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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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1年在历史的分水岭上

败退台湾，风雨飘摇的国民党

1950年2月，沿南中国海海岸，面对国民党的台湾岛与海南岛，共产党的将军们正在训练百万大军，为两栖进攻集结了几千条舢板小船。

在台湾修成梯田状的南部山岭的山脚下，年轻的士兵用刺刀刺向训练用的假人，他们口中大喊“杀！杀！”。凤山庞大的军事训练营里回荡着机关枪的点击声，步兵班在进行实战训练。凤山的战斗课程是美国在“二战”中所使用的训练系统，营地的军官们称其为“新的中国军队的摇篮”。

从训练营到火山灰黑色沙滩上的驻防部队并不太远。在那里，面对大陆，他们修建了许多碉堡，还构筑了铁丝网，无数次地进行击退海上来犯之敌的训练。

新的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似乎良好，军官们将这一进步归功于头发灰白的孙立人将军。现年49岁的孙立人将军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他在上海和后来的缅甸对日作战中表现英勇。在缅甸，他指挥着执行命令坚决、由美国人训练的38师。作为国民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满洲的高级指挥官，他曾经连续不断地打击共产党，但派系政治使他被调到了台湾凤山训练营。

岛上驻军很快知道孙立人不是那种利用不定局势来谋利的人。他为他的部队立下6个“不许”：不许骚扰平民；不许嫖娼；不许赌博；不许敲诈；不许撒谎；不许懒惰。他还让台湾人协助部队执行纪律。村里人至今还在谈论，曾经有个中尉手中拿着列举自己罪状的牌子走在凤山附近的街道上。

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孙立人所学远不止纪律。他对体育运动有种美国式的热爱。最近他参加了凤山举行的足球赛，并告诉其他选手：“在比赛场上，我不是将军。”一位士兵以一个完美的阻挡把他狼狈地撞倒在地，将军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说：“也许我已经不年轻了。”但他坚持打完了比赛。

1950年1月，国民党给4500名台湾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在岛屿防御中服役的机会，其他数千名志愿者则被拒之门外。孙将军感到振奋，已经训练完毕和正在训练的部队（远远超过10万人）至少能够挡住共产党的第一波进攻。他已经让军官团感到吃惊，但是他需要更多的军用物资和汽车零配件。他坚持说他的“士兵们正在像海狸一样工作，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

由和蔼可亲的周至柔将军指挥的拥有300架飞机的国民党空军，可能是台湾最有效的防御手段（迄今为止，共产党军队还没有运用飞机作战），但最近周至柔将军感觉到了他的飞行员的不满。在台北，周至柔将军召开一次冗长的“自我检讨”会，在会上，飞行员们可以谈论他们对高级军官的个人忧虑。他同时也正在为飞行员们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条件——士气问题正在解决之中。

不满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国民党的海军。在背叛的空军飞行员的带动下，水兵们至少已经带着12艘军舰投降（包括海军唯一的一艘巡洋舰“重庆”号，也就是从前的英国“黎明女神”号）共产党。为了与不忠的行为做斗争，圆胖的桂永清上将已经给几位高级舰长戴上了镣铐。他也相对提高了一些自由人士的薪水，希望保持海军的忠诚。

除了摇摇欲坠的防御之外，困扰台湾的还有崩溃的经济。假如国民党的军事开支不能控制在台湾的生产能力之内，共产党就会被人们毫无抵抗地邀请进来。正如孙立人将军所言：“假如物价翻番，我们只能采购我们所需食品的一半。假如我们不能养活我们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你可以想象得到会发生什么事。”

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官是不知疲倦的省长吴国桢，他是前上海市市长，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为了做个好榜样，嗜烟的吴国桢戒了烟，因为“烟是走私进入台湾的，对经济造成损害”。自从去年12月担任台湾省省长以来，吴国桢坚决杜绝浪费，汽车被列为奢侈品，拥有汽车的人必须购买一定数量的战争债券，申请护照的居民必须购买与其交通费用相当的债券，对饭店餐饮及电影的税赋从20%上升到60%。

真正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工业。在这个领域里，吴国桢有限地施加强硬的手段。台湾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已经达到日本人占领以来的最高水平，水泥生产已经超过了日本人的最高纪录。岛内贫乏的土地也因为灌溉工程而变得肥沃。但是，即使是最为忠诚的国民党人也承认，除非台湾从美国得到更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否则这些努力的最终结局都将为零。

