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59)

　　梁柏台虽不懂军事，也没有发表意见。但无论哪种意见，作为中央办事处副主任的他，理应战斗到最后。因此他努力适应着日益残酷的战斗环境，中央军区在宽田举办游击训练班，他常抽空去听课。随身携带着《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的讨论提纲》和《巩固我们的部队》等小册子，一有空就认真学习，并学习射击技术。

　　2月3日是大年除夕，梁柏台和周月林一起到井塘老屋钟氏祠堂，去看望何叔衡和瞿秋白。何叔衡的胡子已经几个月没有修剪，长成了乱蓬蓬的长髯，显得更加苍老。瞿秋白脸黄且肿，不时干咳，体质很差。周月林拿出做好的米果，招呼大家快吃。梁柏台揪心地说：“目前的形势恰似去年10月主力红军转移之前的情形，部队和机关应该尽快分路突围出去，否则将全军覆没。现在首先要将老弱病残和不适宜坚持游击的人员疏散转移出去。”他看看秋白，又看看何叔衡，然后说：“何老和秋白，要赶快转移到白区大城市去，如能到香港或上海就好了。”

　　何叔衡一边香甜地吃着米果，一边笑哈哈地说：“我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为苏维埃流完最后一滴血！”

　　瞿秋白咳嗽着，轻声地说：“为中国革命牺牲，那是人生最大的光荣！”(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

　　大年初一和初二，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人员连续两天进行军事野操(演习)。

　　瞿秋白决定为庆祝新年进行元宵节文艺汇演，给军民以欢欣和鼓舞。

　　1935年2月7日，在火线和农村演出的“红旗”、“战号”、“火星”三个剧团，根据瞿秋白的指示，返回中央分局驻地会演。

　　元宵节前夜，井塘村淡蓝色的雾雨与艳丽的红绸相交织，铿锵锣鼓和阵阵掌声相应和。舞台是门板和条凳搭建而成，灯光是燃烧的松明和滋滋的汽灯。《牺牲》、《女英雄》、《非人生活》、《游击》、《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冲锋》……歌舞、话剧、山歌、器乐独奏和合奏，使井塘的寒夜充满了浓浓的暖意，使战争的上空充满了无比的欢乐。

　　中央分局的负责人项英、陈毅、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周月林等人和瞿秋白一起，冒雨观看演出。

　　大家撑着雨伞、披着蓑衣戴着笠帽，忘记了凄风冷雨，忘记了饥饿困倦，忘记了白军压境大敌当前。演出的忘我，观看的忘情，大家共同营造成一个天地的舞台，共同营造出一个绝无仅有的浪漫。

　　夜色渐深，雨也越下越大，但大家都舍不得离开，演到高潮时台上台下一片欢呼，演出结束后很多人都抱在一起哭了。

　　周月林和大家一起，尽情地乐着，开怀地笑着。就是没有丈夫梁柏台的身影，因为那天梁柏台奉项英之命，去赣南省委联络工作。想不到此去竟成永别！

　　偶尔，一串串马蹄声磕击着井塘村古老的卵石路，黑暗中的卵石飞溅出星星火花。那是毛泽覃骑着他的枣红马，去执行不为人知的任务。

　　汇演结束后，瞿秋白对演出作了点评和总结，并给优秀节目评了奖。这是瞿秋白在中央苏区所做的最后一项工作。

　　井塘歌舞，翻飞的彩绸像彩虹一般飘挂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后的天空！

　　井塘歌舞，那苏区中央分局机关的绝唱，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贻误军机陷绝境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及其所辖的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团，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第十五、第十六团；江西省军区的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赣南省军区的独立第六、第十、第十二、第十四团；福建省军区的独立第八、第九、第十九、第二十团；闽赣省军区的独立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四团；加上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共约1　6万人，连同政府机关、伤病员，共约3万人。

　　中共中央分局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所以，项英和中央分局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连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峻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项英在1月30日电文中提出：“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2月1日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同时提出：“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但“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我们行动必须根据全国形势与中央总方针决定，否则易于错误，影响工作前途。”

　　到1935年2月，留守部队再不突围，就可能全军覆灭。4日已是乙亥年大年初一。北风呼啸，寒冷刺骨，项英等人铁青着脸，张望着四周铁桶般的大山，苦苦等着上级回电。翌日，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再次向党中央报告了分兵突围的两个意见：“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在此期间，中央分局召开会议，研究分兵突围问题。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央苏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丰河；另一种意见是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向湘赣、闽赣等地活动，中央分局领导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2月5日，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中央，请中央立刻答复，“迟则情况愈紧张，则愈难。”中央苏区的形势真是到了万万火急的地步。(姜廷玉：《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率中央红军长征后，很少与中央苏区联系，中央分局多次请示，也未予答复。遵义会议前，虽说战争紧迫，但正如项英致中央电报中所说：“虽因行军作战忙，绝不是无复电的时间与机会。”这种无指示、无回电、无布置的情况，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央苏区和各苏区的战略转变。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但常委尚未重新分工，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责。所以，中央仍是对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无指示、无回电、无布置。(姜廷玉：《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由于多次电报请示，一直得不到中共中央新的指示，中央军区还未能根本改变战略方针，下属各军区也还没有充分的分散游击的准备。于是，赣南军区指挥独立第六团与粤军优势兵力激战；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部队2000余人在宁都小布地区被敌4个师围困，省苏主席刘启照、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牺牲，仅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率两个团先行突围；红二十四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进攻宁都瑞金边境敌军1个团，激战两天一夜失利，红二十四师伤亡400余人；红二十四师与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及赣南地方武装共5000多人在牛岭伏击粤军一两个营，由于指挥失当，红军损失甚重，退兵休整。这时，项英下了决心。他要陈毅写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到各省委和特委。可是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断绝；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电台也叫不通了。“指示”无法下达。1月下旬，反革命大风暴终于阴云四合，国民党军四面围困，还沿贡水的于都、会昌段两头挺进，企图压缩红军于贡水东北狭小地区一举歼灭。此时是突围疏散的最后时机，早一天就能多突围一些人。(《陈毅传》。)

　　2月4日，虽是乙亥年的大年初一，但部队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项英再次电告中央，敌军正抓紧构建封锁钱，企图将苏区红军锁定在西江、宽田、黄龙一线，中央苏区到了最危急的关头。直等到日落西山，仍等不来中央的回电。项英等人如热锅上的蚂蚁，眉头的结越锁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