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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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陈仪的台湾，林彪出现在东北

陈仪往事：二二八事件

虽然她小时候只不过是个台湾的农村姑娘，但是她20岁的时候既年轻又漂亮。她先在上海学习共产主义，然后和一些进步学生去莫斯科，在日本监狱里坐了9年牢。她患了肺病，现年46岁，不再漂亮了。不过肿眼睛、大耳朵的陈仪将军一回想起他担任台湾省主席时那最倒霉的日子，就忘不了这个叫谢雪红的女人。

陈仪把上个月台湾人的“叛乱”归罪于谢雪红，实际大部分问题都出在陈仪和他从大陆带来的一帮来接收的穷光蛋上。

谢雪红当时任台湾的妇女会主席，发表反对陈仪的演说。不过了解谢雪红的人说：“谢雪红不像是个共产党员。”陈仪最后也承认：“叛乱之前共产党还没有组织好，可是叛乱起来之后他们就抓住了机会。”

当中国人恢复对台湾的统治时（日本人自1895年占领台湾），陈仪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带领他的助手和“垄断经济警察”接收了日本人的国有工商企业并加以扩大，如食粮、樟脑、茶叶、造纸、化学、炼油、水泥等。他没收了500家日本人的工厂和矿山以及成千上万所房子。上海的《文汇报》说他什么都要管，“上自旅馆，下至粪便。”台湾人觉得他们成了殖民地的受欺侮的孩子而不是汉族长期丢失的孩子。

一个美好的夜晚，一卡车经济警察冲到台北市主要街道上捉拿垄断经济的破坏者。他们用棍子殴打卖香烟的妇女（陈仪颁布的法律是台湾人只能买陈仪一帮人生产的香烟，否则就是犯法）。有一群人聚集起来，警察就开了枪。群众追赶警察，焚毁了卡车。

第二天，一些群众拿着标语牌示威游行，陈仪下令宪兵开枪，打死4人，伤11人。叛乱扩大了。群众打死一些大陆来的人。他们成立了清查委员会。温和派的委员如茶商王天田（音）在马路当中广播，要求：选举市长；国有企业应由台湾人经营；取消垄断。王说，“我们并不要求独立。我们支持中央政府，我们热爱祖国。”

但是谢雪红和台中（台北以南约5小时的路程）的要求却不止于此。她掌握了台中叛乱组织的领导权，她的人夺取了警察的枪械，占据了该地达10天之久。清查委员会增加了32条新要求，例如：台湾自治；所有国营企业一律交给台湾人。有些人甚至谈到台湾应成为美国的保护国。有些人占领了屏东，唱起了美国国歌。

由于众寡悬殊，陈仪最初陷于困境，不得不有所让步。他答应禁止部队使用暴力，放松垄断控制。他派另一位小姐（谢月仙）到电台上广播，宣称头一天宪兵开枪没有打死人。谢月仙和谢雪红同样有名。她是台北市的一位女医生，她以救助可怜的妓女而出名。在竞选南京的国大代表时她击败了谢雪红。台湾人不喜欢谢月仙的广播讲话。他们把她的家具和财物拖到街上烧毁。

只是等到中国大陆的援军——正规军和宪兵抵达后，陈仪才脱离困境。到上星期为止，他已把所有能够认出或抓到的叛乱分子的头头们处决或监禁。他的部队肆无忌惮地大肆屠杀（台湾的国大代表在南京控诉）。估计在全岛杀死了3千至4千人。陈仪说，那个姓王的茶商已死，“当部队去捉拿他时，他拒捕，所以被打死了。”陈仪把台湾的最后一家报纸封闭了，因报上登载了一则南京来的消息，说陈仪要被撤职。

南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台湾“对人民进行慰问”。代表团团长白崇禧让陈仪放松控制，不可不依法律进行拘捕。

最后，坐在杜鹃花下一张日本扶手椅上、靠着桌上的绿色台布，花白胡子、肿眼泡的陈仪睁着又黑又小的锐利眼睛开始讲话：

“日本人统治了这个岛屿51年。我准备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人民进行再教育，使他们在中国政府的管理下更加欢乐。”

到目前为止，谢雪红还是拒绝接受再教育。当大陆来的增援部队到达台中时，她和两卡车的人逃到日月山中。他们到土著居民中寻求保护。不论是统治台湾212年的满洲人还是统治了51年的日本人，土著人都没有接受再教育。

大陆来的政客陈仪将军不得不把他的“5年再教育台湾人计划”抛开，离开台湾。陈仪任台湾省主席19个月的成绩是台湾的动乱、反叛。他们痛恨他的垄断政策、警察高压和他个人，南京政府最终把他撤了职。

为了进一步保证台湾人不会像后妈对待的孩子，南京政府废止军管。今后台湾省将像大城市治理办法治理。这次接任的省主席是一位聪明、言语和善的外交家魏道明。他是律师，战争期间曾任驻美大使。

而在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上，陈仪说人们误解了他。他的垄断政策只是为保存政府财产。他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私营企业，我一直想把私营企业再度建立起来。”

1947年的人物志

张群

蒋委员长坐在他舒适的起居室里，室内放着许多盆花，墙上挂着条幅，桌上摆着宋代瓷器，另外还有一些皮椅子。国民党20年来一党专政的时代名义上就要结束了。委员长略看了一下手写的文件说道，“好，好！咱们在上面签字，并把这份文件作为纪念品保留起来。”在这份联合政府协议书上签字的还有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签字者同意新成立的国务院（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机构）的成员是通过民选的，应该包括国民党员17人，青年党员、民社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各4人。此外还留给共产党一些名额，因为无人认为共产党会接受以下两条：1．承认在南京成立的扩大政府的领导；2．使华北各地的铁路全面贯通。

蒋委员长又提醒大家，联合政府的国务院总理应为所有党派所接受，“我认为可以由张群担任。”

