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与现代性》
作者：尤西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9月
书号：978-7-5133-1296-7
定价：42.00元
作者介绍：
尤西林，1947年生，经历“文革”与插队做工。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该校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精神价值的现代重建。代表作有《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2006增订再版)、《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2006增订再版、2008年台湾繁体版)、《人文科学导论》(“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台湾繁体版)、《心体与时间：20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9)。
内容介绍：
人文科学与现代性是中国现代转型期所进入的两个深层论域。但无论学理概念或意义评价，汉语学术思想界迄今仍缺少切实的界定梳理。本书对人文科学与现代性的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特别将这两个概念关联地构成相互阐释的论域。人文科学的独特职能只有在现代性背景下才能显示；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也只有在人文科学的框架中才能与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概念区别开来。本书选取这一关联域中有代表性的教育为主要内容，力求从学理源头为今日正在实践中的中国人文教育提供依据。本书作者是汉语学术界人文科学理论与现代性理论的代表性研究者之一，构成本书章节的文本选自作者近年来发表的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它们首次被整合进人文科学与现代性这一关联域，从而将获得新的阅读视野。
目录：
序言
上编 人文科学
“人文学科”、“人文主义”、“人文科学”
“人文”的科学性与现代性
“古今”先于“中西”
——中国传统人文观念的现代性阐释
汉语人文科学观念为何滞后百年
人文科学公理地位的建立
——李泽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转型
附：大英百科全书(15版)“人文学科”
《人文科学导论》台湾繁体版序言(2008)
对人文学术行政化之批评
中编现代性
“现代性”概念的外延
—— “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
“现代性”的内涵
——现代性与时间
匆忙与耽溺
——现代性心态悖论
附：《心体与时间》序
艺术传播的现代性机制及其限定
“现代性”观念的人文性及其运用于艺术研究的若干问题
现代性(modernity)与世俗性(secularity)
下编教育的人文精神
古典人文教育
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起源
附：与这个时代保持人文距离——答汕头大学记者
何谓“学院”——答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会《立报》记者
素质教育的人文性
通识教育的人文性
经典文本导读在现代大学人文学科教学中的地位
师范教育的人文性与专业—教育学双重性
知识分子的人文性
文化含义的自我牺牲与作为知识分子原型的巫
附：《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原版序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台湾繁体版序(2008)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增订版后记
人文精神团契与现代社会
附：孔门实乃教育团契：原始儒学团契传统与法住人文活动
学术与文化自觉
序 言：
人文科学与现代性是中国现代转型期所进入的两个深层论域，但无论学理概念或评价意义，汉语学术思想界迄今仍存在着较大分歧。例如，汉语学术界主流至今不愿采用“人文科学”一词，而坚持“人文学科”乃至“人文学”而回避“科学”一词。再如，“现代性”在中西文献中基本与“现代化”混淆使用，这便涉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分。因此从学理上切实梳理这些分歧，已是亟迫工作。就评价角度而言，表面上，自从1994年大陆思想界讨论“人文精神”以来，人文思潮的现实积极意义已成共识。但是，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成当务之急，此一形势下，对现代化反思性的人文科学与现代性理论，却可能被视为阻碍改革的“可疑”(一位著名思想界人士评语)思潮策源地。本书收入的汉语人文科学观念为何迟滞百年进入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思维及其表达式对独断论意识形态的实质性嬗变，这两个研究对回答上述疑问可能会有所帮助。此外，僵持于中西文化对立的模式、对中国传统文化人文主义特质非历史性的执着，对于此类思潮，人文科学与现代性的关联性研究，也有去魅意义。因此，本书主题在学院化概念理论背后，有着甚为迫切的现实问题意识。
