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简朴生活——张炜散文》(5)

　　其次，即便是语言和文字教学，一旦脱离了意境和内容，还怎么谈？这就没法教了。我们知道同样是一句话，离开了语境，离开了某种特定内容，离开了这个基本土壤，即不可能栽活语言这个东西。它绝对不能是因为中学阶段要练好语言基本功，才要忽略了对文学的理解。恰恰相反，语言的准确使用，正是建立在对内容和语境包括氛围这些东西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中学教学也好，更不用说大学教学了，它一旦脱离了对于文学性的把握，脱离了对文字栅栏之后的那些东西的感悟，丧失了对一部作品的呼吸和脉动的那样一种感受能力，那么它对所谓的“语言”和“文字”也就永远不会掌握。学习的方法根本是错误的，哪里还会有语言和文字的实感，将来也必然不会应用。所以现在看报纸副刊、杂志，流行的文学作品写作的毛病，更包括报纸、公文的起草，语言没有个性还是次要的，可怕的是总要附加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赘字在里面。句子的修饰成分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准确，越来越含糊，越来越没法与人交流了。作者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用什么词；无论是什么文体，腔调大致都差不多。他不理解文字是根植于内容的，是个性的，而总是依照一个时期的套路走下来。比如中学生作文，老师为了让他多编织进去一些词，常常根本顾不得文字的准确和洗练，只要通篇里用的词多，给他画的红圈就多。比如说“我上学了”，许多学生要写：“我背着书包蹦蹦跳跳，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兴高采烈地上学去了。”多么别扭，他们都要这样上学吗？什么事情都是“从娃娃抓起”——所以长此以往整个社会都会养成一种不当的修饰和夸张、说假话、大而无当的语言风气。这不是一种诚恳真实的语言。现在打开报纸，什么“挥之不去”、“呵护”、“大跌眼镜”、“一头雾水”、“靓丽”之类，都在翻来覆去地用，他就不会用些别的。其实这种缺乏个性、不好的甚至是恶劣的语言习惯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大学养成的，反过来再影响人的一生：他一生都不会好好说话了。由此可见，这看起来只是一个教学方法问题，实际上却是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事情，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学习说话就缺乏诚实，追求矫饰，言不及义。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构筑要素，人是语言的动物，如果从语言开始损坏社会品质，这个问题就十分严重了。我们不要忘了，这种损害的起因是将语言和文字与实际内容割裂开来造成的。

　　再其次，既然讲的是文学，也就不能以任何理由去肢解它鲜活的肌体。有些教学方式从局部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全局看就显得荒唐了。如在大学里讲现代汉语，文字训古，还可以相对剥离出来讲；而对待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就必须防止过分的技术操弄，不能随意把它“分解”和“量化”，不能以所谓的学术割伤诗性内容。中小学搞的分段法、段落大意、重点词语、主题思想之类，其机械性荒唐性延续到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那里，就成了自然而然的僵化的学术派，成了呆板的学院体系，不同的是变得更荒唐、更晦涩、更言不及义而已。面对文学作品，正常情况下主要是赏读和感悟，或喜形于色或愤而忘言，于情感冲动之中、于激赏喟叹之中沉浸和领会。离开了这些，舍弃了这些，文学课还不是要讲成化学和物理吗？美国著名的学者、作家苏珊·桑塔格关于文学作品与读者的关系说过很好的一段话——桑塔格常有真知灼见，无论是谈“反艺术”，谈文学的“后现代”还是其他，都能服人——“不管艺术作品具有怎样的表现力，它都奇特地依赖于那些有此种体验的人的合作，这是因为，一个人或许可以看出艺术作品所‘说’的东西，但出于麻木迟钝或心不在焉，依然无动于衷。艺术是引诱，不是强奸。艺术作品提供了一类被加以构思设计显示不可抗拒之魅力的体验。但艺术作品如果没有体验主体的合谋则无法引诱他们。”经过她的解说，文学作品的魅力缘何而生，就成了非常好理解的一个事情，也成了很朴实的一个道理，只是很少有人讲得这么清晰。她的意思很简单：无论一件艺术品具有怎样强大的表现力，它还是要“奇特地依赖于那些有此种体验的人的合作”，艺术作品如果没有阅读者(

