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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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946年毛主席与蒋委员长：在胜利与内战之间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国共相争

1944年10月，蒙大拿州的国会众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突然收到一份白宫召见的请柬。罗斯福总统对他说：“迈克，我要你代表我出使一次中国。”

23年前，迈克尔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北京和天津服役过两年时间。从那以后，他再没到过中国。但作为蒙大拿州立大学远东历史教授和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成员，他一直是中国的坚定的朋友。他带着一长串准备好的官方问题，踏上总统赋予的奔赴中国的使命。

1945年1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返回华盛顿，交给国会一份长达7000字的报告，陈述他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他写道：“中国的情况的确很糟糕。……中国士兵死于营养不良……中国的房屋，房顶漏水，地基不稳，能否修复是个问题。”

当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离开中国时，他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援助的物资运输问题。他此行实地调查后改变了看法。他沿着未完工的雷多—缅甸公路视察，一路上看下来，了解到通过“驼峰航线”每月空运量（1945年11月份）可达34929吨；公路即将完工，等公路完工后，运输量可大幅度增加。在重庆和其他地方，他与美军将领和中国领导人会谈。随着他的所见所闻的丰富，他越发感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延安中共领导着9000万人口。曼斯菲尔德说：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内的国共两党分裂问题。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被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蒋总司令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过于强大，如果不加以限制，总有一天可能取代国民党……”

“共产党自行制定法律，自行收税，自行发行货币。共产党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农业改革者，但他们的组织纪律严明。他们用榆树树干制造小型火炮。武器装备他们依靠缴获的日军武器。如果没有枪，就用长矛和棍棒。苏联人没有给中共任何援助。”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军队本来可用于抗击日军的入侵，却忙于内战。我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更关心的不是抗日作战，而都是保存各自的实力。双方各自关心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人能确保战争的胜利。”

曼斯菲尔德认为，蒋总司令新近改组的政府有希望完成目前急需的改革。陆军部长陈诚似乎有决心提高目前这支装备落后、给养不足和指挥不力的军队的战斗力。国民党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似乎有机会制止高速的通货膨胀和奸商的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但曼斯菲尔德问：“蒋介石究竟做了多少？他是否打算改革？他有多少时间？”

至于谈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曼斯菲尔德认为，统一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公开了蒋介石最近向共产党的三个许诺：（1）承认中共的合法政党地位。（2）在平等的基础上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3）参与组建新政府。

中共方面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些好处。理由是：共产党只能得到政府中微不足道的席位；共产党的军队可能会被消灭。

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仍在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同时，曼斯菲尔德报告中说：“蒋介石说美国人要求国民党政府做出全部让步，为什么我们美国不努力让延安中共方面也做出一些让步？”

在曼斯菲尔德看来，蒋介石提出的由美国施加压力让中共方面做出让步的建议是很有道理的。但他认为继续支持蒋介石则更有意义。他说：

“蒋介石是唯一能实现中国统一和独立的人。考虑到中国复杂的国情，他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他犯的错误，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都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对蒋介石已做出承诺，我们将尽全力支持他。”

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将军

南宁失守。在华南，中国军队夺回了日本人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支那地区的铁路生命线（现在终于把它看作是撤退时的生命线）。在华北和东北，中国军队对同一条战略铁路大动脉实施攻击。日军在一年前占领这条铁路大动脉，险些使中国遭受灭顶之灾。在华中地区，第三支中国军队把日本军队从福州港驱逐出去，然后向西和向北推进，为美国军队准备一片可能的登陆区域。

中国军队能否守住已取得的胜利，目前还难下结论。但对中国来说，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5月下旬的战斗捷报敲响了战争胜利的锣鼓。

《纽约时报》发表了长篇文章，介绍了一个重要人物。获得新生的中国军队（美国训练、提供物资和支持）的背后是美国陆军中将艾尔伯特·C.魏德迈，他是驻华美国军队总司令、蒋总司令的参谋长。他48岁，是最年轻的美军战区一级指挥官。

华盛顿给魏德迈中将的任务很简单：帮助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在重庆处于中国人的不信任、美国人的仇视、战争厌倦、面临重大灾难等的旋涡之中。要应付这样的局面，需要两种罕见的能力：一是高水平的军事才能，二是联合作战的天才。

作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不知疲倦地研究中国军队的现状：屡屡失败、疲惫不堪、给养不足、武器装备落后、兵员组织不佳。这支有300个师编制的军队必须现代化。支持这支军队的是遭封锁而衰败的经济，年产钢铁仅1万吨，交通运输系统中没有一条像样的铁路，只有5000辆过时的卡车。战线长约1500英里。武器装备是“万国牌”的大杂烩。但不可争议的事实是，这样的一支军队能生存下来，并且仍在坚持战斗。

魏德迈开始对国民党军队动大手术。他指出中国工业基础如此落后，养300个师的一支庞大军队不可思议。美国军队只有100个师。中国的陆军部长陈诚将军也明白这一点。在7个月内，在目前的中国军队中将诞生一支精锐部队。

魏德迈领导下的数千美军成为这支新型中国军队的神经系统。美国唯一在中国作战的部队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14飞行队。他们的协调作用是关键因素。美国陆军的地面部队，由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的老兵，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指挥，组成一个联络部队，像脊梁骨那样把精选出来的中国部队联系起来。

建立新的后勤供应系统。美国和中国共同决定通过“驼峰”运输线运送的物资种类，共同决定中国的军火工业应生产的物资品种。在美国和战时生产专家的指导下，中国的军火工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适合的军用物资谨慎地运往前线军队。中国军队第一次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得到了现金的津贴，并有了稳定的武器弹药供应。

在中国方面，蒋总司令改进了军队的指挥系统，铲除了军队在当地征兵时所带来的帮派弊端。现在蒋总司令与魏德迈共同制定基本战略，并把他的命令直接传达给前线指挥官。魏德迈则通过麦克卢尔将军和他指挥的联络系统监督贯彻落实。但在作战中，中国军官全权指挥负责。结果是，美国军官训练中国步兵与炮兵，并与他们并肩作战。美国人建立起通信兵和参谋学校来教授美国的技术。这些学校是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时建立的，魏德迈来到时已经建好。但魏德迈把这些学校组成有机的整体。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战场上，在作为战争指挥的中心的司令部里，都经受了从未有过的考验，并得到了证实。