无人反对，大家一致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蒋笑容满面，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张群将军现年58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些。他是物产丰富的四川省主席、温和的国民党元老之一。自从和蒋介石一起在日本学习军事以来，他一直是蒋的亲密朋友。

张群总是站在蒋的一边。1931年张群任上海市长时，根据蒋的命令逮捕激进学生的领袖，引起5000个学生冲进了市政府，把张抓起来，关了一天一夜，让他听指责他和蒋的发言。他被释放时，是坐着救护车走的。

1938年，由于被日本人逼得后退，蒋让他的亲密朋友张群到偏远的四川省，使那里得到控制。这样就可以把政府迁移到那里，立重庆为首都。他指定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然而抱成一团的四川旧军人拒不接受。于是蒋介石自任四川省主席，让张为自己的特别助手。1940年蒋悄悄地脱身，让张实际上负责。

由于张群在南京政府中温和派所起的作用，西方人看到来自中国的报道感到满意。温和派和国民党中的开明人士似乎在国务院中占大多数，而蒋似乎也支持他们。

晏阳初

虽然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但是在晏阳初的群众教育运动展开之前，中国人中只有50%能够读和写。24年间，中国的教育发生了革命的变化。历史的动力和许多学者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晏阳初是其中之一。

现年53岁、品行勤俭、身材细长的晏阳初，其群众教育运动的想法是在他远离家乡时受到启发的。他出身官宦之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基督教中国男青年会派他去欧洲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派到有5000华工的地方工作。他的部分工作是替工人写信，因为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人能够掌握文言文。当时中国国内有些学者如胡适（后来曾任驻美大使）等人开始提倡比较简单的白话文或是称作口语的文字。晏阳初把最常用的中国字减少到1000个，于是产生了基础中国字。

他在北京聚集了一大批对此热心的学者，一村一村地建立起“人民学校”。晏说，“他们喜欢读书，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敢梦想读书。”

内阁的部长们到定县遍地尘土的村庄里参观晏的总部，发现那里的人不仅读书，而且把村庄打扫得干净，庄稼种得又大又好。晏的指导思想是，“当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新社会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是在旧社会里奋斗的。”

蒋委员长懂得文化的重要性。1940年就在被炸得疮痍满目的重庆附近成立了国立农村重建学院，蒋任命晏为院长。

晏的困难不光是教新学员的问题，还有教材的问题。他希望从出版商马歇尔·菲尔德资助的钱里能够成立一个“人民出版社”，以便向他的“学者们”（人民学校毕业生）提供便宜的基本字书。他的目标是10年里中国的文盲要降低到人口的10%。

陈立夫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美国自然不能忽视中国，就和它不能忽视欧洲一样。不过美国对欧洲的看法由于从莫斯科来的寒风把美国的幻想一扫而光，迅速地明确了；而对中国，美国人的看法大致如下：“毫无疑问，中共是极端主义者，而且比其他国家中的共产党更具有挑衅性。蒋介石也许不错，但是被反动政客所包围。”

如果一个美国人看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是左翼报纸的报道，他一定很快就看到了陈立夫的名字，他是臭名远扬的C.C.系的头子。中国的坏事都和他有关；他是幕后操纵的恶棍，他破坏国共间的协商，阻碍一切进步。

陈立夫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不急切但是更伟大的任务，就是掮客或是叫作婚姻介绍人——意思是把中国的孔子学说和西方技术相结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办法：他著写有关社会哲学方面的书；建立上自蒋介石，下到乡村的政治机构。

陈是把孔子的学说运用到政治领袖人物上，他不赞成宋子文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这样做对中国害大于利，顶多也不过是利害相当。他说：“今天科学的进步……把我们长期以来的习惯打破了……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得不改革我们的社会习俗、克服头脑中的惯性，在我们能够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以前和做好防止科学带来的危害的准备以前，无情地抛弃了自己的优良传统。我们的飞机……是超音速的，可是我们的身体并不是超音速的。在这个动力的、进步的、发展的但也是平衡的世界上，人类需要有正确的人生观……”

他认为既然孔子的学说能使世界上最稳定的社会延续下来，那么这个学说就该重新运用而不应放弃。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陈不愿中国社会继续淹没在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下面。

陈说，“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贪污腐化而在于长期内战造成的经济危机，就如美国的内战使美国有一段时间公共道德低下一样。孔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又说：“当一个人的自然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他就能够不会受爵士音乐、纵欲、钱财和物质的诱惑。”

陈立夫认为通向美德和有秩序的社会的道路是孝。孝就意味着家庭就是一切，它把中国社会凝聚在一起，不过也为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找了借口。西方人不知道孝是强加给一个人的责任，但也有助于改造一个人的罪恶思想，这也是西方的道德基础。和孝相关联的字是正——正确，这个字强调仪礼和行为的正确。

陈立夫和蒋介石都是浙江人。陈家八兄弟中只有陈立夫和大他8岁的陈果夫还活着。陈果夫患有结核病，是农业银行总裁。陈立夫幼年家境很穷，生活无保障，不过他有个叔叔是革命将军陈其美。陈其美是年轻的蒋介石的保护者。在他将死时把蒋叫到床前：

“在我临死前我托你一件事。我无子女，但我哥哥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我死后请你照顾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才。”

因此陈立夫在蒋的保护下，1919年至1923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学习。他努力学习物理、数学和中国的古典作品。他和当时许多大学生一样，崇拜俄国革命，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然而作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他主要是对美国感兴趣。他先入匹兹堡大学矿学院读书。在他的硕士论文“机械与电器在中国煤矿的应用”通过后进而学习更高级的课程。他签约成为匹兹堡和斯克兰顿煤矿的矿工，持有约翰·刘易斯的联合矿业工人的身份卡。

