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新版)
作者：章含之 著 洪晃 图说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6月
书号：978-7-5063-5347-2
定价：39.00元
作者简介：
章含之
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女儿，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新中国第一代翻译家和外交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35年生于上海。20世纪70年代初，她参加了中美建交会谈，并参与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的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章含之同她的丈夫乔冠华(中国前外交部长)一起，曾活跃在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上。她是1971年中国首次参加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1973—1975年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副代表之一。此外，她还参加了中国同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会谈。20世纪80年代以来，章含之积极投身于促进中国在农村发展和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组织过多次国际性会议及国际研讨会。
已出版《我与乔冠华》《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忆主席、忆父亲、忆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等著作。
内容介绍：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新版)是章含之迄今最完整版的回忆录。
此新版很多照片是首次公开发表，图说均由洪晃亲笔撰写。
章含之——章士钊之女、乔冠华的妻子、新中国第一代翻译家和外交官。史家胡同51号，因着它的几位主人而著名。他们的荣耀与屈辱，连同四合院曾经的“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一起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阴晴变幻，共和国岁月的悲欢离合、人生的起起伏伏……
章含之，从毛主席的英语教师到外交部翻译，从亚洲司副司长到外交部部长夫人，其间卷入并见证了多少政治风云。这位美丽、优雅的名门女子曾梦想做一名话剧演员，却万没想到，自己会被置于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演绎悲欢起伏的传奇人生。
章含之同乔冠华，曾活跃在联合国的外交历史舞台上，见证了中国外交史上辉煌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她用自己特殊的经历记录了章士钊、乔冠华的精神世界，忠实记录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风云，讲述大红门里三代人的恩爱情仇。
目录：
(前言)史家胡同51号 |1
旧版序 |5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1
那随风飘去的岁月 |11
一、难忘的一号楼 |12
二、风暴的前夜 |16
三、荒唐岁月 |24
四、逼上梁山 |34
五、秀才与大兵 |38
六、告别校园 |49
十年风雨情 |57
序 花魂 树魂 |58
一 天上人间——诀别 |60
最后的中秋夜 |60
乔木的唁电 |63
与陈老总的情谊 |64
黄浦江畔的追思 |67
二 相识相知 |67
小店偶遇 |67
傲慢与偏见 |69
心的感应 |74
毛主席批评我没出息 |76
爱的萌芽 |78
三 相爱何难 |80
理智与情感 |80
心的承诺 |84
毛主席的佳句 |87
父亲长逝 |89
扑朔迷离的政治 |94
爱情的归宿 |98
四 十年风雨 |102
在小平同志领导下 |102
山雨欲来 |107
送总理最后一程 |109
灾难的前夜 |114
虔诚与毁灭 |118
五 魂已断、梦相随 |121
飞飞与陈白露 |123
最后的日子 |124
世上还有真情在 |126
回归大地 |130
故乡行 |133
谁说草木不通情 |147
前记 |148
老梨树的故事 |151
柿子树的故事 |154
后记 |157
昨日旧事残梦 |159
一 走进外交部大楼 |160
二 改变世界的七日 |166
三 和元首们在一起 |178
四 坐在中国席位上 |185
五 残梦、旧事 |194
青桐、秋桐与孤桐——忆父亲 |199
跨越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三个时代的历史人物 |201
严词拒绝日伪劝诱，秘密去重庆 |202
父亲的三位夫人 |203
抗战胜利后父亲在上海当律师 |204
索求“墨宝”的宣纸堆成小丘 |206
致力于和谈，劝程潜起义 |207
迁居北京 |210
“一生要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 |213
同鲁迅先生之间的历史公案 |215
父亲赞成我学外语 |218
1957年，父亲诚恳地发言…… |220
小外孙女给了他欢乐 |221
毛主席对我父亲的评价 |223
《苏报》案 |224
毛主席“还债十年”的故事 |226
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父亲写了一个“走”字 |228
周总理向父亲赠房 |229
荒唐岁月的荒唐事 |230
给毛主席写信！ |233
“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 |234
营救李大钊，为陈独秀辩护 |238
《柳文指要》出版的前前后后 |239
周总理把《柳文指要》送给了美国人 |24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45
我眼中的毛主席 |249
跟老乔聊天 |273
精彩内容节选：
二