对中国的盟国来说，中国的胜利表明，中国潜在的军事力量的先头部队正缓慢而坚定地向遥远的东京挺进。政治上来说，中国的胜利预示中国将成为远东强国，她的政治命运就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政治命运。

魏德迈将军的命令中并没有赋予他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特权。但中国未来胜利的组织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未来的设计师。中国内政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也必然会影响未来胜利的组织者。

这些问题是两方面的：（1）国内政治尚未统一（中国共产党问题）和改革问题（重庆政府）；（2）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因错综复杂的、表面的和深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相互关联。

1945年5月，魏德迈的改革问题又有了新进展。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再次选举蒋介石为总裁。会议通过了决议实施更广泛的社会改革，并通过蒋总裁关于在11月召开宪法讨论会以及限制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影响的建议。

中国：在旋涡和阴影中受降

蒋介石穿一身简单的卡其布军装，不戴勋章，安详地、挺直地坐在扩音器前。他看了看白色台布上的花瓶中的红花，对“中国人民和军队”缓慢地朗读他的抗战胜利讲话。

蒋说：“……经过漫长的8年黑暗与绝望的抗战，我们的信心与正义终于取得回报……我们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在胜利之后不是要追求轻松与骄傲。……要想取得和平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甚至比抗战时期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在伟大的民主与统一的道路上迈进……”

重庆热烈地欢迎日本的投降，然而街上的群众还没有人听到日本最后垮台投降的消息。从扩音器里传出的蒋委员长的讲话使外面的群众聚集起来。在播音室里，在蒋讲话时，隐隐约约传进来鞭炮声和群众的欢呼声。

蒋的讲话10分钟就结束了。随后他那挺直的双肩垂了下来，绷紧的面部肌肉也放松了，他的眼睛很累。此刻的休息、松弛是8年抗战努力的结果。

当日本人准备在中国放下武器时，延安向蒋介石提出了挑战。8月13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受降的命令。

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3国驻华大使送去备忘录，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样有权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

在重庆，蒋委员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将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紧张地开会，然后迅速采取行动。

日军一旦投降，中国军队立即占领重要城市。美国空军随时提供空运。中央政府任命了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各市市长，并任命熊式辉为满洲战略要地关东半岛（应为辽东半岛）的长官。

发给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一个照会：“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派代表来接受中国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的训令……日本军队为了维持治安可以暂时保留武器与装备。”

1945年8月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从重庆给毛泽东发去一份十万火急而又举国瞩目的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注：未寒即8月14日）

时局时紧时松。冈村宁次接受重庆的命令，准备于本周正式投降。中央军已进入广州，正在上海郊区待命。南京伪政府头子陈公博愿“将功折罪”效忠重庆政府，将驻守长江流域的100万军队交蒋指挥。

8月16日，毛泽东自延安向蒋发出复电：

重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朱的这封电报要求共产党与蒋政府共同接受日军的投降。

当蒋在与共产党的“公开反叛”格斗时，他的连襟行政院长宋子文匆匆忙忙地从克里姆林宫赶到华盛顿的白宫。自从9月初以来他一直与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谈判。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份已经签好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内容在双方正式批准前严守秘密，不得外泄。当世界各地还在猜测条约内容时，巴黎传出了中苏的谈判经过和具体条款：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首先要求中国承认他们控制的蒙古独立。中国还必须允许内蒙古的某些省合并到蒙古里面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坚持不让步）；满洲必须是一个自由的自治区；中国必须承认苏联在满洲的利益并满足苏联对有战略意义的东满与南满铁路方面的要求；苏联建议新疆应当有“相当程度的自治”，中苏边界要对苏联亚洲部分有利方面进行调整。

作为回报，苏联支持中国收回“外国从中国割让的领土”。这大概是指英国占据的香港，法国占据的印度支那和受英国影响的西藏。苏联建议通过派遣技术人员、提供重工业材料、重建交通、建立空中航线来帮助中国重建经济。苏联应有权使用某些中国机场。

宋子文院长要求苏联承认重庆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停止供应共产党军队武器并防止日本武器落入共产党军队手中；苏联必须不支持中共要求蒋介石下台的要求。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争辩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苏联不能为延安负责，但他们将“使用影响”来防止内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蒋介石的下野将有助于平息中国的动乱。

随着宋子文以巧妙方法防止了逼蒋下野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后签字了。

如果来自巴黎的这个报道属实，那么苏联的边界事实上就推进到长城。对此，华盛顿方面的报道认为美国对此有功。当有关苏联对中国提出种种要求的消息传到波茨坦的美国代表团后，美国坚持认为东满与南满的铁路应由各国自由使用。美国还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应适用于旅顺和大连。苏联同意了。

在华盛顿，宋子文与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进行商议，那里广泛认为中国对这个条约不满意。这当然是确实的。宋子文签订这个条约虽然给蒋介石一个喘息的机会用以加强政府的力量，然而这个喘息机会成功与否还有一部分要看中国在经济、财政、外交各方面得到美国多大的帮助。

中国终于获胜——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双重伟大胜利。她的未来仍面临未知因素，正如当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面临未知因素一样。但近代史上这个有4.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走进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外国入侵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终于成为自己祖国和命运的主人。

这个重大的时刻降临于芷江，华中一个沐浴在阳光下的盟军空军基地。一架日军飞机盘旋后着陆。中国军人等在机场上。

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手扶在镶有宝石的大号指挥刀上，坐进一辆中国军用吉普车。中国和日本军人没有相互敬礼。他的6位随员及其行李（公文包、茶叶筒、果汁饮料、美国虾肉等）紧随其后。

在一株鲜花盛开的樱桃树下，毫无表情的中国侍者为毫无表情的日本军人端上中餐。饭后日本军人被带到副总参谋长何应钦上将的司令部。

何将军在敌人走进来时并未起立。在这之前，已经伴随着无数杯茶水起草了停战条款。当敌人交出一张侵华百万日军兵力部署图时，何将军的助手们打破平静，高兴地拥上前去观看。

两天之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同意将其部署在北起中国东北、南至台湾和印度支那的百万陆海空军全部投降。第二天，总司令蒋介石的政府军进驻南京。他们曾在7年9个月零5天之前被迫离开南京，南京随后发生了一场令世人震惊的惨案。

