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42)

　　瑞金乡亲清楚记得，就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建成8个月之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出发，踏上了两万五千里的征途。在洒泪惜别的人流里，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房东大娘。60岁的老大娘3个儿子都送去参加红军了，其中两个儿子已光荣牺牲，老人来这里是为想看一眼惟一还在队伍里的儿子。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随手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包着的是两块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收下红薯，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便踏上迢迢征途。其实，这时老人惟一的儿子刚刚牺牲。

　　同样在四团当团长的耿飚，在惜别乡亲时，那情景更让人难忘。一位送行的大娘紧紧攥住耿飚的手，她觉得眼前的耿飚就是5年前参加红军失去音信的儿子，大娘身旁的儿媳妇也觉得，怎么看怎么像自己没了消息的丈夫。然而，耿飚一开口说话，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立即让两人大失所望。其实，老人的儿子已牺牲在反“围剿”作战中，只是因部队被打散未能将消息及时通知烈士的家人。据说几十年后耿飚还时时为之懊悔，怪自己那口浓浓的湖南腔，为什么就不能给红塔下的婆媳留一分等待的期盼和念想呢？(陈先义：《红军烈士纪念塔下苏区儿女流血牺牲的动人故事》，原载《解放军报》。)

　　其实，像这样参加红军走后血洒战场又杳无音信的故事，在瑞金，在老区，可以说数不胜数。如今，这座红军烈士纪念塔，便成了成千上万的红军亲属们，对亲人的缅怀之地。烈士塔的每颗石子上，附着的都是烈士的英魂。每年清明，成千上万的老人、青年、学生从四面八方前来这里祭奠，这里寄托着苏区人民对英烈们深情的思念，这里叙说着苏区儿女流血牺牲的动人故事，这里有永远讲不完的红军话题。红军烈士纪念塔——一座老区人民的精神图腾。

　　1955年，烈士纪念塔在遗址上按原貌修复重建，谢大娘闻讯把这个“烈”字献了出来。有人不解地问谢大娘，为什么当年冒着杀头危险，去收藏这块石碑。谢大娘回答：“小儿子走得匆忙，我来不及看他最后一眼，就下决心一定要背‘他’背回家中。”

　　现在，纪念塔塔身是朱红色的，浸染着烈士的鲜血。那些轻扬着黑发的青春的头颅，在罪恶的子弹面前昂扬着。他们的生命，一点点地成为青铜的文字，青铜铸就的玫瑰与荆棘。

　　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的安排，现在人们的目光总要越过六大工程，穿过历史的风烟，聚焦于北京天安门前。

　　从叶坪红军广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从红军烈士纪念塔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从红军检阅台到天安门城楼，从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到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它们之间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似乎也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噫，这里的红军广场，不就是天安门广场；这里的红军检阅台，不就是天安门城楼；红军检阅台正对面的红军烈士纪念塔，不就是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红军广场有“一苏大会会场”、“公略亭”、“博生堡”，不就是天安门广场四周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红军检阅台后边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旧居，不就是天安门右侧党和国家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

“二苏大会”喜召开

　　“为了加强对全国革命的指导，使全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伟大斗争开创新的局面，为了总结两年来全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为了进一步的开展与巩固苏维埃政权”，“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于1933年12月11日广暴纪念日在赤色首都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1933年6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召开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红色中华》第86期，1933年6月19日。)

　　梁柏台代理内务部长后，同时担任“二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主任。

　　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既是苏区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中华苏维埃政权建设以来的一大盛事。梁柏台既要重新修订选举法，又要组织和指导选举运动。共选出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梁柏台将代表名单、汇总分析表，和连同刚写好的《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一并呈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满意地说：“今年这一次选举比上一年实行得更加普遍了。这恐怕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二苏大”既要广泛征求对各种法令的修订意见，又要收集需要颁布新法令的建议，梁柏台为此发布了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第二号通告：