对于父亲和我们全家来说，史家胡同这所四合院才使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父亲生前常对我说：“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他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经手过的钱财不可谓不多。然而，他乐善好施，没有给自己置一分地，买一幢房，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上海住的两处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让出一部分给我们安身的。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父亲常说的还有一句话：“我这一生，从无财富，但又从不缺钱。”而别人给了他钱，他又转手去给比他更需要钱的人。解放后，许多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有了收入，都很拮据。他们来找父亲，父亲总是接济他们。为这事，母亲没有少唠叨抱怨。有时，父亲实在没钱了，就写信给周总理、毛主席请政府解决。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感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
所以，这51号的四合院，当初送给父亲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他们知道父亲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总理到东四八条54号去看望父亲。这时，总理才知道解放后十年，我们一家一直借住在父亲的老友、曾任袁世凯内务大臣的朱启钤老先生的私宅后院。我们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整整十年，父亲从未向政府开口要过住房。总理那次见到父亲拥挤不堪的书房兼客厅，感到十分吃惊，他连声自责，说对父亲没有关心到，这么多年，竟让父亲借居友人家中。回去后，总理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国务院管理局为父亲找一个四合院住宅。本来，许多高级干部当时的宿舍都是四合院。但在母亲选定51号院之后，周总理又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他请示了毛主席，这房子是送给父亲的，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帮助和合作。父亲去世后，在北京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对我的香港回来的继母和美国回来的妹妹说51号院永远是父亲和他亲属的家。
其实，我当年和母亲一样并不大喜欢四合院。我在上海出生、长大，我更喜欢上海那些带花园的西式洋楼。我总觉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里面似乎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四合院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从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经过寒气袭人的院子。厨房那么远，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凉了一半。记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饭，彭阿姨炖了一大砂锅上海“全家福”—— 一只整鸡、一个蹄髈、一块火腿。在端着砂锅走过院子时，因为砂锅从火上刚取下，而当年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寒冷，这一冷一热，砂锅的底掉了，全鸡、蹄髈和火腿撒了一地。弄得这除夕夜很扫兴。
但是这四合院毕竟是个家！尤其是在女儿妞妞出生之后，这偌大的院子里平添了无限的乐趣。我一生中给父母亲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这个小生命。搬进四合院时，父亲已是八十高龄，解放后，他的生活变得很简朴、单调，昔日在上海的那许多应酬都没有了，父亲除了出去开开会，偶尔会会友之外，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写他的《柳文指要》。他在这大大的宽敞的四合院里很舒适、很满足，真是过着他一生从未享受过的安宁。而妞妞的出生又为他的平静生活增添了极大的快乐。他和母亲对妞妞远远胜过了在我幼年、童年时代对我的关怀，那几乎是一种惯宠。不论妞妞犯多大“错误”，他们都能容忍。
对于我来说，这个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温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怕的岁月。那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许回家。家，这时成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守着年迈、祥和的父母，看着尚不谙世事的妞妞撒欢满院子奔跑，我真希望时光停止，再不往前，让我永远忘却外面疯狂的世界，让我停留在这充满人情、人性的四合院里，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经作出过多少奉献，而如今却是充满敌意的校园。
父亲在这个四合院里平平静静地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完成了最后的著作《柳文指要》。可惜他未能在这四合院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1973年5月，父亲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受命于毛主席，在九十二岁高龄时，远赴香港。我和大哥章可以及妞妞送他到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思，安排一架专机送父亲前往。但是父亲毕竟高龄，到香港很不适应那里潮湿的气候，在我送父亲到香港后回北京前一天去看望他时，我已感到父亲想念他的四合院，希望早日回到他四合院的家了。那天下午，他显得有点伤感，拉着我的手说：“回去报告总理，我已经开始会晤台湾方面的朋友了。我尽快做完这些事，回北京。你转告总理，早点派飞机来接我回去。”父亲去香港是当时毛主席的一个惊人之举。九十二岁的“和平老人”(父亲1948年曾作为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前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议和，未果)以探亲名义去香港，中国政府却派出专机护送到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架降落在启德机场的中国飞机。可惜，父亲没有能等到总理派专机接他的那一天。6月29日，我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传达总理指示，说父亲在香港病倒，叫我立即准备随周总理指派的医疗小组乘专机去香港，接父亲回北京。当时决定7月2日启程，外交部已根据总理指示，发了紧急照会给当时的英国代办处，申请专机降落及人员入港签证。但是，就在7月1日凌晨二时左右，冠华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值班室接总理办公室电话，父亲已在香港病故。他终于没有能回到他眷恋的四合院。