“好，好！”在临时首都重庆，蒋介石总司令在这一个星期里大显政治家威望。他在中央政府办公大楼举行的简短仪式上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当他放下笔时，轻轻点点头，自言自语：“好好，好好！”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

在国防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蒋介石总司令作了一个关于外交政策的划时代的报告。在这之前，蒋总司令干练的内兄宋子文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会见记者时，蒋表达了自己的以及国家的希望：“我十分乐观。”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要会谈之前，他对建立和平统一充满了希望。中共方面要求推迟召开国民议会讨论组成立宪政府一事，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能说服他们。他说：“国民议会将如期召开。”

蒋认识到国内依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恢复到正常状态可能只要三五年时间。但他的注意力在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的长远问题上。

他说：“对我来说，战争胜利意味着真正重建的开始——无外来干涉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他在强调“外来干涉”时，明显表现出来他对中国新获主权的自豪感。

百废待兴，国共议和

中国的普通民众，饱尝抵抗外国入侵的艰辛，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欢喜若狂。然而，经历了长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之后，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位重庆的人力车夫，对着贴在墙上潮湿的报纸，喃喃地说：“日本投降了，我们能回家了吗？”在大街上，在市场里，在茶馆里，在政府办公楼走廊里，到处都回荡着这句话：“日本投降了，我们能回家了吗？”

在内地后方，从重庆到昆明，远离家乡的中国人变卖自己简单的家具，准备重返家园的长途旅行，准备继续那既痛苦又幸福的人生故事。一些人聚集在长江岸边，寻找船只顺流而下。另外的人用手推车或步行沿着公路行进。约有2500万之众的人潮，他们曾经穿过相当于半个美国大的国土面积从沿海来到内地，现在开始重返家园。

如同中国有众多的省份一样，和平的前景也各不相同。喜爱吃面条的北方人，黄河流域高大剽悍的人们返回他们凉爽的故乡。在北平，人们吃大蒜、手掌里玩弄核桃、逛天坛、游古代宫殿、下午带鸣鸟遛大街。

喜爱大米的南方人，精明世故的浙江人和福建人或重新开始吟诗读书，或种荷耕作。广州的市场和夜市又将兴旺发达起来。杭州人又可以去观西湖美景。苏州姑娘又可以低吟家乡民歌了。

南京人又可以品尝鸭席，中山陵前又有野餐聚会了。上海著名的外滩将开始新的生活。工业和商贸中心不久将重新开张。城市之外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农民，他们又可以精心耕作水稻田、各类谷物田地和菜地。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

到目前为止，日本对中国城市和广大农村所造成的破坏究竟有多大，仍缺少全面的数字。广州几乎成为一座死城。上海的市民处于严重的饥荒中，150万工人失业，3万妓女流浪街头谋生。但上海的一些工厂仍完好，一旦机器转起来，全市的工业生产即可恢复。上海很有可能成为国家建设复苏的一面镜子。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计划给中国价值9亿美元的食品、药品和纺织品（抑制通货膨胀）的紧急援助。如果实现国内和平，即使在不远的未来，中国便可能承受比许多人所预料的少得多的损失。在沿海城市福州，解放刚两个月，中国人的勤奋和坚强已经把城市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平。街道重新修饰，舢舨轮渡重新开航，商业贸易重新开张。

国民党政府也准备离开充当临时首都8年的重庆，搬迁回南京。南京距离重庆750英里，是中华民国选定的首都和象征。

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整理好文件准备上路。行政领导们一直研究到深夜，商讨解决运输和救济问题，还有更大的国家新时期的建设问题。

8年抗战胜利后，和平带来更多更严酷的挑战。中国既不强大，也还没有统一。1945年8月底，共产党还没有占领一座重要城市，而国民党军队正在占领南京、广州、汉口和上海。

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开进一些铁路沿线的内陆城市，如洛阳、太原，都位于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占领区。蒋介石制订了周密的计划，一旦日军正式投降，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空军的帮助下，迅速占领中国北部。在苏联撤回援助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收敛了进攻态势。

中共军队有坚强的领导机构，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他是国内战争久经考验的战役指挥家、军事家。毛泽东在1939年指出：“武装斗争也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部分……”

共产党的游击战对“二战”的盟国战争行动做出了贡献。共产党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他们要求重庆方面组成“联合”政府，要求分享国家的执政权，但仍保留自己的军队和政权。

蒋介石决心要建立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社会和人民民主，而不依靠武力寻求统一。他在1941年宣布：“可以相信，将来再不可能发生镇压共产党的任何作战行动。”今年3月，他再次重申，他将寻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

经过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莫斯科的外交斡旋，中苏双方签订“中苏条约”。蒋介石手中有了“中苏条约”，就接近于实现“政治解决”方案。条约中明确规定苏联对中央政府的支持。

1945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

蒋介石在电报中，对以朱德名义发来的那份长电，做出了答复：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毛泽东回电，他请中国共产党的二号领袖和著名谈判专家周恩来参加会谈。

蒋介石发出第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按照中国的习惯，三顾茅庐才能表示真诚的邀请）：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的意思是“我必须亲自与你会谈。……我已经准备了一架飞机去接你。请从速起程”。

毛泽东终于同意来重庆。电报遵从严格的汉语礼节：“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毛泽东敬。”重庆方面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将飞赴延安护送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飞往重庆。

国共重庆谈判

毛泽东乘飞机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护送。这是毛泽东52年来第一次乘坐飞机，也是内战20来年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

当毛泽东在重庆走下飞机时，蒋介石显然措手不及。不过，欢迎仪式也挺隆重，受蒋总司令委托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的包括他的长子蒋经国。蒋经国思维敏捷，曾在莫斯科留过学。有人问毛泽东：“乘飞机有什么感受？”毛泽东不屑地说：“效率蛮高的。”赫尔利不愿让毛泽东乘坐蒋总司令提供的轿车，他把毛泽东推进自己那辆黑色的凯迪拉克轿车。汽车启动后，这位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外交官情绪激动地对愣在机场的人群喊道：“再见！再见！”