像其他所有国民党的领导人一样，诚实的吴国桢认为美国政府最终会慷慨解囊，目前只是对国民党的缺点有些不耐烦而已。他说：“当你致力于改革时，在某些时候你必须耐住性子。”但假如红色政权像夺取其他地方一样夺取台湾，这个改革的代价是什么呢？

红色中国的毛泽东

列宁写道：“通向巴黎的道路经过北京。”从这条路向布尔什维克进发的人就是中国的红色领袖毛泽东。4年前，毛泽东还蹲在中国西北延安的荒郊野地里，现在，他已经住进了北京的宫殿，并通过他的代言人站在成功湖边公然藐视并大声指责联合国。毛泽东的军队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联合国军队——以最沉重的打击。傲慢与古老的欧洲使团因他的名字而颤抖，并在他的力量面前退缩，美国在他发动的攻击面前不知所措。

在成功湖畔长达两个小时的高声斥骂中，毛泽东的代言人，一位名叫伍修权的将军，粉碎了所有（或者是绝大部分）自由世界国家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幻想。这个脸上带着刀疤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毛泽东，绝非美国自由主义的温和派所描绘的那种人。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土地改革者”（如美国国务院所称），也不是一个“乡村集会民主者”（如德恩·拉丁摩尔所称），也不是对莫斯科不忠心的铁托（如伦敦和华盛顿所指望）。毛泽东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传统，他的合作者是斯大林。从莫斯科到巴黎的路途经北京，斯大林和毛泽东已经走了一多半了。

现代历史上没有比伍修权在成功湖的演讲更富戏剧性的场景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华伦·奥斯汀要求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的中国要在联合国警察行动成功在望的时候进攻朝鲜。奥斯汀说：“亚洲将是和平还是战争，世界正焦急地等待答案。”

奥斯汀讲话时，伍修权如一个压缩的弹簧一样坐着，手握紧放在膝盖上。当他站起来时，奥斯汀马上就得出了答案：“要么战争，要么投降。”不只是他的膝盖，自由世界的大部分都在抖动。

伍修权说，美国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一直是狡诈的侵略者……从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是一项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政策。”

他说，美国挑起朝鲜战争以掩盖它对台湾的侵略，并使其“狂热的控制亚洲和世界的图谋”更进一步。伍修权大声说：“谁破坏了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是中国的军队入侵了夏威夷，还是美国军队入侵了朝鲜和台湾？正如麦克阿瑟所承认的一样，美国的真正意图是控制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新加坡的每一个港口。”

他说，美国诱使52个国家进入在朝鲜的行动，显然是要分化已经四分五裂的联合国。对这52个国家说：“不要上美国的当，不要为美国火中取栗——因为……你必须为你的行动承担后果。”

他说，美国正在步日本之后尘，并正在把日本当作其统治亚洲的傀儡。相比之下，苏联的行为是“正当的”。

他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胜利地推翻了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必定会在驱逐美国侵略者和收复台湾等所有属于中国的土地中胜利……作为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的结果，作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东方所有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都已经觉醒并将自己组织起来。”

“无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多么野蛮和残暴，艰苦斗争的日本人民，胜利向前的越南人民，英勇抵抗的朝鲜人民，从未放下过武器的菲律宾人民，以及所有东方受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必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不会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的诱惑，也不会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他们将会不屈不挠地继续战斗，直到为国家独立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伍修权演讲的时候，美国的奥斯汀穿着一套皱巴巴的棕色西装坐在那里，显得很不高兴，他的传译耳机像一个王冠一样戴在头上。英国的格莱德温·杰伯爵士温文尔雅地听着。联合国秘书长的手深深地插在外套里，像拿破仑一样斜着眼抗议。南斯拉夫的阿列斯·白勃勒，正在主持，却显得睡意绵绵，连眼睛也睁不开。国民党的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看起来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但却毫无兴趣。

毛泽东从未放弃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梦想。10年前，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当今的世界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资本主义道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不通，社会主义将是唯一选择……”

