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58)

　　不管中国灭亡围攻苏区红军

　　我苏维埃政府工农自己政权

　　工人增加工资八时工作一天

　　打倒豪绅地主农民分地分田

　　实行反帝抗日大队已经先遣

　　野战红军出动快要对日作战

　　白军士兵弟兄莫听军阀欺骗

　　切勿烧杀抢掠你我本无仇怨

　　协同群众游击大家打成一片

　　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

　　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

　　实现自由解放革命反日分田

　　工农兵大团结胜利就在眼前

　　主任陈毅

　　副主任梁柏台

　　号召白军士兵“莫听军阀欺骗”，“快把枪头掉转，实行暴动兵变，杀死反动官长，加入红军作战”。布告由《红色中华》报社印刷厂铅印，日期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日的十一月七日。陈毅和梁柏台布置办事处人员，尽力争取到敌占区和国民党军驻地广为张贴散发。当时中央苏区和闽西、闽北、赣南、闽浙赣等根据地的联系还没有完全中断，布告随《红色中华》报一起送到了这些地方。一时国民党军官视布告为“最危险的宣传品”，在驻地和军中大肆搜抄和焚毁。(《陈毅传》第74页。)

　　12月，陈毅和梁柏台作为苏区的政府首脑，承受着种种“亡国之痛”。奸商地主富农，哄抬物价，拒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钞票。投机革命的人，投降国民党军，为其带路指认，惨杀干部群众，或者替国民党作欺骗宣传，诱胁群众入民团、办守望队，更严酷地压迫群众。陈毅、梁柏台于1日联名签发了中央政府办事处第三号布告。布告指出：“近查有些地方的奸商富农，趁国民党匪军侵入中心苏区城市的时候故意拒用国家银行纸票，或抬高物价，抑低国票价格，很明显，这是扰乱市场，危害群众，响应白匪进攻的反革命行为。”布告规定：“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票、银角、钢元等国币在苏区内应一律照常通用。在苏维埃所管辖的地方及红色武装队伍所达到的地方，如有奸商富农反革命分子拒用国币，或鼓[蛊]惑群众拒用国币者，各级政府应具体捉拿严办。如系个别工农分子被人蒙蔽，拒用国票者，各级政府应一面向其解释，一面追求原因，严办造谣鼓动破坏国币信用的反革命分子。”第三号布告对安定人心、稳定市场起了较好的作用。

　　12月20日，梁柏台和陈毅又联名发布《动员工农群众  积极击杀革命叛徒》的紧急命令：“当革命战争最紧急的时候，有少数无气节的、不坚决的或假冒革命的坏分子趁国民党深入苏区的时候，执行背叛革命投降白军，有的替白军带路来惨杀群众，有的替白军作欺骗宣传，强迫群众上敌人圈套，办起民团，办守望队、义务队等，企图更残酷的屠宰工农群众，血洗苏区。这些革命叛徒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国民党最忠实的走狗，是我工农阶级的死敌，应以坚决的手段来击杀这些叛徒。这是目前战胜敌人，保卫苏区最主要的条件。中央为扑灭叛徒保卫苏区，特颁布紧急命令。”命令规定：对革命叛徒、反动分子“概处死刑”，“本人及家中的财产全部没收”。对受敌人欺骗的工农群众，“只要不积极帮助白军团匪等进攻苏区，不参加反革命的工作，一概不加追究”，“均仍然得为自由的苏维埃公民”。

　　这两个告示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安定人心、稳定市场，巩固内部、促进储粮筹款和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宽田周围的瑞西县在发布第三号布告后的半个月中，不仅使苏维埃国币在全县通用，群众还主动捐献3000多块银元支援红军反“清剿”。胜利县也在12月份没收奸商、地主、富家6800多元。紧急命令动员群众扑杀叛徒和镇压反革命成绩也颇大，于都县梓山、漂头和会昌县白鹅一带，10来天内就扑杀了反动地主和铲共团分子140多人，使敌人在占领这些地方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建立不起反共民团组织。(《陈毅传》第75页。)

