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同代人》
作者：董启章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2月
书号：978-7-5063-5861-3
定价：29.00元
作者简介：
董启章，一九六七年生于香港。一九八九年于香港大学英文及比较文学系毕业，一九九四年获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哲学硕士，一直从事写作及兼职教学。已出版作品有小说《双身》、《体育时期》、《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物种始源·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等，游记《东京·丰饶之海·奥多摩》，评论集《同代人》，编著及合著文学阅读集有《说书人——阅读与评论合集》、《讲话文章——访问、阅读十位香港作家》、《讲话文章II——香港青年作家访谈与评介》。
一九九四年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一九九五年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一九九七年获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奖新秀奖，二零零六年凭《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获第一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二零零八年凭《时间繁史。哑瓷之光》获第二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二零零九年获香港艺术发展局年度艺术家奖(文学艺术)。
内容介绍：
华语世界最具创造力的作家、香港作家董启章的随笔集。本书由三部分组成：出版于1998年7月的《同代人》、出版于2009年的《致同代人》第三部分以及董其他涉及创作体会、文学思考、香港生活的随笔文字。
董启章以作家的本色，从文学延展，由香港出发，对当代文学与文字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回答。尤其是第二部分《致同代人》，作者以书信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向文坛前辈、同辈、晚辈写信，在闲言絮语中，谈及文学种种，可谓一个作家的心灵道白。
目 录：
序：答同代人
一、同代人
文类与秩序
文类与书写形式
“文类小说”的可能性
人类的家畜化
人类中心的动物书写
残障文学。文学化的残障
“得奖文学”的测试作用
传媒观察与观察“传媒”
词典是谁的工具？
工具。技术.意识
多种历史 / histories
延续性史观的偏差
香港史的断裂性
冲突与共融
香港神话的双向论述
为镜头加上嘴巴
香港制造
制造香港
心灵是由甚么材料做成的？(上)
心灵是由甚么材料做成的？(下)
EQ的伪心理修辞学
“文化现场”在哪里？
谎言的真理
同其异
异其同
“纪念”的价值
设计的发现与期盼
书是不是商品？
图书馆与文化空间
图书馆卖的是甚么菜？
假“私”济“公”
“生活”的迷思
“生活”在何方？
成己达人
独善与兼济
文学的边界
“严肃”与“通俗”的区分
殿堂在他方
文学千年
文学歧路
文学书写
造作的艺术
极端的艺术
节制的艺术
书的拯救
评论之罪(兼谈《博物馆》)
评论的欲望(兼谈《欲望肚脐眼》)
拯救还是帮助。九七年。玫瑰念珠
二、致同代人
首先让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独裁者
分别只是，大独白和小独白
真对话和假对话
前卫就等于反权威吗？
不是一句回归现实就可以
当战斗已经变成虚无
开放的游戏和封闭的游戏
写实主义如何失丧真实
想象力就是同情的同义词
理念和情感的二分法
理智与情感的共融，还是参差对位？
除非你比通俗走得更通俗
分别就只是文学和非文学
在无边的宇宙里的招呼
我们还可以做新人吗？
“知识人”的梦与实践
小说家与小说写作者
虚度的咖啡时光
要钱的吗？这些东西！
你知道我是谁吗？知道！当然知道！
疯人船上的同行者
用左手学写字的前辈
在语言的国度里逃亡
在艺术形式之间逃亡
生活的质与微小的创造
“字之花”开得还要再野一点
你们每一个也是独特的
站在门坎上的永恒发问
彼此之间的同在感
怪物化的自画像
在写作太少也太多的时代
作为生活演出的写作
在自己的城市被离弃
在剧场里寻找人生
只要你还未曾失去热情
在作家和父亲的身分之间
儿子绝不是笔下的人物
众数的我跟众数的你的倾诉
苦行与美好生活
三、学习年代
比整个宇宙还要大一点点
我是单，我是双
我是我，我不是我
物种源始。人类承传
世界。无世界
比太迟更迟的重新开始
四、论写作
私语写作
新柜桶底主义——一本书的完成