陈立夫希望西方能按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问题。当去年马歇尔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建议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时，和陈有同样观点的人都大吃一惊。对马歇尔和其他的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还是很遥远的威胁。国共之间一直进行着较量，而且双方都承认。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俞大维就完全承认双方处于战争状态这个事实。

在双方都承认是在殊死斗争时，要想让他们都放下武器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谈论组织联合政府，中国人听起来这种看法有点像美国的巴顿将军把德国人的纳粹与反纳粹比做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斗争一样。

不过双方误解的程度现在不会有那么大了。陈说：“人生的真谛在于慈善。”虽然陈在反共斗争中行动上一点也不慈善，不过他说话是算话的。他是想把中国引向西方承认的民主中国，而他又认为这个中国也是合乎孔子学说的中国。

物价飞涨的几个侧面

1947年5月，上海“天声”电台的广播通常不过是它的广播员筱快乐（小快乐）讲些无害的、受大众欢迎的故事。不过大约两星期前米价不断高涨，使得“小快乐”不快乐了。他在天声电台唱出了一首“吸血的米蛀虫”。歌词大意是：

穷人的脸像灰黄色的母老鼠，

他们吃草根树皮，

可是米商毫不在意——他们心黑——

他们囤积居奇。

他们是发财的米蛀虫，

吃饱了肚皮、装满了钱袋、建造了新房、买了5辆汽车还讨了小老婆。

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无数信件和电话要求他再唱。南京广播电台还录了音。不过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人骂他。

一个愤怒的米商写信给“小快乐”：“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混蛋，竟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如果物价高，为什么要骂我们米商？注意，也许你的祖宗里就有一个米商。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是骂你的老祖宗。冷静点，不然你会后悔的……”勇敢的“小快乐”仍然继续唱下去。

在上海，由于愤怒的群众不断地冲击米店（一天里有9次），吓坏了米店老板。他们大约有300人跑到市政府请求保护。市长吴国桢拒绝了他们。他们要求禁止“小快乐”唱这个歌，吴市长也拒绝了。有几个米商叫嚷道：“咱们自己到天声电台去找‘小快乐’算账！”其他人也喊道，“走，一起去！”

半路上，在九江路，一个看热闹的人喊道：“他们是米蛀虫！米蛀虫！”这些人立刻围着他们痛打。

在天声电台的播音室，他们把一个短头发女孩误认为是“小快乐”。他们把这女孩子追到一个戏院就找不着她了。他们又回到播音室，把设备和家具都砸烂，直到警察赶来抓住他们中的10个人。其余的人又走到云南路“小快乐”的家，爬上二层楼“小快乐”的住所，打他的妻子。不过他们发现这个女人不是“小快乐”。“小快乐”一定是藏在别处。

当晚9点钟“小快乐”出现了。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我要唱得比以前更多更起劲。我正在写遗嘱，如果我被打死，希望报纸能够把我的遗嘱登出来。”

到了周末，米价一月之内上长了100%。一担米（133.3磅）卖法币32万元。焦虑的当局设法用配给的办法以限制米价、警告囤积居奇的人，并保证充足供应。然而米店老板由于害怕那些抗议和买米的长长队伍，坚持不开门。不快乐的“小快乐”仍旧唱他那个挖苦米蛀虫的歌。

1947年5月中旬，有700个大学生冲进南京政府的办公室里。他们要求把每月的学生粮食补贴加倍发放以应付急剧加速的通货膨胀。遭到拒绝，他们喊道：“钱都到哪里去了？你们吃饭不花钱吗？”他们冲进政府官员的饭厅，把为大官们准备的午饭吃光，还要更多的。还有更多的消息说，天津的生活费用已经是战前的16790倍。

满洲、华北争夺

1947年5月下旬，在参政会上，政府顾问团中的潘兆英（音）率先发表了一通反俄演说。他是天主教在中国办的《社会福利日报》社长。他说：“根据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中苏必须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俄国人并未遵守诺言……”

“我要求政府：1.采取行动迅速收回旅顺和大连；2.向联合国提出申诉，要求俄国把从满洲掠夺的东西归还；3.宣布中苏条约无效。”

四川代表叶树堂（音）响应道，“我们必须强硬，不能软弱。如果有人对我们友好，我们就鼓掌欢迎。如果有人打我们，我们就要加倍还击。”

满洲的共军采取主动。他们从北部南下，先切断了长春与其南方各据点间的铁路，然后把矛头指向长春。长春城内的东北政府军司令长官杜聿明正在研究共军动向，是要占领长春，还是仅仅对长春进行骚扰？

在南京的东北代表说共军所以能在满洲取得进展是因为杜的手下正忙于做鸦片生意，在舞厅里寻欢作乐。然而杜将军18个月前成功地阻止了共军控制南满的企图，显示出他的巨大作战能力，现在他希望能够守住南满。

杜的父亲是位军事家。他为孙中山组织民兵，还写了一本书《四千年来中国战术战略史》。由于杜聿明是独生子，所以他父亲不想让他当兵，不过他从家出走，进了黄埔军校，于19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和平时期他是个运动爱好者，他喜欢骑马在沙漠里打野驴。他也是一名有造诣的伞兵。他在昆明受过美国战略勤务队专家们的突击队训练。

杜将军把中国古代的战术应用到推翻云南省军阀龙云身上。杜告诉龙云，政府军只是在云南省城昆明进行调动。然后把龙的部队包围、缴械。当龙被调到重庆被任命为一个保留面子的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后，要蒋惩办杜聿明。蒋有礼貌地同意，将杜“撤职”，然后把他调到东北指挥满洲的作战。