当晚，蒋总司令即宴请毛泽东。陪同者有美国人赫尔利大使、艾尔伯特·C.魏德迈中将，以及周恩来将军。蒋介石和毛泽东用黄酒相互举杯祝酒，毛泽东一饮而尽，而蒋总司令向来滴酒不沾，只是点到为止。蒋介石说：“我希望我们能再有1924年时那样亲密诚恳的气氛。”

这番话唤起了人们对现代中国开端时的记忆。1924年时，共产党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一部分。那时，刚从莫斯科受训回国的蒋介石，负责黄埔军官学校的筹建工作。这所学校是中国新型民族军队的摇篮和核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是蒋介石的同志，周恩来还担任军队中的政治领导工作。那是中华民国时代国共两党的第一次亲密合作。当蒋介石背弃了共产党，并断绝与俄国的关系后，两党从此分裂了。

10月10日是中国的“双十节”，中华民国成立34周年。上海全市上下一片狂欢。市政府出资500万元（约7000美元）用于街道装饰。在重庆，欢庆的人群高唱含有国家统一歌词内容的新国歌。10年来，歌词第一次不是空话。和平带来美好的前景：一个统一的中国。

掌握中国1/5人口命运的共产党人这时不那么高兴，国庆日前夕，他们坐在宴会桌前。宴会的贵宾是毛泽东，他坚强的脸上显现出未来的命运。坐在对面的是精明的张治中将军，他是蒋介石的主要谈判代表。在43天拉锯式的谈判中，张治中和周恩来在他们各自的助手的协助下，对方案进行逐个讨论修正，以弥合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分歧。现在，终于到了给中国和世界一个圆满结果的时候。

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国家分裂的危险也从未如此迫在眉睫。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的兴衰，但也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中国的未来作出如此多的承诺。

双方最后达成了一个宣言。在许多次要问题的见解上，蒋总司令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是令人振奋地接近，但是在一些最基本的、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双方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距离。

蒋介石和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强调他们在下列问题上原则上达成共识：

（1）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在蒋总司令的领导下尽最大努力以避免内战，共同建设一个自由、繁荣的中国。

（2）将建立一个由各政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讨论结束国民党一党执政问题。政府将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3）中国人将享有人身、言论、信仰、出版和集会的自由。限制自由的法律将被废除。为了扩大国民议会的组成人员，推迟原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起草新宪法一事。这作为对共产党的让步。

（4）将废除特务组织（如秘密警察），只允许司法机关有逮捕、审判和执行的权力。

（5）政治犯除了被判定叛国罪的，都将被政府释放。共产党将列出他们要求释放人员的名单。

（6）鼓励成立地方自治政府。

但冠冕堂皇的话并不能掩盖双方业已存在的根本分歧：

（1）共产党坚持要控制大部分位于中国北部的重要地区，担任那些地区的省长或市长。蒋介石断然否决这个要求。

（2）共产党曾坚持保持实际控制48个师的兵力，政府方面成功地说服共产党把军队压缩为20个师。双方原则上同意所有军队都应该“国军化”，但最为关键的军队控制权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解决。

在达成的信任方面，有共产党不打内战的含糊的保证，承认蒋总统的领导地位，答应帮助起草宪法和重建政府等。未达成信任方面，共产党坚持他们的目标，即在中国北方4个关键的省（热河、河北、察哈尔、山东）实行军事和政治的自治，并要求在共产党及军队已经楔入的其他6个省保持自己的政府和军队，这6个省都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位置。

毛的最低要求是，共产党解放区仍然保留黄河以北的中国北方，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一次官方宴会上，谈判者们努力使气氛轻松愉快。突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进了宴会厅：共产党第18集团军秘书李少石在重庆街头遭国民党军队士兵枪杀。官方的解释是，李秘书的汽车闯入了禁区，国军士兵一怒之下向李开枪，他还以为在射杀一个普通平民。该士兵已被拘捕，将被迅速审讯。至于李秘书长得酷似毛泽东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将军，则实在纯属巧合。

这一突发事件显然激怒了周恩来，他离开宴会厅，前去看望李秘书。周恩来说，这个同志是为他而死的。毛泽东待到宴会结束，第二天，张治中将军护送毛泽东回到延安。

日本的战败投降给共产党占领华北和华东的广大地区展示出了诱人的前景。而此时蒋介石的军队正忙于在南方受降。

在解放区的中心，古老的清政府的首都北平已被国军第92军和第95军迅速占领，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把他们从汉口和上海空运到北平。气愤的共产党新四军将上海团团包围，而美军飞机空运蒋介石的第94军到上海。随后，美军的中国战区司令部也进驻上海。南京被空运来的蒋介石的新6军牢牢控制，广东则由蒋介石的美式训练的机械化新一军所占领。

在中国沿海，共产党军队只控制了一个孤立的港口烟台，但一支强大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已经在战略要地天津和青岛登陆。不久，美军将会把这些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海军陆战队还占领了北平和秦皇岛。

蒋介石一面空运军队大举夺取地盘，一面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恼火。当中国共产党受到强硬压制时，莫斯科已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一揽子协议，至少在目前，毛泽东不能指望得到外界的支持。

蒋介石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像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毛泽东或者同意和谈，或者与蒋介石打到底。他是否会再到重庆试一试呢？10月中旬，华盛顿出人意料地宣布，前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不久将返回中国。

20年来，蒋介石经历过希望与绝望，他领导了中国革命。对他个人和对整个中国来说，这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革命，也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革命。为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有必要，蒋介石要千方百计倾全力继续打下去。

争夺满洲里

美联社的消息表明，俄国人正从中国内战的焦点地区满洲撤离，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紧随其后对满洲里实施接管。而国民党的军队也在向满洲这一遥远、富饶的地区行进。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中国的第13军、第52军沿着通向沈阳的公路，进入满洲西南部。到目前为止，这场战争大体上是一场使用轻武器的战争，战线在迅速向前推进。地面上看不见炮弹坑，没有弹痕累累的残垣断壁和废墟，没有损毁的车辆，没有医院和烧焦的尸体，甚至伤兵都难得见到。

身着浅绿色军装的国民党军人在绥中的街道上采购肉和蔬菜。绥中距离著名的山海关长城大约30英里。一个广东兵腋下夹着一捆芹菜，看得出来，在满洲11月的寒冷天气里，他可真冻得够受的了。还有一个士兵手中摇摇晃晃提着几只猪腿，正穿过一块庄稼地，白色的羊群正在庄稼地里啃那稀疏的麦茬。