　　或观众 )的合谋，则无法产生吸引力和感动力。魅力就是在这个合谋的过程中滋生并一点点展现出来的。而现在我们流行的文学教育正在做相反的事情，即不是将文学作品放到体验者的“合谋”之中，而是制造起一道技术的隔离墙，最大限度地把二者隔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完全忽视体验主体，或抹杀和遏制它，使它不复存在。在某些研究者和教学者眼里，好像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合谋”的，仅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一种类似于物理机械等工业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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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时代的教育更像工业生产，从幼儿、初中、高中，然后到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严格讲它是一步步地机械化了，搞起了一个教育流水线。从应试教育中的什么“重点词汇”、“填空”、“选择判断”、“中心思想”，一直发展到大学里那些半通不通的所谓博导理论。从大学开始的教育就是急欲让你掌握一套方法、就范于一种系统。所有的方法和体系都是发明出来的，并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即认认真真地干一种可笑的事情。所有的研究都在按照这个“方法”来做，研究当代文学作品，即便作品与他的方法毫不搭界，也一定要挤到这个方法的模型里去，要使劲塞进去，到时候把模型一撤，一部作品也就成了一个凝固的形状，再也不得舒展。那些“胸怀大志”的老师总是急于教给学生一个“方法”。表面上看一个教师有一个教师的个性，但“方法”的本质却奇怪地趋向一致：同样是不能贴着作品走，同样是忽视了一个作品血肉相连的一体性，忽略了体验主体，而只用“技术”(

　　方法 )去肢解和圈套。

　　这是个批量生产的后工业时代、商业时代。与之相适应的是它的教育体制，所以必然会出现批量生产式的教学方法，流水线式的教学方法，所以应试以及应试教育也须有极大的可操作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倾向。在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信息技术的时代，我们会发现它有几个特点，这就是：

　　技术代替了科学——大量的实用技术得到非常的推崇，而真正的科学创建，真正意义上的基础科学，像八十年代初期陈景润式的数学玄思，已不被社会理解和重视。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些东西，像最了不起的科学洞察和科学探索，在这个时期是很难纳入一些人的视野的，具体下来就是作为科研项目被舍弃或被轻视。因为不符合实用主义的社会。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基础科学和理论科学的牵引，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的存在，技术根本走不远。发明一个什么物器，明天就能转化为商业利润。而科学转化为技术需要一个过程，但科学是哲学和诗的孪生兄弟，技术还算不上。现在蔑视和轻视的常常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多么可怕。

　　知识代替了思想——它们之间的关系和技术与科学的关系差不多。商业时代一定是推崇知识的，一定是蔑视、抹杀甚至是排挤思想的。而思想却是更有价值的，知识有助于思想，但知识并不等同于思想。所以在这个时期，那么多有创见的、真正能思考的思想家并不如一些知识专家受到礼遇；非但如此，有的还会受到极大的误解甚至谤毁，招致很多人生磨难。反过来，像一些单纯以知识和专业立身的人物，则很容易被封为学界泰斗。应该承认知识的价值，承认作为一个学问家和知识家的纯粹性、他在积累过程中时常显现的思想火花；但整个看单纯的知识积累过程还完全不能等同于建立一个思想体系的辉煌。知识不仅无害，而且有益，我们的知识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治学的严谨精神，知识的广博，从来都是思想者的特征，所以虽然不必将知识与思想对立，但也须将二者加以区别。技术和科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这个命运，知识和思想也是这个命运。我们现在的语文及文学教学，从小学到中学直到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教育，强调的也是知识。它试图把知识独立出来，作为一种工具，大批量地生产和普及，以用于社会。这有多么荒唐。思想是难以批量生产的，更不能简易传授。思想必须立足于生命个体，它是个人的、个性的，很难被重复的和有所发现的。老师不可能代替学生的思想，老师只可能去调动学生的思想，引发学生的思想。国际上一些好的学校有个传统，就是从一开始就诱发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必须是自己所想、尽可能地拿出自己的见解。而我们这里正好相反，老师急于让学生进入自己的知识体系，而不论这个体系本身有多么荒谬和脆弱。

　　娱乐代替了艺术——艺术与娱乐在商品社会里不是混淆了，就是后者完全取代了前者。在金钱社会里，不仅在认识上把文学艺术等同于娱乐，而且直接奔向了娱乐。有一种合力在把受众径直引向娱乐，从而抹杀了文学艺术的全部特性。因为文学艺术是对思想、对完美的不妥协的追求，它必然是有锋芒的、生长的，它在一刻不停地创造。文学以及所有真正的艺术，必然拥有个人独立思考的空间，它对世俗不会是简单模仿和依附的。娱乐品则不需要如此，所以有人极乐于让文学艺术沦化为娱乐，或者让娱乐覆盖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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