这一次，杜由于腿病，不能到前线视察，可是使他难过的却是前线逼近了他。南京正在急忙从陆地和空中派遣援军去到北方战区。

长春是个现代化的轮状城市，绿树成荫，楼房林立。它是日本人为伪满洲国建设的首都。市内的满洲市民尽量保持着镇静，过去当国共双方在长春周围进行争夺战时，市民还能挤上南下开往北平的火车，然而现在铁路断了，市民只好待着不走。

长春以前有许多漂亮房子，日本人投降后都被俄国人洗劫一空，有的房子连房顶都被拆了。宵禁从晚上8点到早晨5点，市民必须待在屋内。凡不遵守戒严令的就会被哨兵搜查，很可能被当场枪决。所有能干活的男人都被叫去挖战壕。

不过长春还没有绝望。有些供应还可从空中运来。有些市民还成立了长春动员委员会来提高杜将军部队的士气。这个委员会供应糖果和香烟、慰问伤兵、为部队开茶馆、为军马购买草料。

自从抗战胜利后长春共有过5种军队：最初是日军，然后是俄军把日军逐出，然后是国军，以后是短时间的共军，现在又是杜将军的国军。长春已对这种战争影响厌倦了。

国民党政府大丢其脸，没有完成它所答应要做的事。今年3月当国军占领共产党司令部所在地古城延安时，南京预计3个月内可以彻底消灭残余共军。南京还许诺恢复经济。不过现在，刚好在占领延安3个月之后，通货膨胀更加恶化，共军在黄河以北又取得了胜利。

国军保住了华北的重要城市和铁路，但是共产党统治着农村。他们可以征集华北大部分地区的夏粮。国民政府甚至在白天控制的农村有些在夜间却无法保护。

以下是各战区的情况：

在山西。曾因为禁烟有功被誉为“模范省主席”的阎锡山还有足够的部队保卫他的破烂不堪的省会太原。但是他无力抗击已经占领山西几乎3/5土地的共军。在国军撤出晋南来进攻延安时，共军利用这个机会渗透到那个地区。太原有个人挖苦说：“我们是用一头肥牛换回来一副骨架子。”

在山东。国军曾使大部分共军消失。看起来共产党大概是被赶到山里去了。不过今年春天共军有力地反击了3次。

在满洲。自从杜聿明将军的部队从日本人那里收复满洲以来，现在是力量最弱的时候。杜将军目前还守着长春和沈阳，不过共军占有国军从长春向南的交通线两侧。满洲的巨大海港仍在俄国人手中。如果俄国人不撤走，杜很难占领大连。

对上述情况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俄国人的援助；一个是供应问题。在满洲，政府有美国训练与装备的两个精锐军。一个是新一军，一个是新六军，都是在缅甸和云南对日作战的有经验部队。他们的装备是1945年发的。从1946年年初以来他们没有从美国得到任何弹药。由于他们过去是受美国大量使用武器弹药的训练与作战方式的影响，所以和共军作战，非常依赖供应线。

在南京的许多中国人虽然认为共方的军事前景不会有多大的改善，但是他们相信随着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越来越少，俄国对共产党的援助会有明显的增加，特别是通过外蒙古运送物资。

国民党政府的副主席孙科说：“我看不出美国怎么能够保持中立或袖手旁观。满洲会成为苏联的属地，5到10年之后苏联可以把它变成征服中国其他部分的基地。”他说中国需要的是美国给予大量援助和军用物资。

美国减少对国民党的支援

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有9个月停滞不前了。马歇尔在中国待了13个月后于今年1月在临别赠言中告诉中国政府必须首先进行重大改革才能得到美国进一步的援助。当今年夏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魏德迈中将接替马歇尔时，国民党还以为美国准备行动了。不过美国的政策似乎仍无变化。

在南京，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魏德迈的临别忠告了。

“现在的中央政府如果能够撤换现在当权的无能或腐败的官员，就能重新取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中央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激烈的、有深远意义的措施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应该承认，单纯用武力是消灭不了共产党的……”

中共听了当然高兴。上海共产党办的定期时事通信对魏德迈的严厉讲话作了一个板着面孔的解释：“魏德迈的名字读出的声音是‘我—的—妈—呀’，有些中国人认为如果按姓名的意思翻译，也很贴切。译名的意思是‘高傲得超出了美德’。”

许多中国官员认为魏德迈将军用了太多的时间来和批评政府的人谈话。行政院长张群说：“魏德迈将军有许多事不知道，也未能设法发现。”张说他身为行政院长就没有机会和魏德迈作真正的、彻底的交谈。

北京大学校长、中国前驻美大使胡适博士，是美国人公认的一位自由主义者和清廉的人。1947年9月初，谈到美国时，他说：“他们没有看到这里在着火吗？不知道这火是他们帮助烧起来的吗？”

思想开明的立法院长孙科对魏德迈要求中共放下武器以表示对国家忠诚的建议加以嘲笑。他说：“这是对牛弹琴。”

蒋介石对美国既没有抱怨，也未讽刺挖苦。他对三民主义青年团讲话时说：“政府和国民党中都存在着腐败和精神堕落的情况。”

在南京，政府颁布“厉行节约”的法令以节省外汇并提高效率。中国的某些支出（据内阁发言人的估计大约有1800万靠工资和补贴为生的人，包括军人和学生），如工资和补贴将立刻缩减。食物、布匹、汽油、纸张将实行配给与限制。减少正式宴会。会议必须准时。

政府中自蒋介石以下到各级官员至少在试图依照马歇尔和魏德迈的意见去做。华盛顿的官员们继续按照比对希腊、土耳其和俄国更高的政治标准来判断是否对中国提供援助。对这几个国家，美国向他们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却不问他们的官员是否胜任和政治是否纯洁。