　　第二次全苏大会将要到来，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之前，对于各种法令之颁布和修改，必须有充分的准备。第一次全苏大会所通过的各种法令(劳动法、土地法、优待红军条例、婚姻条例等)，至今将近两年，在实际的执行上一定得到了许多经验和发现了一些缺点，希望各级政府、各机关、各社会团体，在实际执行各种法令中所得到的经验和所感觉到的缺点，以及认为须新颁布的法令的意见，汇寄本委员会，作为第二次全苏大会修改和起草各种法令的参考，使苏维埃的各种法令，进到更完善的地步。特此通告。

　　主任梁柏台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

　　通告发出后，许多意见和建议如雪片般飞向准备委员会，梁柏台让梳理分类后再分送相关各部。梁柏台自己根据各地意见和建议，修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准备提交“二苏大会”讨论。

　　筹备工作千头万绪。“二苏大会”的工作报告和决议案，梁柏台要参与讨论和起草；人员的征调和会场的设计，梁柏台要参与分配和安排；1000多位代表的每天食宿，梁柏台要参与筹措……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苦力运输总工会委员长王贤选回忆，“在二次全苏大会召开前，梁柏台和我们也经常有工作上的联系。当时，梁柏台具体负责‘二苏大’的筹备工作，要做的工作很多。”王贤选说，大会代表的住和吃，就不容易解决。代表要住下来，都得临时搭房子，“我们工会就派出竹木和泥水工，在沙洲坝大会会址附近的村里搭了几十间房子。”“一顿要搞十来个菜。这许多物资要从各地运来。梁柏台就和我们运输工会联系，要我们把所需要的物资从各县运到瑞金。”“梁柏台负责起草文件，在大会上，每个人发了一本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证我记得其中有一份优待红军家属的文件就是梁柏台起草的。”(王贤选：《我所知道的梁柏台》，选自陈刚主编的《梁柏台》。)

　　1933年8月2日，第二次全苏准备委员会召集中央及瑞金直属县群众团体会议，梁柏台出席并讲话。会议要求各群众团体做好全苏大会的准备工作，进行宣传动员，如利用戏剧、海报、化装宣传、报纸、画报等宣传二苏大会的意义；动员群众为红军烈士纪念塔募捐；开展大规模慰劳红军活动等。

　　会后，各群众团体开展了各种宣传和准备活动。全总执行局抽调150名工会干部为二苏大会做服务工作，并通过募捐送给每位代表一顶帽子。瑞金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也踊跃投入到准备工作当中：下肖区准备了600担柴禾，以供大会代表铺床之用；沙洲坝、新老茶亭及附近群众送来鸡鸭鱼肉和蔬菜，并腾出房间供代表讨论和住宿；武阳区石水乡、下洲区下洲乡摆了十几个台子，备好花生、豆子、糖果、鱼虾等食品，用来招待前来参观的代表。工农剧社、凌田俱乐部、圳头俱乐部等文艺团体，日夜排练着节目，准备参加大会演出。在梁柏台的组织和领导下，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又热烈节俭地进行着。(《瑞金革命史》第71页，转引自陈刚《人民司法开拓者梁柏台传》。)

　　1934年1月2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县沙洲坝新建大礼堂隆重召开。当天清晨六时，中央政府运动场举行阅兵典礼。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人博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参加阅兵典礼，受检阅的有红军大学、第一和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中央警卫连等部队。参加观礼的有大会代表、各机关代表和群众近万人。

　　午后，随着3声土炮的轰鸣，“二苏大会”在沙洲坝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693名正式代表和83名候补代表，以及1500余名旁听代表，还有高丽(朝鲜)、安南(越南)、爪哇(印度尼西亚)等地来宾，陆续步入会场，按指定位置就座。周月林以江西代表，梁柏台以瑞金县代表出席大会，并双双被推荐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梁柏台还是大会秘书长、法令委员会主任。举目四周，会场布置得热烈而庄严，礼堂四周的玻璃窗，使会场显得生动和敞亮，主席台正中大会执行主席的席位和右侧半圆形的讲演台上铺着鲜红的绸子。会场挂满了红红绿绿绸缎标语旗，上面写着“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苏维埃政府是抗日救国的政府！”等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