人文科学与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关联地构成相互阐释的论域。人文科学的独特职能只有在现代性背景下才能显示；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也只有在人文科学框架中才能与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概念区别开来。本书选取这一关联域中代表性的教育为主要内容，力求从学理源头为今日正在实践中的中国人文教育提供依据。人文科学与现代性关联性研究对于教育的意义远超出狭义的人文主义教育流派。例如，人文知识分子作为人文科学与现代性结合的社会哲学概念，根本不曾进入现代教育目标，而这一目标对于现代化转型及其现代化目标来说，却正是重要的条件。此外，已濒于商业化的中国大学，无论就其历史或现状而言，都有必要接受大学现代性与人文性含义的启蒙教育。这同样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重要的条件。
上述内容构成本书篇章。文本选取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方向的研究成果。但本书又并非论文重印，不仅因为本书对原文本有重要修改(例如对于迄今仍然普遍混淆不清的“人文学科”与“人文科学”语义语用第一次重新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时期发表(或未发表)的论文与讲演，在人文科学与现代性这一关联域中首次被明确整合进一个深层而重大的背景，从而它们将获得新的阅读视野与角度。此外，作者荣幸获邀以这些成果加入“新人文丛书”。丛书所构成的中国思想群体身影，将使个体工作的意义彼此映射而汇入一个历史。因此，这些重新结集的文本已超出了每一个作者最初的声音。
与这个时代保持人文距离
——答汕头大学记者
审美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境界，美天然亲近善，因此我们会把它看作是道德接近的领域。尤西林就在这个和道德无限接近的领域。一般来说，审美经验越丰富的人，其道德观念就越清晰，因为他有健全的品味。在美学领域的研究使得尤西林和人文精神天然相联系了。
与尤西林的交谈是所有人文教授中最长的，他严谨，从来不用可能、大概等词句来概括。每一句话都干净、明晰，一板一眼，有如他穿着的那件灰色挺括的衬衣。有现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理性。
尤西林说他的生活是非常枯燥的，基本可说是一个书呆型的学者。毕竟丰富的阅读和研究是要大量全面丰富的生活作为代价来换取的。大学校园天然地让他与这个大众潮流的世俗文化保持距离，所以获得了这个时代一般人不容易获得的立场和眼光。
他说不会去否定现代社会，但是会不断地对它进行批评和反省，期望它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如果我具有人文知识分子的这种气质的话，需要对现代性现象本能地进行一种介入和批评。”所以他积极地介入这个社会，同时也保持着一个批评性的距离。
中国的伦理危机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自己研究的领域是美学，同时又进行宗教的研究，还有文艺学的研究，你是怎样完成这个身份的重叠的？
尤西林(以下简称尤)：这些专业看起来好像是从属不同学科，但是有相关学术经验的人可以看出其中的相通。我实际是关心这些学科的一个内在的相通，就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在传统上主要隶属宗教信仰。但是在我国缺少宗教文化信仰的文化中，主要是和审美还有一些道德伦理上的相关。蔡元培在他那个时代曾经代表性地提过一个说法，就是提议以美育代宗教。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意味着审美有一种向上的维度，一种神圣的维度。这样的一种关系使我能内在地进入宗教学的研究，同时也从事美学的研究。
我也关心当代人的一些文学艺术活动。因为文学艺术是作为审美的集中表现形态。在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发展之下，文化活动可以包含现代文化艺术和文学，因此我也会注意文化研究。这些东西在我这里其实是内在相通的，我也会注意他们现实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形态。比如当代中国人信仰状况的调查，我也做他们的口述史。我做这些工作实际上是为了探究当代中国人精神信仰层面上的状况。
理论和现实的研究，我都有一个基点，就是我们所身处的现代化转型的中国。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个很高的成就，特别是经济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个转型中出现了某种断裂或者说某种真空地带。表现为人们对一种终极性的精神信仰以及关怀削弱了。这种削弱主要表现在人们将金钱和物质财富的享受作为自己主要活动的目标。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幸福主义和快乐主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它在人类文化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比如说古代罗马，他们曾经在成为西方文明最高的代表的时候，在后期丧失了自己创造的活力，变成享乐主义的一个民族，这有力地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中国在殷商时期，殷纣王的所谓酒池肉林，他的享乐的花样其实并不逊于现代人。因此当代中国人要是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不能相应地解决自己精神信仰的问题，那么他们将来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使物质文明失去它深远的动力以及规律，变成了社会阶层集团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财富占有的争夺。这种争夺在今天已经转变成恶性后果。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转型的代价。我刚才所讲的精神文化的代价，它会体现在社会层面。比如说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还有社会伦理的破坏，这两个东西表面上都是软性的，但是实际上是中国需要几代人才能够恢复的，因而影响是深远的。