一本书的完成。一个人的完成
内向的扩散模式——个人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
在小说与音乐之间
剧本的未完成性
文学副刊的天方夜谭
文学不是一个人的事，文学是所有人的事
文学是要“馆”的！——创造香港文学馆的想象
空中楼阁，在地文学——想象香港文学馆
理想的香港文学馆——香港人的故事馆
跟死神开玩笑的萨拉马戈——一个小说家的善终方式
从天工到开物——一座城市的建成
饥饿、断食与艺术
最后之后的新饥饿艺术家
五、自序
模拟自己
作家的起步点
类之想象
幸灾乐祸——《双身》的性别变向
作为小说家，我……
(代后记)我们能不能为未来忏悔？
正文开篇5000字左右：
首先让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独裁者
同代人：
请容许我这样称呼你，因为我实在想不到比这更合适的说法。我不愿意直呼你的名字，因为我除了打算以你为谈话甚或是争论的对象，还有意同时针对以你为代表的一代V城作家，而当中必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这也可以理解为向我自己作出的怀疑和批评。不过，我也不是说你只是代罪羔羊。身为作家，你必须对自己的写作负上责任；而身为在V城成长和生活的已届中年的一分子，你也必须对同代人的写作负上责任。这就是我把你称为“同代人”的用意。我对你所要求的，我也同样地对自己要求。如果我最终没有做到这一点，你是绝对有权指责甚至是鄙视我的。
在隔岸的副刊专栏里谈V城的写作状况，是令人忧虑的。特别是当我并不打算就这边的情况作简洁明晰的介绍，而选择直接进入深层的反省和批判。这未必容易得到隔岸读者的明白和谅解吧。可是，因为你也算是少数比较为隔岸读者认识的V城作者之一，所以借着你为中介所进行的议论就有了理解的可能。你十一年前在隔岸拿取了小说新人奖，之后又断续地在隔岸出版了好几本小说，那边的读者对你并不算是陌生，也极可能很自然地把你当为V城作家的“代表”看待。不过，就这种“代表性”，我所指的并不是你在任何方面比其它同代V城作家更优秀，或更具价值。这样未免太抬举你了。相反，我是计划着从你的局限和缺失方面入手，把你视为V城作家整体的局限和缺失的代表人物呈现出来。如果这些关于V城同代人的问题，无意间从侧面映照出某些隔岸相似的状况，那可能只是出于偶然，但也可能说明了这些问题的普遍性和时代性。
至于读者们对称为独裁者的我缺乏认识，这一点也不重要。我只要求大家接纳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让我们承认，在写作的领域里，我们都是独裁者。这是我和同代人的共同特征。分别只是，你一直企图扮演颠覆者，而我则带着羞愧和罪疚去面对自己的本质。你作为我的和我作为你的同代人，在追求灵性和思想解放的道路上，最终必会发现，在我们这个号称自由的社会中，其实我们自己就是首要斗争的对象。唯有在这一点上，我盼望得到你的完全认同。
独裁者
分别只是，大独白和小独白
同代人：
你一定会极力否认我上次所说的，我们都是独裁者的说法。我知道继续说下去也不过是自言自语，但这正应和了我的主题——我们都无法从独白中解放出来。我这里所指的“独白”，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权力的表述方式。在我们这个号称“自由开放”的社会中，所谓“自由表述”其实只是各种独白形式的自说自话。这种状况也可以称为“多元独白”的模式。这种模式之所以能称为“多元”，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存在明显的行动上的压制，也不存在中央统一的压制性。当然，政制上的封闭，和政经体系的复合压制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但在表述的层面上，状况是相对地“自由”的。可是，这种“多元”的状况其实并不真的是放任自流，众声喧哗，而是由好几种互相配合的体制化的“大独白”占主导的。真正地“自说自话”的，则是当中处于边缘的各种“小独白”，而文学就是其中之一种。
你一定会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清白的。你会辩解说：我从来也没有附和过你称为大独白的东西，相反，我不是一直致力以文学来抗衡大独白吗？亲爱的同代人，我请求你别因为受到批评而失去判断力。你深知道，我作为你的同路人，在面对大独白的立场上，其实是相近的。可是，我们以小独白抗衡大独白的信念，到最终也同样是无效而且自欺欺人的。说到底，无论是大是小，性质还是独白。