魏德迈中将在中国做完情况调查后飞到华盛顿，把所写报告和建议送到国务院，而国务院又马上把文件标上“绝密”。

9个月来美国对蒋介石政府除了给一些优柔寡断、含有敌意和右派的建议外根本没有一个对华政策。幕后传出一些谣言说美国准备撤出中国，亚洲的防御责任将依靠日本和菲律宾。

看来，魏德迈的报告是帮助马歇尔做出决定，如果情况不妙，在援助中国或抛弃中国4亿人口之间做出选择。

魏德迈的报告引起了南京的强烈反应，许多中国人说他们早就估计到。社会学家和中国最尖锐的政治评论家费孝通教授说：“我们不必因为美国对我们漠不关心而愤怒，但是我们却为美国担心。”《时代》驻南京记者的报道说：“中国人认为魏德迈的任务不过是为马歇尔早就制定的政策盖个橡皮图章罢了。魏德迈刚一离开中国，一些国民党元老就和蒋介石一起开会。他们拍着胸膛、声泪俱下。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而俄国对中共的援助又很可能与日俱增，国民党政府怎么办？”有个人提出万不得已的办法：“与俄国恢复旧好，派中国的老政治家陈立夫去莫斯科。”

还有些政界领袖认为美国人是逼中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在上星期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魏德迈报告的结果……将告诉中国，究竟中国是靠美国还是俄国对自己有利。”行政院长张群认为中国应与俄国联合，在对日和约方面提出强硬要求。

华盛顿官方认为，对中国方面的绝望反应不应责怪，也不能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威胁以便取得美国更多的援助。不过华盛顿官方仍然保持冷静。国务院一位重要人物不认为这些反应不重要，但只承认各地有一些愤怒的言论。然后他以极其傲慢的语调说：“也许中国最近以来有些更加独立的色彩以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橡皮图章罢了。”

《大公报》写道：“两年来美国对华的外交态度充满着傲慢、偏见与蔑视。”这种态度似乎至今尚未改变。

当国民党军队拼命进攻烟台海港时，刘伯承突然出现了。他率领4万游击队深入国民党统治区，3星期中横扫300英里。美国报纸的标题是上星期中国的首都受到了威胁。国民党的舰艇在长江上巡逻，察看刘伯承会不会渡江。守卫南京的士兵检查所有进城的车辆。不过南京城本身没有惊慌，城门仍然大开。

在满洲，蒋介石最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正在清除贪污腐化的政客和一些将军。他已经逮捕并枪毙了两名将军，还有30个左右被关进监牢。

在旋风般地视察完满洲后，他在沈阳开了一个茶话会，邀请了100个有名望的人喝茶，陈诚简单地说：“如果我说我从不贪污，不损公肥私，诸位尊敬的先生会相信我的。在这方面我开个玩笑作个比喻，我今年50岁了，就像一个老处女，一生艰苦奋斗以保住身子的清白无瑕。我知道我只要有一次和男人发生了关系，那么我一生的名誉就毁了。”客人们有礼貌地笑了。

陈接着说：“消除贪污必须从这里，东北的中心开始。凡是违法掠夺人民的房屋、土地的人，必须立刻将这些财物还给合法的主人。这是命令。我们希望治病救人，也可能杀人，或者没收不听命令的人的房屋和土地……其中有些犯法的人就坐在这里，我不提他们的名字，他们说得挺好听，不过我要警告他们，起诉书已经准备好了。”这100个客人再也笑不出了。

陈诚这一举措提高了士气，加强了防御，夏季里认为满洲一定会丢掉的阴暗气氛已经大大减轻。

来自新疆的麻烦

在新疆的西北部，本应悬挂中国国旗的伊犁山谷，3年来都一直飘扬着黄色新月带一个五角星的旗帜。这个地区有100万人（新疆的全部人口约400万），主要是穆斯林突厥族农民和哈萨克牧民。哈萨克人住在帐篷里，骑马、背枪，过游牧生活。他们的领袖受过俄国人的教育和训练。他们手下有一支穿着俄式军服、装备优良、自称为新疆民主军，超过25000人的军队。

还有一个出问题的地方是北塔山，从那里到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只有两天的汽车路程。去年6月，外蒙古骑兵在5架俄国飞机掩护下进攻中国军队的阵地。中国人拼命抵抗，至今还坚守着北塔山各高地。从那里，中国人可以用望远镜看到山北的外蒙古巡逻兵。

这是中国人的悲剧。自1928到1944年，新疆一直在臭名远扬的盛世才的恐怖统治下。名义上他是中央政府驻新疆的督办，实际上完全是他个人独裁。16年间大约有5万人被害。

盛还帮助俄国人进入新疆。由于新疆距内地遥远，中国政府又在对日作战，盛世才竟然允许俄国进驻新疆，在那里修路、修机场、建工厂和飞机装配厂。于是俄国人就在新疆开发丰富的矿产、钻探油井并开采钨矿。

中国人本想通过允许成立伊犁自治政府，在新疆联合政府中任命一个伊犁方面的副主席来安抚伊犁的叛乱者。然而1947年9月，年轻的副主席阿合买提江突然带着家属乘一架俄国飞机向西北飞去。

南京政府的张治中将军写给阿合买提江一封公开信：“你突然离去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废除了我们之间的和平协议？是不是要再来一次武装反叛？如果你没有破坏和平协议的意思，那么请来迪化和中央政府重新谈判。”

到现在为止阿合买提江尚无答复。新疆总督马苏德·萨布里（音）在迪化的街道上贴出了红字布告，公开警告说：“不准对官员进行谋杀，不准非法携带武器，不准秘密审讯或拷打煽动暴力。”巡逻的武装民兵随时都准备开枪射击。据报告，北塔山的雪山中外蒙古军队已经得到增援，正向中国阵地进行试探性攻击。

