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的神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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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像秦始皇的统一度量衡一样，只有那样才能方便交换。统一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的过程中也是损失了个性的，但却没有更好的办法。语言的“平均数”会造成极大的表达上的损失，而方言才能淋漓尽致地传递出复杂的思绪、意味和情趣。语言的个性越强，就越是生动，越是具备强大的表现力。人的语言离开方言就离开了一部分表述功能，当然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由于写作不仅仅是给一个地方看的，而是给更广大的世界看的——未可限量的读者正在其他地方等待，如果只用方言写作，外地人会不知所以。这个道理是写作者一开始就应该预计在内的。

　　边缘古语

　　现在一些“很土”的方言语汇，实际上都来自古汉语。有些地方因为处于商业流通的边缘，语言更新的速度较慢，一些词语也就被搁置在了语言长河的岸边，所以看起来它反而很土很生僻了。

　　但是追究起来，那是一种很古旧的汉语，是很雅致的。这有点像那首插秧的歌谣：“后退原来是向前”，换一副眼光看，最土的也最雅。

　　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比如偏远的农村或小城，我们听到的一些方言就是这样。比如万松浦一带，就有好多古汉语保留下来。在商业流通性很强的地区，由于语言流速很快，那些古汉语很快就被冲走了替换了。所以正因为这里是边缘，这里才有古语滞留下来。

　　比如说“如何”，当地的老人都说成“何如”；再比如当地人问什么事情能不能做时，对方的回答是“能矣。”问好不好，仍然要说“奚好”，像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对答一样。在这里，现在大人小孩都这样说。再比如向日葵，这里人叫它“转莲”——向着太阳转动的莲花。咸菜，则一概叫成“瓜齑”，一种很讲究的酱菜盅。

　　有当地人把方言一一找出，做了现代解释，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上。用心很好，可惜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的。因为这要牵涉到古文字学、民俗学、字源学等等，是很深很复杂的一门学问，不是凭感觉猜一下就可以讲解的，没有那么简单。它不仅需要在生活中慢慢领悟，还要借助于丰厚的学识、一些综合的学问去考察和验证，这才能求得原来的面目。这个过程当然很有意义。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耐心地把这些东西收集一下，也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对于文学创作肯定是有意义的。

　　写作者在“翻译”方言的时候，会考虑到许多因素。比如古汉语中本来就存在的，就不用解释了，写上去大半还是能懂。为什么偏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古词，其他地区没有，这个考察起来是很有趣的，这表明了一个地方的文化根脉。

　　比方说南边的一个老太太，没有牙齿了，戴着一顶黑呢小帽，中间那儿还钉了一块琉璃，她根本不识字，吃凉拌蔊菜，夹了放在嘴里嚼一嚼，说一句：“甚好。”多么有趣，多么有意思。

　　大家在阅读的时候，遇到这些方言古词，新奇感将很快转化为对古文化的向往，另一种审美的意味就产生了，这是非常好的。文学是语言艺术，关于语言的任何学问都不是多余和累赘。

　　抗挥发性

　　一些书中难免有些埋藏。尤其是长篇，会有许多隐秘和贮藏，这需要在时间里一点点释放。有些事物只有明白其所以然，才能进一步从文化的角度去挖掘，会有艺术上的新发现。这些发现是对这个作品价值的再认识，对纠合在一块儿的许多意蕴，有更深和更新的思索与联想。作者在写作之初，也许种种可能的因素都想到了，也许只是模糊而准确地把握。

　　作者有时候是大于读者的，但广大读者之和是否大于作者，还不得而知。因为作者只是单一的个体，他想出来的问题，一万个读者会有一万种解释，一万个读者要运用一万次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跟作品对接，这时产生的会是一种特殊的作品：它既非作者的，也非读者的，而是第三种作品——一种奇异的合成和创造。

