使小说的内容乃悲苦和惨烈，诗意的语言亦能起到调节之功用。但应该承认，这种风格的小说语言其实是有所得亦有所失的。诗的语言要求纯粹，它直接来自作者个人；而小说的语言是追求繁富和混杂的，它来自社会。小说的修辞要求多语和杂语的共置、对话与回声，由此而与诗歌的语言拉开了距离，正如小说与诗歌是两种不同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