张治中将军呈报给蒋介石一个新疆五年重建计划。其中包括南京将派60至70名技术人员到新疆发展西北部农矿业，给新疆大量拨款。

张将军这样打算的目的是：一部分是为了纠正中国人过去所犯的错误；另一部分是给那些忠于中央的穆斯林突厥人的礼物，避免新疆成为“亚洲的波兰”。

与此同时，俄国人在迪化仍然忙忙碌碌。那里有俄国的总领事馆、外贸办事处、中苏航空公司、中苏文化协会、一个学校、一所医院。每个星期天在迪化的大多数俄国人（总数超过200人）都到乌鲁木齐河边野餐。在新疆的西北部和西部的喀什噶尔，俄国人还要多。新疆工人正在富文（音）为俄国人挖钨，另外还有人在乌苏为俄国人采油。

美国人的中国报道

1947年7月，美国报纸派威廉·C.布利特到中国，看看能否对令人迷惑不解的中国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这位前美国驻苏大使在美国报纸上发表了他的解决办法。甚至在他的报告正在付印时，从满洲传来的灾难性失败消息，可悲地证实了布利特先生对情况的分析以及他向美国对满洲中国军队援助的请求：

为了防止任何国家将4亿5000万中国人用来反对我们，这对美国是极端重要的……中国能够逃脱斯大林的控制吗？当然能够——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比起我们在独立的中国获取的利益，那是很小的。用什么手段呢？

现在中国政府能够牢牢控制的地区最北到长江流域，共产党占据着长江以北的偏远地带；不过上海方面称江南为“和平与重建区”还是有道理的。从长江以北直到苏联边境，肯定属于战区。

共产党军队使用游击战术，行动迅速，夜间攻击，白天则躲藏在农村里休息……

满洲的情况完全不同。政府军占领着除苏军占领的旅顺和大连外还有南满的大部分城市。不过除沈阳至吉林一段手指形突出地带外，共军占领着满洲的其余所有部分。这个突出地带曾经是满洲的主要铁路沿线，通过四平与长春。现在这条铁路已经不能称其为铁路了。大部分枕木已被烧毁，铁轨则架在枕木上烧得弯弯曲曲……

长春由第一军防守（应是新一军）。它可能算是政府的最精锐的部队。它是由史迪威将军在缅甸训练与装备的……不过没有美国人的指挥，已经失去当年勇敢作战的力量了。他们现在只有美国的装备，他们过去使用这些装备在缅甸和美军并肩作战。现在这些装备已经严重磨损……步枪已经不能射成直线……他们有非常好的美国大炮，但缺乏炮弹，甚至连训练时也不能开炮射击。他们的卡车，大部分都已损坏，由于我们未能按合同运来零件，他们无法修理。因为我们没有履行给他们建立一个航空大队的承诺，他们现在连一架侦察机也没有。我们劝说中国政府使用美国装备又拒绝提供弹药，这是置中国士兵于死地……如果满洲落入共军之手或被外人所征服，随后就会发生对中国足以致命的事件。

杜鲁门总统可以合法地采取行动。他不需要等待国会重新召开批准。他可以及时挽救满洲不落入苏联之手。如果他不这样做，国会首先就要对对华政策进行调查。他们首先要调查哪些人应该负责，这样就要泄露政府部门和外交界哪些人未能很好地维护美国人的利益……

中国现在已陷入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恶性循环中。她自1937年以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她的丰富资源落入日本人手中。她光靠发行公债不足以支付战争的需要。税收仅能提供一小部分。她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纸币……

这意味着政府是以牺牲中间阶级为代价来维持战争的。它降低了依靠固定工资为生者的生活水平，如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政府公务员和其他靠固定收入的人……物价是抗日战争前1936年的3万倍。

为了减少战争期间的支出，政府降低了官兵的薪饷。一个士兵每月所得约合美金1元5角，一个少将每月薪金约合美金17元……为了提高士气，军人中的工资应该提高4倍。然而中国军队的官兵在400万人以上，要提高400万人的工资4倍，政府只好多印钞票，而多印钞票又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只有一个答案：结束战争。美国就是应从这里入手的。我们可以从几处来打碎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所花的代价会比为保卫美国的安全而冒险的代价小得多。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战争或政治，而在于财政。中国的财政支出如果按照美元换算的话，简直是微不足道。治理约大于美国国土1/3土地上的4亿5000万中国人民，加上军费，中国政府每年的开支只相当于美国纽约市一年的支出。

事实上中国政府1947年全年支出约相当于10亿美元。按现在汇率计算，中国现在所发行的法币不过折合成2亿5000万美元……

这个数字的重要在于它说明了一个理由——它说明只要我们给中国以有效的经济援助，整个情况是可以掌握住的……

对中国的援助要从3个方面进行：1.经济和财政；2.军事；3.政治。既然把共产党武装力量全部逐出中国土地是核心问题，那么制订这个计划必须首先估计要取得战争胜利需要多长时间。美国军事专家估计需要3年，中国人要乐观些。我们先按美国专家的评估，看看3年计划需要多少钱……

今后3年中中国需要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棉花、烟草、小麦、食油、汽油和许多工业品。因此中国需要贷款。中美两国经济专家估计每年需要贷款约2亿5000万美元——比起欧洲所需要的贷款实在算不了什么。我们先把这个贷款数额削减到每年2亿美元，那么3年计划是从今年秋天到1950年秋天共用6亿美元来购买美国物资。

第一年计划使用的2亿元须先拨出7500万用于控制通货膨胀，其余部分可以留待国会决定从何处提供。不过第一年的2亿元拨款不论是由美国对外救济计划中还是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控制通货膨胀的7500万美元必须在30天内到位。

在3年计划期间，为了制止通货膨胀，稳定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还需要另一笔钱……在使用这笔钱时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而且在消除某些腐败现象之前不得动用。我们可以预计中国政府将会迅速而有效地制止投机行为并以1亿5000万美元作为稳定3年计划中的外汇市场。