走向胜利的中国红军

猎人需要武器。毛泽东所具备的强大的武器就是中国红军，它已经在苏联的默许下，以一种西方人尚不能广泛理解的方式铸造了成功。

“中国共产党有别于苏联以外任何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对于清楚地理解过去的1/4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最杰出的学者、曾任美国大使的胡适写道：“中国共产党，部分是由于设计，部分是由于非同寻常的环境，几乎从它建立的最初岁月起，就拥有一支属于它自己的强大军队。这个独一无二的特点成为它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它一直由世界共产主义的主宰、战略家斯大林培植、支持……”

斯大林本人于1926年在通过共产国际发送的电报中命令中国共产党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一支红色的军队已经被毛泽东发动起来，当时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职务不高，经常被他的不太现实的同志们严厉指责，称他为梦想“在山区的荒野中建立浪漫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机会主义者。毛泽东创建军队的决定实际上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不宣而战。蒋介石则狠狠地还击，让他的苏联顾问卷铺盖走人，驱赶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将毛泽东赶进了“山区的荒野”。

当蒋介石与北方军阀进行战斗时，毛泽东很快地与一些“强盗”会合，并将其合并到自己的新红军中。新红军是一支游击力量，高度机动，并在广大的乡村征募兵员和筹集粮饷，他们不为普通军阀的战利品而战，而是为一场红色革命而战。

到1936年，这支部队已经发展到6万人。当时蒋介石以德国将军亚历山大·冯·福克豪森为顾问，以绝对优势兵力进行围剿。对共产党的5年黑暗而又血腥的国民党“围剿”运动，最终将毛泽东的余部逼到大撤退——这就是著名的长征。这次长征历经一年，跋涉了6000英里——这是史诗般的苦难，最后不到2万名红军幸存者抵达了他们选择的延安附近。

当蒋介石慢慢地逼近毛泽东的藏身地时，斯大林开始援助毛泽东——新的共产国际的口号是“团结阵线”，反抗日益增长的日本法西斯的威胁，此举获得了成功。在8年抗战中，红军一边作战一边从4.5万人发展到91万人，控制着5000万人口。

尽管领导有方并进行了很好的思想灌输，但红军依然是一支游击力量，没有能力在公开战役中与日本人或国民党对抗。要想转变成为一支具有决定性打击力量的正规军，他们还需要斯大林的援手。1945年8月到1948年4月在俄国占领满洲期间，这只援手出现了。

在9个月里，毛泽东的大部队沿长城跋涉进入苏联控制的东北，并用日本人的武器武装自己，重新训练后又一次开拔。在3年内，红军虽然损失惨重（根据他们自己的估计，有160万人牺牲、受伤或失踪），但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更为惨重，毛泽东和他的红军赢得了胜利。

中国红军是毛泽东的特殊缔造物，也是他的自豪。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他研究出来的。他信任的朱德总司令和战功卓著的野战将军林彪、陈毅、刘伯承，都是他智慧的大脑指导下的骁勇之士。

对于游击战，毛泽东改造了由孙子创造的一些创意，“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他写下的军事条令。《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42年发表于延安，它很可能是非正规战争的经典之作。它的规则大胆地指示，要歼灭“20倍于我们的敌人”。

1950年7月，美国已经离开朝鲜，并与台湾脱开干系。在台湾，蒋介石的一些死硬国民党分子正准备他们最后的抵抗。毛泽东的军队，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海军与空军的封锁而一筹莫展，进攻停滞。然后，北朝鲜越过了三八线。在政策的戏剧性转变中，美国终于从消极转为积极。

哈里·杜鲁门宣称，在朝鲜没有侵略才意味着太平洋的安全。他同时说：“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防止任何可能对台湾的进攻。”从毛泽东所处的位置来看，这可能意味着整个美国政策已经突然改变了。这意味着美国不仅要试图保卫朝鲜，而且也要保护台湾。毛泽东冷静地观察美国是否试图夺回在亚洲的主动权。

毛泽东不久就发现美国虽然已经振奋起来，但仍是糊里糊涂。美国对国民党的核心政策没有变化，还是拒绝与这个亚洲唯一持续抵抗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盟的力量合作。美国在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去年1月发表的观点中明显有所保留：“没有人能够有正确的想法……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因为它与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相对抗的结果……蒋介石的部队消失了……苦难之中的中国人民……完全收回了他们对这个政府的支持……”