三
51号院真正成为我自己的家是在冠华搬进来之后。还记得我们的爱情所面临的最早一次考验就发生在这四合院前院的传达室里。那是1973年5月，父亲去香港之后，国务院管理局决定趁父亲在香港，对四合院进行一次大修，等父亲回京，可以住上新装修过的房子。我暂时在前院传达室安身。那时，我和冠华正在恋爱。他工作之余来看我，我们就在那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长谈，相互间超越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感情上达到了完全的融合。我至今还常常回忆起在那简朴、拥挤的前院小屋中那些纯真的时刻。就在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冠华从部里下班后急匆匆到我的传达室住处看我。他从来没有在中午来过，因为他一天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外交活动，所以回报房胡同家里吃完午饭都要休息片刻。这一天，冠华神情慌张地进了我的传达室，我知道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冠华说，上午开党组会，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长)传达说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议第一个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师”去加拿大。我第一次看到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一般都是充满自信的，而此时他却不知所措，问我怎么办。我几乎未假思索地对他说既然我承诺了对他的爱，我不会改变。他需要我，我会留在他身边。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可那是主席的决定呀！”我说由我来向主席报告吧。我知道在那个年月，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我故作轻松地对冠华说：“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但是我们两人都笑不起来。后来，我向毛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但我知道他不高兴。一年之后的一天，在见完外宾之后，毛主席叫我随他到工作人员使用的休息室，他激动地对我说：“你不听我的话，你的心里没有我！”我紧张得不知怎样回答，后来我说：“主席，你这样说，我承担不起！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里敢心中没有你！”毛主席没有说他为什么生我的气，但我猜那是我违抗他的指示，没有去当新中国第一个女大使！
有时候，我想起这风风雨雨的二十多年时，心里也有些茫然。当初，我在这前院传达室做出不去出任女大使，留下来同冠华结婚这个不假思索的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事隔二十多年之后，我也仍然没有后悔。但是，我又禁不住感叹命运的捉弄。我假若当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了加拿大，后来的命运肯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今天的我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不会经历后来的那许许多多的磨难和痛苦。说不定冠华的命运也不会那么惨烈！我隐隐约约地有种感觉，他后来的厄运，在庄严的人大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生前曾严厉批评他的指示，似乎多多少少和当年我们的叛逆是有点关系的。岁月流逝，二十五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如今只留下前院传达室这无言的证人，证实着又一幕人间演绎着的为了爱情付出沉重代价的故事。
冠华是个极爱自然与空间的人，他对天、地、日、月、树木、花草，都会很动感情。他还特别喜爱月亮，尤其是那一弯新月，简直令他如醉如痴。所以，从报房胡同的三楼单元房搬进我家宽宽大大的四合院，有了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花草树木，冠华简直是欣喜若狂。他只要有一点空闲，就会在院子里散步，抚摸着一棵棵的树，端详着一朵朵的花。他喜欢玫瑰和月季。我们在北屋房前，开出两块土地，种上月季花，西边那一块种了一枝“山东大白”。那是一种爬藤的大月季，越长越高，爬满了我们搭的架子。春天来临时，它开的花足有百朵以上。“山东大白”正在冠华的书房外面，形成了一片花的围帘，遮住书房的玻璃窗，真的是很美。
从初夏到深秋，我们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时间久了，冠华统计出，走一圈院子是八十步。在银色的月光下，冠华几乎是与白昼里全然不同的一个人。他没有了好胜雄辩的气势，脸上常常有一丝淡淡的伤感。我常常想，不知道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在他所经历的无数外交场合，他都是那样亢奋，那样充满激情，那样豪放。他的仰头大笑的照片被认为是他性格的代表作，曾获国际新闻奖。然而，又有几个人看到过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乔冠华？！他是那样沉静，那样柔和，而且那样的忧伤。这时的乔冠华，只有这深深的四合院与我一起陪伴着他，聆听着他倾吐内心的感叹。
在冠华1982年癌症复发之后，他和我心里都非常清楚死神正一步步逼近。我时时可以感觉到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我们这个家的无限深情。我每次从家里取东西回病房，他总要问这院中的每一件事的细节。春天时，我把第一批盛开的那几朵月季花剪下来送到他病床前，他会久久地看着这些花，爱不释手。秋天，我又把我们窗前的并蒂柿送到他面前……