现在看看军事情况。我们必须记得，美国总统必须立刻将美国储存的弹药运交给满洲的政府军，这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明年春天满洲就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根据中美两国最有能力的专家估计，要将35万共军驱逐出满洲，需要按美国标准训练与装备10个新建师。此外，保证从基地至前线的有效供应极端重要……满洲的后勤工作应由美国军人掌握。

在华北，共军并未占领大城市，政府军的主要任务是围剿共军游击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军应建立轻装的快速部队，他们的装备应有轻武器、吉普车、半履带车、轻型卡车、机枪和七五火炮。中美军事专家估计，有这样装备的20个师足以把华北共军肃清。

空军，即使规模很小，对作战也起很大作用。我们有成千上万架飞机和充分的零件，这些飞机对美国来说，已经陈旧落后了，可是对中国空军来说，却是第一流的。把这些东西移交给中国，美国实际上一分钱也不花，只账面上转移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把所有必需的武器弹药交给中国，一年所花的钱不会超过2亿美元——3年计划中共用6亿。

3年计划中除了贷款6亿美元外，加上其他援助，每年共需4亿5000万美元。这样3年中，美国共出13亿5000万元，以这个代价来防止苏联利用中国的人力和资源来反对我们，是很值得的……

为了组织这种中美合作，在军事知识、政治经验和个人品德方面美国能提供什么呢？

我们在远东有一位超群的将领，他合乎上述的所有条件。如果杜鲁门总统要求麦克阿瑟将军在现有的职务上再增加一些工作和权力，任命他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以大使身份飞往中国，与蒋介石共同制订防止苏联奴役中国的计划，那么整个远东都会有光明的希望。他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建议都会在本报告中体现出来。他将和蒋委员长迅速地建立起同一战壕中战友的关系。他们将在共同的事业中建立起兄弟般的友情。

他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如果中国落入斯大林之手，全亚洲，包括日本，迟早也会落入他的手中。整个亚洲的人力、物力都会用来反对我们。美国的独立时间不会比中国的独立时间长多少。

左翼民主派被监视

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同盟领袖之一罗隆基博士说，他觉得他是被监视了。他说这话是有理由的。最近有一天晚上，警察拼命敲打民主同盟总部的大门，他们说这是例行的查户口。警察一向对这所房子有兴趣。这所房子是共产党的财产，而且一度是共产党总部所在地。

“啊呀！——这个箱子！”警察走后，罗博士就和他的朋友焚烧机密文件。在扔到火里的一批文件中有一份相当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名单。有趣的是，这份特务名单却被一个打入民主同盟内部的另一个国民党特务从火中抢救出来了（这个特务的名字当然不在那个名单里）。他刚好也是烧文件小组的成员。

第二天早晨，民主同盟的一个人跳进一辆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撤走时送给民盟的绿色克莱斯勒牌小轿车开往苏联驻华大使馆。他进大使馆时手中提着一个箱子，出来时空手没有箱子。监视他的暗探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了。他们的上司痛苦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假装摔倒，把汽车挡住，抢过箱子呢？”

国民党政府于是以“与共产党同谋进行武装叛乱罪”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

“共产党的同路人”。民主同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甚至许多中国人都搞不清楚。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一度认为它是走中间路线的。后来民盟的右翼青年党退出，中间的民主社会党被开除。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说，看起来民主同盟像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政府指出民主同盟的罪行有以下几点：

1.盟员骆宾基（音）直接帮助满洲的共产党。

2.在陕西、四川和海外的民盟盟员组织武装叛乱。

3.一年多以来，民盟在政治上一直紧跟共产党，例如：发起“反美日”和“美国军队滚出中国周”。

神经紧张的罗隆基并没有逃到苏联人那里，却住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家里（这次他的后面跟着一吉普车的便衣警察）。司徒雷登向罗保证，他已向中国政府建议不要对罗采取严厉措施。

政府决定不对民盟成员全部逮捕，只逮捕个别对共产党进行特别帮助的人。周末罗博士回家了，但是仍然觉得他在被监视。

国民党的普选

1947年11月初，中国有两个第一次：中国人第一次进行全国普选；中国法定币币值跌到新低（10元兑换1美元）。第一件事象征着中国的希望，第二件事象征着绝望，二者在中国人和美国人心目中以及世界政治上紧密相关。

美国卷入中国事务，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因为美国坚持中国必须首先进行改革才能得到美国进一步的援助。

随着冬天的到来，国民党已经丢掉了东北十分之九以上的地方。林彪统率的共军在经过6星期的进攻之后已经后撤了几里，他们现在不想马上进攻沈阳和长春。而在华北，共军在军事上掌握无可争议的主动权，占领了大部分土地，正在向北平以南90英里的保定推进。共军在陇海铁路沿线打响之后又南下进入华中，刘伯承率领10万大军进入了汉口东北的大别山，对国民党长江流域造成经常的威胁。

国民党的选举和它的军事形势一样，存在着许多问题。所有21岁以上的男女，不分识不识字，只要没有犯过叛国罪、贪污罪或抽鸦片烟，都有权投票选举。由于这种选举在中国是破天荒第一次，选区又不包括共产党控制的地方，所以选民很少。此外由于95%以上的中国人是文盲，就需在投票箱周围的人帮忙填选票。大约需要一星期或10天才能统计出计算结果。

上海的《申报》散发了一份通知说：“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最优秀的公民，所以我们向各位推荐我们的领袖潘公展先生。我们的口号是：在上海的每位《申报》读者都请投本报的编辑潘公展先生一票。”

在有些投票的地方发生孩子们代替父母投票，佣人们为主人投票。行政院长张群在投票时有些人围着他看他选谁。他骂那些好奇的围观者：“你们不对，选举应该是秘密投票。”但是他接着说了一句：“不过这是第一次选举。”青年党领袖、戴眼镜的学者曾琦（音）说：“也许6年以后下一次全国普选时，我们会懂得多一点。”