当第七舰队驶向台湾海峡时，美国命令蒋介石停止已经对共产党海上运输造成严重灾难的海上与空中打击。后来，美国又唐突地拒绝了蒋介石向朝鲜提供33000名士兵的表示，上周他们本可以整装待发。美国的政策是因为一种恐惧，它害怕任何壮大蒋介石的行为都会把中国共产党带向朝鲜战争，相信安抚毛泽东会使共产党留在朝鲜之外。

当8月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抵达台湾时，听到的对美国人来说全是沮丧之音。当麦克阿瑟决定对“那些过去在太平洋地区宣传……失败主义和绥靖政策的人”进行公开警告时，总统命令他闭嘴。到现在为止，美国在台湾得到的最终结果就是，延缓了国民党的海空封锁，红色中国打开了从西方进口铜、石油和武器的港口。

毛泽东也没有被安抚住。1950年12月26日，当联合国、美国和英国准备进一步妥协时，他进行了打击。

毛泽东的部队在数量上具有一时的优势。自从征服中国的那一年起，毛泽东就在不断地建设他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达到250万人，分成为4个巨大的野战部队。他们严格执行纪律，可称为中国的奇迹。他们由警惕的军官进行集中训练，由更为警惕的政治委员进行集中思想灌输。最好的部队是林彪的部队第四野战军，这支部队一直转战满洲和北部中国，现在正主导朝鲜战争。

斯大林对毛泽东进行武器援助的同时，也给他送去了数以千计的俄国顾问。中国红色空军大概有500架飞机，包括米格-15苏制喷气式战斗机。中国群众的背后，是苏联军事、外交和宣传的威力。1949年2月，红色苏联和红色中国通过斯大林和毛泽东签署的条约正式结盟。他们的实际关系更为紧密，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目标的认同。

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分析

在人员伤亡这一点上，驻韩美军的确在进行自美国内战及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四次大规模战争。而在对敌军的了解方面，美军又是在与最神秘的对手作战。举例来说，美军智囊团至今还不清楚谁在指挥中国军队与美军作战。《芝加哥日报》记者在朝鲜发回的报道指出了这一可怕的事实。

通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经历，美国对于中国军队的评价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刚开始，中国人像是从他们的满洲腹地爆发出的无穷无尽力量的、不可抵御的游牧部落。渐渐地，他们慢了下来，由前进变为顽固的防御作战。他们的弱点越来越明显：空中力量薄弱，坦克及重装备缺乏，原始而脆弱的后勤补给线，甚至还要部分地依靠牛车、骆驼以及人拉肩扛，缺乏医药保障。

简而言之，中国红色军队的情况已逐渐为五角大楼的观察家所熟悉。总体上，共产党军队共有约500万人，200多万是正规军，其余是民兵及后勤部队。

第一野战军

驻守中国西北部，驻防范围从甘肃省直到遥远的新疆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边界。它的领导者是足智多谋的彭德怀，一位军人兼政治家。

第二野战军（约42万人）

控制西南部及南部地区，由独眼将军刘伯承指挥。其一部分已进入西藏，还有的正在协助越共抵御法军。刘伯承曾在莫斯科军事学院接受教育，并和苏联红军一起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打过仗，他也参与领导了1934年至1935年间史诗般的从中国中部到西北延安的长征。刘伯承被认为是中共军队中最富谋略的军事家。

第三野战军（约63万人）

现在似乎驻守在中国北部，尤其是山东半岛。它的司令是令人畏惧的陈毅——南京及上海的征服者。作为现在的上海市市长，他同时也是一位战争诗人。抗战胜利后，陈毅从他的山东根据地开始，将国民党政权从很多北方大城市赶了出去。

第四野战军（约80万人）

是参加朝鲜战争的最主要部队，林彪将军任司令。林彪是中共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也是狂热的政党理论家。林彪的大部分部下出身农民，而他却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林彪的家庭曾在湖北省经营一家小的织布厂。林彪是在黄埔军校接受军事教育的。这所国民党学校是由苏俄帮助于1920年代建立的，蒋介石曾是林彪的老师之一。而1947年至1949年间，林彪带领他的东北野战军南下，在北平及天津摧垮了蒋介石的军队。