1982年底，冠华虽然以其惊人的毅力暂时战胜了死神，但是我和他都清楚那只是短暂的抑制。这时候，我和他不约而同地想到我们应当回到我们的四合院里去。我们都不说为什么要回去，但我们心里都明白，那是我们最后一段能够在自己的四合院中相依相伴的日子。于是，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了5l号院。冠华在那里度过了最后一个春天和夏天。除了下雨，我们天天夜晚在院中散步，要把这每一分、每一秒永恒地刻在我们心上。
冠华一直在我们的四合院中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这年的9月2日，他开始大口吐血。直到此时，我才陪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十九天后，他带着无限的未了之情离开了这个世界。
前言 史家胡同51号
洪晃
我的关于过年的所有记忆，都在史家胡同51号。
小的时候，过年真是非常快乐的事情，那时候物资缺乏，我们都拿着每年有配额的小本本，跟着大人的屁股后面去买几斤花生，几斤瓜子。因为每家都有限量，所以我们都很小心，那时候买东西都自己带网兜，里面衬一个塑料口袋，我们回家的时候，都把装满花生瓜子的网兜抱在怀里，哪怕一粒都不能掉。
我外公在的时候，过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师椅后面看所有来拜年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个老头，像电影里面的地主，穿着大马褂，外面还有个棉背心，头上顶着瓜皮帽，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老爷子印象特别深，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学者，“文革”的时候被斗死了。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我的干妈，小时候我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干妈姓周，她每次来拜年都要带好多好多衣服，每件都是她亲手给我做的。她就是个上海太太，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那时候就她的花样经多，烫了个蜜蜂窝的高高的头发，穿着很紧身的花棉袄，一扭一扭地走到外公面前说：“章老爷子，晚辈给你拜年了。”每次我干妈这身打扮都能把外公逗笑了。大概解放后这种女人实在太少见了。
“文革”的时候，史家胡同51号是最热闹的，这里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大部分是我爸爸家的人，有我小叔叔，北大一个数学系的高才生，学校武斗了，他就躲在51号陪我外公聊天，给我讲小人国的故事。我六岁那年，大人允许我和他们一起熬夜，我就逼着小叔叔给我讲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到他讲着讲着自己睡着了。后来，小叔叔被分配到贵州去了，他是老三届，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不让他去，好像都不行，因为他大学毕业了，要服从分配。小叔叔从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阴天，我跟着他屁股后面哭哭啼啼的，拉着他的衣服边儿。他昂首挺胸，背着一个军书包，我爸爸走在他旁边，帮他拎着一个旅行袋，不时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两句。我们就这样从史家胡同51号走到北京火车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来越冷清、凄凉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后过世的，所以那年的春节，可怜的外公一个人躺在床上，只有阿姨给他端点年夜饭，其他人都到医院里去陪外婆了。年三十那天，外婆精神非常好，年夜饭的年糕还吃了不少，大家都觉得她也许马上就能回家了，结果没几天，人就没了。大夫说，年三十晚上是回光返照，说老人走之前经常会有一天特别好，为了和亲人最后聚一下。那天晚上，医院破例让我们在外婆的病房里支了一个她最喜欢吃的菊花锅。
外婆走了之后我也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平常就我外公一个人在家，一定非常寂寞。之后，外公身体不好，记得那时候基本上是在北京的医院过年，我们做好了饭菜，拿棉被包好，带到医院病房和外公一起吃年夜饭。我那时候很胖，但是巨能吃，家里人都不许我吃，只有外公，躺在病床上说：“让妞妞吃嘛！”
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国，史家胡同51号院就成了乔部长的家。据说那些年间的春节，51号又热闹起来，回到我小时候那种气象，来拜年的能踩破门槛。那年头没有大款和老板，所以部长是非常值钱的，不像现在，说什么北京的部长能拿箩筐装。但是那几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经回来休假，可以体会当时史家胡同51号的盛况。我家旁边的55号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从那院儿里出来一个阿姨，手里拎着一筐苹果，冲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苹果给我，嘴里说着：“问你妈妈好，问乔部长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号过了我这辈子最惨的一个春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的部长被撤职了，他和我妈妈都被隔离审查，就是现在的双规。我妈妈被关在老外交部楼里一个储藏室里面，乔冠华被一个12人的学习班关在史家胡同后院，我从半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整个“四人帮”爪牙的后代。春节前，驻联合国的使馆把我们从美国人家招回来，告诉我们一周内回国，我知道是因为我家里出事情了，其他四个孩子多少是陪我回去，因为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学习还没有结束。我们春节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没有让我去找我父亲，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机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住，让我也好好交代问题。回来以后他们轮流找我谈话，问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这绝对不是我犟嘴，或者有斗争意识，只是我那时候是个 16岁的美国孩子，除了觉得这些大人完全像美国电影里欺负人的恶霸，对其他事情都毫无概念。