今天的中国表面上物质文明昌盛，但是支撑它内在的精神文化，不仅是相对滞后的，甚至可以说是倒退和落后的。很多人可能不能接受，认为我讲得过于严重。但是我宁可把这个问题强调出来。我所做的所有的工作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中国的现状。这些构成了我无论是宗教研究或者是审美文化的研究、艺术和文学的研究的基础和背景。我是随着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的关怀以及现实问题感进入不同的领域。我甚至还可能会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或者一些政治科学的领域。
记：刚才提到了当代人要在这种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解决自己精神信仰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人是没有自己的一个显性精神信仰的，大家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会不会因为他们缺少了这样一种信仰，使得道德有滑坡的现象？
尤：中国人早在殷周时期，特别是周以后就以伦理性的社会关系取代了人和神的关系，所以孔子才能把“仁”作为他的学说基点。他的基础就是中国农业宗法社会。这种社会势必要求伦理作为它从下到上的结构。因此，中国社会信仰的缺失，并没有失去社会整合的能力。它的社会人性的统合交给了伦理。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了特殊重要的地位。这和西方不大一样，在西方，伦理是低于宗教的。在中国由于没有一个显性的宗教，伦理就成为一个宗教性的规范。在古代，无论是贞洁观、忠孝观，个人的修养，包括20世纪以后，中国进入现代化，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对革命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认识观念，都被看成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非常重要的标志。
这样一个社会，是需要在现代化中发生转变的。他必须注重人和自然在物质生产中的关系，也就是大家熟悉的20世纪后半叶的改革。这个改革一方面是人们物质生产的活动得到了极大的调动，以及围绕它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制度和个人的民主关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伦理的约束，而又没有西方类型意义上的宗教作为它的后盾，或者说一个底线基础。
所以今天中国的伦理状况，以及伦理之外的普遍的精神、道德状况，都有深广的危险。无论是政治上腐败的高官，商业中的一些投机行为，还有民众中间一些实用和功利的心态都可以表明这一点。它的恶性发展使一些无恶不作的行为在当今社会中出现。重要的不是具体的人事，而是趋于全民性的非道德心态。因此我不把刑事犯罪仅仅看作一个社会问题，同时它也是伦理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的一个征兆。今天甚至出现了血亲之间的残杀，与皇权争夺厮杀不同，作为民众行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这表明了当代中国伦理危机的危险程度。
记：伦理严重滑坡的根源何在，是因为经济的发展，还是西方伦理对其有一定的冲击？
尤：刚才你也提到了，伦理的状况是否由宗教来决定的问题。在西方是这样，在周代以前的中国也是这样。比如周公制礼做乐，他本身是从敬天这样的古代宗教转化过来的，通过礼和乐来承担宗教对天至上神的这样一个崇拜，但是中国的至上神最后转变为祖先神，直接导致了伦理本位。
这样的一个削弱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中国的伦理危机的渊源，我不敢说。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伦理是非常强大的，这种伦理强大表明它无需要宗教做后盾，仍然可以支持自己，当然它有一些负面的问题，也很严重。大家都知道清代的时候戴震就说过以理杀人，就是说的伦理可以迫害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针对这方面发起了非常激进的批判，也都是这个方向的思考。今天中国伦理的衰败，我们怎么解释？我想我们显然不能直接说成是经济发展的后果。因为经济发展之下，它要求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更加理性，具有公民的道德，应该是对道德有促进作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由于在市场经济之下，它是私人财产的本位，对个人的人生观实际上起了一个塑造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私有财产的积累和追求是会导致人的一种享乐和占有的观念，但是又不尽然。