大多数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以及驻守东北的军队来自于第三、第四野战军。

中共军队在朝鲜前线表现得出乎意料地“勇敢”，联合国军队不止一次地遭受了令人震撼的所谓“人海”攻击。一波接一波的共产党人冲向致命的火力网。

但过分地强调“共产党军队在人数上的无限优势”则是一种误导。军队的人力最终要受限于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受制于受过良好训练的军事骨干的数量。可以确信，中共已经失去了它的一些精锐部队，也许就是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这样的损失将会减少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和军官人数，从而减弱前线士兵的士气。总而言之，中共军队是一支庞大的，难以战胜的军队。但同时，它又是一支装备原始而易受攻击的军队。

美国人的仇恨与停火传言

杜勒斯提醒他的听众们，毛泽东一直强调他们与斯大林的“关系”，1949年在莫斯科待了近3个月，然后回国号召东南亚各国作为“以苏联为首的力量”的一部分通过“武装斗争”来寻求解放。杜勒斯还说：“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认为中国将其大量青年人及物质资源投入到朝鲜战争这一熔炉之中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中国所做的只是为了支持北朝鲜，一个对中国而言意义不大，但从沙皇时代起就因其在对抗日本的战略意义上被俄国觊觎的地区。”

“从诞生到发展再到成熟，毛泽东政权实际是由莫斯科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扶持，不可避免的是，许多中国人也被所发生的事情蒙蔽，但是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不应该被蒙蔽。我们应该按毛泽东政权本来的样子来对待它。”

800位中国的朋友也听到了伊利诺伊州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的声音。道格拉斯是民主党人，曾经在海军服役，长期以来呼吁政府执行更为强硬的亚洲政策。现在他挺身而出寻找共同之处，结果找到了许多令人惊异的共同点。道格拉斯说：“我相信美国人已经很明白了”，那就是：美国应反对红色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必要时应该行使否决权，台湾千万不能落入中国共产党的手中，毛泽东在日本和平条约一事上不应有发言权。

“不必在中国大陆上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或将俄国带入战争。”道格拉斯提出了一个麦克阿瑟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可能接受的建议。首先，他将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其次，“我们要给中国内部的民主力量以尽可能的帮助……可能有成百上千的民主游击队员”；第三，“如果我们允许（蒋介石）凭自己的实力冒险突袭中国大陆，发动非正式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危害，相反还可能有着极大的收益”；第四，他将“发展和鼓励”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下反政府活动。

“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如果我们能够削弱附属俄国的力量……如果有些附属国能推翻他们的共产主义领导……我们将进一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并开始击退俄国专制的浪潮。我们要使之成为一场限制战而非升级了的战争。”

北京的电台对战争的最后表述是：“可恶的美帝国主义必须被完全赶出朝鲜。”

然而，1951年5月20日，关于近期停火的传闻四起。科罗拉多的共和党议员埃德文·约翰逊建议：1.北朝鲜接受以38度纬度作为分界线；2.联合国号召在6月25日凌晨4点，即朝鲜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停战。约翰逊提到朝鲜战争时，说它是“摩擦与踌躇的无望的冲突……不必要的人类屠杀”，他暗示美国应该退出，“将亚洲留给亚洲人。”

在联合国大会上，印度的比耐格·劳先生高兴地提起约翰逊的想法，还回忆起马修·李奇微将军最近发表的一项声明：“如果战争在我们力量的控制下以38度纬度结束，那将是联合国伟大的胜利。”克里姆林宫看起来对此事也有兴趣。苏联媒体刊出了约翰逊提议的全文，纽约的《工人日报》也是如此，它高度评价道：“为什么要等到6月25日？现在就结束屠杀……停止战争……和中国及朝鲜展开对话。”

当同志们看来不能在战场上获胜时，他们显然打算在会议桌上有所收获。

改造反革命分子

美国《生活》杂志拍摄的图片表明，周恩来总理，一位以其微笑和动人的态度一度向许多美国外交家证明他是“纯粹”的共产党员的中国人，1951年6月初平静地宣布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总结了红色统治1949年10月以来的成就后，他报告说，共产党政府已经处决了许多个“从事破坏活动的人”以及国民党的游击队。这些数字并不包括那些估计在目前的清洗或者被中国政府称为肃反的“反革命”活动中被处决的传说中的数万人。

