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简朴生活——张炜散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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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上看，书院是高级形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不是培训班之类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她首先需要相当的能力，具体说来就是能够与一个时期最高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对话。没有这种能力，也就成了遍地皆是的私学和官学，或者狭隘，或者办成平庸的庙堂。她屹立于天之一角、一隅，正好得之于偏僻。她有时也可以沉默，可以不发声，但是她要存在那儿。她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的磁力线，要辐射和切割，要生电。

　　惠特曼说：“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他其实是歌唱真正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古代，那些著名的书院哪个不带电？不带电的肉体只会是淫荡的肉体，不带电的书院也必会是一个空有其名的俗物，变成一些好事之徒的俗腻场所。

　　学者来了，要住一段时间，每一次都会有特定的安排，比如和大学搞一些活动，制订较为完整的学术研究计划等。比如某个学者来书院，计划是半个月的时间，到哪些大学去、有哪些大学来，研究的题目是什么，等等。书院联合了五所大学一起推进学术，以后还会有更具体的目标。但这只是形式，重要的还是内容。学者把美好的心情和理想一起带来，彼此感染，这样天长日久必有好的收获。我们这儿有安静的自然，有大海和树林，它们也构成了强大的内容，也是力量。大自然有渗透力，有参与性。我们这儿的学问与闹市里的学问肯定不同，如果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在海滨丛林中建一座书院？

　　古代的书院都有独立的院产，大半建于山中大野，所以主持人不叫“院长”而叫“山长”。这种僻远开阔的环境有利于大思大悟，有利于生长真正的见识。在这里既是读书，更是读山林土地。纸上的东西与地上的东西相互交融，一些新的创见就会滋生出来。我们现在常见的毛病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文字到文字，写作也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投射：每个人的语调都差不多，都是一个调门。好像他们在按一个曲谱唱出来一样。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不会说自己的话。我们知道，在生活中，那些结巴越急越说不出来，这时候就得让他们按照一个曲调唱着说。现在，那些写作者当中，时代的“结巴”比比皆是。你只要打开一本书、翻开一篇文章，马上就会感受一种熟悉的语调。为什么？因为这些写作者只是读书，而且都在读一个时期最热闹的书，并不读山林大地。没接上地气的文字，没接上地气的学问，终归不会有什么惊人之笔，不会有什么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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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与一般学校的区别会很大的。这里可能不那么授课。来的学者和老师也不会那么教。这里要尽最大努力自然起来，冲一冲现已形成的那种僵死的假学问以及传授方法。至于常常说到的“人气”，这儿倒不太追求。我们说过，这儿首先是一个拒绝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接纳的地方；这儿是一个寂寞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热闹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不会怀疑。这看起来无非是人多人少的事情，其实是书院之根。书院这样的地方如果热闹了，人的头脑也就热了。所有的坏事、不得当的事都是头脑发热才办出来的。还是得冷静、安定，这些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因为还是喜欢热闹的人多，有人想天天过节，而不是想天天学习和劳动。

　　这里一旦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我们也就完了，书院的精神、整个的立足点就会七零八落，甚至会完全散掉。有人要在这个喧嚣世界的一角倾听、思悟、揣摩，还有遥望。我们不能慌张，就像这里的大自然一样，沉静如一地生存。大海和松林从来没什么慌张，只有风中的海涛和松涛。这是它们在激动，是它们在长年累月的沉默中养成的能量在释放。

　　最了不起、最有创建、最有见解的那些学者专家，包括艺术家，既然热爱自然，就会与我们的书院声气相通。心通了，来不来这里倒在其次。无论从遥远还是从近处，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他们如果亲临其境当然也是书院的福，他们如果不来，我们也会从遥远的声音中听到他们。