后来，这些问话就越来越不友好，再后来，干脆把我外公的图章、烟枪、部分书画，我妈妈的照相机、录音机都摆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收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还给我们。这天是1978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九。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跟学习班的人要求去见我父亲，他们笑嘻嘻地说：去吧，去吧，随便去。你又没被隔离。我问他们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哈哈大笑，说：你还以为你是高干子弟，我们得替你找你爸！之后，乔冠华带来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买点虾，她说不管怎么样，是过年，她想给乔部长做点好吃的。再说，作为黑帮子弟，我也应该学会干点活儿。
我拿着供应本跑到东单菜市场，已经快关门了。但是还是买到了点虾。走到家，大红门关着，我使劲按铃，就是没人开门，我开始喊，还是没人。我突然意识到，也许黑帮子女在大年三十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冻死在门洞里。我开始真的害怕了，坐在门墩上开始嚎啕大哭。最后是邻居杜大妈救了我，看见我哭，把我拽到他们家去过的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妈和她一家给我讲了乔冠华是部长的时候，51号有多少人来拜年，“多得吓人，比你外公在的时候多！”杜大妈说，“那好日子你可没赶上。”春节过了以后，我决定自己去找我父亲，或者干脆搬到杜大妈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从51号出来，真的没感觉我还会回来。胡同里，我又碰到那位苹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吐沫，恶狠狠地说：“四人帮爪牙！”我的吃惊和半年前她塞我苹果的时候没什么不同。我开始长大了，开始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政治。
1979年春节前，我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办公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外交部的，找我。我两年没有回51号，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来往。所以对这个阿姨我态度很坏。她却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妈回家了，乔伯伯也在家，快过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谁？”我问她。“我是你妈妈学习班的，看她的。但是现在我们俩是好朋友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马上回去，缓了两天，心情很复杂。后来那个阿姨又来了，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妈难受死了，以为你不认她了，要和她划清界限。听到这个我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节我们又是在史家胡同51号过的，那年特别热闹，因为我妈妈刚被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决定要好好过。我舅舅一家过来了，带着我的表哥和表妹，我们买了很多鞭炮，说要把外交部学习班的晦气用鞭炮赶走。几个小孩对东西的贵重毫无概念，拿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盘子放鞭炮，结果一个火花进了盘子，里面所有的鞭炮和盘子一起炸得粉碎。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没有骂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给乔冠华的礼物，是水晶的。
妈妈放出来之后，我只在51号住了两年，就又自费出国上大学了。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我妈妈还挺不高兴，一是我爸爸联系的，二是她觉得我应该上个好学校。可是我当时男朋友在美国，所以怎么可能听妈妈的劝，再等等出国，火急火燎地走了。
这一走就是五年，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乔冠华去世了，我妈妈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纽约时报》上看见的。我往51号打电话，没人接，怕妈妈想不开，出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去南方在黄宗英阿姨家住了一阵子，51号对她来说也是很伤心的地方。
1985年，我读完大学，回来替外国公司做事情，又搬回51号陪妈妈住。那时候过年没有什么特殊的，只是亲戚朋友一起吃年夜饭，我家的菊花锅是每年都点的。大概最热闹的一年是2003年，那年我们答应了宁瀛导演，利用过年放假在我家拍了电影《无穷动》，这个年可以说是彻底没过，工作来着。但是也是我们为51号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留下了大量的影像素材。
两年前，我妈妈也在春节前过世了，我的朋友把我拉到海南过的春节，我当时非要抱着骨灰一起去，被朋友劝下。那年的春节，51号院里只有妈妈了。
我妈妈一直说，51号院也就到她这一代，我从小就走出去了，不属于这个院子了。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不属于史家胡同51号，它也不属于我。2010年的春节，我大概就是在准备和外交部打官司了，这也是我和这个院子最后的瓜葛。
这个官司不是因为我想留在院子里，而是因为我不想在和外交部谈定搬迁条件之前搬出四合院。我的朋友们都说我太轻易就放弃了这么好一个四合院，其中一个懂房地产的跟我数着手指头说：“估价得两个亿啊，你想好了。”
我这几天总是在想，搬出来完了，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我的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而我不想让我自己变成那个送我苹果的阿姨，我不想得到一个四合院，或者一个大一点的公寓，但是却让我的灵魂变成一个废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