我们并不是说西方有多好，但我关注一切可以成为中国积极资源的东西。西方占有财富可以在宗教的背景之下，是他们把积累财富纳入自己救赎的条件。这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激励。同时他们对于财产的非私人化的转变，不仅仅是指捐赠和慈善的活动，也包括他们的财产更多地交给社会体制性的经理阶层理性管理。这个和我们当代在中国看到暴发户将所得财富作为个人享乐是迥然不同的，这里显然有着宗教信仰有无的不同。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想说解决中国当前伦理问题就一定要回到西方宗教上。
第一，不可能。宗教不是人们从自己的需要人为设计的对象，它是在非常漫长的特定历史时期(所谓“轴心期”)逐渐积累起来的，是一种文化遗产，不是人类能够制造出来的。宗教在古代社会的出现，并不是古代人自己创造的，而是当时的生产和文化形态的一种天然的结果。这个结果留给现代人，一开始和现代化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它是逐渐得到现代化的洗礼(基督教是其中的典型)，然后才逐渐变成现代化一个积极的资源。今天在这种情况下把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产物通过我们的理性设计出来，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宗教对于伦理的一些积极意义对中国来说不仅是没有传统资源，而且我们实际上在其他文化的传统中，也可以找到伦理建设的资源，比如说共产主义。它曾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人们思想伦理的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个时候的人可以是清廉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伦理化的。
这样的关系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在宗教之外寻找新的伦理建设的资源。因此我会注意古代文化中的伦理资源，比如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它在今天怎样转化为现代的人积极的现代文化价值。
另外我也会注意最切近我们历史时期的一个道德资源。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批判性的校正。它在19到20世纪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并不表明我们需要完全抛弃，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种批评、反省、清理，然后吸取它合理的资源。之所以要这么强调是因为它在中国是一个还保留着它的影响的最切近的资源。比如说，其中共产主义讲的男女平等的同志关系，至今仍是一个很新的、非常高的现代伦理形态，这种形态不是在宗教中，它在共产主义的文化背景中反倒有很重要的影响。
除了这些以外，民间的一些下层文化，也有它的一些伦理的基础，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怎样生存和发展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进入民间信仰、社会宗教文化的研究。我不放过任何在今天能供我们重新建设中国精神信仰的资源。只要它有资源意义，我都会去关心它。
社会需要知识分子的关怀
记：你曾经说过，中国不存在真正独立的人文精神。你对中国的人文精神真的抱着这么悲观的态度吗？
尤：我这里讲的人文精神是一种独立于权力、独立于世俗的精神力量。具有超越性的价值、操守和理念这样的一个社会阶层，这样的一个阶层，我把他们叫作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所坚持的精神，我把它叫作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在现代的西方社会是从宗教转化而来的。我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大学就是从修道院转变过来的。由于有这样的一个精神，这个精神不是人为制造的，它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历史磨炼积累产生的，所以它有这个基础。那么中国在古代社会也不是没有这样的精神信仰。儒家文化它有负面的一面，但是也有非常向上的一面。这一面，我也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古代形态。
但是在现代，这些资源无论是古代的儒家还是共产主义的文化都遭到了重大的挫折。你们年轻人如果读过一些小说，比如陈忠实写的《白鹿原》，就会看到中国传统儒家精神和道德以及支撑它的结构，比如乡绅制度是如何被19到20世纪这样一个社会变革摧毁的。摧毁以后，留下的是一种新的道德领域。人们会引入新的信仰，比如共产主义信仰。但是这个信仰在20世纪后半期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今天对它的反省和分析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独立的人文精神是不存在的，我实际上是在强调一个反省和批判的态度。因为中国传统中缺乏绝对的信仰性的维度。我们的道义价值或者人生的终极信仰价值都是和这样不够纯粹的传统或者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会造成它的软弱或者相对主义。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人文精神往往就会转变成权力的幕僚，或者有钱人的附庸，所谓策划，等等。事实上，无论是世俗政治权力，或者财富的拥有者，他们本身都不拥有一个对于他们自己活动的终极价值的独立解释权。这个独立解释实际上超出他们活动的。他们也需要这样独立的解释才能提升自己。因此在西方，权利与财富对信仰精神仍然保持着敬意。因为这点我才强调，中国不存在独立的人文精神。在相对意义上，或者在吸收和挖掘资源的意义上，当然也是有人文精神的。
