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的神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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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沉潜和含蓄，这个问题在古人那儿解决得并不好。西方解决得好一点，但也不能说完全解决了。直到了鲁迅那一代现代作家，他们对于文学社会功利的追求仍然非常强烈，比如一再提到的“革命文学”和“文学革命”，“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等口号，就体现了这种意图。

　　这里的问题在于，即便像《老残游记》《镜花缘》这些劝谕的影射的、在社会意义上着力很重的作品，依然也还是优秀的作品。鲁迅的小说，社会层面着力这么重，也是优秀的。为什么？虽然主题先行不好，意念赤裸不好，可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的责任，却是所有好作家需要共同具备的——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每个写作者在人性感知方面的饱满度不同，生命趣味的丰富性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先天的才华是不同的，这才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一个人是不是天生具有极大的幽默感和丰富的趣味，是否对人性葆有深深的好奇？比如他牵挂的东西不仅有社会层面的，还有人性层面的，还有美，还有各种很柔软的东西——比如对自然的那种爱，比如看到一条小鱼在水里游动，心里有没有感受？看到一只鸟儿在树上跳动，一条狗跑过来，有没有心动？当望着狗和猫的眼睛，能不能被一种无欺的单纯给打动？一只猫抱在怀里，一种柔情能不能唤起？握一握它的小手，那毛茸茸的柔软会引起什么感觉……是这些情愫和特征、能力和品质的综合差异——能还是不能、有还是没有。

　　无趣的人，干燥的人，人性狭隘者，就一定包含了才华的缺陷。他或许只有一些社会层面的牵挂，其他的一切也就扔掉了，忽视了，一股脑地直奔那个强烈的目标。这样，整个小说所呈现的东西必然是僵直和概念的。

　　反过来说，像《老残游记》《镜花缘》这些作品，尽管社会诉求强烈，劝谕目的清楚，但由于作者情感的饱满、性格的有趣，一切情致简直无处不在，所以在阅读时就能获得多方面的审美享受。《镜花缘》写到菊花怎样开，《老残游记》写人物的细节，都让人觉得新异。它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保留了当时的色彩和韵致，是这些难以言表的局部的组合，掩盖和抵消了裸露的瑕疵，令读者欣赏和快慰。比如像托尔斯泰，有那么强烈的理性诉求，但同时其感性的力量、细节的丰腴又让人叹为观止。后者会抵消或弥补前者，或者说双璧兼收，理性和感性同样发达。

　　一个社会指向很强烈的写作者，并不能回避和忽视生活中更多的东西，对于大自然，对于人性和爱，都会同样牵挂。只取一端，不顾其他，那就有点呆直了。

　　四十年代苏联出兵东北，传说有的大兵闯进一些房间，粗鲁而好奇，一进来就抢东西——东北人跟山东人一样，屋子正中的柜子上总有一台雕花镶银的座钟放在那儿，左右一边摆一个帽筒。帽筒是瓷做的装饰物，古代由官人放帽子用的，慢慢演化成家里的装饰品，非常漂亮，许多都称得上珍贵的古董。苏联大兵只看见了那台座钟，冲上去抱起来就走，两边的帽筒虽然紧挨着，他却一点都没有看见。

　　一些写作者也是如此，只想直取某一件东西，由于过于强烈和急切了，其他的一概视而不见——总要通过作品说明什么抨击什么、表达一个什么思想，这就和那个苏联大兵一样了。文学视野要开阔，要接纳更多的东西，不能光盯着一个座钟直冲过去。

　　航海者

　　人是文化的产物，就像土壤上面生发的植物一样。有什么样的土壤就有什么样的植物，它们在适合自己的泥土上可以长得很茂盛。

　　龙口湾以东这一带曾经有许多港口。今天看除了龙口湾本身，其他岸段都不能算是天然良港，因为有的地方临岸水深不够，有的仅仅算是一处处滩涂。但古代不太一样，这些地方可能是后来慢慢淤塞了。而西边的龙口湾是天然的良港，水很深，很早以前就可以停泊万吨轮。

　　现在看到的许多古代留下来的船，船底是不一样的，如果船底是尖陡的，就是海船；如果是平的，就是河船。还有在河海里面都能行驶的船，船底就要兼顾两种需要。很早以前出土了一条大船，是隋朝的，后来移到了博物馆里。那条船就是从河道驶往大海的。