　　宽田会议上，陈毅再次提出化整为零、开展游击的战略转变，项英在主力回师无望的情况下接受了陈毅的意见。会后，中央分局立即开展主力红军突围意义的宣传，分析中央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12月25日和28日，中央军区政治局编发了《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巩固我们的部队》。12月底，中央分局派出张鼎丞、钟循仁、阮啸仙、赖昌祚、胡海等干部到闽西、闽赣、赣南、瑞西、东固等地区，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

　　12月29日，项英向瑞西、瑞金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作了题为《目前“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提出粉碎敌人“清剿”的八条措施：“开展群众游击战争”；“领导游击战争是党当前的唯一中心任务”；“彻底的正确的进行坚壁清野工作，准备持久战斗”等等。

　　留在苏区的7000多名伤病员，除一部分痊愈归队外，还剩下3000多名伤病员。这么多重伤病员既不可能随部队突围转移，也不可能集中休养，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群众，分散隐蔽。

　　然而以部队为家的红军伤病员，一旦离开红军这个大家庭，在心理上一时难以承受。因此，分局决定由陈毅梁柏台负责动员疏散工作，陈毅也是因重伤而留下来的，他与其他伤员的心情是相通的，由他做动员说服工作，易为伤病员接受。

　　陈毅拄着拐棍，亲自向伤员讲明严重的敌情和险恶的处境，亲切耐心地动员他们立即疏散：第五次反“围剿”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不会灭，革命的高潮还会出现的；现在形势险恶，同志们先疏散回家或到老百姓家里去隐蔽养伤，伤好后，种地也好，打游击也好，等革命发展时再回来；大家千万要珍重，做失败形势下的英雄。(王辅一、张雪亮：《陈毅请乡亲收下红军伤员》，《周末》。)

　　陈毅和梁柏台又动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分头收容安置，恳切地对群众说：“你们把这些负伤的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经过多方努力，群众把伤员当亲人，抬的抬，背的背，很快将这些伤病员妥善安置在宽田、黄龙、段屋、高陂等区乡群众的家中，每户一人两人，有的接待三四人。(郭光倍、钟良培：《关于中央分局和瑞西县的一些情况》，江西党史资料第2辑第199页。)

　　伤病员在老乡家里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许多伤病员很快恢复了健康，补充到红军独立师。1935年春节前，梁柏台代表中央政府办事处慰问伤病员，给每个人发了一块光洋、一斤盐。2月中下旬，敌人对伤病员安置地区疯狂地进行“清剿”，轻伤员大部分事先转移，重伤员则转移到山上。但参加“清剿”“铲共团”团丁大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很多伤病员被捕后惨遭杀害。也有一部分伤病员被群众认做“丈夫”、“儿子”，被保护了下来。(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

　　1934年12月底的一个晚上，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从于都宽田的石含、龙泉迳村转移到小密区黄龙乡的井塘村。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县交界处，南北长百里、东西宽六七十里的小小的“三角地区”了。1935年1月，苏区形势继续恶化，敌人向三角地区步步紧逼。特别是牛岭战役后形势更为严峻，于都河两岸的敌人南北夹击，试图将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及红军部队，封锁在西江、宽田、黄龙一带，一举歼灭。赣南省机关部队，也被余汉谋部3个师包围，封锁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缺粮少药，物资匮乏，弹药不足，通讯中断，如不迅速突围，有可能全军覆没。

　　如何进行突围，中央分局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留下少数部队和机关人员在中央苏区活动，其余向西突围到湘赣边界一带再图发展。另一种主张向湘赣边、闽赣边和福建平和、漳浦，广东饶平一带突围，分局和办事处率一部分部队继续留在苏区进行斗争。两种意见争论不休，项英只好发报中央，请中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