但显然仍然有国际力量与美国对于中国现政府的认识不同。例如，种种迹象表明，印度首相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仍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几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政府。

印度食品农业部的特使丹梅尔已经离开北京返回印度。他刚刚完成了一项让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中国向饥饿肆虐的印度出售50万吨大米的交易。中国已经很难负担这样的举动了——洪水和干旱已经毁坏了中国两千万英亩的农作物。

中途在香港停留时，丹梅尔向记者微微一笑，耸了耸肩告诉记者，关于红色中国肃反运动的报道被夸大了。他说：“在北京及其邻近地区有几百人被枪毙，但大多是在旧政权时期犯下罪行的恶棍无赖，现在他们受到了应有的处罚。”而且，丹梅尔还以赞美的语气说道“共产党中国的火车都是准点运行的”。

武训是个目不识丁的山东农民，他常常挨打挨饿受冻，但他有远见卓识和毅力。他决定用乞讨来的钱建立一所免费的学校，让其他穷孩子不再像他那样长大。他曾在寒风中在富人的屋外站几个小时就为了一个铜板。他曾在一个官员的大宅外乞讨3天。到1896年，他的坚持使他筹得了够建3所学校的钱，并且也让他自己成为中国学龄儿童中的一个传奇。

去年秋天，上海昆仑电影制片厂推出他们最好的导演兼作家孙瑜撰写的一个关于武训的剧本。今年初，《武训传》一片在全国放映。电影获得极大成功。报纸杂志争相夸赞。共产党作家称赞武训是“一个伟大的新的革命英雄”。作家兼导演孙瑜表现得很出色，至少他被认为是这样。

俄国的塞格·爱森斯坦由于将伊凡大帝弄得太恐怖而惹了麻烦，这个经验可能会告诉孙瑜，政党路线不是那么容易被电影表现出来的。就在孙瑜所获的好评达到顶峰时，北京的《人民日报》谴责道：“他的《武训传》表现出了资产阶级融入了共产党的反动思想。”武训从人民英雄变成一个危险的“不知道自己的苦难是来源于阶级压迫”的傻子，犯了向富人寻求帮助的严重错误。而且，电影里武训在一次农民起义中恳求道：“杀人——是正确的吗？”报刊上对于这部影片得出结论：“武训的行为方式是不切实际的，他的经历不是群众的经历。”

美国人眼中的周恩来

也许周恩来与他的同志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与莫斯科巧妙周旋的才能上。美国的《纽约时报》用了一版长篇文章，试图证明这一公认的观点。

周恩来15岁时进入一所西式高中求学，然后在日本上了一年大学，接着回到中国就读于天津的南开大学。在那里，如今天许多的年轻学生一样，他投入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他加入了一个叫作“觉悟社”的组织，热衷于争论和学生运动。1919年，他因领导学生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的示威而被投入天津市监狱。在那里——故事总是这样发生的——周恩来遇见并爱上了另一个“同志”邓颖超，两人后来结婚了。

那时，身为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正忙于召集贫穷的学生加入北京一位教授构思的“工读”计划，让他们去法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方面给中国学生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法国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出狱后，年轻的周恩来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在莱茵河畔的煤矿苦度岁月时，他受到的教育很少，但却得到了很多思想。不到一年后，他离开了煤矿，立刻开始将法国和德国的中国人号召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到1924年，当共产党与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结盟时，周恩来成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和蒋介石共事。一年后，周恩来成为蒋的第一任国民革命军的政委。

周恩来的特殊任务之一是：在上海工人中组织一次起义。他与其他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一起潜入上海，确保了武器和训练场地，成功地将60万工人组织为武装成员。蒋介石发现共产党试图削弱国民党的权力时，他毫无声息地进入了上海，解除了周恩来的工人武装并逮捕了工人头目。而周恩来成功地逃走了。国民党悬赏8万元买他的人头。周恩来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以昂贵的旅馆为避难所，还蓄起了胡子，最后设法到达了莫斯科。

周恩来的一位校友曾经对他说过：“你给我的印象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人，你怎么会变成共产党员呢？”

周恩来回答说：“记得在学校里你曾经给过我一些建议。在寒冬的早上，当我不愿意起床时，你建议我猛地跳起来，由于少许寒冷的冲击我很快就觉得暖和了。我发现信仰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开始很冷，但现在由于寒冷而变得暖和多了。”