前方的某个地方就是前线。杜聿明中将是满洲地区远征军的总司令，他是个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有神、精明机灵的军人。山海关一战，杜聿明指挥国民党军队突破长城的防线。他说：“这仅是双方初次交战。”杜将军预期自己的军队于两星期内占领沈阳，沈阳距离绥中190英里。到1945年12月初，他的军队向前推进60英里，到达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共产党的军队曾试图占领该地。杜将军几乎是过于自信，他预计在圣诞节前占领整个满洲。

在国民党军队到达沈阳之前，俄国人早就撤离，将满洲交给了共产党军队。从共产党军队手中重新夺回满洲，很大程度上似乎取决于国民党军队到达沈阳之前的交通和后勤问题。

从上海运出的大米和面粉已经由秦皇岛运到杜将军手中，而通过通往长城外的北平至沈阳的铁路，后勤供应已开始向前方延伸。到目前为止，这条铁路只受到轻微的破坏。而军队一旦到了沈阳，将有更多的大米和面粉，除非俄国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将其洗劫一空。如果发生激烈的战斗，弹药供应也将是一个问题：弹药仍然必须源源不断地由南方运来。

不过，一旦登上杜将军乘坐的火车，车厢内充满自信的气氛。你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支组织优良的军队，各级参谋和指挥工作有序，正向前线行进。

杜聿明将军的士兵尽管都是南方人，不适应北方的严寒，人地生疏，但看起来士气很高。

俄国人也许正在拆卸满洲里的工厂，但在绥中似乎还没有这种情况。这个位于满洲西南部的城市，曾是侵华日军和俄国占领区的前线。这里只有一个工厂，是几年前日本建造的水银提炼厂。

俄国人在绥中曾缴获过一些日本人的汽油和食品，并通过铁路将其装运到北方。除此之外，不算个人的行为，俄国人不曾带走什么东西。作为个人，他们对手表和皮鞋十分喜欢。一个中国朋友曾对我说：

“俄国人购买手表和皮鞋时曾用伪满洲国货币来付款，不久，他们使用在Chinhsien印刷的俄国占领区的货币。他们偶尔也会拿了东西不给钱。中国人害怕俄国人，当他们想买某样东西而中国人又听不懂他们的话时，就会不要钱把东西送给他们。”

美联社报道说，1946年1月25日是中国18年来第一次没有发生战斗的一天。蒋介石在重庆分不开身，所以让宋美龄代表他去满洲进行慰问。三年来这是她第一次单独担任这样的巨大任务。在满洲国首都长春，遍地都是积雪，气温降到零下14度。中国漂亮的第一夫人穿戴着皮大衣、皮帽、高筒皮靴含笑走下私人专用的C-47型运输机，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

宋美龄连续三天和苏中官员进行交谈、宴会、检阅部队、参观福利设施。她还为苏联红军勇士授勋，赠送糖果慰问。苏联红军为欢迎蒋夫人举行宴会，以满洲产的白酒为蒋夫人祝酒。蒋夫人则以葡萄酒回敬并以诚恳的、巧妙的语句表达中国人的愿望：

“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有家庭和亲人，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彼此离散，天各一方，现在都渴望团聚，因此我在这里祝各位早日实现团圆的愿望。”

在谈到未来的长期中苏关系时，她说，“没有任何两国的边界有中苏边界之长……中苏未来必须都有实行这样一种政策的愿望，即‘我不活也让别人活’，这样不独对我们两国人民有利，也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有利。”

总司令蒋介石在一次重要的新闻采访中承认：俄罗斯人在“非正式”会谈中要求中国政府在满洲给予其特别的经济优惠。

在1945年8月蒋同莫斯科签订的条约中，俄国获得了满洲铁路主干线30年的合法经营权，它还将在旅顺建立联合的海军基地，同时将大连开放为自由港。据说在1946年，俄国人又要求分享满洲矿产、重工业和电话业的经营权。

褒贬不同的两个传奇人物

过去十年中最受赞扬的政治犯就是人称为“少帅”的张学良。他是传奇人物“老帅”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是个凶狠的军阀，在1928年被暗杀以前一直是满洲王。张学良于1936年西安事变中绑架了蒋介石委员长，最后他释放了委员长，向蒋请罪，愿受惩罚。对少帅的惩罚是软禁。听说他是在某地乡间一所别墅中受到严密监视。

最近政界谣传蒋介石要派张学良去满洲以抵消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的影响。共产党任命张学思为有战略意义的辽宁省主席。中国人认为张学思会成为未来的满洲领袖，谣言具体到蒋介石已经派了一个中间人为了国家利益劝说张学良。

这位中间人是64岁的满洲老资格律师莫德惠，他是去年8月参加中苏谈判者之一。莫在贵州桐梓的“美丽的湖边”和少帅一起待了6天。他回来时报告说：

“我和少帅已有长长的8年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他发现我的胡子已经变白，我觉得他胖多了。

“少帅每天6点钟起床，然后钓鱼、打猎，在花园中种菜。以后是读书、睡午觉等。晚上九点钟睡觉。一位美丽而甜蜜的赵小姐分担他的孤独与寂寞。她和张都作诗。其中一首被偷运出来交给一个共产党的出版社。这首诗又被银行家孔祥熙办的保守的《时事新报》转载出来。”诗的大意是：

我随时都在想，

像贼一样如何偷偷地把粪便弄到地里上肥，

这样我就可在人前夸口说：

我种的菜是最好的，

第一流的！

莫的报告又说：“每当少帅站在湖边，面对广阔的静静湖面，他就会陷入沉思。无穷无尽的监禁生活使他怀念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许多可喜可爱的事情。”

十年软禁期间，原来粗野的少帅看完了将近200本书。这就使他能“以辩证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发展”，并从研究历史中寻求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

当莫把张学良对历史有兴趣的消息报告给蒋时，蒋大为高兴。蒋让莫德惠为张学良请一位有名的学者教导张学习历史，并向他推荐更多的书。莫遵命办了。现在张正阅读《中国现代史》、《印度支那史》、《满洲史》以及《明末遗恨》。