　　钱穆先生当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很不简单，那时的艰辛不可想象。他那里名为书院，其实不太具备传统书院的一些要素。他大概是瞅准了“书院”这两个字的内美。他要把书院的精神保存下来，结果做了许多事情。一个生在乱世的人，做了文化传承的工作，做了保存读书种子的工作，这就是勇者之事。勇者，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逆流而上。这样的人稍有成就即是大得。他们才是民族的中坚。有人以为夺到一块地盘才是大业大勇，这是极其粗浅和庸俗的认识。实际上，有形的地盘要失去太容易了，而文化的根基一旦立起来，却会最终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污浊的世风之下，精神是向下的，这时候正义不存，伦理不守，离一种文化崩溃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是不是到了文化崩溃之期，得看两种人，一是知识分子懂不懂廉耻，再就是要看看更年轻的人，比如青少年学不学好。青少年向不向善可是大指标。如果相当数量的青少年乐于表达丑恶、变得心怀恶意并且沾沾自喜，那么这个文化崩溃之期也就不远了。文化崩溃了，一切幸福都谈不上了，一切希望都谈不上了。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中国文化，我们的根在这里，学习西方只为了更新和吸收，但不能连根拔脱。一个民族的衰败，最终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崩溃了。书院不过是文化之堤上的一些小小砖石，但能做小小砖石也是无上光荣的。

　　新亚书院当年在香港找了一处楼房，是几层楼中的一小部分，学生都睡在走廊里。那真是辛苦。可这些物质条件似乎并不特别重要，钱穆先生还是做了许多事。所以品格和力量这二者，品格才是第一重要的。有了品格，力量才会有。我们的书院如果讲生存，还是比新亚书院讲究多了，可以说好上几十倍。可是我们一定就能做成什么传之久远的事业吗？这就看我们的志向和心力如何，看我们是否具有持之以恒的品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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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开始要在两个方面坚持做下去。一个对外，一个对内。两个方面相互统一，互为表里，互为依存。对内即书院内部的人怎样、书院又建立了怎样的日常规范。现在看没有比内部的风气再重要的了。因为风气不是一日生成，风气是人在时间里养成的。书院的人对真理的爱，对世事的关切，在文化上深沉的使命感、责任感，是最为重要的。不要以为书院看起来有这样好的设备，这么好的环境，这里的人就一定会爱惜。因为把一种美好的东西挚爱到底也并非一件易事。人最后背离了理想，走向了反面，变质了，这并不罕见。一起同甘共苦搞建设难，一起在初具规模和规范的环境里坚守下去更难。

　　我想这儿是渴望求知的地方，也是朴素向善的地方。这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吃饭单位，尤其不是通常所说的一份职业。今天做书院的人，其职业感受越少越好。我们是在做一种时代的非常事业，这是自信的事业，献身的事业。这不是仅有一份职业的勤奋就能做好的。有人说在这里要修身养性啊，要读书啊，这是不言自明的。性是性情、个性、品性、命性吧；修身，古人说得再清楚没有了。“文革”当中有一句语言通俗易懂，就是“打铁先得自身硬”。我想所谓的“对内”就是这么一回事。书院里的人，应该有无形的徽章。比如说这些人很安静，很和蔼，有教养，有内力，有独立思想性。能这样就很好了。

　　对外当然要做些事情。比如办网站和与大学的合作，都是要求很高、起点很高的事情。一般地做并不难，做到了好处就难了。中国的专业网站已经不少了，书院的网站有什么过人之处？联合教学和研究也不少了，书院来做又会怎样特别？有人说书院做出来的更纯粹更纯洁，可仅仅这样也还不够。怎样贴着事物的真实往前走，这是最难的。不沾染任何时髦习气，踏实求真，这也很难。

　　就说现在的教学吧，千夫所指，因为它已经形成了许多非常荒唐的东西。我们书院介入教学，还要从头开始。我们首先是设法把人从一些放肆的胡说和可怕的教条中解脱出来。引导人去悟想、能理解，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少人不断地问：书院究竟做什么？我看可以做的事太多了，多到了不知从哪儿下手才好。但我想凡事不要嫌小，只要有益就值得认真做下去。小事嫌小，大事又做不好，结果就是荒废，最终就会变得中空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