周恩来很快喜欢上了共产主义的气候。在莫斯科待了一年后，他于1929年返回中国并与中国新的红色领袖——他在巴黎的老朋友李立三会合。周恩来坚持从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开始革命的策略，但当莫斯科转向毛泽东组建农民军队的策略时，他也设法转变了过来。接着周恩来将他在黄埔军校时教给国民党员的那些军事技巧教给这支新的军队。

1936年，当共产党在中国的势力处于最低谷时，周恩来以其流畅的谈吐和极具说服力的风度从国民党编制下争取过来15万军队——这就是“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少帅绑架了蒋介石，希望能借此停止内战。作为延安特使的周恩来以其典型的机智使蒋介石最终获得释放，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对抗日本，并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宝贵的喘息时间。

在接下来的9年里，国共两党不断讲和、开战，开战、讲和，周恩来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向中国的美国同盟，特别是新闻机构的记者，讲述共产党的良好意愿。上周在华盛顿，韦德米尔将军回忆周恩来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周恩来住在城市中最贫穷的区域，所住的房间地板满是灰尘，家具也很简陋，而他一直是谦逊温和，平易近人。后来到南京，周恩来的诚恳态度说服了马歇尔将军，后者在提及周恩来的“友谊和个人尊重”时说，“在共产党员中确实有个自由主义的团体……他们为了建立起共产主义理念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服务。他们打破了中国的封建传统，代之以一个与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反乌托邦社会惊人相似的新结构。在全力以赴的红色攻击下，首当其冲的传统项目就是原来备受中国人尊敬的单位——家庭。婚姻，除了生儿育女这一纯功能性的原因外，只有在长期调查了双方的政治可靠度后才能获得结婚的批准。过去的结婚典礼是向家中的长辈鞠躬，现在通常是在毛泽东的画像前三鞠躬。只要听说配偶有“反动倾向”，年轻的中国人被教导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贡献给党。

许多人将他们的恋爱问题郑重地提交小组会议进行公开讨论，由小组来决定某一特定事例是否可行。

共产党在努力将他们的愿望加诸其他机构——学校、寺庙、农场。北京对基督教传教士展开持久战，使其备受困扰直至逐渐被赶出这个国家。

北京鼓励青年参军赴朝鲜战场

在共产党之前，中国的其他统治者曾试图打破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但是都失败了。从很重要的一方面来说，共产党的任务轻松一些，因为他们奋斗夺来的中国已经被几个世纪的激烈动荡以及连年战争动摇了根基。但共产党能否接着把他们的意愿实现在这片广阔而又饱经磨难的土地呢？

美联社在香港发出的消息称，此前早些时候，中共政府激励人们赴朝鲜参加“志愿军”。他们正努力让中国人民相信美国是他们的敌人。群众大会、游行、短剧、海报以及街头演说家将美国丑化到极致。在上海演出的一场滑稽剧描述了残暴的美帝国主义军队降落在毫无防御的朝鲜的情景，结尾一幕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同日本首相吉田密谋重整军备。在火车站，成群的士兵欢呼着赶赴朝鲜同帝国主义作战。

政府号召更多的志愿者赴朝作战，与此同时，北京宣布开展长达6个月的全国募集资金的运动，以购买战需品。政府发言人称，在朝鲜的志愿者急需更多的坦克、枪炮、汽车、衣物和药品。在一份详细的指令中，抗美援朝委员会大体勾勒出在未来6个月里全体中国人所能做出的贡献。黄金、珠宝、美元以及其他外币形式的捐赠都在要求之列。

所有这些迹象指出一项事实，就是朝鲜战争是中国一项昂贵的赌注与负担。当马歇尔将军突然前往朝鲜前线会见中国方面的人士，西方各国就开始流传停火的消息。还有消息是来自中国，最近中国重新出版了毛泽东1937年写的一篇文章，指出革命领袖必须能够根据变化的形势随时变换政策。智慧的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还没显示出任何想在朝鲜停战的征兆。而北京看起来一如既往，他们的收音机说：“那些为保卫我们国家免受疯狂敌人袭击而战的战士……是绝不会气馁的……”

如果红色中国的主人们选择继续留在朝鲜，毫无疑问他们可以做到。

链接：《中国时代》连载（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