　　但是作者大于读者的情况也是经常的、明显的，作品中无数曲折的埋藏，各种方式的埋藏，肯定是需要慢慢化解的。众多读者之力合起来，才会一点一点接近作者的全部埋藏。

　　作者埋藏得越多，作品的抗挥发性就越强。

　　挥发力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一个作品面世，那么多人都纷纷接受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抗挥发性很弱。物质正因为其品质的不同，才决定了这些不同。比如说同为石油产品，这儿放一碗汽油，一会儿满屋子里全是它的味道，因为它的挥发性超强，不长时间再看碗里，没有东西了，都挥发了。如果放一块机用黄油在这里，可能停上二十年，它还是留在这里，因为它的抗挥发力特别强。作品也是如此，它们的质地是各有不同的。

　　究竟怎样的作品才具有更强的抗挥发性，这大概不是一个简单浅直的问题。可能这就是畅销书与常销书、通俗文学与纯文学、非经典与经典之间的区别，是一部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检验流传下去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内敛和沉潜的作品抗挥发性强，但也有一些外露和张扬的作品、一些单纯之诗，却仍然能够经久不衰，让一代代人玩味和诠释。可见这个命题是复杂的。也许一部作品要具有抗挥发的性质，就需要在强烈的个人化和个体性的同时，写出永恒的人类生活的普遍法则。还有，作品无论单纯还是复杂，都应该蕴含深邃而独特的生命魅力，显现出人性与社会生活经验的某种扩大和延伸，具有真正的不可重复性。

　　同时我们从接受和研究的意义上还会想到：如果是一些挥发性本来就很强的文字，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专业人士去诠释和解释了，因为它本身的气味已经够大了，民众自然能闻到它。相反那些相对内向的作品，纯文学作品，往往才是不可言说的，微妙的抗挥发的，这才需要研究者反复解读——这等于给它加温，在下面点火，增强它的挥发性。

　　漫长的训练

　　语言具有各种色彩和面目，它们都可以为写作者采用。一些呆板别扭的语言，有时也是很好的东西。比如祥林嫂总说那几句话，也只有这样说话才对，因为这里含有很不幸的个人原因。一本俄国小说写一个无趣的人，这个人总是在说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什么“你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婚了就不是一个人生活了，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了。”什么“冬天就要来了，冬天一来天就冷了。”全是一般意义上的正确的常识，但是却被他一再揭示、重复和强调，这个人物就多了一些意思。

　　相反如果有一个人说话像花旦一样，那样活泼跳跃，其语言角度肯定是变化多端的。读者要随着他的语言不停地跃动，跃动的过程中将有一种被调动的快感。如果语言走入特别的、切合语境的浅直和古板，阅读的时候也会产生另一种意趣。

　　作者对于语言的敏感，对语言的气味、色彩、结构、速度，都要有充分的把握力。这种敏感是天生的，也是训练中强化的。有人说一个写作者大约要有几百万字的训练，才会具备一点这样的能力——可见这是多么艰辛漫长的学习过程。

　　的确，掌握比较娴熟的语言艺术技能非常困难，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不知多少倍。仅仅是一些文字的组合，却要绘制出无限的意蕴、包容万千风景。关于它的学习可能要贯穿人的一生，并且任何时候都不能自信自满，不能存有依赖机智和天资这种侥幸的心理。这里需要近乎笨拙的试验和打磨，需要在日复一日的笔耕中，在所谓青灯黄卷的时光中数到上万个日出日落——只有这时候才会初尝滋味，那也不过是差强人意的、轻轻喘息一口的时刻——用不了多久又要重新打起精神了，因为横亘在前面的就是需要翻越的另一座山脉。

　　座钟和帽筒

　　文学中的社会关怀是一个复杂问题，极其重要却不易讲清。比如这种关怀到底是越强烈越好，还是越超然越好，都不可以简单回答。因为作品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关怀的方式也是多方面的。

　　中国古代小说就一定比现代小说更自由更饱满，或更专注于人性和诗意、沉醉于生活趣味吗？也不尽然。像《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就有很强的社会性的鞭挞和隐喻，甚至常常是十分直露的。它们当中有的直接就是社会谴责小说。所以，用小说影射社会，达到劝谕的目的，这其实也是中国话本小说的一个传统，其中作者的思想逻辑框架相当清晰，而且几乎像突出的骨骼一样，触目地支撑着整部小说。