1946年3月，南京附近的群山中，一架运输机的残骸里有一具烧焦的尸体。那里还有一件毛衣的残片，一名保镖的手枪。一位满面悲伤的副官辨认出这个被火烧残的躯体就是戴笠将军，他是中国最神秘也是最可怕的人物之一。他的死没有公开宣布，但是47岁的郑介民中将被任命为接任戴笠职务的中国秘密警察的首脑。郑曾在莫斯科受训，主持情报工作。

戴笠不论生前或死后都与秘密工作和暴力有关，他是一个传奇人物，神秘到甚至年纪多大也不清楚，“大约”50岁左右。从很少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的鼻子扁平而发黑，两只眼睛距离很宽，三角眉。他生于浙江，是蒋介石的同乡，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戴紧跟蒋介石这个新升起的明星，通过他为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工作所做的不懈努力，赢得了蒋的信任。1934年他组织了调查统计局（军统），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工作机构之一。他的特工人员分布于从巴厘岛到缅甸，从新加坡到新疆。这个机构从事谍报与反谍报工作，监视共产党员、外国人。在日军后方，他的眼线是卖花女、苦力、人力车夫等。这个机构用密写墨水向戴笠写报告，“消灭”戴笠黑名单上的人，建立效率高的游击队核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寻求在日军后方建立气象台。他们与军统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机构，戴笠任主任，美国向戴提供经费和专家，讲授新技术，将游击队扩大到7万人。美国武装部队则获得极有价值的材料：华南沿海地图、被击落飞行员的安全通道和日军动向。

戴的名声褒贬不一，混乱又矛盾。他虽然避免参加公开的文娱活动，但他喜欢开奢侈的酒会，在重庆歌乐山他的司令部附近一个地方，他向客人敬酒，无数次地干杯。在和客人赌酒时可以一连喝下18杯白兰地酒。他既凶狠又很温和。他个人出钱救助受日本人残害的难民，成立孤儿院收养流浪儿童。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他用的是集中营。戴笠的朋友和敌人都说他“杀人不眨眼”。

马歇尔的使命

美国政府特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飞赴重庆，他身材高大，其貌不扬但饱经风霜，并流露出大人物的气质。三个月之后，他以轻快的步伐从飞机的舷梯上下来，结束了此次中国之旅，返回华盛顿。

《纽约时报》评价：他发现这个拥有4亿5000万饱受战争创伤人口的国家正处在内战的边缘；他离开后，留下的不是和平，而是停战和希望。

没有任何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够使中国的胜利得以维持下去。中国民众迫切希望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支持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团结和民主的国家，需要外部的帮助——指导、调停和一个值得信赖和强有力的朋友，而不能以牺牲中国的独立作为代价。3个月来，马歇尔就是扮演了这种“朋友”的角色。就在返回华盛顿次日的上午，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明了其使命的完成情况，其中对他自己几乎只字未提：

“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同全世界展开愉快合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解决冲突的方案方面取得进展……冲突的背景十分复杂，其过程也很惨烈，持续了20多年……他们在结束敌意方面正在取得成功……”

乔治·马歇尔更加谨慎地继续说：“如果我们要拥有和平，如果世界要和平，那么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中国当前的努力一定要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行动的方式。如果中国对此置之不理，或如果有人千方百计阻挠其实现渴望已久的和平，那么努力将面临失败……今后几个月，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中国各持不同政见的派别，准确地将基本协定变成具体的合作，马歇尔直截了当地从具体的方面入手：中国内战各方必须停火，并计划为内战各方的武装装上保险。

为了进行民主实验，这位特使在重庆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建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上方的一个西式别墅中，别墅门前的石头上刻着“幸福花园”四个汉字。

开始时，这位特使听得多，说得少。他直言不讳、坦率正直，一直彬彬有礼。不久，他的客人们都把他称为“老教授”，中国人对别人的一种尊称。

一次，在会见一个民主联盟代表团（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学者）时，马歇尔要求他们就民主问题提出建议。一名代表反问道：“什么是民主？”

马歇尔特使没有犹豫。他说：“同一帮专家进行理论探讨是一种冒险，他们要我给民主下一个定义。我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关于民主的定义五花八门……俄国人有一种，英国人还有一种，我们也有自己的定义……我可以对你们讲的只是许多美国人对于民主的看法。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体系，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自己的事务中拥有发言权，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平集会的权利，独立地、不受干预地处理我们自己事务的权利，除非干预了他人的权利……”

关于军事停火的会议作为试验开始了，这位特使坐在了会议主席和调停者的位置上。在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右边是张群（四川成都人，为国民党元老之一，张与蒋介石私交甚深，颇得蒋的信赖）。在军事重组会议期间，这个机构出现了一个变化。马歇尔仅仅作为顾问而坐在那里。周恩来为共产党一方说话；张治中将军曾任蒋介石的副官，则为政府行事。

特使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喜欢提出问题，然后让各方阐述其观点，同时，他还经常将讨论引导到具体的事件，起草书面建议上。在最恰当的心理关口，他会加些民主的催化剂。

中国认识到了马歇尔的诚意。在他自己的国家和在巨大军事冒险面前，为了民主而做出了相类似的牺牲，他没有犹豫。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他所在的参谋部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新闻控制。马歇尔对他们说：“此时，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民族的命运就取决于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能力。我们有资格，我们有能力完成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保证？”他补充说：“我认为，媒介是我们最好的监督官之一。”

马歇尔抵达重庆之后的第19天，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签订了一项停火协议。6个星期之后，他们又签署了一项削减和合并军队的正式协定（18个月内，由300个师减至60个师）。他促使各方联合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由国民政府、共产党、美国派出实地监督小组，加强对停火实施的监督。

实地小组是马歇尔试验的一个关键的成分。他们不久便发现这项任务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之间仍然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干扰通信，使整个计划处于危险之中。3月1日，马歇尔特使由周恩来和张治中将军陪同，离开“幸福花园”，在恶劣的天气里，飞往3500英里之外的华北地区。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访问了10个城镇，周旋于接连不断的视察、接待以及15道菜的宴会之间，听到手持旗子作为欢迎者对他的吹捧。