记：刚才说到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似乎更加强调他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可否详细阐释一下？
尤：知识分子的概念长期以来是一个社会学的分类，静态地标志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程度。但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带有人文哲学的定位。它指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企业家以及普通的民众形成交往的社会中，需要有一个从精神上、具体活动的监察上，对他们的精神进行哺育和鼓动。这些都需要有一批人去关心、承担。这批人我们叫作知识分子。比如说，法国拿破仑战争之后，普法战争时期出现了德雷福斯案件，这桩冤案受到以左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士的抗议。他们这一批抗议的人被叫作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就是指，他们关心社会的法制、民主、自由以及根本的价值和道德准则。这样一个正义的道德准则的关心，实际上也是法兰西共和国现代社会政府所需要的。
政治权利的处境，腐败是自然的趋势。遏制它不仅需要制度，还需要支撑制度的精神及其骨干成员。需要有一些人超出这些权力，对他们进行批判和监督。知识分子在这里代表的是不同于有形国家的社会。社会这个概念是和知识分子密切相关的，古代中国称之为“天下”，它有神圣性。知识分子的依托体不是政府而是社会。社会是大社会，政府是小政府，小政府是大社会中的一个环节，它需要社会良心的代言人来进行监督和守护。因此我们对知识分子在现代的理解更应该侧重于我说的这个方面。
当然这样的一种活动是和人的受教育程度成正相关的，并不意味着知识越多就是知识分子。有一些人把知识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而丧失了我所说的社会关怀。这种意义上的专家学者，我们甚至不能把他叫作知识分子。韦伯说专家无灵魂，指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人。
大学就是人文精神
记：大学人文可以说是一个被创造的词汇，说了那么多关于人文精神的东西，回过头来，你是怎样来看待大学人文的？
尤：大学本来就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我在我的《大学人文精神的信仰渊源》上说到，西方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学起源于一种宗教的背景，那就是修道院。但是宗教由于把自己信仰的功能知识化、人文化，而不是以神为本位，实际上这种信仰精神就转化为人文精神。就是指把人的理念作为一切活动最高的目标。这样的一个精神在大学里是以知识的追求来体现的。这一点不是传统的基督教所追求的，因为信仰是高过知识的。但是在大学里知识的追求是和信仰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它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根本性的原理(真理)，因而大学成为科学发明的源泉。另外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文道义价值，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正、民主，大学又是策源地。它所教育的大学生就是在这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培养，一个就是对知识原理的追求，一个就是道义价值的坚守。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品质。
因此大学是现代人文精神制度性建设和生产的母体。所以大学和人文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University本来的意义是行会，但是它不同于一般职业行会，而是公共行会，即“大行会”，它变成人文再生产的一个机制实体。
记：那会不会在现代社会的压力下，你所说的这种大学服务的精神已经被扭曲了呢？
尤：那是。今天的市场化已经在压迫大学俯就市场的现实功利。比如说提供对策性的研究，或者具有技术转化意义的研究。这些当然是大学非常重要的功能，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大学服务社会已经变成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这样的服务不能削弱或动摇大学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基本方面的功能。那就是它为一个社会提供终极的道义价值的培养，同时对于技术性的生产原理进行创新性的发明和研究。这两个方面都不是社会生产和活动的第一线的普通人所能承担的。无论是官员还是商人都没有力量承担，因此他们把自己这样的需要托付给了大学，通过税收的转变来支持大学做这些研究和培养一些人来为社会提供最深刻的支持。