　　在清代万松浦以北这条海岸线是很繁忙的，除了有海军营地，还有一些渔船泊地、一些大大小小的码头。比如紧邻书院的这条港滦河，原来就是波澜壮阔的，上面大小船只你来我往，一片片帆影该有多么好看。有些事情真让人费解，比如水的问题，比如河流——为什么古代的河流总是十分开阔，而今天的总是萎缩，最后差不多成了一条条小水沟？那么多的水到底去了哪里？虽然现在不断地发生水灾，这里淹那里淹，可是南北大地上像样的大河却一条接一条消失了。

　　这真是让人悲哀的事情，也很令人不解。

　　现在的古航海专家倾向于这样两种说法：一是说万松浦东边不远的黄水河湾就是徐福他老人家出航的地方，另一种说法认为徐福是龙口湾西边黄山馆一带的人，当年就是从龙口湾出航的。徐福是齐国的一个大方士，是擅长炼丹长生术的那一派。方士们生在海边，经常出海或观看天海一色，渐渐就有了天外有天、有仙人藏在远处的幻想。而且这一带经常有海市蜃楼的发生——当地的老人有不少亲眼看过这样的奇景。可见最大的方士群出现在这一带不是偶然的。秦始皇要长生不老，最后找上了徐福，让他为自己打理这件性命攸关的大事，绝不是偶然的。

　　徐福带走了秦始皇的大量物器和人才，这就是《史记》上记载的“五谷百工”、三千童男童女，去了日本列岛不再归来的故事。

　　到底徐福的船队带走了什么，这是今天没法列出清单的。有一点可以肯定，船队中有一大批胆大的探索者，他们要逃避暴秦，是那个时代的流亡者。

　　怎么学习

　　学习中外文学大师的写作，首先会注意到他们强大的关怀力，因为这是明明白白的，摆放在那里的，所谓很“直观”的现象。像鲁迅，对社会有多少忧思，多少“怒其不幸哀其不争”，多少悲愤和热爱。托尔斯泰也是如此。这都是伟大的牵挂者、谴责者和目击者，同时也是热泪盈眶的人……

　　这是伟大写作者的人格底色，是基础，是全部文学发力的立足点。就说，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生命质地，或许也就没有其他，没有其他的一切。

　　于是后来人最能够记住的也就是这些——最重要最突出的方面。这不仅没有错，而且还极其可贵。但如果仅仅记住了、仅仅停留在这样的学习和理解上，又会陷入其他的偏执，或者也可以叫做误解和盲区。

　　我们在表达中，有时候愤怒实在是足够多了。我们简直能够像大师一样地愤怒。可是我们不能够像大师一样地丰富。这才是全部问题之所在。

　　我们只有愤怒，而没有丰沛的诗性。所谓的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图解式的，就这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了。

　　创作如此，评论也大致如此。古往今来的大评论家常常高屋建瓴，直讲作品的社会意义、思想脉流，大开大合，纵横捭阖，很有气势。但是一般的文学批评，也许就不宜照搬和模仿这种气势和风采了，因为首先要对作品有个最基本的理解和感受，其次才是评说。深度和高度从来不是口气和风格，而是一个人全部的综合的能力，包括固有的才华与品质。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之类很容易被察觉到，也很容易被学习和模仿；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些强烈的情感也是物质主义时代最为缺乏的——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厘清一些道理，避免另一种伤害、另一种误识。

　　学习大师，也可以使自己变小；学习可爱的人，弄不好却会令自己变得越发不让人喜欢——看来这里面实在有个怎么学习和怎么理解的问题。

　　重要的一手

　　一位大作家的弟弟要学习哥哥写作的窍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真有这个窍门，那就一定会优先传给自己的亲人。他的哥哥怎么教他？记叙中是这样的：

　　哥哥让他一同去海里钓鱼。弟弟就跟他上了船。打了好多天的鱼，弟弟最后烦了，说哥哥你不是说要教给我写小说吗，可你一点都没有教。哥哥说：那现在开始教吧，我问你，你钓鱼的时候，什么时候最激动？你钓到一条大鱼总会激动吧？弟弟说：我很激动。

　　哥哥摇头说：不是，我是问你钓到大鱼的整个过程中，哪一会儿最让你激动？

　　弟弟仔细回忆着。哥哥启发他，说：你想想，是鱼猛地一咬钩子的时候，还是往上拽、用棍子打它头的时候？还是把它装到网里、它乱跳乱蹦的时候？你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