中国需要美国的信用贷款，数目庞大。它希望从世界银行得到15亿美元的长期项目贷款。除了金融帮助，它需要美国所拥有的大量剩余财产（特别是轮船、卡车、机车等）。马歇尔特使于是请求给予中国特别优先权。

美国陆军和海军人员帮助中国训练其新组建的军队，但中国还需要更多的美国技术援助，以便在机械化的时代向其人民普及技术知识。

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提出请求之后，马歇尔特使计划重返中国。在乔治·马歇尔的眼中，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几乎如同100年前，他的远房堂亲汉弗莱·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汉弗莱在1853年至1854年曾任美国驻天朝（译注：封建时代外国对中国的另一种称谓）的特派员。汉弗莱写道：“无论何时，俄国人或英国人的贪婪或野心都将会诱使他们去获取大量的不义之财，亚洲的命运将由他们决定。中国与美国的未来关系将长期地被认为是十分密切，除非‘现在’美国采取断然措施，以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依我看，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维持’中国……这将好于眼看着中国成为一个无政府的场所，而最终成为欧洲野心的牺牲品。”

脆弱的和谈

根据中国的历法，狗年很快就要过去，猪年就要开始。在中国各地，人们都以最高兴的心情庆祝这一年。新年是按古老的传统来庆祝的，孩子们收集各种怪样的石头，认为这些石头代表坏运气，他们把石头扔在厨房的灶里驱除邪气。

在重庆和全国各地，庆祝新年有双重理由。在这个山城首都，全国的主要政治组织刚刚开完历史性的会议。

“从现在开始……”1946年1月31日下午6点半（根据西方的推算），经过3星期的有失有得的协商，全体政协委员聚集在一起开最后一次会议。晚上8点，38位代表一致通过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一部民主宪法将递交在5月召开的有广泛基础的国民大会。

在联合政府中，国民党仍然是强有力的多数派，但它已经不是在政治上唯一负责的政党。在这个历史上关键时刻，蒋委员长的讲话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在政协闭幕会上致辞说：

“从现在起，社会上各个党派的领袖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肩负着建造中国未来的责任。从现在起，繁重的任务不光是单单落在国民党的身上更不是单单落在我个人身上……从现在起，不管我在职或不在职，我一定作为一个公民，忠实地、坚决地执行这次政协会上所做的各项决定，真诚地为国家走向统一与民主而奋斗。”

《时代》记者威廉·格雷电：“中国的春天显示出中国内战问题时好时坏的现象。现在局势严重地恶化了。国共双方都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前尽快加强自己的地位。”格雷的电报说：“尽管马歇尔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还没有出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共双方达成妥协的迹象。共产党明确认为妥协即使有时是有利的，也意味着失去所得或丧失机会。今年春天他们的机会是建立在政府方面的饥饿、通货膨胀和困难上。”

但是现在和平还没有到来，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宣称，在俄国人撤出时要全力斗争以求控制满洲。在开原，双方的激烈冲突稀奇古怪到了极点。国民党新一军突破了共产党设在铁路以北的封锁线。当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小组抵达时，新一军军长立刻把共方的谈判代表关押起来。

根据延安的报道，共产党把政府军的尸体用棺材装好送到政府军战线以“表示诚心诚意的和平与统一的愿望”。

在势不两立的国共两党之间，独立的、温和的《大公报》呼吁：“遍地饿殍，灾民吃草根树皮……部队欺压老百姓，喝他们的血……地方官员使老百姓生活困难。这些都使我们痛心疾首。认为：中国必须和平，否则就无法生存。如果野心家执意冒险，我们就会死亡……”

中央政府花了7个月的时间准备审判中国第一号战犯，但是只用了6小时开庭，一个星期后判定有罪。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百年老房子里，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最后一任主席、受过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的陈公博被宣判为：汉奸，死刑。

衣着蓝袍，温文尔雅的陈曾是个革命者，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工商部长。他听到判决后仍然不失风度，有礼貌地鞠躬，对庭长说：“不论阁下对我如何判决，我都不会上诉。”

政府控诉陈的罪行主要是：迫害爱国人士，和日本签订秘密条约，在教科书中进行亲日宣传。在他的6万字辩护书中否认这一切——包括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他说：“我没有私人房产了，银行中没有存款。如果我说我没有个人财产，人们不会相信。如果我承认我有，我就不会相信自己。”

陈的名字和他一生的经历形成讽刺的对比。他的名字公博，意思是“显示公众与伟大”。在他没有当汉奸以前，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高级官员，可是由于汪精卫死了，俄国人又把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抓走，他就成为一个大汉奸了。

即使在审判陈公博时，他也没有审讯比他更坏、更有吸引力的另一个汉奸引人注目。这个人就是狡猾、肥胖、患糖尿病、脾气暴躁的汪精卫遗孀陈璧君。她是汪精卫最亲近的政治顾问。汪精卫怕老婆，她生的已长大的4个儿子也怕她，其中3个儿子已被捕入狱了。陈璧君毫不悔悟，她给儿子写信说她已做好死的准备，而且希望早死。

苏联红军撤走

红军进入长春8个月后，现在准备撤走了。大约2000名空运来的政府军，加上5000名当地的辅助部队进入了这个城市。围城的共产党军队有6万到7万人。从南方开来的解围部队是国民党的精锐新一军。在115英里以外的开原火车站，政府的正规军突破了共产党的防线。这是国共双方为了争夺满洲的控制权的第一次凶猛的战斗。

由于国共双方都同意把不稳定的停战扩大到满洲，所以开原之战似乎是不祥之兆。重庆方面报道说，由于双方存在着“基本方面”的分歧，影响了国共加美方组成的军调小组及时前往出事地区。当美国的军调组军官到达沈阳时，见到的是乱七八糟的景象。

在现在仍然叫作“斯大林路”的拥挤的大街上，一个被俄国人抢劫过的商人说，他要等“美国领事要他重新开业”时他才重新开业。当告诉他美国领事没有这种权力时，他眨眨眼，表示理解，但是坚持说：“那么由美国领事告诉中国官员，由中国官员告诉我们重新开业好了。”有20个苏联商人被红军扔下不管。他们抱怨说，因为苏联政府不批准飞机在沈阳降落把他们接走。