傅作义将军和沈阳城

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从美国的世界战略角度来看）是沈阳，满洲的首府。12月初，沈阳实际上已被共军完全包围。该城如果陷落，共产党就会把满洲从中国割去，参加苏联集团。《时代》记者威廉·格雷进入沈阳了解那里的情况，报道如下：

现在这个时候，沈阳已经是零下的温度，四周都是深深的积雪、河流和运河都已结冰。寒风穿透最暖和的衣服。然而比起1946年2月我在沈阳看到在俄国人统治下劫走工业设备的情况，现在比那时还好些。现在老百姓还能有点笑容。尽管没有人对前途怀有信心。人们一谈起来就提起家、物价、缺电。7位省主席聚在这里等待进入共产党占领的各省。哈尔滨市市长和苏联占领的大连市市长也在这里等着。有些人还怀念着1932-1945日本人统治时期的“美好日子”。

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我不知道明年春天还能不能待在这里。共军的第六次攻势是成功的；他们达到了目的；他们赢得了消耗战。”

另外一个商人说也许更严重的问题是匮乏：“有和没有之间的矛盾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老问题了。士兵们一无所有，共产党告诉他们他们是为了有所得而战，我们的士兵却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战。”

贫穷再也没有比沈阳旧日本监狱里显示得更清楚了。中国政府在这里关押着两千名共产党犯人，对他们进行“再教育”或是叫“转变思想”。监狱长说关进的共产党经过教育已有90%的人转变了思想。怎么教育呢？他说用“一颗温暖的心”好好对待他们。墙上刷着大字标语：“向国民政府致敬，服从蒋委员长！”还发给他们讲解三民主义的小册子、教唱孙中山早期革命时的歌曲，还发美国的宣传画。

引导我的官员首先带我到像个大谷仓似的犯人住处，那里又冷又暗（火炉的温度连热杯咖啡都不够），院子里游戏的小孩子紧张地看着我们。他们也是犯人（共产党利用孩子作间谍活动和埋炸药——这是引我参观的人说的）。其他的犯人按军人要求排队站着唱歌。一个穿灰制服的男中音一句一句地教他们唱“我爱我的枪”和“胜利之歌”。他们唱得非常整齐，在寒冷的空气中呼出热气。

和快乐的女孩在一起。最近沈阳的集中营长官邀请我去参观。美国送的各种各样的招贴画贴满了礼堂（中山堂）的墙上。这些招贴画非常显眼。其中有一张是一个美国小女孩坐在光洁的抽水马桶上，她那两只大眼睛显得莫名其妙和不安，不知道为什么给她照这种相。画上的中文是解释这种马桶如何卫生。

此外还有直升机、私人小飞机、国会开会情况、范登堡在演讲、杜鲁门的塑像、巨大桥梁。海军少将伯德在南极探险、美国选举用的投票箱、一所犹太教堂和几所基督教教堂、最高法院、美国不同的人种、美国的快乐家庭生活、现代化的游泳池、美国豪华邮轮等等的照片。

在这样的寒冷冬天，在战时的沈阳，向中国人这样宣传美国，这说明美国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宣传工作很肤浅而不现实——现在在沈阳的中国人看了坐在抽水马桶上的快乐女孩或是看了游客坐着豪华邮轮出游根本不能使他们脱离当前的苦难。

更严重的是，如果中国军队对这些招贴画很感兴趣，他们似乎非常需要也提供一些材料来进行宣传。他们能拿出什么来抵消中国的饥饿和悲惨生活呢？中国的天灾人祸已逼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作战力量，而且他们似乎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了。

中国政府需要一位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蒋委员长认为他已找到这个人了，他从察哈尔“绥靖”公署中选出了这位53岁的傅作义将军。

傅将军在中国将领中有点与众不同。在战场，他只穿士兵穿的那种棉军装、开着吉普车、和下属们一起吃饭。魏德迈将军发现傅将军手下的士兵训练得最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吃了他不少苦头，去年共产党同样吃了他的亏。傅作义的精锐骑兵突袭张家口，把共产党赶了出去，打通了北平以西500英里的铁路线。由于傅的努力，政府至今仍能牢牢地控制这个地区。

傅将军还有另一件本事是其他指挥官没有的。他能够组织西北地区的人民积极支援政府的工作。在南京政府召见他以前，他动员了当地民兵，每天早晨6点钟做早操、听政治课。他的民兵步枪不多但士气高昂，傅每把一个地方的共产党赶走，就把土地还归原主，但坚持地租必须大大减少（不能超过产量的1/3）。由于傅是一个讲实际的土地改革者，所以农民对他很拥护。

傅的新任务将比他在西北的工作更大、更艰巨。即使他具有这样的军事与政治才能，也无法克服缺少及时的美援的困难。不过就是对中国批评得最厉害的人对傅的新任命也很有好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傅是个真正的军人……当他说他能做什么时，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

在满洲，共军继续增加压力，12月下旬，距离他们秋季攻势结束后才一个半月，他们又开始进攻进入沈阳的通道，即使雪深4尺，气温在零下30度也不顾。共军并不想马上占领沈阳。他们只要使守军受到寒冷与孤立之苦以便于他们明春大举进攻就行了。

沈阳面临着战术上的抉择。将军们聚集在一起和生病的总司令陈诚开军事会议。为了防饥民抢劫实行了12小时的宵禁。

同时还要做出长远打算。为了保住华北，政府是否应完全放弃满洲？南京政府一位发言人道出了政府的窘境：“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国军在长城以南的军事形势；美国援助的情况。如果两个方面都强大，那么政府不仅要守住满洲，而且要收复整个满洲。如果两者之一软弱，政府也要尽力战斗；如果两个方面都软弱，那么从满洲完全撤出也许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