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学往往以“边缘”或“另类”自居，高扬的是不随俗不附庸的个人价值观，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实践，即“我”之我行我素，与众不同，遗世独立。这不失具有拒绝认可大独白的积极意义。可是，因为必须确立“自我”以区别于“集体”，自我的文学也就无可避免地沦为小规模的独白体。我们在自我创造的想象世界里当独裁者，却把这理解为对真实世界的压制的“抗衡”。除了个别的作者和标举自我姿态的创作群体，连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和学者也往往对这种“抗衡”津津乐道。老实说，我认为这种虚构的“抗衡”是注定无效的。真正的解放存在于对“独白”这种表述模式的攻击。亲爱的同代人，你作为“小独白传统”的继承人之一，你敢于把你自珍自惜的自我披露出来，再加以推翻吗？
独裁者
推荐语：
香港作家董启章
写给我们
同时写给自己的 书信
面对时代与时间的辩难
文学与文字的考问
华语世界最具创造力的作家 一一作答
前言、序、后记
序：答同代人
同代人：
首先让我来假设这样的一个“你”，生活在“共同的时代”里的一个“你”，作为我的说话对象。所谓“共同的时代”是个非常宽松的说法，大概就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几个十年之间。“我”和“你”甚至并不属于同一个年龄层，谁先谁后，谁长谁幼，也不是重点。我假设彼此不会因为年龄差别而出现“代沟”。重点是大家共同于这个不长不短的时空内存在于世界上。但这样说来，“同代”的界线便会因为太宽松而变得毫无意义。再者，所谓共同存在于“世界”上，忽略了地域和社会文化差异，似乎也过于空泛，以至于不具备理解的作用。而我之所以要为这本书写这篇序言，就是因为知觉到作者和读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甚至是鸿沟，而必须为理解或沟通搭建一条可行的桥梁。这样的桥梁一旦建成并且被踏上，大家就有了成为广义的“同代人”和“同世界者”的基础。反之，读和写双方也只是枉然。
为了建立这个基础，我先对集子内的篇章的写作背景作点交代。本随笔集内的文章皆收录于我早前在台湾出版的文集《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出版社因应内地读者的兴趣选取了部分的内容，也对某些篇章或文句作了删减或调整。当中时间最早的是第一部分“同代人”中的短文，从一九九七年三月至十二月，刊于香港《明报》世纪版每周专栏“七日心情”。看似是后续的第二部分“致同代人”其实已经事隔八年，从二零零五年五月至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于台湾《自由时报》副刊隔周刊登。第三部分“学习年代”是在写作长篇小说《学习年代》期间的片段反思，从二零零九年五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分六期刊登于香港文学杂志《字花》。第四部分“论写作”中，最早的一篇〈私语写作〉写于二零零零年，由当中的“私心”到近年谈论文学馆的文章的“公理”，与其说是“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不如说是自我内部的两个面向的交战。较近期的几篇，即从“天工”(自然)到“开物”(人为)论小说与世界建构，以及关于萨拉马戈和卡夫卡〈饥饿艺术家〉的文章，则可见出我目前对文学的看法。“自序”的部分较为零散，因为我较少为自己的小说写序言，能结集起来的就只有寥寥数篇。至于最后的“对谈”，除了是指狭义的对谈形式，也指我所相信的文学的对话特质。整个文集，也适宜以一种对话录来理解。
不难看出，相隔十多年，无论在观点和行文方面，前后的文章之间也有大大小小的差异，但也同时有贯彻和延续的地方。正如任何随笔集一样，就算作者如何着力于建构系统性的思想，到最终还是会因为一时一地的写作情景而出现参差和矛盾。我宁愿把这些参差和矛盾视为自我内部以及自我跟世界的对话。这些对话有时激烈，有时温和，有时针锋相对，有时细语商量，除了为了辨明世间事务的真理，就写作的自我来说，也包含达致真诚的盼望。然而真诚谈何容易？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序言里，我假“独裁者”之名这样说：
也许说到真诚并不恰当。要说真诚，我们能判断谁不是真诚的吗？我们既能真诚地互相关怀，但也能真诚地互相攻击。也许我们要求的其实是完整性——integrity——而当中也包含了正直和诚实。可是真正的完整性是多么的困难，甚至近乎无可企及。我们都难免于自我分裂，自相矛盾。在布满碎形裂片的汪洋中，我们浮游泅泳，寻找自我的，或同时是彼此的喻象——figure。在喻象当中，我们找到了至少是暂时性的，想象性的统一体。据我理解，这本书所标志的就是对这统一体的追求，和对其不可得的焦虑和失落。
也许，完整性并不是指观点的前后一致，不是指没有参差和矛盾的单调的主旋律，而是指纵使在参差和矛盾之中，也存在一种对位的、自由的、开放的多声轮唱和对唱。“共同”并不是指去除杂音，众口一词，“差异”也不是指喧嚣无序，自说自话。同和异，在任何情景中也应该是互相依存，互为表里的。这才是真正的表里一致的意思。而对于一个艺术创作者，如何面对生活与艺术(或世界与自我)的必然撕裂(或差异)，建立一个不但包容差异，甚至是由差异所构成的统一体，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为此，我反复思考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一段说话：