满洲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是日本人建设的抚顺联合企业，它是以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为基础建设起来的铝、页岩油、钢铁等工厂和发电厂的联合企业。俄国人把重型机械尽量运走，使得煤产量从日产1万吨降低到日产1千吨。上个月苏军撤走，留下20来个苏联矿业与铁路官员，让他们和中国人协作，共同经管这个联合企业。

以战争期间在四川工作的煤矿专家严恩为首的22位中国工程师在抚顺下了火车。他说：“我没有必要去见俄国人。如果他们来看我，我可以见他们。在我所受的指示中没有与俄国人合作一条。”

严解释说，去年8月宋子文院长在和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要求抚顺联合企业不在合管之列，斯大林同意了。问起准备怎样对待对于俄国人仍然住在大和旅馆并在联合企业的主要办公室工作的问题时，严说：“不理他们。抚顺市长应宁楼（音）已经训令22000名日本工人不得接受俄国人的命令，只能听我方的命令。今后俄国人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可是不能发号施令。”

严的挑战马上反映到俄国在联合企业中的代理总监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基祖克维奇（音）和他的助手——能通晓各种语言的乔治·钦德（音）那里。钦德反击道：“我们在这里不光得到了俄中两国政府的同意与批准，而且这是两国政府的命令。我还得到通知说，两国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正在哈尔滨讨论抚顺的未来。在委员会做出决定前，抚顺联合企业继续属于中苏长春铁路。我们当然不会在这里只是闲坐喝茶。也许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是中国人的习惯，不过苏联人没有这个习惯。”

抚顺市长设宴招待俄、中两国人。双方不断祝酒，但是在宴席上出现了阴影。俄国人抱怨说去年一月中国工程师张新夫（音）在抚顺附近被谋杀，中国人“明显地暗示”说应由俄国人负责，俄国人则认为是共产党干的。钦德的报告说，“中国人不断地对我们说，他们会保证我们安全抵达沈阳，然后又提醒说，我们红军是保证那个被谋杀的人的安全的。”

俄国人召开了一次会议，担心可能会发生“不幸事件”，不知道和他们一起住在抚顺的家人如何是好。钦德耸着肩说：“中国人是用武力占领抚顺的，我们没有武力。”最后这些俄国人向驻沈阳的俄国司令部请示，高兴地接到让他们离开抚顺的命令。

不过抚顺的所有权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严恩认为这个联合企业是中国人的，以后还是属于中国人。俄国人虽然已经撤离抚顺，恐怕还有不同的想法。

1946年的国民大会

1946年11月的这次国民大会像个难于控制的小学校。蒋介石要求大家保卫自己的权利，要自己教育自己。蒋甚至说自己退休的时候已经到来。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弗雷德里克·格里森认为这是中国突然出现的民主：

蒋委员长走到台前，有点犹豫，有点像个小学生走进一个新的学校似的，坐到主席团轮流担任主席的座位上，在宣布大会开始前戴好了眼镜。虽然主席团要求不要对大会的规则与进程进行公开辩论，但是陕西代表王孔安坚持要求蒋委员长解释他最近写给少数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领袖张君劢一封信的意思。王质问道，如果委员长允许张君劢起草宪法，为什么不让国民大会来起草呢？代表们立刻大喊大叫，会场一片混乱。

委员长解释道，他是以国民党总裁而不是以政府首脑身份写这封信的。他建议会议的议程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是代表们不同意。他们按投票按钮使计票板上反映出他们的意见，把大会的规定交到一个特别委员会上审查。

中午休息时间，有些代表在走廊中、茶室里对外国观察员低声问道：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怎么看？美国国会……英国议会……是这样的吗？在红砖瓦房中吃午饭时，蒋对一些代表说，得人心的选举必须按照新宪法行事，否则“我就成了另一个袁世凯”。

午休之后穿着黑色长袍的胡适建议说，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不应再另设一个专门的审查委员会浪费时间讨论问题。蒋介石也准备发言，代表们大喊大叫迫使他坐下。胡适的建议最后获得通过，不过代表们的发言每个人限定5分钟。当一个好斗的代表发言超过5分钟时，蒋委员长就按他左边的电铃示警。如果他仍继续发言，蒋委员长就按他右面的电铃，可是这人还不肯停下来。蒋气得咬着牙站起来，直到这个代表把话说完。

3天之后，蒋委员长又在台上出现。这时他已不是以国民党总裁而是以政府领袖的身份在台上了。他不用讲稿讲了35分钟。回顾了革命的历史，孙中山的目的，他是孙中山的信徒等等。他说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慰问孙中山在天之灵。“孙总理说五权原则（按：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的根本精神是分散权利与权力……然而一千年来，中国人民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训练。坦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与习惯……他们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当我们达到人民能够保护自己的阶段时，总理的理想和五五宪法（5月5日公布的宪法草案，当时称为五五宪草）的精神就不会受到威胁了……自从总理逝世后，我一直尽力按照他的教导行事，虽然做得还很不够。现在我已年到60，我可以告诉诸位，我没有政治野心……我担心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像从前那样工作了。我必须把责任交还给人民，而人民必须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过目前的情况是，人民虽然在学习，可是我认为五五宪法并不合适……不要通过不完善或不合适的五五宪法，否则中国会受到伤害。大家要考虑人民的权利和福利。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总理和所有革命者的在天之灵。”

委员长向代表们鞠躬然后离去。外面正在下雪，中国人说这是上天给的吉兆。

发生在这次国民大会上的插曲还有，当国民大会的主席团提名工作结束时，或至少每个人都认为是结束时，忽然站起一位来自新疆的代表马清昂（音），他挥舞着两臂，不顾会场规则对着扩音器喊道：“主席团候选人中有党代表、职业代表、各省代表……为什么没有各民族的代表……我要求平等，不然我就退出……”

留着花白山羊胡子的马清昂立刻得到一个来自贵州西部的土司杨提春（音）的热烈支持。杨说他代表彝族和苗族人民，并祈求孙中山在天之灵主持公道。他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就退出国民大会。

会场上各代表哗然，纷纷指责这两个人是“破坏者”。此时蒋委员长递给大会临时主席孙科一张便条。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看到了便条内容，便请大家安静，宣布说，贵州省的代表张道藩自愿退出主席团，把这个名额让给贵州省的国大代表杨提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