记：你是怎样看待当代大学生们的精神世界的？
尤：这一代大学生，坦白地说我对他们的了解是不够的。我对他们粗浅的印象是他们更加自由，更加不受拘束也更加多元，这是我这一代人缺失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容易受到某种模式的影响。只不过这个模式不是过去时代的革命模式、共产主义模式或者古代的儒家模式，而是现代流行文化模式。这些流行文化，被80以后的青年人看作是一种时尚加以追随，然后被它们塑造、同化。他们的服饰穿戴、语言包括语调和细节都是具有模式化的形象。
这点让我感到忧虑，说明他们同样也面临着批判性的反省问题，就是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也需要抽身反省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分不开的。如果有人文精神，他应该和自己活动的时代能够更自觉地保持距离，可以保持积极地介入，同时也有一个批评性的距离。但是今天我看到大部分的青年人，是被网络文化、大众传媒文化、影视文化所塑造。而且这种塑造力之强和深入，在我看来并不亚于过去极左革命时代它的力量。
记者是与公共精神天然结合的职业
记：你觉得在新闻学院的这些准记者中进行人文教育的意义何在？
尤：新闻的从业人员是现代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的一类。这类人一方面是代表社会公共领域最集中的、第一线的活动者。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明白公共性和现代性的关系。现代的公共精神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乃至就是他们从业的第一职业精神。没有现代的公共精神，他们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技术性的。比如说做一些花边新闻的采访报道，或者作为市民娱乐的这样一些廉价作品的编辑和写作，或者是作为一般消息沟通的发布者。
我们刚才说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公共社会的形成。它要求不仅是政府作为执政方面去操作运行，而且也要求市民以公共社会的公民的身份去从事这样的一种活动，所有的活动无论是制度的行政行为或者市民在自己职业上的活动，都需要一个更包容更整体的眼光。这个眼光就是如何反映他们整体上的联系和完整性。这个超出政府部门的职能，实际上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工作。这个工作在职业定位上是和新闻和大众传媒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新闻和大众传媒就是自己的工作和公共精神天然结合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这批人他们所承担的工作是将公共领域活动的情况作真实的、及时的报道，同时在报道中不仅是消息的发布，而是包含着监督、催促乃至批判的责任。政府部门本身工作的对象是有局限性的，它需要新闻部门提供事件以及公共时间运作的状况。记者在这种意义上就代表一个社会的良心以及社会最高的公共眼光。正因为这样，记者在西方素有无冕之王的美称。他并没有行政意义上的一个最高权力，但是却具有最高的公共权威性。
新闻在现代社会应该独立于任何利益集团，包括权力和财富，应当是高度的公正。正因为这样它符合大学的培养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从业人员必须接受的是人文的教育。没有人文教育，仅仅是进行采访的技术或者摄影编辑报道的训练，它所培养的只是一些技术性人才，并不是我们期待的具有高度公共精神的知识分子。
我们从本来的意义上来说，一切新闻从业者都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对公共的关心。但是很多人只是在技术的意义上从事这个工作，他们甚至把自己职业的权利作为和财富权力交换的资本。我们可以看到新闻记者的发展史是伴随着公共社会的产生发展而形成的。他们实际上是现代化的公共社会结构至关重要的部分，也是集中体现公共性的部分。有些记者为了采访重要事件，甚至在生命受到威胁的状况下坚持他们的采访报道，一如古代秉笔实录的史官。这些说明记者这个行业确实是我所说的代表社会良心的人文精神知识分子，记者职业中包含着极为崇高的性质。
正因为这样，汕头大学新闻学院把人文素质角度纳入自己的教育体系是具有非常深远的眼光的。我只是认为不仅仅是进行人文感情上的精神熏陶，而且特别建议你们多读历史，多读现代公共社会和公共性结构社会学及哲学方面的书。你们读了这些书就会知道第一批记者，以及第一批报业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功能定位是什么。
现代公共性问题在政治哲学上是一个重大的前沿问题(而今天中国思想界恰恰未能有力地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说针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现代社会的共和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它们都是和新闻记者的职业有密切关系的。通过知道这些，才能知道现在依托的一个职业是什么样的社会定位，然后在这个社会定位的基础上，才能实实在在升华出人文精神。因为人文精神不仅仅是情感性的，还有非常强大的理性和认识、价值和道义立场，不能只是一种对人的感染，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是不可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