艺术家和个人幼稚地，通常是机械地结合于一身；个人为了逃离“日常生活的困扰”而遁入艺术创作的领域，暂托于“灵感、甜美的声音、和祈祷”的另一个世界。结果如何呢？艺术变得过于自信，愚莽地自信，以及夸夸其谈，因为它无须对生活承担责任。相反，生活当然无从攀附这样的艺术。“那太高深哪！”生活说。“那是艺术啊！我们过的却只是卑微庸碌的生活。”
当个人置身于艺术，他就不在生活中，反之亦然。两者之间并没有统一性，在统一的个人身上也没有内部的互相渗透。
那么，是甚么保证个人身上诸般因素的内在联系呢？只有责任的统一性。我必须以自身的生命回应我从艺术中所体验和理解的，好让我所体验和理解的所有东西不致于在我的人生中毫无作为。可是，责任必然包含罪过，或对谴责的承担。艺术和生活不单必须互相负责，还应该互相承担罪谴。诗人必须记着，生活的鄙俗平庸，是他的诗之罪过；日常生活之人则必须知道，艺术的徒劳无功，是由于他不愿意对生活认真和有所要求。
艺术与生活不是同一回事，但应在我身上统一起来，于统一的责任中。
这里的所谓“责任”，在英语中译为 “responsibility” 或 “answerability”，也即同时包含“回应／回答”(response/answer)和“责任”的意思。也可以说，作出回应或回答，就是负上责任的方式。向他人作出回应／回答(to respond，to answer to the others)，就是在差异中建立共同的方法。见诸个人身上的是统一的责任，见诸群体身上的则是共同的责任。
回到开头的说法，“同代人”中的“同时代”和“同世界”，也许并不真的那么空泛，那么的缺乏意义。就此中的“同”字来说，中国传统里的所谓“大同”理想，就是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天下为公”。当中的“公”字是相对于“私心”和“自利”而言，强调人的无私付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社会秩序井然(“男有分，女有归”)，资源不会被废弃或侵占，个人的才能也会用于为世人服务。于是谋乱不兴，盗贼不作，天下太平。“天下为公”的思想固然高尚无比，但性质近似一个道德超然的福利社会，而且寄望于贤人圣君或者政治领袖(“选贤与能”)由上而下的促成。这样的理想，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实现过，而“大同”的观念，在通俗的应用中慢慢变成了“和谐”、“安乐”、“富足”、“无忧”、“稳定”、“无争”的同义词，强调的是整体的一致性。“大同世界”就是一个所有的差异也消除掉的世界。需求满足，欲望消解，人人安于现状，互不争斗，甚至不必再追求理想。
我所说的“同”却有点不同。“同代人”的“同”，意指“共同”、“在一起”，也即是英语里的 “common” 的其中一义。这也跟西方传统中的 “public” 和 “republic” 的观念有关。 “Republic”(共和国)，源起自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字源为 “res publica”，意指“公共的、共同的事物”。罗马思想家及政治家西塞罗(Cicero)曾经著书论说的 “republica”，在英语中很多时译作
“commonwealth”，其实就是政治上的共同体，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为“共同的拥有物”、“共同的财富”，或更有意味的“共同的福祉”。如果只简单地理解为“共和国”，也即是一种政治制度，意义便太狭窄了。当然，以今天的标准来说，无论是republic还是commonwealth，在罗马时期也并不是具广泛开放性和参与性的体制，但个中的公共精神在后世却得到政治哲学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发挥，成为富有现代意义的参照模式。在这新的“大同”理念(公共空间)之下，假设的是众数、多元、异质、个体、对等、对话、参与、分担等，而非一致、同质、合模、无差别。Common并不等于the same。Common是一种sharing。在我们所置身的“共同的世界”(common world)之中，我们“同在”(being together)，并且通过互相“回应／回答”，一起分享和分担(share with each other)责任。这才是真正的“同”(同时、同在)的精神。“同代人”也即是“同在者”。
亲爱的同代人，我以自身和你的差异，成为你的同在者。
董启章
2011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